申纪兰勋章背后的倔强人生：为妇女拼出"半边天"

睢文发 · 发表于: 2008-10-13 17:54:45

　　申纪兰（1929.12.29～2020.6.28），女，汉族，出生于山西平顺西沟，历任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副主任、中共平顺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妇联第二至四届执委。1952年第一次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79年、1989年两次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3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2007年获首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称号。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6年3月2日，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随团抵达北京，出席全国人代会。这是申纪兰第50次出席全国人代会，全国唯一一名连任12届全国人大代表。
　　山西省出席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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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系我心 · 发表于: 2021-10-14 21:57:30

源自：看看新闻KNEWS

原文标题：视频｜申纪兰勋章背后的倔强人生：为妇女拼出"半边天"

　　上世纪50年代，平顺县西沟村还是一个山连山、沟连沟的贫穷小山村。1947年，申纪兰嫁到了西沟村，婚后第6天便开始下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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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妇女连劳动的权利也没有。好男人走到县，好女人走到院，没有下地劳动那一说。倔强的申纪兰不但自己打破旧俗下地劳动，还动员其他姐妹一起参加劳动。
　　1951年，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1岁的申纪兰当选为副社长。她发动妇女走出家门、去地里劳动。但妇女们遇到一个问题：干同样的活儿，得的工分却比男社员少。
　　为了争取妇女平等的劳动权利，她组织村里开展男女劳动竞赛，并最终赢得了比赛，用劳动成果争得了“男女同工同酬”的待遇。
　　（素材源自：电视剧《功勋》编辑：沈佩佩）

烟火之恋 · 发表于: 2021-10-14 20:25:09

源自：看看新闻KNEWS

原文标题：视频｜毕生为人民代言的申纪兰：我知道群众想什么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她是全国唯一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人，一生堪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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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她为了维护中国妇女劳动权利，最早倡导男女同工同酬，并写入共和国宪法。她也是唯一一位连任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她带领西沟村人不断探索山区发展道路，为山西太行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位农村妇女，当选全国人民代表更是申纪兰做梦都想不到的。在履职尽责的路上，申纪兰整整奋斗了65年，已经记不清自己提交了多少建议和议案，有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有珍惜合理使用土地的、有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改善山区公路交通的、有发展农村教育的，都是以“三农”问题为核心、与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
　　申纪兰说：“当代表是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说话，我是基层代表，我知道群众在想什么，我（的建议）就要体现农民的心愿。”
　　（素材源自：电视剧《功勋》编辑：沈佩佩）

表裱表裱 · 发表于: 2021-10-10 22:46:00

源自：看看新闻KNEWS

原文标题：视频｜斗争才有地位！申纪兰带领农村妇女撑起"半边天"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她是全国唯一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人，一生堪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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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嫁到西沟村时才18岁，婚后第六天就下地干活，一生信守“劳动就是解放”。
　　漫长的封建社会，“三从四德”一直是束缚女性的精神枷锁。这种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让中国妇女即便是在劳动上，也不能和男人一样被平等对待。谁又能想到，率先打破这“千年坚冰”的，竟是太行山深处的这位农村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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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顺县有句古话：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男女不平等在大山里“根深蒂固”。1951年农业合作化开展起来，为了解决合作社里缺劳力的困境，申纪兰开始走家串户动员这些围着锅台、炕台和碾台转的“三转妇女”，离开家里，走向田间。
　　让妇女们走出“院门”都不容易，更别提抛头露面，下地劳动。更何况，还有另外一个困难：西沟初级社实行工分制，干一天活，男人记工10分，女人只记工5分。很多下地的妇女反映，在外面辛苦一天，还不如在家纳鞋底挣得多。
　　为了证明“男女同工同酬”的合理性，她组织女社员同男社员开展劳动竞赛，证明了女性劳动能力并不比男性差。1952年，西沟村就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记一样的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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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沟妇女“和男人干同样活，挣一样工分”的事迹，登上了《人民日报》，题目就是申纪兰的一句话──“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她以一个农村妇女的执着和对劳动的信仰，提出了“男女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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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申纪兰当上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而男女同工同酬也在此次大会上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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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申纪兰开始了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风雨同行的65年。
　　她是唯一一位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从25岁第一次当选至今，她和人民代表大会共同走过65年的光辉岁月，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诞生与成长。
　　（素材源自：《功勋》编辑：沈佩佩）

嘉子峰 · 发表于: 2021-5-30 15:24:00

源自：央视

原文标题：申纪兰：将“男女同工同酬”写入新中国宪法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数风流人物”，今天带您认识妇女模范申纪兰。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长治平顺县，17岁嫁到了同县的西沟村。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她担任了副社长。为妇女争取到了和男劳力一样的工分。1954年，申纪兰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新中国的宪法。
　　1973年，申纪兰被调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她作出决定，“不领工资，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坐专车”。10年后，任职期满的申纪兰回到了西沟，为农民们寻找新的致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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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纪兰（2019年采访画面）：党和人民给了我最高的荣誉，我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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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28日凌晨，申纪兰在山西长治逝世，享年91岁。
　　（编辑：赵汗青）

紫梦菲琳 · 发表于: 2021-5-29 16:53:59

源自：人民日报

原文标题：申纪兰：妇女模范人民代表（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数风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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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像。
　　申纪兰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09年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长治平顺县，17岁嫁到了同县的西沟村。太行山夹缝中的西沟村“山是石头山，河是乱石滩”。申纪兰说：“一句话就是，金、木、水、火、土什么也没有，人民吃不饱穿不好。”
　　为了让全村人吃饱肚子，1951年劳动模范李顺达联合几个互助组成立了合作社。生产规模扩大了，光靠男劳力已完不成生产计划，李顺达提出让申纪兰担任副社长，发动妇女一同参加劳动。年轻时候的申纪兰不仅会劳动，而且有想法。申纪兰不仅带领同村妇女下地，还为她们争取到了和男劳力一样的工分。西沟村彻底实现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
　　1953年，申纪兰被评为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1954年，申纪兰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新中国的宪法。从25岁第一次当选，申纪兰是唯一一位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上世纪60年代，申纪兰带领群众在“石头沟”植绿，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栽，终于把西沟村周边的太行山种满了树。
　　1973年，申纪兰被调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她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不领工资，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坐专车”。10年后，任职期满的申纪兰回到了西沟，为农民们寻找新的致富方向。申纪兰说：“我是农民代表，只有生活在他们中间，才能了解他们的疾苦和需求，更好地为他们代言。”
　　2020年6月28日凌晨，申纪兰在山西长治逝世，享年91岁。

大灵猫 · 发表于: 2021-5-29 10:20:27

源自：新华网

原文标题：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数风流人物丨申纪兰：人民的好代表

　　新华社太原5月28日消息，题：申纪兰：人民的好代表
　　新华社记者许雄
　　五月的山村处处生机盎然。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一派青山红瓦白墙的唯美景象。就是这个村庄，走出了为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抗战时期，她就曾担任村里纺花织布小组组长。嫁到西沟村后，她一样积极参加劳动。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时，她担任了副社长。按照当时的规定，干同样的工作，女社员只有男社员一半的工分。
　　她发现这种不合理的计酬机制严重挫伤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积极性，很多妇女只愿操持家务，而这在当时又妨碍着妇女地位的提高。
　　为了证明“男女同工同酬”的合理性，她组织女社员同男社员开展劳动竞赛，证明了女性劳动能力并不比男性差。1952年，西沟村就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记一样的工分”。
　　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倡导的“男女同工同酬”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改革开放以来，申纪兰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为发展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出巨大贡献。结合她外出考察的经验，1985年西沟村建立起一家村办铁合金厂，当年实现利润150万元。此后，西沟村又建立起磁钢厂、石料厂、饮料厂，村办企业办得风生水起。
　　后来，为保护生态环境，申纪兰和西沟村村民决定关闭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铁合金厂，代之以纺织服装和香菇种植等特色产业，再加上独一无二的红色文化资源，西沟村成功实现了“赛道转换”。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几十年间，申纪兰提出的一件件接地气的建议和议案，涉及交通、供水、供热、供气等多个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改善了人民生活。申纪兰曾说：“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
　　申纪兰一生不忘初心。1973年至1983年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期间，她坚决不领厅级领导干部工资，不转干部身份。她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第一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等称号，2019年成为首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2020年6月28日，申纪兰在山西省长治市逝世，享年91岁。
　　在申纪兰逝世前，只要还能劳动，她就始终坚持自己播种、锄地、秋收、除雪。只要上讲台，她就认真为慕名而来的人们作好每一场报告。
　　申纪兰逝世后，到西沟村参观学习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西沟村村民说，申纪兰虽然走了，但她的贡献会被永远铭记，她的精神永不落幕，她的故事将永远流传。

宇彬 · 发表于: 2020-7-1 13:24:00

源自：澎湃新闻

　　适逢雨季，6月29日下午三点前后，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西沟乡西沟村下起了瓢泼大雨。这雨水恰似西沟村村民的泪水，因为村里91岁的老人申纪兰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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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遗体告别仪式在长治举行，大批群众前往吊唁。本文图片澎湃新闻记者张家然
　　申纪兰是西沟村村民，195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平顺县西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西沟金星经济合作社社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记，平顺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但是，申纪兰多年来一直坚持“不领工资、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坐专车、不要住房、不脱离农村”，始终在农村从事劳作。在申纪兰的带领下，地处太行山区的西沟村发展乡村旅游，创办扶贫工厂，老百姓的日子渐渐富起来了。
　　6月28日上午，西沟乡党委干部李明亮（化名）在网上看到了申纪兰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忍不住在办公室大哭了起来。李明亮习惯称呼申纪兰为“申主任”。他告诉澎湃新闻，“我们经常会在村里碰面，也会参与她的一些工作，网上有很多人理解不了申主任，跟她接触下来，我会更明白她很多话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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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家外景。
　　“没想到走得这么快，从查出病情到现在，才半年多的时间！”今年80多岁的郭爱巧是申纪兰的邻居，回想起这个老街坊，她心里止不住的悲伤。
　　与郭爱巧一样的村民还有很多。6月30日中午，申纪兰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申纪兰的骨灰被运回西沟村，根据其家属意愿，在老家举办追悼活动，西沟村以及周围几个村庄的许多村民自发结集，前往吊唁。

最后的相见
　　申纪兰去世后，很多与其亲近的人都会回忆起与其最后一次相见的画面。
　　郭爱巧最后一次见申纪兰是在今年3月份，申纪兰接受住院治疗后回到了西沟村，听说老邻居回来了，她赶紧和老伴儿一起去看望，当时感觉申纪兰的气色还不错，“没想到这么快就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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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家门口贴着“党员承诺牌”。
　　李明亮曾经收藏过很多申纪兰的书，有十多本都让申纪兰签了名。但是，放在办公室里的书经常会被到访的人看到，看到后便要索要，他也不好拒绝，最终这几本签名的书都被别人拿走了。
　　“如果我知道申主任会这么快离开我们，我一定会让她多给我留下一些念想。”李明亮回忆说，最后一次见申纪兰是在全国两会前夕，申纪兰从医院回到了西沟村，村委会欢送她参加全国“两会”。
　　申纪兰堂妹的儿子秦川（化名）最后一次见大姨申纪兰是在今年清明节假期。秦川连同他的妈妈、姐姐和哥哥一起去申纪兰家看望，当时申纪兰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在病床上还坚持工作，但是见到他们一家之后很开心。
　　“大姨见了我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听党话，跟党走’，我们几个后辈也是这样做的，很理解大姨的初心。”秦川告诉澎湃新闻。
　　直至去世前几天，申纪兰还不忘村里的发展。平顺县前任县委书记陈鹏飞对媒体称，6月26日，也就是申纪兰去世前两天，他和现任县委书记吴小华到医院探望申纪兰。病重到已体力不支的申纪兰仍然坚持坐起，对他们再三叮咛：“我已经老了，没多少时间了。你们一定要按党的指示办事，听党话，跟党走，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为民造福。”
　　6月27日凌晨4点，病床上的申纪兰将西沟村党总支书记郭雪岗叫到身边，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言语中，西沟村仍是她一生的牵挂。“现在你铺开摊子，要办一件成一件。西沟村能有今天是大家努力的成果，不能让西沟村塌了。”
　　申纪兰去世后，郭雪岗发了一个朋友圈称，“敬爱的申纪兰主任，你虽走了，但永远活在西沟人民心中！我们将继承您的遗志，传承您的精神，始终听党话跟党走，永远艰苦奋斗，永远改革创新，努力完成您的嘱托教诲，决战决胜脱贫，推进西沟乡村振兴，实现富民小康，不辜负您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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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平日常去的大槐树下。

不拒到访者
　　在西沟村，申纪兰家的住宅并不显眼，就是普通的二层砖瓦房。在其门口，贴着申纪兰的“党员承诺牌”，牌子上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力帮助全村人民共同致富。”
　　她是这样承诺的，也是这样做的。生病前，只要不外出开会，每天早上六点，申纪兰就起床准备工作，有时候会在家里，有时候会在村里的大槐树下，有时候也会去村委会办公室。
　　“申主任只要听说谁家遇上麻烦，她不等对方上门求助，会主动找到对方家中，详细了解问题，商量解决办法，如果她帮不上忙，就会寻找组织帮助，这才是真正的深入群众。”李明亮回忆说。
　　“她年纪大了之后，体力自然会下降。”申纪兰去世后，李明亮接待了很多来访者，说话说到口干舌燥，他想到申主任经常一天要接待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到访者，会说更多的话，跟更多的人不厌其烦地耐心解释，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坚持下来的。
　　“外面的人想见申主任，直接来就行，不需要预约，只要她不去开会，在她家、村口、办公室，总有一处能看到她。到访者会把相关材料交给申主任，她会尽快把材料梳理好后，交给有关部门。”李明亮称。
　　1954年，申纪兰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25岁第一次当选至今，她是唯一一位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虽然是全国人大代表，但是申纪兰并不会为西沟村争取特殊照顾。李明亮观察发现，申纪兰会经常在村里的大槐树下跟村民攀谈，也会谈到村里的水、电、路如何修，但她想到的不只是西沟村，而是所有农村的普遍问题，并且想如何从党委政府层面解决农村发展遇到的困难，这样就形成了她成百上千的议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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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沟乡人大代表联络站。

无偿让企业冠名
　　申纪兰更希望西沟村可以自力更生。
　　“她和土地的感情很深，感觉每一块土地都寸土寸金，多年前西沟村提出的口号是‘上山植树造林，下山筑坝造地’！”郭爱巧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申纪兰带着乡亲们天不亮就上山植树造林，在荒沟中筑坝造地，种了松树和果树。后来，她又带领大家先后建起硅铁厂、磁钢厂等多个企业。
　　澎湃新闻在西沟村走访发现，而今的西沟村被葱葱绿树、重重青山环绕，硅铁厂、磁钢厂已经没有了，现在建起了粗布厂和服装厂，其中有一家名为“山西纪兰潞秀家纺有限公司”的企业还用了申纪兰的名字作为公司名。
　　“她总说‘就是个名字，用就用吧’，这些她都是分文不取的，免费让企业使用，这也是企业到西沟村的条件，企业来了，可以解决西沟村以及附近几个村的就业问题了。”李明亮解释说。
　　秦川也说，“大姨一直教育我们要低调，她干很多工作都是分文不取，想的都是别人，家里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务农，她是一个对吃饭不讲究的人，自己一个人经常糊弄糊弄吃饱了就行。”
　　申纪兰的三个子女、还有秦川等亲属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找到的工作，还有不少亲戚仍在家务农，申纪兰从来没有为他们后辈的私事出过面，有亲朋想找申纪兰请托办事，他们几个后辈还要主动跟人做好解释。
　　“我们都觉得她是国家的人，这是她传递给我们的家风，她对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很受用，我们这辈的人在单位从来不声张自己是她的亲戚，多数同事朋友都不知道这层关系。”秦川姐姐的工作单位效益不好，濒临破产，收入也没有保障，即便是这样，她也没向申纪兰诉苦、请托办事。
　　申纪兰这些坚持不应仅是小家的家风，还应该传递给更多的家庭。来自山西太原的初中老师杨静彦就在做这项工作。
　　去年，杨静彦在准备给学生上一堂作文课时，看了一篇讲申纪兰的文章，文章中讲了很多她的故事，于是她就把故事讲给了学生们听，学生们很感兴趣，也很喜欢，还练习着用自己的语言把这些故事写下来。
　　杨静彦原本计划今年春节后就来拜访申纪兰，但是受疫情影响没能成行，没想到成了遗憾。6月30日上午，杨静彦乘坐五个多小时的火车，从太原感到长治，参加申纪兰遗体告别仪式。
　　“我希望能了解更多关于申纪兰的事迹，回去讲给学生们听。”杨静彦这样告诉澎湃新闻。
　　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逝世

丁丹 · 发表于: 2020-7-1 04:23:44

源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汤华臻
　　“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相传”。6月28日，申纪兰因病逝世，追思缅怀以及她昔日的议案建议、采访视频等连日刷屏。
　　这位地地道道的太行深处的农村妇女，是中国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66年里，申纪兰提出的建议和议案涵盖三农、教育、交通、水利建设等各个领域。她率先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写入1954年《宪法》，为“妇女能顶半边天”奠定了法律和经济基础。也是在新生共和国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妇女们第一次真正参与到国家最高权力中心的决策。
　　“（我）每天生活在农村，知道农民想甚、盼甚。”申纪兰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土地、没有脱离过人民。即便担任“厅官”，也坚定选择“六不”──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领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工作关系、不脱离劳动。“劳模，劳模，不劳动叫啥劳模。”“群众的每封来信都看，看完都会认真整理”，这种种的坚持，源自“人民代表”的清醒认知：“代表”要代表人民说话、要为人民办事。
　　申纪兰见证了新中国由弱到强的历史，也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诞生与成长。她66年的代表生涯，是观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样本。
　　植根于人民，始终代表着最广泛的群众，这是中国各级人大代表构成的常态。第一届全国人大的1226名代表中，有工人王崇伦、农民李顺达，有耄耋老人齐白石，也有青年女工郝建秀，覆盖了各层次各行业各民族。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5.7%，“95后农民工”、淘宝店主走进大会堂……人民在哪里，代表就在哪里；群众在哪里，关注就在哪里。来自基层一线的代表不断增加，更多基层的声音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倾听最鲜活的民声，收集最真切的民意，将带有普遍性的意见和建议从田间传到庙堂，并积极推动其依法有序进入国家决策和各项工作中，这是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履职的常态。凡是民众热切关心的，必会在议案建议、审议文件中找到回音；凡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必会成为讨论的关键主题。“中国式民主”不是排斥异己、相互倾轧的恶斗，而是奔着解决问题去，“发现问题-求解答案-付诸实践”。
　　制度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国情的产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人类制度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么多年来，人大代表的职业身份在变，关注的现实问题在变，但“中国式民主”的内核始终未变。最广大的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国家民族前途命运也将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

梦想人家 · 发表于: 2020-6-30 18:15:57

源自：央视

原文标题：独家！听申纪兰与西沟村最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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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一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6月28日凌晨1时31分在山西长治逝世，享年91岁。6月30日上午9时，申纪兰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山西长治殡仪馆举行。社会各界群众自发前来为老人送行。

申纪兰对西沟村最后的嘱托
　　作为第一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申纪兰，每一年她去参加全国“两会”都是从西沟村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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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两会”前，虽然一直在长治市住院，但申纪兰依然坚持要回到西沟村，西沟村是她奋斗一生的地方。
　　5月14日，申纪兰特地带病从医院回到西沟村，听取村民建议，和村两委班子座谈。在离开西沟村之前，她给村里留下了这些话。这也是申纪兰最后一次在西沟村讲话。

“先治坡，再治窝”带领乡亲们绿化西沟
　　西沟村位于太行山深处，过去村里都是荒山，几乎看不到植被。稍大点的降雨就会形成山洪，冲毁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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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护家园，申纪兰带领大家上山种树，提出“先治坡，再治窝”。如今，西沟村的绿化面积达到80%以上。

弥留之际仍惦念为乡亲们增加收入
　　王根考今年65岁，之前是西沟村的党总支书记。他和申纪兰共事36年。端午节前，听说申纪兰大姐病重在长治住院，王根考一大早就开车从西沟到长治市的医院看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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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病房里，虽然已经非常虚弱，但是申大姐依然嘱咐他要“听党话，跟党走”，把村办企业搞好，为乡亲们增加收入。

申纪兰最后的两个遗愿
　　在申纪兰老人身边工作8年的张娟29日下午告诉总台央视记者，申纪兰老人在去世前向她嘱咐了最后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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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件事，一切丧事要从简；第二件事是2019年申纪兰获得共和国勋章后，每月都会有一笔补助经费，申纪兰没有花里边的一分钱，她的遗愿是将这笔经费作为党费上交党组织。
　　她是一位来自山西的普通农家妇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她为了维护中国妇女劳动权利，最早倡导男女同工同酬，并写入共和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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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唯一一位连任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她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带领西沟村人不断探索山区发展道路，为山西太行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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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申纪兰离开了西沟村，但是她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以及永远跟党走的初心却在西沟村久久流传。
　　（总台央视记者韩逾昊胡晓冬裴大伟宋振兴刘屿）
　　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逝世

丁是丁卯是卯 · 发表于: 2020-6-30 16:14:00

源自：澎湃新闻

原文标题：当纪念申纪兰时，我们在纪念什么？

　　6月28日，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因病逝世，享年91岁。提起申纪兰，估计多数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她是唯一一位连任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女性，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化石”。她的去世，基本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谢幕。
　　申纪兰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关注，主要是她对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1951年，申纪兰所在的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21岁的申纪兰当选为副社长。她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并克服男社员的反对争取到了男女同工同酬。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报道了申纪兰的事迹后，她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的典范，并推动了男女同工同酬写进宪法。
　　从某种程度上说，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感谢申纪兰。今天中国的女性地位和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程度，不仅远远高于日、韩等东亚文化圈国家，而且高于大部分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正是以申纪兰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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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申纪兰与县供销社联合办起一座罐头厂。申纪兰（左）和工人一起检查罐头质量。

被遮蔽的历史：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历史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主要以中产阶级妇女为主体，她们要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地位，这就是自由主义女权。对这种同一性公民权利的争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题中之意，但是同一性公民权利背后的阶级差异和对立，就在这种运动中被遮蔽掉了。也就是说，不仅有男人/女人的差别，还有资产阶级男人/无产阶级男人、资产阶级女人/无产阶级女人的对立。与男人/女人这种自然生理性的对立相比，这种在阶级结构上的对立是更为根本的对立。因此，在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女权，更关注的是底层劳动妇女的解放。它强调不仅要实现女性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平等，而且要打破私有财产制度和既有的阶级结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当时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就出现了自由主义女权和社会主义女权的分歧。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女权也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一方面使妇女得以从封建宗法制度中解放出来，打破了毛泽东所说的“父权”、“族权”、“夫权”对于女性的束缚和压迫，另一方面也推动广大妇女走出家庭、广泛参与社会公共劳动，逐步实现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和平等。曾经饱受压迫但又呆滞、麻木的祥林嫂、白毛女，就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变成了申纪兰、吴桂贤、郭凤莲、郝建秀、戚桂芝……他们打破了传统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性别角色和刻板印象，成为合作社社长、纺织工人、拖拉机手、火车司机、飞行员；她们不仅走出了家庭，而且打破了男性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有的甚至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这场伟大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实现，是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阶级解放为前提的。在农村传统小农经济条件下，作为一家之主和主要劳动力的“父亲”，掌握着家庭的经济权力及对妇女、子女的支配权，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之内无力挣脱。而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个体小家庭的劳动逐步转化为社会劳动，“父亲”的经济权力被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农村父权制也开始瓦解。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以申纪兰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妇女得以突破“家庭奴隶制”的束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主体。在城市，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也极大削弱了城市个体家庭中的“父权制”。大量女性进入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提升了他们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改变着父权制家庭中的权力关系。
　　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劳动和生产的社会化，也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社会化。在私有制条件下，家庭是社会再生产的主要场所，而妇女则是社会再生产职能的主要承担者。而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原先由个体小家庭承担的子女抚养、教育、婚配、住房、赡养老人等问题，逐步转由社会来承担。如当时在国有企业普遍实行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福利分房、退休养老等政策，以及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设施，几乎实现了除家务劳动之外的所有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化。家庭职能的弱化，使得妇女的负担大为减轻。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再生产职能社会化之后，子女的入学、就业、婚配、住房等等，都不在“一家之主”的权力范围之内了，个体家庭中的父权日益萎缩。
　　女性的解放和父权的萎缩，使得男强女弱的刻板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也被打破了。女性不再是娇弱的代名词，“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成为当时响亮的口号。女性开始进入以前被认为是只有男性才能从事的工作领域，成为拖拉机手、飞行员、火车司机，甚至从事重体力劳动。印在人民币上的女性拖拉机手，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妇女解放的象征。而在女性走出社会参与社会劳动的同时，男性也开始逐步承担家务劳动。在80年代以后被主流意识形态嘲讽的上海“小男人”形象就是这样形成的。这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业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地方。大量双职工家庭的存在，使得男性也必须承担一定的家务劳动，从而瓦解了传统的“大男人”形象。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说阶级革命是女性解放的前提，但这并不代表者阶级的解放会自动带来女性的解放，父权制的瓦解并不是阶级革命自然而然的结果。正像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几千年封建社会残留的男权思想和陋习，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全根除，传统父权制的残余依然可能会嵌入到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社会结构中。比如很多男性在女性参加社会劳动的同时仍然拒绝从事家务劳动，这就导致了所谓的妇女的“双重负担”，但是这种矛盾与传统父权制家庭中对女性的压迫已经截然不同。它不再不是一种对抗性矛盾，而是在男性与女性的良性互动中可以协商解决的问题。

“去革命化”浪潮与女权话语的转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去革命化”浪潮，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也遭受到了很多诟病和指责。这种指责主要包含几个方面：第一，中国妇女所得到的解放是国家自上而下恩赐的，而不是妇女自己争取的──妇女是这个运动中被动的客体，而不是能动的主体；第二，中国妇女解放是以男性为标准的解放，过于强调“男女都一样”而压抑了女性的特点──即所谓的“无性化铁姑娘”现象，这种“无性化”的劳动造成了女性的身体伤痛；第三，毛时代用阶级话语遮蔽了性别问题，父权制问题被以阶级解放的名义被压制了。
　　在对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指责中，既可以看到传统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可以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后现代女权思想的影响。自由主义在分析问题时，一直坚持“国家/公民（个人）”的简单二分法。这种简单二分法在模糊了个人的差异和对立时，也把国家抽象化了。当分析个人时，我们先要问问，是哪个阶级、或哪个群体中的个人；分析国家问题时，我们也问一句“谁的国家”，哪个阶级、哪个群体的国家。自由主义者只看到了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国家政权自上而下“恩赐”给妇女的，但他们忽略的是，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的成立本身就是包括劳动妇女在内的阶级革命──以及包含在这种阶级革命之内的性别革命的产物。
　　事实上，在旧社会受压迫最深的女性，一直中国社会革命的深度参与者，妇女解放运动从始至终都是中国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仔细梳理中国革命史的话，就会发现向警予等早期女性革命者的性别观念都是非常超前的，她们也一直在党内为争取妇女解放和两性平权而斗争。大量女性革命者和劳动妇女的支持和参与，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即使是在建国后，类似于男女同工同酬这样的行动，也是在申纪兰等劳动妇女的积极推动和争取下实现的。因此，与自由主义的启蒙叙事相反，女性一直是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的能动主体──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恰恰是自由主义者把女性消极化、客体化了。
　　而对所谓“无性化铁姑娘”的批判，一般以超体力生产劳动对于女性身体的伤害为依据。但事实上，在知识精英批判所谓“无性化铁姑娘”的同时，大量劳动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瓦解后沦为了资本的雇佣劳动力，从事着更为艰苦甚至可能会造成终身伤害的体力劳动，但是这部分劳动妇女并没有进入知识精英的视野。事实上，这种对“无性化”的批判，代表着重新获得话语权的女性精英对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受益者──劳动妇女的反弹。体力劳动光荣的理念已经被废弃了，劳动妇女重新沦为一种底层形象。城市精英女性不屑于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妇女为伍，她们需要“以一种性别身份的表演”，来与底层划清界限，提升自身的阶级地位。
　　对“无性化”的批判，也就代表着“男女有别”的性别秩序的重构。“男女都一样”的口号被废弃了，代之以“女人就要有女人味，男人就要有男子气”，从而使性别问题进入了一种本质主义和“自然化”语境。这种对所谓“女性气质”的强调，迅速在90年代被新生的消费主义文化所吸纳，进入了一种“‘性化’女人”和“商品化‘性’”的轨道之中。集体主义语境中的劳动妇女形象被解构了，被消费主义塑造出的年轻、美貌、会消费的女性形象所替代。女性的“性”化也就意味着女性的重新客体化，女性不得不重新以男性的凝视和审美来塑造自己的身体和气质。
　　八十年代以来知识界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批评和解构，使得性别问题从阶级问题中剥离出来，成为了一个与阶级无关的“身份”问题。在阶级视野消逝之后，压抑和束缚女性的社会压迫结构就被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女性解放运动就不再是一场针对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斗争，而变成了一场针对男人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其表演性大于实质效果。问题不在于男人/女人，而是在一定社会阶级结构中的男人/女人。

重新发掘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遗产
　　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转型，女性的地位也开始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在农村，集体生产劳动的瓦解，使得家庭重新成为生产组织单位。在城市，伴随着单位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在“企业不能办社会”的口号下，原有附属于国有企业学校、医院、托儿所等企业的“社会”职能被剥离了。也就是说，社会再生产的职能从企业/国家重新回到了家庭/个人。尤其是在98年以后，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把本来应该由国家通过公共服务来承担的职责全部推给了个体小家庭。家庭职能的膨胀，使得传统的性别分工再次回归，对“女性回归家庭”的呼吁也不绝于耳。
　　由于女性在社会再生产领域所承担的过重的负担，资本主导下的市场机制表现出了对女性的严重排斥与歧视。90年代以来，虽然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整体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一直呈下降趋势。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某大型集团的副总裁在聚餐时告诉老板自己已经怀孕的消息后，老板当场委婉地逼迫她辞职。一个在职场已经小有成就的精英女性尚且如此，遑论普通职场女性。同时，伴随着市场原则对人类社会关系的深度渗透，女性的身体和性在资本主导的权力结构中遭受到了严重的异化，职场性骚扰和性侵害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当女性的“性化”与个体小家庭所要承担的过重负担交织在一起时，就导致了一种女性的自我物化的现象。缺乏“安全感”的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对于房子、车子、彩礼及家庭经济条件的要求，其本质是把自身物化为用金钱来衡量的商品。这导致了男性世界中对于过于“物质化”的女性的批判，加剧了性别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社会再生产的私人/家庭化，也造成了女性对于婚姻的依赖和依附。对出轨的恐慌导致了大量“斗小三”的狗血家庭伦理剧，这是女性重新被“性化”与“物化”之后所造成的社会悲剧。
　　面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对于女性所造成的伤害，当代女权主义者几乎集体失语。抛弃了阶级视野的当代女权主义，尽管一度表现出非常“激进”的面貌，但这种“激进”仅仅体现在一种夸张的言辞和行为艺术之中，表现在对违反“政治正确”的公共言论的吹毛求疵式的话语批判中。这种典型的“身份政治”式的斗争，既不能揭示出性别压迫背后的社会根源，也无力形成对父权制的集体有效对抗，反而激化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所谓的“女权主义恐惧症”。
　　而回过头来看，在当代精英语境中以又“老”、又“土”的形象出现的申纪兰，所代表的恰恰是一种前沿的“先锋女权”。它既追求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与解放，也反对男权社会构造出来的刻板女性形象，展现出女性独立的生存价值、避免女性的“性化”与“物化”。在女性权益受到严重挑战的当下，我们也许更应该发掘与继承申纪兰所代表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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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 申纪兰勋章背后的倔强人生：为妇女拼出"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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