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帝国的精神号手“王扬马”

八神 · 发表于: 2017-1-12 09:57:00

源自：《文史杂志》2017年第1期

　　一
　　巴蜀文学的首次辉煌，是以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为代表的汉代巴蜀赋体文学创作集团的崛起为标志。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诠赋》把这一切概括为：“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并辞赋之英杰”。汉赋，是汉帝国恢弘壮大时代精神和时代文学主流的表现。“汉赋四大家”的“王、扬、枚、马”，巴蜀人雄占其三，这绝非偶然。班固的《汉书》对巴蜀作家在大汉帝国文坛的地位，说得极为明白：“西蜀自相如游宦天下，而文章冠天下。盖后之扬雄、王褒、李尤，因皆蜀人也”。稍后的左思则在《蜀都赋》中对巴蜀作家群给予系统的评述：“江汉炳灵，世载其英，蔚若相如，爵若君平，王褒晔晔而秀发，扬雄含章而挺生”。鲁迅认为“武帝时代，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即所谓“汉代文章两司马”。这都是极具代表性的看法。
　　文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时代精神的外在呈现。我们还是从汉代文学尤其是其代表性文体的发生发展背景说起。在历经春秋战国漫长的社会风云之后，秦王嬴政兼并六国和消灭众多诸侯割据，豪气满怀地要作兼有三皇、五帝之尊的“始皇帝”，并希望“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地统治华夏大地。“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尤其是“焚书坑儒”、流放不同政见者的“迁蜀”措施，“严刑峻法”和“以吏为师”等等，都是秦始皇对思想文化、制度、行为规范等全面整齐划一的独裁措施。但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别黑白而定于一尊”的“独夫”强权意志，很快地就受到历史的无情嘲弄，“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一个“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靠暴政维系严密统治的帝国王朝轰然崩塌。刘氏王朝的建立，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但也需要注意的是，秦无“文”，但有“器”，巴蜀地区贡献给秦王朝的，是“丹青”即色彩艳丽的印染、化妆品原料，这为汉代色泽艳丽、制作精美的“漆器”和黄润细密的“蜀布”生产，提供了物质和美学的前提。
　　用器质文化层面的建筑术语来说，“秦砖”是构建中华文化大厦的必要基础，而“汉瓦”的发明，才真正使中华文化的大厦建造得以完成。站在秦之“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文化废墟上，汉朝统治者实施了一个“文化抢救运动”，如废“除三族罪、妖言令”和“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等。从刘邦征召天下“贤士大夫”入朝和对文人的礼遇（凡士人入太学读书，终身免除徭役），到汉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再到汉成帝指派陈农专职搜求天下散佚文献带来的“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接受皇帝指派的刘向（后再由其子刘歆继续这项工作）总校和系统整理各类典籍等，都显示着盛世统治者的博大胸怀。司马迁能够写出《史记》这样有直接批评“当今皇上”文字的“谤书”，确实可以体现出最高统治者的宽广胸襟。这样，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再次得到充分发展，华夏文化进入了一个交锋、互相化合以及进行整合的新时代。这都是在一个“国家”整体的前提下进行的。思想的自由必然带来个性人格的充分表现。作为人的精神活动自由式展现，汉代文学创作呈现了一次空前的繁荣。汉帝国大一统过程中，各地域作家带着鲜明的自我人格个性和地域族群记忆，在同一平台上放声歌唱！
　　换言之，在人类纪元肇始前后，与西方罗马帝国比肩并立的，是崛起于地球东方的大汉帝国，通过“与民休息”“无为而治”以及拓展疆土尤其是“凿空”西域等政治经济措施，展现出一种赫赫声威的大汉盛世。而这种奋发努力积极进取的恢宏气势，则是通过“汉赋四大家”尤其是“蜀中三大家”传达的。来自蜀中的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用自己的赋体创作，把中国文学推进到“说美”的全新阶段。
　　二
　　较少有人注意到大汉帝国崛起与巴蜀的关系。《史记·陆贾列传》曾说“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认为刘邦集团的崛起而最终获有天下，全赖“巴蜀之资”。鸿门宴后处于劣势的刘邦被项羽边缘化：“王巴、蜀、汉中”，而结果却成为司马迁所说“汉之兴自蜀汉”。巴蜀大地丰富的人力资源、“不知饥馑，水旱从人”的丰裕物产，成为汉帝国得以建立的重要前提。乃至于大汉盛世社会物质富裕已经达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但其衡量程度标准，用班固《西都赋》的话来说还是：“（长安）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即使是繁华的京城，其富裕的程度也仅仅是接近了巴蜀大盆地而已。《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告诉我们，一直到东汉时，帝国的许多重要城市都是“府盈西南之货，朝多华岷之士”。
　　大汉王室对巴蜀文化艺术是极为喜爱的。《汉书·礼乐志》颜师古注文说：“当汉高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峤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有其武乐也”。刘邦与“巴俞舞曲”相伴随终生，即使在裁减宫廷冗员之际，也保持着“巴俞鼓员三十六人”的编制。上之所好，下必效焉。王公大臣盛宴聚娱，巴渝歌舞都是必演节目，“巴俞舞曲”成为两汉帝国最流行的音乐舞蹈。在巴蜀大地的成都、广汉等城市，汉王朝还专门设置官方工场，批量制造色彩艳丽造型精美的漆器，与“黄润细密”的蜀布，同样行销天下。大汉帝国的赫赫声威，造就了汉赋这样体博言赅、华丽壮大的时代文体。空前盛世和大汉声威，需要自己的歌手来传达这种时代精神，历史就这样选择了巴蜀作家群。也就是说，巴蜀大盆地优美的自然景物铸造着巴蜀文人的审美心理机制，较少受到北方理性规范的人文精神充满着自由和浪漫想像的激情，“巴蛇吞象”“蜀犬吠日”的狂傲妄作，“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的地域人文精神传统，“俗好文刻”的地域话语习惯等，都是一种天然的文学精神资源。巴蜀作家只需要真实地写出自己的自由个性，就可以成为时代文坛的霸主，对此，清代蜀籍诗人张问陶在其《论诗十二绝句》中说得很清楚：“好诗不过近人情，写出此身真图画”！
　　作为大汉帝国时代精神代言人的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中公然宣称：“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可见其壮志凌云的豪气和充满自信的人格力量。这种洋溢着强烈地域文化精神的个性人格，是司马相如成为汉大赋领唱歌手的根本原因。
　　其代表作《子虚赋》，主要写楚国的子虚夸说楚国云梦地方的广大和楚王狩猎时的盛况，齐国的乌有不满于子虚的“奢言淫乐而显侈靡”，又自夸齐国之强盛。这两个虚构人物的设置及其否定性的性格描写，是有着作者明确或潜隐的巴蜀地域文化意识的。“汉高爱楚风”，“楚”曾经是南方各方国与强秦相抗衡的“合纵”联盟集团的盟主，也是大汉帝国发祥地和国家文化“时代主旋律”源始地；而“齐”是北方强国，并且“齐学”是汉帝国的统治思想学说，“两汉经学多半是齐学”，“两汉最盛的学术是黄、老，黄、老也是齐学”。通过这两个虚拟人物之间的互相贬低、诋毁，以达到讽刺、消解当时两大强势地域文化的目的，是谓“楚则失矣，而齐亦为未得也”。《上林赋》则站在国家的高度，假借一个虚构人物“亡是公”之口，大肆铺排皇家园林“上林苑”的繁复博大壮丽以及皇帝射猎的盛况：“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寥廓之宇，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巨；建翠华之旗，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雄浑的气势、华丽的文辞、天马行空般狂放不羁的想像，神话、历史、现实相融无间的文学意象，看到的是感性生命的极度张扬。
　　司马相如的贡献首先是使文学创作的文学化和文字表现的技巧化。他将文学最大特征“虚构”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将文学与史学、哲学等学术区别开来；其次是他开始尝试建构文学技巧的模式，有意识地使用夸张、排比、对偶、递进和渲染铺陈，注重描写的精细和体物的准确。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赞誉其“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刘纲纪认为：“司马相如的赋区别于‘诗’和楚辞的地方，在于它处处讲求文辞的华美富丽，以穷极文辞之美为重要特征。虽然它也有歌功颂德和所谓‘讽喻’的政治作用，但构成汉赋最根本的特征的东西却在于它能给人充分的艺术美享受，并以给人这种享受为自觉追求的重要目的”。可以说，司马相如在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试验上，开启了中国文学关于形式美感创造的先河。
　　三
　　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汉书·扬雄传》称：“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世”。“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林闾翁儒、严君平、司马相如三个榜样具体影响到扬雄。临邛人林闾翁儒是其远亲。在他的影响下，扬雄打下了后来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深厚功底，其学“博览无所不见”。另一位影响扬雄哲学思想和处世态度的人是成都人严君平。严君平精于《周易》《老子》，在成都街市上卖卜，是“隐于市”的高人雅士。扬雄常向他请教学术疑难问题，人称扬雄“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严君平的影响。在全国文坛上赫赫有名的司马相如，自然要引起扬雄的崇慕并进而模仿，“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在文学创作上，扬雄是直接继承“乡党”司马相如的艺术传统，以巴蜀地域文化体验去感味相如作品的魅力，并“慕循其迹”，从而跃居汉代文坛的。《汉书·扬雄传》透露：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赋，皆斟酌其本，相与仿依而驰骋云”。还有模仿相如文风而作的《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成都四隅铭》等，另有《蜀都赋》《蜀王本纪》，皆是扬雄出蜀前作品，可见其创作数量之丰。其中《蜀都赋》是巴蜀作家首次的“蜀人记蜀事、名蜀物、体蜀风”之作。扬雄满怀着对家乡丰裕的物产和器质文化的自豪，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一幅琳琅满目的西蜀繁华图，对蜀中风物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有的句子被历代学人引用，如“筒中黄润，一端数金；雕镂筘器，百伎千工”等，就是真实地记载了巴蜀器物制作工艺的高超精妙。《蜀王本纪》则是扬雄对巴蜀大盆地历史传说的有意识“寻根”之作，是系统整理巴蜀大盆地生命发生历程的地方志，并对后来的《华阳国志》产生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扬雄的《甘泉赋》《解嘲》《解难》和《逐贫赋》，是汉大赋的代表，而《酒箴》《嘲贫赋》等文体创新的意义则在于，文学不再是正襟危坐地讲道理，而可以成为讽刺幽默的游戏之作。晚年扬雄又认为，文学创作的实用价值难以通过美学表现去实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矣”，甚至痛悔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从此扬雄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字、语言学、哲学中去。对故乡的骄傲使他在《蜀都赋》中这样描写蜀锦蜀绣：“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福。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其布则细都弱折，锦茧成衽，阿丽纤靡，避晏与阴，蜘蛛作丝，不可见风”。东汉人桓谭则以为超越诸子：“扬子云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甚至认为：“子云亦东道孔子也”王褒的赋，《汉书》记载有十六篇，今存《洞箫赋》《九怀》《甘泉宫颂》及《碧鸡颂》残文以及充满诙谐麻辣的游戏之作《僮约》《责须髯奴辞》等。立足于京城这个大舞台，才华横溢的王褒，一连写了《圣主得贤臣赋》《甘泉赋》和《四子讲道德论》等颇具影响之作，其中尤以《圣主得贤臣赋》为著。赋中用良御御骏马来作比，颇为形象：“纵驰骋鹜，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风流八极，万里壹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音节急促而寓意深邃，真使人有耳闻目睹马蹄迅疾之感。其所写之赋，大多为歌颂国家强盛和皇帝英明之作，这是汉赋的基本特点，也是时代精神使然；但王褒对汉代文学的创新贡献，是将汉赋发展到咏物抒情的新途上，其中《洞箫赋》对后世文风文体颇有影响。此赋在修辞上极下工夫，描写精巧细微，音调和美，形象鲜明。篇中多用骈偶的句子，开魏晋六朝骈文之端。王褒的作品颇有文采，组织绵密，构思独特，音韵较美而意味隽永。
　　王褒的代表作既开了后世的咏物赋和音乐赋的先河，也启迪了后来蔡邕的《青衣赋》与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游戏文字，并且是最早的诙谐杂赋的模式建构之代表。这就是一个巴蜀作家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
　　如果说，先秦时期的文人（士）专注于以学说思想去影响君王，表现为诸子的“百家争鸣”和“纵横之士”的奔行于途，本质上属于政治家；那么，汉代文人则主要以文学活动为君王提供精神消费服务。他们仅仅或主要是凭借文学才能获得官职，并以文学写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由此而形成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常态。中国文学从此开始以专业创作的形态运行，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刻画新兴都邑的繁荣，绘写水陆产品的丰饶，夸耀赞美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汉赋的出现和繁荣，将中国文学推进到“说美”的全新阶段。内容描写的流光溢彩，以展示鲜明的视觉审美效果；形式的壮大华丽，极尽铺陈之能事，展示文字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高妙……这就是司马相如等巴蜀作家的艺术创造所体现的。
　　作者：四川省“中华文化与城市传承普及基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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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大汉帝国的精神号手“王扬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