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7-2-14 09:44:01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卓新平

在今天中国号召在内共同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在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时期，我们仍需要正确对待宗教，对之客观定位、科学评价、真心团结、积极引导。
　　宗教在人类社会中，不仅是个人的灵性需求，更是人类社会共存的精神保障。宗教与人类社团有着密切的关联。宗教与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宗教自身如何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乃宗教与人类社团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不同人类社团的命运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发展密不可分。
　　回顾宗教的形成，它并非独立发展，而是与其社团的诞生及延续相交织，其基本特质就是宗教反映出人类各族其原初的共同体社会形态，以及表达这一形态的独特意识和精神气质。宗教随相应的人类共在社群而生存发展，这种共同体的扩大变迁，也折射出宗教在其中的身影。宗教的社会功能及其作用，会随着其相关社团的扩展、发达而不断增强。当宗教与相关民族相融合时，宗教实际上就成为了这些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精神支柱，表达着其追求和希望。这是其民族精神得以持续的本质展现。特别是在相关民族处于危难之际，当其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结构被摧毁时，其宗教共同体则会以民间或地下等特殊形式来表达其民族共同体的顽强生存，为其未来可能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思想动力。这在古代以色列国被灭之后犹太教的作用上得以呈现。犹太圣殿虽毁，但犹太会堂的建立则弥补或取代了古代圣殿的作用，以犹太会堂为核心的犹太社区在世界各地顽强地生存下来，成为犹太民族可持续发展的经典表述。在现代以色列建国之前，犹太教及其犹太社区就是其民族共同体最主要的存在形式。同理，历史上许多民族国家被异族占领之后，这种宗教的核心价值作用使之亡国却没有亡魂，其民族共同体以宗教的形式得以保存，其宗教精神还为其民族的重新解放和独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信仰支撑。在许多情况下，诸多民族及国家之魂是以宗教的形式得以表达的，这种宗教价值在其现代社会存在及发展方式中仍然有着相应的保留，得到充分的尊重。因此，我们在处理政教关系时，对之应特别注意。
　　尽管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变，这种世俗化发展使宗教退隐或被遗忘，甚至一些革命性变革对宗教维系传统社会的功能给予负面评价和基本否定，宗教在其社会存在中既没有根本消失，其宗教精神作用也没有彻底消解。相反，其强大的精神力量依然存在，而相关的社会政体及社团也必须认真面对。其实，对待宗教不只是思想认知方面的问题，还有对待人类精神遗产的基本态度问题。以往并非“俱往矣”，而有着扬弃性继承、创新性弘扬之必要。仅中华文化而言，对中国宗教的历史也不可简单否定。我们今天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中就不可能根本排拒宗教文化，宗教文化之内涵式发展对维系中华民族的共在、中国社会的存留有着重要的参与及贡献，是中国古代社会共同体的重要精神支柱。今天，宗教的这种社会作用是否能够历久弥新，对于中国宗教和中国社会都是一大问题和需经受的考验。儒、佛、道三教在中国历史上都参与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曾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因素。而外来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入华，则既有着冲突的教训，也有着融合的经验。这些宗教至少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世界视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丰富多彩。这种开放性、开拓性的审视及吸纳，也完全可以给我们中国带来开放、开拓的启迪，提供革新、发展的动力。
　　宗教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在其精神支撑上至少可以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一是宗教信奉之神所表达的是一种对终极实在及终极关系的理解，由此可以尝试从一种宇宙整体观来构建神与人的共同体世界，使人在体认自己相对存在之局限性的同时，能够达到一种超然、超越的审视，以此超越自我、超越历史、超越时空。二是宗教为相关民族或人群提供了其人际之间的“神圣联盟”，使其以一种“神律”或“神治”来克服世俗之局限，以宗教的神圣之维来审视人及其社团的自我，实现共同团结。世俗社会虽然不再需要传统宗教的“神圣联盟”，但政治的、民族的或者文化的“神圣联盟”却仍然需要，现代人同样不可能脱离其“神圣”之维。三是宗教沟通内蕴与外延，关联人的主体性和世界的客体性，由此而可构建外在自我（社会自我）与内在自我（心灵自我）有机和谐的共同存在，如中国精神传统的“内圣外王”，以及所谓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共同体现。宗教曾为人类共同体提供过价值作用，伴随人类社会走到今天，其途中虽有坎坷和失误，人类对之所求却未根本减弱。宗教作为人类多数人的信仰，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而在宗教作为少数人之信仰的中国，同样必须客观、冷静地与宗教共存，与信仰共舞。为此，在今天中国号召在内共同努力建设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在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时机，我们仍需要正确对待宗教，对之客观定位、科学评价、真心团结、积极引导。
　　我们尊重宗教，承认宗教文化蕴涵的价值及其现实运用的可能，积极发挥宗教的作用，是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大道。
　　
　　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世界传递出的重要信号，仍然是正面评价宗教、积极引导宗教，并提出这种引导还包括对宗教中一些教义、伦理适应中国当代社会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肯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力中，自然有着宗教的元素、信仰的智慧。我们尊重宗教、承认宗教文化蕴涵的价值及其现实运用的可能，积极发挥宗教的作用，是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大道。而能否轻装走上这一和谐大道，对宗教整体的科学评价则至关重要。社会的积极引导和宗教的积极适应是双向互动的合力及双赢，比如，中国基督教在这种积极引导下的积极适应，已经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可供分享。当前，中国主流意识号召弘扬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同样是基督教与时俱进、在当代社会通过其“中国化”而重新体现其自身价值和社会意义的难得机遇。
　　在历史上，宗教服务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典型范例，就是宗教的社会慈善服务工作。而这种社会工作正是基督教社会存在及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特色。基督教强调其社会工作的主要目的是雪中送炭，即尽力开展社会服务和公共慈善事业，强调以自我廉洁、廉俭来访贫问苦，热心救助社会底层弱势人群，为之解决天灾人祸所带来的生活困难和精神压力问题。
　　当社会普遍认知尚不能理解宗教、吸纳宗教时，任何抱怨和抵制都无济于事，宗教唯一的积极态度就是放下身段、服务社会。这就是我们一贯倡导的中国基督教生存之道，先做“仆人”缓为“先知”，“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回顾历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工作的系统开展，基督教曾起了先驱作用和引导作用，是基督教率先将这一社会工作模式及体系引入中国。而中国教会大学也于上世纪初最早在高校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由此促进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中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这种服务社会是宗教进入社会、成为人间宗教的最佳路径。中国现代佛教正是受到基督教的启迪，从而推动了其“人间佛教”、“人生佛教”运动，使之放下身段，接近普罗大众。尽管基督教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受到种种诟病和批评，但其社会服务活动却获得了正面评价和相对肯定。1949年以来，中国基督教旗帜鲜明地强调“三自爱国”，走“中国化”道路，有了新的开拓和贡献。但从教会当时的处境而言，其自我建设为主和内涵式发展，使其社会服务方面有所减弱，或者说虽在尽力而为，却也显示出某种力不从心。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状况极为改观。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多种力量的积极参与，依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中，宗教界的社会服务工作则可被视为我们今天社会和谐建设的有机构成和重要因素。而宗教在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与这种社会总体的可持续发展密切关联，宗教的社会服务工作则在其走向社会、融入社会中，起了桥梁和纽带作用。传统基督教在社会服务及慈善工作上的经验、方法和理论，在今天重新得以运用和提升。特别是近几年，中国政府以多部委联合颁布文件的方式，支持宗教界有序投入社会服务、慈善工作，使基督教的社会工作如浴春风、顺利开展。爱德基金会的社会工作亦获得全社会的肯定和赞扬，成为中国宗教服务社会、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本、一个模范榜样。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认真研究中国宗教界的社会慈善事业及其发展历程，特别是对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慈善、服务工作上的参与和贡献加以总结，作出积极评价。
　　对于当代中国宗教而言，其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又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其关键词就包括中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服务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中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对于基督教而言，乃重中之重。其中国化当然符合基督教入乡随俗、进入文化的信仰传统，也是其可持续发展之必然途径。这种中国化除了政治、文化意义上的必要之外，也需要在社会上的积极参与投入。基督教如何服务中国社会，正是其中国化的一种重要体现。而在这种社会服务、社会工作上的基督教中国化之展示，也是其世界经验与中国特色的有机结合及融合。例如，基督教社会工作在城镇或农村的展开，基督教社会服务在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的进行等，都需要其中国实践，积累中国经验。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有着积极的倡导，而其真正实施，则要靠世界大家庭的共同努力。在一个多元、复杂的世界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探索路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多元求同”、“多元求和”、“多元一体”、“多元共构”。但这种共在不是消除差异，而需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争取“美人之美”，达到“美美与共”。我们是处于“全球化”的共在之中，但现实仍乃“共”而“不和”，差异、矛盾、冲突不是在减弱，反而在加强。对这种前景难以预测之世界的共同维系已到了关键时刻，宗教在此刻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如果人类不能朝共在共存的方向努力，那么人类的倒退及毁灭将会是全球性的，无人能够真正躲避这一厄运。所以，宗教必须积极参加多族、多国、多元文化的对话，寻找共识，共建互信。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关涉到其沿线国家的共同命运，其中，民族宗教问题的恰当处理，是其能否真正成功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有必要认识、研究陆海丝绸之路的宗教与历史文化，关注这一地带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现状。而这种回顾和观察，就有必要特别关注宗教与各国关系、与各民族及各种文化交流上的经验教训。宗教在丝绸之路的开创和保持上有过积极贡献，这是今天我们“一带一路”发展建设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在这种回溯、观察、前瞻中，都要看到宗教的意义和作用。既要有积极开创的意识，也须有必要的风险评估。“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推动，为宗教参与妥善处理国际关系、投身区域建设、建立良好世界秩序提供了机遇。因此，宗教在其中发挥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正是对服务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
　　总之，我们不能局限于人的精神层面来看待宗教，更要注意其鲜活、能动的社会存在，看到其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密切关联，意识到宗教对之具有主观能动作用，而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特别是在今天中国这一与宗教关系特殊、与众不同的国度中，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等交互关系，是有必要加以阐述和说明的。中国当代社会对宗教的认识和评价有其特殊性，而宗教在中国与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也更为复杂。积极稳妥地处理好这一认知及实践问题，需要大家的共同智慧，需要我们参与对话沟通，需要我们在团结合作中建立互信。这一切也都需要我们在现实实践中的体验和见证，需要我们在政治层面妥善处理好宗教问题的睿智及策略。历史发展是具有开放性的，现实存在亦提供了种种机遇，宗教本身在这种选择中也理应把握好时机，认清时局、积极有为、与时俱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正能量，发挥积极作用。由此，亦完成好自身的现代转型，在中国实现其中国化的呈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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