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案”吴学占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二审维持原判

原文标题：“辱母案”身家千万的母亲苏银霞，何以陷入高利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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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冠县“刺死辱母者”一案引发空前关注。案件中，于欢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当地警方是否存在渎职行为等都是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随着案件持续发酵，越来越多的案件细节浮出水面。

母亲苏银霞
从千万富翁到“失信被执行人”
　　日前，有记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山东“辱母杀人”案涉事企业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下称“源大工贸”）注册资金1亿元，法人代表正是于欢的母亲──苏银霞。
　　据调查，2014年6月9日，苏银霞实缴货币5000万元。而也就在同一年，陷入经营困难的苏银霞四处举债维持工厂运转，涉及商业银行、担保贷款、租赁和高利贷等渠道。
　　从身家数千万的女企业家到“失信执行人”，苏银霞是如何沦落到向高利贷借款的呢？

曾因涉伪造公章被捕
　　如果不是因为借了高利贷，被11个催债人用极端的方式侮辱，今年48岁的苏银霞在山东冠县一定是个小有名气的女企业家。
　　据苏银霞的姑姐于秀荣讲述，苏银霞早年养过猪，也去新疆轧棉花。这些经历，都符合一名山东农村妇女的性格，只要能赚钱养家，再脏再累的活都能干。
　　直到十几年前，苏银霞去南方打工，发现做汽车配件可以赚钱，便回到山东老家，用全部积蓄开厂子，做起了汽车刹车片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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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显示，源大工贸的经营范围是：减速机、汽车配件、轴承锻件、双轴强力搅拌螺旋送料防反风湿式喷浆机、JC3煤矿机械性防爆柴油机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加工、销售；钢材、板材、铁精粉购销。
　　源大工贸工厂是在2017年元旦前不久关闭的，苏银霞在2016年12月15日被抓捕，十来天后工厂停工，工人解散，只剩下于欢的姑姑于秀荣和两三个工人看守工厂。
　　从逮捕通知书可以得知，苏银霞和女儿于家乐（即于欢的姐姐）被逮捕的罪名是涉嫌集资诈骗，落款时间是2017年1月14日。于秀荣说，2016年12月母女两人被抓时，警方说的罪名是涉嫌伪造公章。
　　据调查，于家乐先后经营过三家公司：
　　山东宏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原名聊城宏兴钢材有限公司，2014年10月更名。该注册资本1000万，于家乐在2015年1月变更为这家公司的董事和法人代表，1000万由她全额认缴，苏银霞担任监事。
　　山东润土特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2015年3月成立，初始股东为于家乐和姚丽静。2015年9月于家乐和姚丽静就退出了公司股东和经营人员名单。
　　山东正典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正典投资）
　　成立于2012年，注册资本1000万。于家乐和姚丽静2014年8月进入，分别认缴60%、40%股份，于家乐在2015年3月变更为公司经理和法人代表。2016年3月，40%股份的持有人由姚丽静变更为于欢姑姑于秀荣。
　　公开资料中，正典投资自称“倾情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资金和管理支持，为企业或个人投资理财提供高度的金融服务平台”。广告中还附有正典投资收益一览表，但其公布的网址已经被其他机构使用。
　　正典投资很可能就是公安机关所说的“非法吸纳存款”的平台。

市场不景气 靠高利贷维持运转
　　据悉，2015年正值钢铁行业经历寒冬。钢材价格连续4年下降，综合价格指数由81.91点下跌到56.37点，下降幅31.1%。
　　根据中钢协的数据，2015年，会员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89万亿元，同比下降19.05%，亏损总额645.34亿元，亏损面为50.5%，亏损企业产量占会员企业钢产量的46.91%。
　　中钢协表示，钢材价格的持续下跌，是导致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直接原因。
　　苏银霞的源大工贸，主营产品之一是无缝钢管。据生意社监测，自2015年初以来，20#无缝管市场价格从1月初的3364.44元/吨下降至年末的2414元，跌幅为28.15%。
　　工信部网站刊发的一篇文章称，2015年，由于钢铁被明确为产能过剩行业，绝大部分钢企融资贵、续贷困难、授信规模压缩、涨息和抽贷等问题突出，“少数企业因限贷、抽贷已出现停产现象”。
　　有媒体称：
　　“很多民营钢企拿不到资金，以至于不得不借助影子银行等民间借贷；利率从12%到20%不等，融资成本平均达到15%。”
　　据源大工贸会计张强说，苏银霞借高利贷时，公司财务已不太好。拆西墙补东墙还贷，拖欠工人工资，有的员工欠四个月工资，有的欠六个月工资，有的欠八个月工资。苏银霞借钱是想维持工厂生产，用销售收入还贷。
　　2014年至2016年间，除向吴学占借款135万元外，苏银霞及源大工贸还向他人、银行借款。此外，还与其它企业互保，总共涉及金额超2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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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清的高利贷
吞噬了两个家庭
　　据冠县企业主说，2013年～2015年冠县高利贷非常猖狂。
　　“半数以上企业都借了高利贷，我的亲戚也借了吴学占的高利贷，我做的担保，借了300万，已经还了400多万了，还差100多万没有还。”
　　他表示，工业园区很多企业都在互相担保贷款，“资金链条出现问题的企业结成了担保联盟。”在他看来，“源大工贸和苏银霞是做实业的，比较踏实勤奋。”
　　2013年时，源大工贸曾为其他公司做了贷款担保。公司年报显示，2013年5月25日至2014年5月25日，源大工贸为山东赛雅服饰向齐鲁银行贷款500万元提供连带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仅为利息。
　　2013年4月到5月间，源大工贸还曾与仲利国际租赁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承租摩擦压力机一台、数控铣床一台、主轴一台，租赁日期是2013年至2016年，共计36个月。
　　合同规定，交付首付租金后，源大工贸需于每月同日支付租金，共计36期。顺利运作两年后，到2015年后苏银霞付款出现问题，第25-36期租金共计110万未支付。
　　2013年5月30日至2014年5月19日，源大工贸为山东润和纺织有限公司向润昌农商行贷款800万元提供连带保证，保证担保的范围为利息。
　　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因公司经营困难，苏银霞分两次向经营投资公司的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
　　其他司法文书中的债务纠纷均显示为2016年下半年及之后，且多与连带保证责任相关。
　　2016年8月，浦发银行聊城分行提出冻结冠县柳林轴承有限公司、冠鹏金属薄板有限公司、源大工贸、聊城三兄弟纺织及相关公司法人等的银行存款等510万元财产。
　　市场方面：
　　2016年4月，钢铁市场已开始复苏，又一轮钢铁牛市呼之欲出。有数据显示，2016年108×4.5无缝钢管价格从年初的2613元/吨上涨到年末的4379元/吨，涨幅67.6%。有媒体用“赚钱比印钱还快”形容当下钢材市场的火爆。
　　苏银霞和儿子于欢，与此无缘了。而被于欢刺死的收债人也没等到顺利拿到钱的那一天。

源自：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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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辱母案”大哀思：钢贸寒夜漫长 信贷勒出悲剧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山东“辱母杀人”案涉事企业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下称“源大工贸”）注册资金1亿元，法人代表正是案件被辱人苏银霞，2014年6月9日，苏银霞实缴货币5000万元。
　　2014年年中有能力实缴5000万的苏银霞，却在同年7月份向吴学占借款100万，悬殊的数字不免令人生疑。但结合公司主营业务及彼时的经济形势，似乎又能看出端倪。
　　资料显示，源大工贸的经营范围是：减速机、汽车配件、轴承锻件、双轴强力搅拌螺旋送料防反风湿式喷浆机、JC3煤矿机械性防爆柴油机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加工、销售；钢材、板材、铁精粉购销。
　　业内人士认为，从钢材、板材和铁精粉购销这些业务来看，这是一家典型的钢贸和矿贸企业，还附带着配件和矿山机械。
　　钢贸企业在2012年到2015年，度过了漫长的艰难期。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苏银霞分别从吴学占处借来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据南方周末报道，苏银霞借款原因是公司经营困难。

未能扛过钢贸行业寒冬
　　“2012年至2015年，全国至少60%的钢贸商都被洗牌退出了钢铁行业，这个在钢铁行业是普遍的事情。”西本新干线首席研究员邱跃成对《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说，这些企业被洗牌退出的原因正是钢价暴跌，连续亏损。
　　记者从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发现，在济南地区，多个钢铁产品的价格从2013年到2015年经历了较大跌幅，尤其是到2015年，价格跌幅较大。2015年11月的数据显示，济南地区多个品种价格比2014年7月下跌近40%。
　　对时间节点和数据敏感的人士会发现，苏银霞向吴学占两次借款的时间段，恰逢钢铁和钢贸行业迎来低谷，源大工贸后来的遭遇与此密切相关。业内人士认为，从源大工贸的经营范围和相关行业数据结合分析，足以判断该公司在2014年和2015年经历了比较艰难的阶段。
　　《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在源大工贸见到于欢的姑姑于秀荣，她告诉记者，源大工贸最早做圆钢（音）和刹车片，后来圆钢价格从4000元/吨跌至2000元/吨，就不做了，只做刹车片。
　　一位不愿具名的山东某大型钢铁集团原投研总监认为，这属于钢铁加工，钢材价格的变动对其影响较大，刹车片属于粗放产品，主要成本就是原材料，上游钢材价格对其成本和利润影响显著。如果还有库存，就存在库存的贬值风险，钢材价格下跌会发生资产减值。
　　上述投研总监告诉《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2015年钢贸行业确实处于崩盘状态，钢贸很占用资金。当时钢铁价格下跌，银行也对相关行业企业进行抽贷，不仅停止贷款并且提前将贷款收回。
　　资料显示，源大工贸自2015年前后因经营困难即四处举债，涉及商业银行、担保贷款、租赁和高利贷等渠道。
　　有媒体报道，苏银霞借高利贷时，公司财务已不太好，拆西墙补东墙还贷，拖欠工人工资，短的拖欠四个月，长的拖欠八个月，苏银霞借钱是想维持工厂生产，用销售收入还贷。
　　相关法律文书显示，苏银霞曾向多家银行机构进行贷款。2016年1月22日，源大工贸向浦发银行聊城分行借款788万元，至2016年9月2日，需还本息合计808万元。2014年时，正昊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818万保证金，向招商银行济南分行借出1818万元，但该款项被交付与源大工贸，到期未还欠款及利息。
　　在借高利贷之前，苏银霞已经多次以各种方式进行借贷，并与多家企业进行互保借贷，企图借钱维持企业的经营。
　　对于苏银霞所做的互相担保，上述投研总监有自己的看法：“银行为了降低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也有的是为了应付银行内部风控，小企业贷款时都会要求有担保方，所以造成了很多区域的中小企业联保（互相担保），福建系钢贸最典型，所以出了问题，大船翻了，相关企业也被拖垮了。”
　　要保住源大工贸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行业走下坡路的大背景下，苏银霞难以从银行借款。“如果不是市场不好，现金流不会断。”上述投研总监说。
　　该投研总监认为，因为源大工贸还做矿山机械，一般都会给矿山账期，而2015年是矿山近十年最惨烈的一年，大面积关停倒闭，估计也影响到该公司的现金流。

银根紧缩传导下的悲剧
　　钢铁贸易一单生意所需的资金，需要放大三四倍的资金量来支撑。有媒体报道，据不完全统计，自2011年起，钢贸行业因债务问题有超过10人自杀、300多人入狱、700多人被通缉，导致的坏账规模近100亿美元。
　　东方证券曾发报告指出，在2008年前，银行对钢贸商的信贷并不激进，主要用于支持正常的贸易活动。但是在2009年以后，银行拿着钱找贷款人的罕见现象在全国上演，钢贸行业成了银行追逐的重要客户。据估计，2011年全年钢材贸易贷款1.89万亿元，而同期全国贷款总额54万亿元，钢材贸易贷款在整个银行贷款中的比例高达3.5%。
　　上述投研总监告诉记者，2014年福建系钢贸出事，随后银行对钢贸公司进行了严厉的银根紧缩。
　　“2015年3到4月青岛港铜融资骗贷案爆出，又牵涉到外资行，整个行业受到巨大冲击。”该投研总监告诉《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
　　邱跃成回忆，国内钢材价格从2011年～2015年都是持续大幅下跌，2012年开始在钢贸商仓单重复质押事件爆发后，银行对钢铁行业的信贷进行大规模收缩。
　　“银行系统内部整顿，开始排查全国钢贸业务，从而导致了后面抽贷的情况。2015年国家层面开始对过剩产能、落后产能进行去产能，银行意识到整个行业风险，对整个产业链进行抽贷，包括钢厂。”该投研总监说。
　　对于苏银霞来说，更重要的就是银行贷款不能及时还，出现种种债务纠纷。资料显示，2016年8月，浦发银行聊城分行提出冻结冠县柳林轴承有限公司、冠鹏金属薄板有限公司、源大工贸、聊城三兄弟纺织及相关公司法人等的银行存款等510万元财产。
　　2016年10月，山东聊城润昌农村商业银行申请冻结源大工贸、冠县新宇制钢有限公司、山东赛雅服饰有限公司（下称山东赛雅）以及相关法定代表人等570万元的财产。同日，该银行申请冻结源大工贸、山东润和纺有限公司、山东赛雅服饰有限公司及相关公司法人等570万元财产。
　　“一直到现在银行对钢贸商基本不放款，钢贸商只能使用自有资金或民间借贷。”邱跃成说。
　　《华夏时报（公众号：chinatimes）》记者在查阅源大工贸的相关信息时，一家公司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山东宏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人代表于家乐（即于欢的姐姐），监事就是于家乐的母亲苏银霞。
　　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在2014年9月进行过一次经营范围的变更，从变更前的钢材、钢板、锻件、铸件、建材销售变成市场开发及经营管理；商铺租赁；自有房屋租赁；物流服务（不含运输）；仓储服务等。同年10月，该公司又一次变更，将公司原名“聊城市宏兴钢材有限公司”改为现在的名字。
　　显然，于家乐的公司按照此前的经营范围来看，是一家典型的钢贸企业，变更的背景就是行业不景气以及银行对该行业进行“抽贷”。
　　重要的是，苏银霞和于家乐被逮捕的罪名是涉嫌集资诈骗，落款时间是2017年1月14日。据悉，2016年12月母女二人被抓时，警方说的罪名是涉嫌伪造公章。
　　上述原投研总监认为，钢材（铁矿）被作为融资手段，在2013年和2014年间，还连通仓库做重复质押，累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恰好遇到2014年澳洲铁矿石产能大释放，钢材价格大幅下跌，从而导致质押物迅速贬值，大量贸易商爆仓。银行在追索债权时，反溯贷款流程，很多贷款瑕疵便被曝光。
　　种种原因之下，苏银霞走向了高利贷。

源自：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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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东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即“辱母杀人案”中，受辱母亲苏银霞为儿子于欢写的“陈情书”中有着这么一句话。
　　“辱母杀人案”回到事件“原点”，种下祸根的无疑就是高利贷。详情
　　对于高利贷，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听过，但未必有清晰准确的认识。
　　到底什么是高利贷？它有哪些陷阱？算不算违法？警察能不能管？通过一张图来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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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踪“辱母杀人案”，除了关注案件重审，我们还应该关注案件背后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困境，以及那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高利贷。不少放贷者勾连黑社会暴力追债，该管管了。

源自：最高法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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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又一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
法言平
　　在过去的几天里，中国法院每天发布的千百个一审判决中的一个突然引起了媒体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其最简短的裁判要旨“于欢刺死辱母者被判无期徒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思考和评论。就像富勒虚拟的洞穴探险者案件“受困岩洞20多天后杀死同伴食肉幸存被判无罪”的裁判要旨一样，虽然其中法律理论问题比较深奥，但由于案件焦点涉及伦理人情，引发广泛关注和评论也不足为奇。
　　由于于欢案目前尚在二审过程中，自然不便对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评论，但对于这起辱母杀人案的评论潮，我们却感受良多。

第一，全民同上一堂法治社会的“公开课”。
　　建设法治社会，“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一方面从法典学起，更重要的是从案件讨论做起的。人们所评论的绝不只是那个仅有11个字的裁判要旨，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包括民间借贷、正当防卫、非法拘禁、玩忽职守等复杂、多义的专业术语等。尽管民众讨论的深度、角度与法律职业者很不相同，但这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所期待的。

第二，评论的理性与成熟彰显了法治建设成就。
　　如果是在几年前遇到此类事件，在自媒体上骂大街的有，侮辱、威胁法官的有，挑头闹事的有，发狠话的也有……而看今天的评论，绝大多数评论者都态度平和，有理有据，引经据典，具有建设性。各种评论观点中有的支持裁判结果，有的主张轻判10年，有人认为应无罪释放，但欣慰的是人人都在说自己的道理，评别人的不足，而且对法律程序给予了基本的尊重。人们最后把眼光投向了已经受理上诉的山东高院。这也说明没有枉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几年的苦功。

第三，法治实质意义需通过形式意义体现。
　　虽然法律具有很强的社会性、道德性，但法律毕竟是一个职业，法学毕竟是一门科学。即使在实行陪审团制度的国家，那些经过双方挑选出来的公正的陪审员们仍然需要接受法官的“法律指导”，法官要告诉他们什么是“超越合理怀疑”，什么是“主观方面”（mensrea），什么是证据的可采性等。我们自己身体不适时，仍然需要求助专业的大夫确诊、开方、用药。即使是我们啃了几本医书，也不会只比之大夫说的更有信心。

第四，相关部门的回应让人印象深刻。
　　事情发生后，审判机关立即反馈已经受理了上诉案件，检察机关表示将再对事实证据全面审查，公安机关也开始核查民警处警和办案情况……这样的严谨的态度、理性的回应、包容的胸怀和职业的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司法制度愈加成熟的表现，看到了法治部门对公众评论的负责和包容，看到了法治国家建设的积极信号！
　　现在，我们开始等待二审法院的裁判结果。即使是有了终审判决，相信还会有不同的声音。不论是维持原判或改判有期徒刑甚至改判无罪，仍然会有“第二季”的讨论。我们相信，那将是一场更加理性、更加成熟、更加提升了层次的讨论，也将是这堂法治“公开课”中令人最有收获的一节。
　　法院所受理的纠纷案件是各种矛盾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不同的案件会引发各个领域的关注。有的案件直击人人关注的社会伦理的核心，有的案件则直接关涉社会秩序的安定和民生，有的案件会影响到本地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有的甚至关涉国家的安全……也就是说，同一个法律条文在不同背景下会引发来自不同角度的关注和评论。
　　作为法治社会的成员，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法院的判决？我们当然拥有对公共事务发表评论的权利，而且完全可以从普通人的视角说出自己的理解。或许表达本身就是评论的目的之一，而这不仅意味着政治民主程度的提高，也意味着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求与法治精神的统一。从形式上讲，作为规则之治的法治需要有一个终局决定者。只要这个终局决定者是根据对法律的专业理解作出的裁判，便应当获得制度上的权威，应当得到社会成员的尊重，因为对法治的尊重是自己最终获得尊重的前提。当然，如果某一项法律在新形势下需要有新的解释甚至重新修订，其中便有了民主、负责的评论者的一份功劳！任何一项文明的发展、秩序的确立都是要有所付出的，而这种付出中就包含了对法律秩序的遵从，其本身就是对良法善治的贡献。
　　法律职业对于媒体的评论更要给予特别的关注和尊重。我们所理解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肯定不是在让人民群众弄懂了所有法律术语、法律理论之后再去感受公平正义。法律职业特别是握有法槌的法官只有认真正解法律中的政治诉求、道德诉求、人心诉求和其他相关因素，或者说是领会了在这些诉求之下的法律，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法律”的真实含义了。
　　因此，要实现公正司法，负责任的媒体评论是不能缺位的。不过几个月前，英国《每日邮报》将作出涉及脱欧判决的三个大法官称为“人民的敌人”这种异乎寻常的评论也着实引起了欧洲关于民意与法治关系一场大辩论。也就是说，维护司法公正和审判独立，媒体当然也应当遵守法治精神，尊重司法权威，而不能超越合理的界限。

源自：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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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引发了社会公众和法律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关于犯罪嫌疑人于欢的定罪量刑问题，尤其是其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可谓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词。鉴于该案目前只是作出了一审判决，程序上并未终结，也许还有更多的案件细节需要我们去发掘之后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所以笔者在这里暂且不对判决本身给出任何评价，而是希望谈一下引发这桩悲剧的民间借贷纠纷。笔者的观察点有两个：一个是私力救济问题；一个是高利贷问题。

从未消亡的私力救济
　　在中外历史上，纠纷解决的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历来是并行不悖的。类似赵氏孤儿和基督山伯爵这样的复仇故事有着极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决斗在西方历史上甚至被确立为一种制度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早在古罗马时期，其《十二铜表法》就规定了：期满债务仍不清偿，又无人为其担保，则债权人可以把债务人扣押家中拘留，并用皮带或脚镣拴住。
　　私力救济的普遍存在，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公力救济的供给不足或者成本过高。在中国和西方都曾（甚至现在仍然）广受欢迎的侠客文化，其实就是人们对于实现社会正义的低成本替代机制的美好想象。
　　而进入到现代国家体制时代，随着政府越来越大，公共机构（当然也包括了司法机构）介入社会的能力越来越强，私力救济的应用空间被大幅压缩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国家法律制度不承认任何私力救济行为，比如说在上海社区里弄里还有扮演民间纠纷调解员角色的“老娘舅”（这有点类似于英联邦国家所任命的那些负责处理简单社区纠纷的太平绅士）。毕竟正式的、程序化的公力救济机制是比较“昂贵”的，不是所有社会纠纷都“值得”去通过公力救济的程序解决。
　　就借贷债务引发的争议解决而言，通过购买催债公司或催债人的催债服务（又可分为委托收债或转让债权等模式）来回收债务人的欠款，是相当多债权人的选择，其中甚至还包括了不少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任何国家的民事诉讼及其执行机制都不可能保证所有的债权利益百分之百地实现；并且对于债权人来说，选择公力救济程序可能也是一种金钱成本和时间上的过度耗费，所以寻求私力救济在有些时候反而是一种更为理性的选择。
　　但是，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现代国家的私力救济机制本质上以双方自愿为基础的，最典型的就是商事仲裁：当事方合意选择仲裁的动机在于仲裁比起诉讼更为灵活、专业和高效（一裁终局，不可上诉），同时仲裁程序及其裁决的保密性要求又避免了任何一方的声誉受损。反过来说，如果不能形成这样的合意，任何一方是不可以强迫要求对方接受“私了”的纠纷解决模式的，也不能排除对方寻求公力救济的权利。
　　然而，在聊城“辱母杀人案”中，当于欢的母亲苏银霞因恐惧受到威胁和人身伤害而报警之后，当地警察在出警到达现场之后仅仅以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就给纠纷定了性，如果这的确是真实发生的情况，那等于是公权力在当事各方尚未形成合意的情况下就放弃了对社会纠纷解决的介入和监督。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于欢是不是也就因此享有了在私力救济程序中进行报复的自然权利（哪怕是超越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边界要求）？这就好比说，在决斗中失利而伤亡的一方，是不可以指责对方“违法”的。
　　但或许警察也是有苦衷的。当有限的警力面对各式各样的社会纠纷时，我们的确无法要求警察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尤其是涉及到民事债务纠纷，警察权力究竟如何介入，这个度是比较难把握的。
　　当然，笔者并不是想为警察开脱，这起个案之所以造成严重的后果，警察的不作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笔者在这里想要说的是，面对已经行业化的催债服务，一个最好的规制办法就是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并为其界定恰当的行为边界。可资借鉴的是美国在1977年制定并前后经历了八次修订的《公平债务催收法》（Fair Debt Collection Practices Act），这部以“消除债务催收人的侵犯性债务催收行为，保证不采取侵犯性债务催收方式的债务催收人不处于竞争劣势，以及促进各州行为的一致性以保护消费者不受债务催收侵犯”为立法目的法律，详细列明了催收中禁止的行为，包括骚扰或虐待行为、错误或令人误解的陈述以及其他不公平债务催收行为等。
　　要知道，当一个事实上存在的行业由于没有合法性的认可而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时候，这会导致行业从业者本身行为的扭曲，而一旦与黑恶势力合流，那更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因为催债而引发暴力胁迫行为，这并不是私力救济机制本身的问题，而是私力救济机制被排除在国家法律之外而产生的消极后果。
　　一个合法的、公开的行业会受到来自多方的有效约束，其中并不只是行政部门（比如警察执法）的监管，事后的司法诉讼、媒体的监督和行业的自律都是可期的。笔者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某些公司化的催收服务提供者，事实上有着很强的动力去对催收员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这是公司出于对其品牌社会形象维护的考虑（不是为了做一锤子买卖）。对于他们来说，为了个别的债权追索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其实是很不划算的。

高利贷管制的后果
　　在“辱母杀人案”中，有一个细节也引发了不少讨论，那就是：于欢的母亲苏银霞被追讨的这笔债务是一笔“高利贷”，月息达到了百分之十。有不少人把这一事实与案件的发生进行了联系，认为是违法的“高利贷”导致了暴力债务催收的发生。在笔者看来，本案的发生当然与这笔“高利贷”有关，但其中的因果关系要慎重思考：不少人想当然地以为是“高利贷”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其实并非是由所谓“高利贷”本身而导致的，实际上却是那些限制或者禁止“高利贷”的法律所造成的恶果。
　　什么是“高利贷”？什么样的利率水平是所谓的“高利”？如果一笔民间借贷交易是双方自愿达成的，那约定的利率水平自然反映了民间借贷市场中的资金稀缺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如此一来，基于市场供需关系而约定的20%的年息算是“高利”吗？如果不算，那30%算吗？要是40%或者50%呢？到底由谁来决定怎么才构成了“高利”呢？
　　从现行的法律文本来看，这个标准似乎很清楚。2015年颁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把这一界线定在24%。但其实谁也不知道这个标准是怎么“科学地”计算出来的。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立法者或者公共政策制定者竟然有能力制定出一个可以适用于所有通货膨胀水平下的“高利贷”标准（假如现在的年通胀率超过24%怎么办？这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同时，他们也竟然可以制定出一个适用于各种信用水平的债务人的“高利”借款的统一标准。
　　一个非常合乎逻辑与常理的事实是，信用水平的不同会导致借款人所获得借款的利率水平有极大差异。对于放贷人来说，信用水平低的债务人到期不能偿还欠款的概率会增大，为了补偿这部分额外风险，要求一个更高的利率水平是极其合理的，否则交易不可能发生。此外，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与其合作者在分析了清朝近5000件因民间借贷而引发的命案之后发现，由于高息的贷款不受官府保护，因此贷方在讨债时可能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纠纷过程中贷方被打死的概率远高于借方），因此这也是导致民间借贷利率水平被进一步抬高的原因。
　　好了，我们回到“辱母杀人案”，苏银霞以10%月息（也就是120%的年息）所获得的借款是否属于“高利贷”呢？按照最高法院的标准，毫无疑问：是的。但在笔者看来，这根本不是高利贷。要知道，苏银霞在获得这笔借款时已经背负重债，信用水平几乎为零，已经上了最高法院的失信黑名单，也就是成了媒体所称的“老赖”。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很少会有债权人愿意以24%以下的“合法”利率水平向其提供借款。为了维持企业的短期资金流动性，对于苏银霞来说，以10%的月息水平获得借款并无不合理之处，也许她当初就是指望这笔钱来保证企业活下去，这样才有可能迎来生意上的逆转。
　　再往下分析，既然这笔借款被法律界定为“高利贷”，那意味着债权人如果走公力救济（比如诉讼）的渠道是不可能执行借款契约的，法院不会保护“非法”的交易。这种情况下，私力救济就成为了债权人的最后选项，并且由于不可能通过“上法院”来追讨本息，那以暴力胁迫的方式要求债务人履行承诺，就成了相当一部分债权人实现债权利益的不二选择。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原文标题：起底“黑老大”吴学占：赌场放水 催债手段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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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县城的售楼部大门紧闭 图/李英强
　　因一起催债人被杀案，山东省冠县高利贷暴力催债现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3月26日下午，北京时间“暴风眼”（微信号：btime007）从山东省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办案民警处获悉，该案的放贷人──涉黑团伙头目吴学占已被检方批捕。
　　2016年8月11日，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布告，2016年8月3日，东昌府分局将冠县吴学占黑恶势力团伙摧毁，首犯吴学占已被抓获。该团伙十余名成员已归案，仍有部分在逃。
　　吴学占，35岁，山东省冠县东古城镇陈井村人，初中未毕业即在社会晃荡，数年之后进入赌场，跟随赌场大哥“放水”，并赚取了第一桶金。尔后，以地产公司做外衣，依靠高息揽储、高息放贷逐步壮大。

吴学占追“债”往事
　　提起吴学占，东古城镇前郑疃村的吴学峰至今仍旧心里发怵。
　　郑疃村与陈井村相邻，吴学峰家与吴学占的老家前后相距不足1000米。
　　2015年11月的一天，前郑疃村支书吴风磊，强行要收回吴学峰一块2亩的田地，理由是系村集体的土地。
　　吴学峰说：“那块地是前几任村干部分给我的田地，而且也有证人，可是，吴风磊就不认。我不从，还被对方打晕，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孩子送到了医院。”
　　“对方打了我还不能了结，一帮‘社会人’又追到病房威胁，说‘只要出医院就治死我’”，吴学峰说，因为吴风磊是吴学占的小弟，谁也惹不起。
　　后来，吴学峰的儿子找到吴学占，交了10万元才摆平此事。
　　吴学峰说：“我能活到今天，这是孩子花10万元买的一条命。”
　　2016年8月中旬，吴风磊因涉吴学占涉黑案被抓。
　　“不管是不是违法，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你，超出你的承受极限，达到他的目的。”向吴学占借过高利贷的冠县工业园某企业主刘衡（化名）在谈到吴学占各种奇葩的催债手段时说。
　　刘衡说，吴学占下属将欠债人摁进马桶等逼债手段，只是他们催债的手段之一。
　　“把人捆起来向河里扔，他们拿着绳子，淹的差不多了，再提上来。”刘衡记得，吴学占一名下属曾向他炫耀过一个催债的例子，此事发生在河北与山东搭界的大桥上。
　　刘衡说，扔进河里的人，承受不住了，只好向亲戚朋友借钱或借别的高利贷还上吴学占的贷款，方才罢休。

赌场“放水”起家
　　刘衡与吴学占先后打过数次交道，曾向吴学占借过高利贷，“现在该还的都还了”。
　　刘衡向北京时间“暴风眼”（微信号：btime007）介绍，大约从2008年起，吴学占开始混迹位于冠县境内的赌场，在赌场内“放水”。
　　“一般给赌客放水的规则是，以放10万元“水钱”为例，放10万，实际拿走9万，约定当日或次日还10万，若是延期便变成还11万，以此类推。”刘衡透露，吴学占最初的本钱来自经营赌场的大哥。
　　尔后，该赌场被捣毁。
　　刘衡不清楚吴学占在赌场中赚取了多少钱。从赌场里捞得了“第一桶金”的吴学占开始对外放高利贷。
　　2012年，吴学占成立山东冠县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泰和房产”），注册资本1000万元，股东1名，为吴学占，主要成员2人，吴学占、吴学东；吴学占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吴学东任监事。
　　工商信息显示，泰和房产注册地为“冠县东古城镇政府驻地（中学东100米）”。3月26日，北京时间“暴风眼”（btime007）来到公司住所地，发现此处已是一家物流公司。
　　附近几家门面老板说，四年前，泰和房地产公司就已挪走，究竟挪哪里了也无从得知，不过，公司曾在镇上开发了冠县水泵厂住宅小区。
　　冠县水泵厂小区紧邻该镇商业街，两侧是二层的门面房，小区内仅有4幢5层的小高层住宅。
　　居民介绍，此小区开发于4年前，究竟系哪个房地产开发并不知情。
　　之后，北京时间“暴风眼”拨通了售楼部门上留下的电话，询问该小区是否系吴学占所开发，对方未予否认。对于公司所在住所，上述售楼部人员表示也不知情。
　　一位知情者称，该公司在县城也有一家售楼处，然而，北京时间“暴风眼”找到此处时，售楼部大门紧闭。售楼部门上所留电话，也已欠费停机。
　　附近商户介绍，去年，吴学占被抓后，这个售楼处就不正常营业了，只是见偶尔有人来一趟。
　　不过，在吴学占老家，受访村民均表示，吴学占长年在外，人家是干大事的，几乎不回老家，而且，还开发了水泵厂住宅商业小区。
　　“他什么都没做，公司在冠县也没有项目，是个空壳。”刘衡说，泰和房产在冠县红旗路仅有一间门面房，公司前身为冠县泰昌投资有限公司，同样是吴学占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据媒体公开报道，记者询问冠县住建委泰和房产是否参与东古城水泵厂项目时，工作人员以“不清楚”婉拒。

高息揽储不断坐大
　　起初，在冠县，吴学占放高利贷知名度并不高。
　　刘衡透露，在高利息的诱惑下，吴学占在冠县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包括政府公职人员等在内乐意将钱放在吴学占处。
　　一名已退休的冠县交通局官员向北京时间“暴风眼”介绍，在2012年左右，公职人员参与放贷是普遍现象。
　　“大家认可他，回报大，有办法，有手段。”刘衡说，外界把钱放到吴学占处，月利息起码在2分或3分，吴学占放出去的钱月息通常在1毛。
　　“这个也是看人，不固定的，如果谁对他的影响大，权利大，他就给谁回报大”。刘衡补充说。
　　大致在2014年左右，冠县工业园内大多数企业经营不景气，企业依靠倒贷款维持生存，谁知银根收紧，企业只好向借高利贷。“我们以为冬天很快就会过去，谁知道冬天那么长。”刘衡说。
　　刘衡记得，吴学占的高利贷生意大致从2012年开始进入冠县工业园，到2014年2015年，达到巅峰，“冠县工业园约200家企业，50%到60%和吴学占的高利贷生意有关联，有的是借款，而是为借款担保”。
　　刘衡说，吴学占身边经常跟着一二十人，协助他催债。“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被抓了”。

⊙作者：肖鹏 李英强

源自：中国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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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死辱母者”背后的企业之困 |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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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所展现的民间金融生态、实业生态，让人心惊。大量像苏银霞这样的中小企业主为何深陷困局，同样值得深思。
　　文|万建民
　　女企业主苏银霞向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135万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万和一套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欠款。
　　11名暴力催债人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用极端手段侮辱她。赶到现场的民警留下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就离开房间。情急之下，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于欢一审被判无期徒刑。
　　此案一经曝光，就因其在人伦、司法等方面强烈的冲突引发广泛关注。3月26日，山东高院回应已受理于欢上诉，最高检也回应已派员对此案进行核查。相信在民意的高度关注下，此案一定会有一个公正的结果。
　　但此案所展现的民间金融生态、实业生态，让人心惊。大量像苏银霞这样的中小企业主为何深陷困局，同样值得深思。
　　公开信息显示，苏银霞的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主营汽车零配件、钢材等，早在2014年就已陷入经营危机，而当时，钢铁行业正经历寒冬，钢材价格连续3年下跌，钢贸企业成批倒闭。苏银霞除了向吴学占借高利贷135万元之外，还涉及近2000万元的借款和担保，并至少3次被法院列入失信人被执行名单。在借高利贷的同时，苏银霞尝试了所有她可用的融资途径，甚至还卷入另一宗非法集资案。
　　在冠县、在聊城，在更多三四线城市，苏银霞和源大工贸的命运在中小企业中反复上演，只不过没有引发广泛的关注。在我老家，一个浙江的县城，近年在亲朋同学之间就有好几位还不了高利贷跑路的，身边人对此已见怪不怪。这背后暴露的中小企业面临的种种困境，亟需得到解决。
　　融资之困已无需赘言。苏银霞虽有在经营不善之时过度借贷、甚至借高利贷饮鸩止渴的不当做法，并不值得效法。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尤其是在经营陷入暂时困难之时的救济途径之少，却应该引起关注。2016年4月，于欢案发。而彼时，钢铁市场已开始复苏，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钢铁牛市。可惜，彼时的苏银霞和源大工贸已经无力回天。
　　破产之难亦应引起重视。和苏银霞一样，中小企业主们在经营不善之时，往往走上借高利贷的不归路。破产保护制度缺失，使得企业经营不善之时，不能根据破产制度免责，而企业债务和企业主个人债务亦分割不清，最终只能倾家荡产甚至父债子还，几乎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这种情形之下，借高利贷做最后的奋力一搏实是无奈之举。
　　民间金融之乱必须根治。高利贷和暴力催债的故事，几乎每一个县城都在上演。一方面是企业需求旺盛，一方面是监管严重缺失。非法集资、放高利贷屡禁不止，不仅严重侵蚀着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微小细胞，也威胁着老百姓的财产安全和治安环境。显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之前，民间金融不能光靠“堵”这一招数来治理。
　　中国经济的活力，来自于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像苏银霞这样的中小企业主，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代表。他们安安分分做着实业，但当行业陷入困难、企业经营不善之时，可用的救济途径少之又少，只能铤而走险。经济细胞固然需要新陈代谢，但当中小企业普遍缺乏救济途径而成批陷入困境之时，经济的活力又从何而来？

　　“刺死辱母者”案背后|起底实业家苏银霞和地产老板吴学占：实业惨败于房地产

　　做实业的正常贷不到款只能向房地产商借高利贷，而房地产商赚的盆满钵满横行跋扈，做对实体的人进行侮辱。这是一个对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最好隐喻，房地产正在肆意侮辱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反抗了，然后被判无期。

⊙作者：杨沁锟

源自：快刀三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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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钱面前，人性赤裸。这几天，朋友圈被“刺死辱母案”霸屏了。

这起案件涉及到的人物关系大抵如下
　　苏银霞：女企业家，债务人。
　　吴学占：地产公司老板，债权人。
　　杜志浩：11名催债人的领头者。除了辱骂，他还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苏银霞的脸上。他还脱下裤子，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把自己的生殖器往苏银霞脸上蹭。被刺死者。
　　于欢：苏银霞儿子，因母亲被催债人羞辱而刺死催债人杜志浩。
　　从表层上看，这是做实业的正常贷不到款只能向房地产商借高利贷，而房地产商赚的盆满钵满横行跋扈，做对实体的人进行侮辱。
　　事实上，真相远远没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对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最好隐喻，房地产正在肆意侮辱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反抗了，然后被判无期。抛开余欢是否属于正常防卫、当地警察是否存在渎职行为等焦点之外，让我们来起底实业家苏银霞和地产老板吴学占，看看实业如何惨败于房地产，并反思背后诸多严峻的经济问题。
从身家数千万女企业家到“失信执行人”
　　如果不是因为借了高利贷，被11个催债人用极端的方式侮辱，今年48岁的苏银霞在山东冠县一定是个小有名气的女企业家。从照片上看，她一头短发，穿着得体，很有企业家的派头。
　　据苏银霞的姑姐于秀荣讲述，苏银霞早年曾养过猪，也曾去新疆轧棉花。这些经历，都符合一名山东农村妇女的性格，只要能赚钱养家，再脏再累的活都能干。
　　直到十几年前，苏银霞去南方打工，发现做汽车配件可以赚钱，便回到山东老家，用全部积蓄开厂子，做起了汽车刹车片。
　　工商注册的信息显示，苏银霞创办的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18日。公司注册资金几经变更，由最初的518万元，增长到1亿元。
　　而股东出资信息显示，苏银霞认缴金额为5000万元，实缴额1780.46万元。在一个经济不甚发达的北方县城，注册资金达1亿元的企业不会太多，而身家数千万的苏银霞在当地知名度也不小。
　　但如今，苏银霞已经三度被法院列入失信人被执行名单。

苏银霞创业之初，当时的钢铁市场并不算景气。
　　数据显示，2009年3月末，国内市场钢材价格指数97.59，比上年3月末142.31点，下跌44.72，降幅31.42%。不过，山东源大工贸在苏银霞的经营下，还是赚了些钱。
　　当时的苏银霞一心想把厂子做大做强，用于秀荣的说法就是：“挣了钱就投进去，挣了钱就投进去”。记者在网上也搜索到，2012年～2013年间，山东源大工贸发布过多条招聘信息，招聘对象从司机、厨师到文员、会计，应有尽有。
　　另一方面，该公司招收的车工、机械维修、锻造工，月薪为3000-4500元，这一工资水平在当地并不算低。可见，当时的源大工贸经营状况良好。
　　经过扩张，山东源大工贸从一个小作坊成立了公司，并把厂子搬进了当地工业园。在冠县工业园内，源大工贸占地120亩，有独立的办公楼和生产车间。同时，公司年生产轴承钢坯1万吨，公司还是“山东西王钢铁和石家庄钢铁的协议户，年销售能力3万吨”。
　　苏银霞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挣了钱就投进去”？北京杨大飞律师认为，当时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容易，“拿到钱一定不会让钱闲着”，只能增加生产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到了2014年，这些贷款基本都已经花光，虽然设备增加了，但是业务市场跟不上，企业利润率也不高，此时的经营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杨大飞说。
苏银霞的悲剧
　　在公司扩张过程中，苏银霞向银行借了钱，但偿还这些贷款并不容易。为了偿还银行贷款，苏银霞只好选择借高利贷。据报道，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苏银霞分两次向经营投资公司的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也是此时，钢铁行业由“深秋”步入“寒冬”。从2012年起，钢材价格连续4年下降，综合价格指数由81.91点下跌到56.37点，下降幅31.1%。

吴学占何许之人？如果不是22岁的于欢刺杀辱母者，没有人会注意到吴学占这个地产公司老板。
吴学占是山东冠县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县泰和”）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当地另一家公司冠县泰昌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县泰昌”）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冠县泰和和冠县泰昌主营业务都涉及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出租和物业管理。
　　早在2016年4月29日，中国网曾公开称收到一位读者来信，该读者自称源大工贸老板于西明。信中提到吴学占带人闯进公司和家里闹事，并羞辱于西明的妻子与儿子，其描述细节与《南方周末》刊登的《刺死辱母者》文中细节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提到吴学占参与了当地多个项目的重建，其中包括东古城水泵厂的拆迁重建和东古城医院的重建。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致电冠县住建委，询问冠县泰和是否参与东城水泵厂和东古城医院重建项目以及其他拆迁项目，其工作人员以“不清楚”婉拒。
　　不过，经多方求证，吴学占在冠县当地确实有不少工程项目，一位接近聊城市公安机关人士将吴学占及其业务模式描述为“农村建筑队”，称后者在当地确有一些较小的地产项目。另一位冠县当地的房地产中介公司老板则告诉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我们经营冠县当地多个新房和二手房项目，但没有听说过冠县泰和的房产项目。”
　　另一方面，对于苏银霞及她背后的源大工贸而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就是根本无力对抗整个行业的颓势。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5年，会员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89万亿元，同比下降19.05%，亏损总额645.34亿元，亏损面为50.5%。对于源大工贸这样的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之难可想而知。

苏银霞已无力偿还“驴打滚”的高利贷，这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融资难，难于上青天
　　众所周知，钢铁行业日落西山。早在2015年，钢铁就被明确为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去库存”是行业主题。而对企业而言，融资贵、续贷困难则是常态。
　　苏银霞的遭遇想必很多小老板感同身受──
　　事实上，中国的金融社会，历来有庙堂和江湖之分别。以庙堂之高，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很难跨过那道高高的门槛，通过正规渠道合理合法的解决自己的资金需求。不得已，只得走向江湖。
　　民间有谚：“有水就有鱼”，旺盛的资金需求和监管的缺位必然推动民间借贷收益率水涨船高，催生了庙堂之外的资金波涛汹涌，或者说暗流涌动。从非法集资到放高利贷，参与其中的，从官员、执法者、金融业者、企业主、普通上班族到贩夫走卒，整个社会方方面面无不牵涉其中。
　　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资不抵债、卷款潜逃时有发生，暴力追债必然相伴而生。“辱母杀人案”所爆出的黑社会性质的讨债手段，限制自由、人身侮辱甚至殴打伤害，并不是罕见孤例，而是普遍现象，只是这一次于欢被逼急了，拿刀捅了讨债者。
　　试想，如果于欢的母亲在资金紧张企业经营困难的时候，能够顺利从正规金融机构贷出款来，她绝对不可能冒着巨大的风险付出超高的成本从民间借钱。
　　中小企业融资难、贷款难，难于上青天。没当过老板，很难深刻体会到贷款的酸甜苦辣。如果要是为社会创造财富而去申请企业贷款，那无数表格和各种痛苦，会让你觉得办企业好像是在干坏事。如果是炒房去贷款，随便开个假证明，说自己月薪四万，银行会默契的假装不知道，闭起眼睛放贷。
　　为什么银行不肯放款给中小企业？原因很简单，你的生意不能稳赚钱，银行不想借给你。贷款100万元给小民企和贷款一个亿给大国企，花费的成本是一样的，银行自然没有心思理会中小企业了。

像苏银霞这样无数的中小民营企业老板，构成了中国实体经济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很难获得信贷支持，他们不得不承担高昂的融资成本，他们兢兢业业经营公司很多年，不如北京的一套房子升值多。
房地产摧毁实体经济
　　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实体经济属于釜底抽薪，因为真正形成中产阶级的民营企业们，生活的太困难了。整个市场的资本回报率奇高无比，而实体的回报率低的吓人。如果生产的回报率还比不上通货膨胀，生产物品不如屯货。
而“货”，在近些年的中国，集中体现在房地产市场。
　　令人觉得难过的是，同属于固定资产投资类别的房产和厂房，设备等，他们的命运千差万别──房产居高不下，一路高歌猛进；而实体经济相关的厂房，设备，原料和急需改进的技术投入却显得那么的凋敝。都不值钱，都不如地皮值钱。新三板公司卖一套房扭亏为盈的新闻真的让人毛骨悚然，可是众人只是唏嘘，苦笑房价太高。
　　之前，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个可悲的励志创业故事。
　　一个深圳商人，10年前，以80万元的总价卖掉了一套自己在南山的大房子，还掉银行贷款后，手拿着剩下的60万元去创业。经过这几年努力，白手起家的公司终于开始走上了正轨。辛苦打拼到去年，终于赚到了400多万元纯利润。元旦前，他用这些钱做首付，把自己当初卖掉的那套房子又买回来了。

但房地产经济有个最大的恶果，就是利润由寡头分享，其他人很惨。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房地产已经占领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2016年中国GDP突破70万亿，其中全国卖地收入是3.7万亿。在房价构成中，地价约占30%，也就是说房地产创造了11.1万亿GDP，再加上中介，装修，家电家具，估计30%的GDP直接由房价而来。另外，3.7万亿的卖地收入，又拉动了铁公鸡，杠杆率至少是3倍，又是15%GDP。一账算下来，房地产投资在GDP的占比超过45%。

实业是一切行业之母。但现在，实体滞涨，楼市狂欢。该怎么办呢？
中国经济下一步何去何从？
　　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现在走的每一步都会对未来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
　　上一次类似情况是1998年。98年国企大下岗之前，当时有两个可能，一是继续印钞维持那些没有竞争力的国企，二是不再输血，国企员工下岗。朱总理没有选择印钞，是真正的调结构，但得罪了太多太多的人。朱总理的改革是真刀真 枪，触动灵魂的。国企几千万人真就下岗了，北海和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真的就破了，精简机构真的就减下来了，真的入世了，汇率真的改了，价格双轨制真的取消了。几刀下去，刀刀见红。朱总理的改革虽然让很多人利益受损，但是中国经济一下子就起来了。
　　1993年，朱总理让海南房地产，一夜崩盘，得罪了多少权贵，他心里承担了多少压力。这个民族之所以有希望，就是还有几个这样的人。
　　回顾这起案件，秦小明在《刺死辱母背后的中国：泡沫的狂欢与实体的凋敝》中指出──

“我们不需要更高的泡沫，不需要更繁荣的金融，我们也不需要二十万一平米的房子。
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的钱，可以真正地流到那些可以用它们来创造价值的地方去，流到那些能让我们的人民多一点尊严少一点无奈的地方去，流到那些可以消除贫困和丑陋人性的地方去。”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没有实体经济的国家是外强中干的，是虚胖，不是strong。
“Made In China”还得继续，中国的实业才是中国经济的脊梁。

原文标题：封面独家丨山东源大注册资金一个亿 为何陷入高利贷困境酿成“辱母案”

　　封面新闻
　　山东冠县“刺死辱母者”一案引发空前关注，于欢是否属于正当防卫、当地警方是否存在渎职行为等焦点之外，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记者还通过工商资料查询到，涉事企业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并非之前报道注册资金2000万，而是一个亿，苏银霞认缴金额为5000万元，实缴额1780.46万元。这样的企业规模在中国很多县都是凤毛麟角，是各地招商引资争抢的对象，而苏银霞作为身家数千万从事实业的女企业家，更是一般人仰视的楷模。但即便如此，当苏银霞陷入高利贷困境，依然孱弱与一般弱女子无异，其借款135万，承受月息10%的高利贷，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还剩最后17万欠款未还，以致被催债者极端凌辱引发血案，令人唏嘘。
　　苏银霞如何从身家数千万的女企业家，沦落到向高利贷借款，值得深思。

从身家数千万女企业家到“失信执行人”
　　如果不是因为借了高利贷，被11个催债人用极端的方式侮辱，今年48岁的苏银霞在山东冠县一定是个小有名气的女企业家。从照片上看，她一头短发，穿着得体，很有企业家的派头。
　　据苏银霞的姑姐于秀荣讲述，苏银霞早年曾养过猪，也曾去新疆轧棉花。这些经历，都符合一名山东农村妇女的性格，只要能赚钱养家，再脏再累的活都能干。
　　直到十几年前，苏银霞去南方打工，发现做汽车配件可以赚钱，便回到山东老家，用全部积蓄开厂子，做起了汽车刹车片。
　　工商注册的信息显示，苏银霞创办的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18日。公司注册资金几经变更，由最初的518万元，增长到1亿元。
　　而股东出资信息显示，苏银霞认缴金额为5000万元，实缴额1780.46万元。在一个经济不甚发达的北方县城，注册资金达1亿元的企业不会太多，而身家数千万的苏银霞在当地知名度也不小。
　　但如今，苏银霞已经三度被法院列入失信人被执行名单。

“挣了钱就投进去”是野心也是无奈
　　苏银霞创业之初，当时的钢铁市场并不算景气。数据显示，2009年3月末，国内市场钢材价格指数97.59，比上年3月末142.31点，下跌44.72，降幅31.42%。不过，山东源大工贸在苏银霞的经营下，还是赚了些钱。
　　当时的苏银霞一心想把厂子做大做强，用于秀荣的说法就是：“挣了钱就投进去，挣了钱就投进去”。记者在网上也搜索到，2012年～2013年间，山东源大工贸发布过多条招聘信息，招聘对象从司机、厨师到文员、会计，应有尽有。
　　另一方面，该公司招收的车工、机械维修、锻造工，月薪为3000-4500元，这一工资水平在当地并不算低。可见，当时的源大工贸经营状况良好。
　　经过扩张，山东源大工贸从一个小作坊成立了公司，并把厂子搬进了当地工业园。在冠县工业园内，源大工贸占地120亩，有独立的办公楼和生产车间。同时，公司年生产轴承钢坯1万吨，公司还是“山东西王钢铁和石家庄钢铁的协议户，年销售能力3万吨”。
　　苏银霞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挣了钱就投进去”？北京杨大飞律师认为，当时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容易，“拿到钱一定不会让钱闲着”，只能增加生产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到了2014年，这些贷款基本都已经花光，虽然设备增加了，但是业务市场跟不上，企业利润率也不高，此时的经营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杨大飞说。

钢铁产业“寒冬”加剧民营企业窘境
　　在公司扩张过程中，苏银霞向银行借了钱，但偿还这些贷款并不容易。为了偿还银行贷款，苏银霞只好选择借高利贷。据报道，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苏银霞分两次向经营投资公司的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也是此时，钢铁行业由“深秋”步入“寒冬”。从2012年起，钢材价格连续4年下降，综合价格指数由81.91点下跌到56.37点，下降幅31.1%。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5年，会员钢铁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89万亿元，同比下降19.05%，亏损总额645.34亿元，亏损面为50.5%。对于源大工贸这样的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之难可想而知。
　　苏银霞已无力偿还“驴打滚”的高利贷，这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其实，苏银霞及她背后的源大工贸根本无力对抗整个行业的颓势。早在2015年，钢铁就被明确为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去库存”是行业主题。而对企业而言，融资贵、续贷困难则是常态。

专家看法：从借高利贷开始就是一场悲剧
　　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看来，民营企业由于从传统金融机构获得融资的难度加大，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银行对风险变得敏感，钢铁本来就是产能过剩行业，源大工贸又是民营企业，在银行看来，违约风险比较高。”刘胜军说，因此，苏银霞除了选择高利贷，没有更好的办法。
　　刘胜军说，企业通过高利贷融资，无异于“饮鸩止渴”。“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不借钱不行，但借了钱又因为利息太高，没能力偿还，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悲剧。”
　　造成悲剧的原因，一方面借款人往往存在乐观的预期，“过段时间就把钱还上”，但这种预期往往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当出现违约时，“大部分人都不会通过法律诉讼解决”。
　　“民间借贷年利率在24%以内，受法律保护，如果超过36%，超过部分利息约定无效。24%～36%部分，如果是借款人自愿，且没有损害其他人利益，也受法律保护。”成都一位律师李女士告诉记者，苏银霞向吴学占借款月利率10%，已经远超出合理范围。
　　但刘胜军表示，司法解释只存在于理论上，现实中，债权人习惯用非正规手段催债。“即便申请企业破产，也不能消除这种暴力催债，反而会被认为是逃债、跑路。”刘胜军说。
　　“要想避免类似悲剧，最重要的还是推动金融体制改革，给中小企业提供普惠的金融环境，从根本上消除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刘胜军认为。

源自：中国财经报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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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死辱母者”案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一次性将人性的黑暗、现实的窘迫和司法的不正当呈现在了人们面前。财新的火线评论从中看到了小企业主的恐惧，而当下借贷渠道遍地开花，活在经济社会中，一不小心就可能踩进陷阱、求告无门的又何止小企业主。

疯狂蔓延的现金贷
　　从2016年开始，现金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疯狂燃烧。
　　一二线城市，以线上贷款端为主；而在三四线城市，却以线下贷款的方式，扎根颇深。“太原现金贷公司保守估计有60家，加上车贷，房贷公司，贷款公司总数得有几百家”，某信贷公司负责人称。现金贷在太原发展急速，就连小公司每月放款额，已从千万发展到上亿。
　　而这只是现金贷在疯狂蔓延的一个极小的缩影。据好贷网统计称，全国信贷员总数已达100万。
　　2年前，27岁的太原人黄晴，放弃了花80万才能买来的国企铁饭碗，跑去干现金贷。这在人脉四通八达的小城，迅速传成一个不小的新闻。家人强烈反对，周围的人也嘲讽“她疯了”。
　　而成为一名贷款销售员的黄晴，居然在一个月内狂挣4万块，并拖着她的弟弟、老公都离开国企，加入这行。这个家族“爆发式”年收入近百万。如今，她已是行业“大姐大”，每天在家带着孩子，打几个电话，就能搞定数万提成，俨然就是人生赢家。而依然在国企的同事们，辛苦坐班，每月只拿着3000出头的固定工资。
　　线上借贷，也正在互联网上呈现燎原趋势。
　　据一本财经不完全统计，线上现金贷平台已多达上千家，但一些公司为了拓展客群，会多个产品同时展业，因此活跃的现金贷平台，有几百家。
　　2014年，一家中型P2P平台，开始转型做现金贷。CEO张闯先将线下微额贷业务扩张到26家分店，而线上贷款端的团队，也扩张到几十人。从一百万资金起家，目前公司总资产已有十几个亿。张闯说：“带着公司进了现金贷行业后，公司立即起死回生，每年纯利润2千万。”
　　“我们就是零风控，行业都是如此干的，”张闯公司的借款页面，只需要自己手动输入“芝麻信用分、花呗额度、借呗额度、信用卡最高额度、借贷宝已借额度”，就可以借款。整个流程，也不需要第三方授权和验证。
　　张闯称，这个行业中，低于50%的放款率，那都算低的──而相比银行，一般通过率10%都不到。
　　“我们不关心风控，只要坏账率低于50%，我们就可以盈利”，张闯称，行业普遍的坏账率在20%以上，但依然暴利，“一家知名的大型平台，最开始的坏账率接近50%，居然每个月还可以挣3千万”。
　　如此的暴利，让所有的人杀红了眼。
　　不论是创业者还是投资人，都开始顿悟，现金贷是一个“很难不挣钱”的生意。
　　2月22日，深市上市公司二三四五发布2016业绩快报称，净利润为 1.1亿元。而其核心盈利的产品，来自“2345 贷款王”，去年12月发放贷款金额 14亿元。
　　这就是行业现状，小平台月放款金额上亿，大平台月放款十几亿，急速吸金，呈现燎原之势。
　　在产业链前端，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这场金钱游戏中，赚得盆满钵满。

高额利息
　　金融就是一场零和游戏，有人赢，则有人输。暴利吸取的，其实是借款人的“高息”血液。
　　“这个行业正在以畸形的方式发展”，该行业资深从业人员冯秉称。最可怕的，就是高破天际的利息。这些现金贷平台的贷款利息一旦按照正规的方式计算，就变得非常惊人了。
　　以苏银霞的贷款为例，借贷1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换算为年利息高达120%。
　　我国法律规定，年利率超过36%为高利贷，超过部分，不受到“法律保护”。
　　然而，正规银行对企业放贷的门槛较高，尤其是对于小微企业而言，申请到银行贷款难于登天。假设企业想向银行借贷100万，企业必须抵押评估价值为130万元的土地（以最高土地质押率80%计算）或者质押170万元市值的股票（以最高股票质押率60%计算）。
　　可是苏银霞的企业经营状况根本无法“正常”申请到银行贷款。
　　2015年，由于钢铁被明确为产能过剩行业，绝大部分钢企融资贵、续贷困难、授信规模压缩、涨息和抽贷等问题突出，“少数企业因限贷、抽贷已出现停产现象”。“很多民营钢企拿不到资金，以至于不得不借助影子银行等民间借贷；利率从12%到20%不等，融资成本平均达到15%。”新华社下属《经济参考报》报道称。
　　2016年2月至3月，苏银霞已经三度被法院列入失信人被执行名单。第一次为从2015年3月开始拖欠的租赁公司100万借款。系统显示，自2015年12月25日判决生效后，苏银霞“未履行”法院的判决。
　　失信至此，银行信贷再无可能。苏银霞的源大工贸公司甚至因涉险与其他公司互保，用非正当手段骗贷，被浦发银行柳城分行诉求法院冻结及查封其公司存款和资产。

背后的秘密
　　王东目前在成都做民间借贷和债务清收，也就是催收中介。通过两年的经营，摸索出了比较“实用”的收帐方法，入围了几家稳定的金融机构会，逐渐进入这个灰色圈子。
　　他的营生主要靠一批能“打硬仗”的组织，成都话就叫“兄弟伙”。平时接触到一些不能通过正常手段处理的业务都交给“兄弟伙”处理，“兄弟伙”虽然收费高些，但是事情要简单很多。
　　王东说，高额利息不只是因为人们贪婪暴利。现金贷高利率的背后是高风险。
　　很多企业或个人在贷款之后依然拯救不了每况愈下的生意。这些企业，大多会逾期，赖账，甚至，骗贷。欠下3.5个亿跑路的江南皮革厂老板黄鹤是有现实原型的。
　　而谁来为他们买单？比他们更为优质的用户，用高额的利息，为这群老赖买单。这个暴利游戏中，吃亏永远是“老实人”。亦或说，没有能力跑路的“老赖”，被迫成了这个行业里待宰的“羔羊”。苏银霞显然属于这种“老实人”。
　　2016年靠着高额利息和天价逾期费，现金贷行业到了即便“坏账率不超过50%，就能盈利”的地步，迅速疯狂蔓延。而另一边，如苏银霞的借款人却在高额的利息下，被迫拖入黑洞深渊……

催收江湖，人死债清
　　截止2016年5月，中国银行业不良率突破2%。
　　零壹研究院报告显示，2015年国内不良资产整体规模可达3.5到5万亿元。随着经济形势下行，这个数字，还会以每年10%的速度上升。虽是经济下行结下的苦果，但是这颗苦果，却形成了万亿级别市场，并催生了火热的催收产业链条──
　　前端，黑客收集欠债人的数据，只需400元，就能实时定位。只要客户提供欠债人的电话号码、姓名、身份证号，黑客就可以查到对方新换的电话、住址、公司，并可以实时定位。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对于黑客而言，拿着用户数据，去社工库“滚一轮”，很有可能就知道对方常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陆一些可以获取定位的生活类应用，如饿了么，美团等，就能知道对方位置。
　　除了定位，如果运气好，还能获取对方的淘宝账号、支付宝账号，“虽然不能转走资金，但却可以得知对方是否有还款能力”。
　　这两年，催收行业的火热，让黑客收入大幅度增加。“大部分，是P2P公司，也有消费金融、信用卡还款，还有追查携款潜逃的公司老板”。
　　中端，电催员先通过电话、短信“温柔”告知后，就使用“呼死你”等软件，打到欠款人手机瘫痪，甚至给欠款人所有的亲朋好友打电话，发送多条辱骂骚扰短信。从温柔到高压，就是一场心理攻防战。
　　“我一天会给同一个客户打20个电话，反复提醒，如果他不接电话，或挂断，我会持续打”，林程是一家P2P公司的电催专员，他们有一整套的“话术手册”，应对客户的各种推诿和拒绝。
　　然而，如果温柔催收无效后，高压手段就开始出现。林程说，他们会在市面上购买一些“呼死你”软件，通过网络软件持续给欠款人拨打电话，“直到对方手机瘫痪”。
　　这还不是最黑暗的招数。“我们会给他的亲朋好友，甚至前男女朋友打电话，让他身边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欠钱”。林程透露，借款金额不高的用户，都会在公司给亲人朋友施压后还钱，“实在丢不起那个人”，然而对高额欠款的人，催收效果则大打折扣。
　　后端，上门催收则无所不能了。行业惯例，低于5万之下的催收，通常催收员上门正规操作，就有可能催回；而5万之上的市场，则被各地的黑社会垄断。通常，到了需要上门催收的地步，一般都是逾期3个月以上，经过多轮“电催”清洗的单子。也就是说，剩下的都是最难啃的骨头。
　　大部分的公司都将这些坏账放弃，愿意支付高额的“提成返佣”，多少有点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理。
　　行业通常的做法是，要回来多少钱，就可从中提成50%，有些甚至高达90%。譬如10万滚成100万的欠款，借贷公司将该单子以10万价格卖给当地的地头蛇，黑社会若成功收清，一单能挣到90万。
　　实际上，暴力催收的回收率，要远远高于正常催收。
　　“这些逾期3个月以上的单，正常催收的回收率是5%到7%，而暴力手段，可以到30%以上，但时间周期也会很长”，李晓炜称。
　　某催收团队提供的催收回收率显示，利率低于24%的贷款，180天的催收周期，最高可高达86%；而利率高于24%的贷款，180天催收周期，最高可达48%。对他们来说，绝非上门一次就能催回，需要不断施压。但是高额的回报率已足以让这些人铤而走险。
　　很多被上门催收的欠款人家门口被各种血红的大字涂满：“还钱”、“杀”，甚至一些“不堪入目的脏字”。有的催收团队直接将欠款人拖上面包车，带到一个偏远的地方或小宾馆，“不打电话叫人来送钱，就不放他回去”。
　　前一段时间引起公愤的“裸条”事件，也是这些催收团队变现的方式之一。
　　更有甚者组建了艾滋病催债队，进行“高压心理战”。来自某村的艾滋病催债队组织人陈田已总结出完整一套“催债方法”。
　　前几年，湖南一个大老板欠了巨额欠款，他带领十几个队员闯入老板办公室，亮出小红本，其威慑力，“比啥证都好使”，所有的人像避瘟疫一样缩到一边。实际上，小红本是艾滋病医疗救治办公室发给患者的，相当于艾滋病人的“身份证明”。队员们往办公室里安静一坐，拉出“欠债还钱”的横幅，就如一个毒气场，所有人绕道而行。
　　最开始，保安还会上来驱赶。队员们作势，卷卷袖子。保安就不敢再往前一步。“就算他们再忠心，也不会为了老板命都不要”，陈田说，“这就是一场心理战，我们在这里一坐，所有人的心理压力一点点增加”。有些队员还会不定期“佯装”发病，在地上打滚干呕，口吐白沫，“周围的人吓得脸色惨白”。
　　陈田红几乎断言，没有两天他们就可以收工了──这种表情他看过太多，这是思想高压已达到顶峰时的面部扭曲。果不其然，两天后，他们每个人拿着两三千的佣金，坐火车返乡。
　　而像陈田一样的催债队，在全国并不少见。他们受雇于前文提到的王东的催收团队，这些黑社会接到活之后，再来找陈田他们作“獠牙”。
　　“我们这行也有规矩，人死债清。”王东这样说。
　　“其中一个是小企业老板，债上借债，利滚利，最后到了300万，还不上了，他就带着媳妇在宾馆上吊自杀。”
　　据中青网报道，2016年8月2日下午13时，河南省方城县居民李志国走上自家楼顶，最后一次拨通110，然后跳楼、摔死。此前的七天里，十几人带着棍棒住进了李志国家，七天里他不能出屋一步，一帮人轮流辱骂，一刻不停的不让他闭眼睡觉。困得合上眼就拍脸叫醒，继续辱骂。而且反复威胁他：“你要么还钱，要么死。”
　　这个金钱场，最冰冷的底线，居然是死亡。
　　对于王东来说，这样的人，他丝毫不同情，“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往上爬，我也不在乎这个行业所谓的负罪感。”
　　美国国会早在1977年就通过了《公平债务催收法》（FDCPA），其立法目的就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防止消费者受到债务催收人不公平债务催收行为的侵害，另外对不公平的债务催收人给予严厉的处罚，让道德的债务催收人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下蓬勃发展。
　　而我国对民间收债的监管还停留在禁止非法收债的简单粗暴规定，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不仅导致合法的债务催收行为游走在法律边缘，无法发挥其制度功能，也不利于对不公平收债行为的规范与打击。
　　这个逆势繁荣的催收行业，已呈现极端扭曲、可憎的一面。一直呼唤的“文明催收”、“绿色催收”，在高额的返佣面前，变得细若蚊蝇。（金融城整理自一本财经、澎湃新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