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人巴蜀游记看四川教育变革的特点

八神 · 发表于: 2017-4-14 15:57:00

源自：《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

　　清末日本人撰写的巴蜀游记，是日本人从异域者的角度出发，对巴蜀社会所作的踏查记，其内容较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由于巴蜀游记的作者，多为在新式学堂中任教的日本教习，而兴办教育是四川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教育成为日本人重点关注的一大版块，大至清政府教育政策的调整，小至学堂课程的设置等，其巴蜀游记都有所记载，这就为研究清末四川教育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材料，补充了许多本土文献所没有的细节，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新旧交替
　　自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施新政以后，大力兴办教育成为四川发展的主要内容，四川教育由此开始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如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和组织开始出现，旧式的书院和私塾也逐渐为各级各类学堂所替代，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等遍及省内各处，报刊图书事业也蓬勃发展起来。然而，从整体上看，四川地区虽然建立了新式学堂，订立了新的学制和管理办法，引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但是四川的新式教育仍然带有较为浓厚的传统色彩，尤其是在教育宗旨上，呈现出了鲜明的新旧交替的特点。日本人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在其游记中进行了论述。
　　中野孤山在《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说道：“忠君、尊孔、尚公、尚贵、尚武，此五条，乃大清国教育之宗旨，也就是其教育之本意和目的。……孔子乃无冠之王，其宝德之盛，可穷尽天地。事实令人感到，与其说是中国的孔子，不如说是孔子的中国。”〔1〕可见，传统忠君、尊圣观念仍处于新式教育的首要位置。事实上，清政府实施新政，进行教育改革，其本身就是建立在维持旧统治，维护传统礼法的基础上的。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指出：“此次遵旨修改各学堂章程，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以练习艺能为致用治生之具。”〔2〕规定：“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初等、高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必俟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白，考取入中学堂后，始准兼习洋文。”〔3〕引入的新文化、新知识仅是求生致用的工具而已，而忠君、尊圣观念的教育才是第一位的。
　　据中野孤山《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记载，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崇，在兴办新式学堂的过程中，四川省内每一个学堂里“一定设有祭祀孔老夫子的圣坛，这已成为华人道德观念的中心点。……圣坛要安放在学堂最神圣的礼堂”〔4〕，而学校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或其他的学校庆典大多在这位万世师表──圣人孔子的灵前举行”〔5〕。山川早水在《巴蜀》中也记叙了他参观小学堂时，众人祭拜孔子的场景：“学堂中央有一座礼堂，供奉着孔子的牌位。每天早上上课前校长率领学生跪拜在孔子的牌位前。这种做法不只是小学，这个国家的各个学校大多如此。”〔6〕虽然实行了教育改革，但是祭孔的传统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尊孔教育贯穿了整个新式教育的始终。
　　除了上述平日生活中的小祭祀外，日本人在游记还重点记载了春秋仲月上丁之日，四川举行的大型祭孔典礼。这是每年四川地区最重要的祭祀之一，整个活动的过程都遵循隋唐以来的祭礼，有专门的释奠定式和乐章，过程十分复杂。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释奠活动，四川文人并没有引起重视，本土文献中关于释奠的资料也较少，而日本人在对四川教育进行探查时，却注意到了这一传统，并在游记中记载了祭礼的全过程。如山川早水在《巴蜀》所录《释奠》一文中，采取文字记叙和图表说明相结合的方式，对祭孔仪式进行介绍，内容比较详尽。
　　其一，山川早水对参与释奠的人员进行了说明。祭祀祭官是由四川总督带领的文武百官，祭官等级较为分明，分工也很明确。祭礼对参观的人员也有一定的要求，山川早水记载：“我在成都期间，想参观一下这样的仪式，因典礼前给我来了邀请函，才有幸有容身的位置，在那里可观看中国本国的孔子祭典。”〔7〕“我们登上东面的阶梯，站在殿门旁边，等待典礼开始。”〔8〕可见，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参观祭礼，山川早水等人以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日本教习的身份，获得了邀请函，得以在殿门旁有一席之地，而一般的普通民众是没有资格的。
　　其二，山川早水对祭坛的规制、排布等具体情况也做了介绍。“祭坛由石头筑成，高五尺，长六丈四尺，宽五丈八尺。祭坛两侧有两个台阶，坛前是大成殿。”〔9〕“坛的两端立有庭燎一对。燎由芦竹捆成束作成，径约八九寸，高约两丈。”〔10〕“作为供品的佳肴之壮观，实可看出大国的风度。剥了皮的巨牛就那么摆在俎上（俎高四尺余），头朝神位方向。供牛只限于对孔子，其他为猪羊各一只，猪羊也都是剥了皮的整猪整羊。虽不如牛，但也不失壮观。”〔11〕关于祭坛上各礼器的具体陈设情况，山川早水在游记中还辅以图表进行说明，其图表对祭坛的排布情况做了细致、直观的展示，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其三，山川早水描述了释奠活动的流程。山川早水从自身经历出发，记叙了他参加祭礼的全过程，“祭典从凌晨三点开始，我等三名日本人换了装束，天黑去了文庙，暂时在庙外的旧成都府学署等候。不久向导出来，把我们领入庙门。……巳时祭奠开始。大成殿门顿时全开。……四川总督为初献，他身着朝服，从东边的台阶登上，入殿跪拜孔子。司祝手捧祝版，诵祝文。拜毕退出，由西边的台阶下。布政使以下的大官为亚献、终献，全依次进殿，只拜配哲两位，退出，由西边的台阶下。如初献一样，这期间，按照规定开始奏乐，歌生唱歌，舞生起舞。初献时跳宁平舞，司节唱颂章，歌生和之，舞生伴舞。……亚献的时候跳安平舞。……终献的时候，跳景平舞。……舞生左手执龠，龠长一尺四寸，上有三个孔。右手执翟，其柄长一尺四寸，其首上刻有龙；其口里衔着雉尾三根舞之。司节先唱曰‘觉’，歌生齐和之，舞生随式舞之。其次唱曰‘我’，再次曰‘生’，唱曰‘民’。一唱一舞，直至爰斟三正才算完毕。安平、景平皆如此。……就这样三献各三拜之后，祭礼完毕，殿门立即关闭，总督以下的官员立即退出庙堂。”〔12〕整个祭礼大约持续一个小时左右，其中的每个环节，都严格遵照释奠仪注进行。
　　总之，从山川早水的记载可以看出，释奠仪式十分隆重，其对参与人员身份的要求，对祭坛设置、排布以及仪式流程的规定等，都显示出清政府对孔子的尊崇。其后，慈禧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十五日颁布懿旨，称：“孔子至圣，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允宜升为大祀，以昭隆重。”〔13〕下令升孔庙祭祀为大祀，使其同天、地、宗庙一样享有最高祭祀规格，更是将尊孔教育推向了顶峰。正是出于维护统治、豫定民志之故，尊孔教育实际上成为新式教育最核心的内容，这使得教育变革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传统教育的烙印，呈现出了较为鲜明的新旧交替的特点。
　　二、层级差异不分明
　　日本人在探查四川教育时，除了注重从整体上审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发展状况外，还重视从具体的入学资格、授课内容以及考核方式等方面对教育进行考察。通过日本人在游记中的相关评价可知，层级差异不分明是清末四川教育变革的又一突出特点。
　　其一，学生的年龄层级差异不分明。关于各级学堂学生的入学年龄，清政府在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指出，出于初办新式学堂，暂行从宽变通之故，“年至九岁、十岁者（即是满八岁满九岁），亦准入初等小学”〔14〕，中等学堂“十五岁以上十八岁以下、文理明顺、略知初级普通学者亦得入学”〔15〕。并进一步规定，“俟学堂开办合法五年后，即不行用”〔16〕，“年岁过长者即不许入中学”〔17〕。然而，从日本人巴蜀游记的相关记载来看，四川的教育变革并没有体现出阶段性，各级学堂在学生的年龄上，差异并不分明，实际办学情况同《章程》规定相去甚远。山川早水在《巴蜀》中记载：“既有十六岁读高等学堂的，也有五十二岁读高等小学的。在日本如果一个已经有儿孙的老人还当小学生，那简直就是新闻的话题。但在中国人之间，彼此都不觉得奇怪。不管目的是什么，他们彼此不问对方的年龄。”〔18〕
　　其二，在西学知识的接受和学习上，各级新式学堂层级差异也比较小，没有形成梯度，正如《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所载：“高等学堂与中学堂的学生所修课程相差无几。”〔19〕究其原因，日本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方面，这或与学生的知识水平有关，“在过渡时期，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他们在进入现在的学堂之前，除汉文书籍以外，什么也没有学过。《论语》《孟子》等讲义非常精彩，《史记》《左传》等读解也绝顶透彻，但关于理化、常识、数学等知识，他们却一窍不通”〔20〕。清代末年，最先进入新式学堂的学生，是在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人，教育改革前，他们的学习主要是在各义学、社学、私塾以及书院中进行的。出于当时社会环境和科举考试的要求，在教学内容上，各书院大抵不出儒家经典和宋儒学说等一系列文献。《四川省志》载：“清末，生徒除读四书五经外，还须读《圣谕广训》《圣谕》《御制补笙乐》《圣谕广训演义》。选读下列书籍：《四书解义》《朱子大全》《名教罪人诗草》《学政全书》《新编学政全书》《周易折中》《明史》《书经传说汇纂》《资治通鉴》《天章炯戒》等。”〔21〕儒学在教学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学生接受的文化相对单一，知识面也比较狭窄，缺乏基本的西学常识。
　　另一方面，各级新式学堂学生的选拔方式，“根据诗文写作的好坏来定”〔22〕，这也限制了西学教育的展开。在教育改革初期，新式中小学堂毕业生相对较少，各中等、高等学堂不得不调整其入学要求，选取具有经学、史学或算学根底的科举儒生入学。如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速成师范班，就专为熟悉儒经、诸史、词章之学，具有贡生、廪生等功名，年龄较大的学生而设。通省师范学堂招收的学生，“由各属考选保送，大县三、四人，中县二、三人，小县一、二人，不论举贡生监，年在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品行端正，无嗜好，无疾病，中学确有根柢者，定为官费师范生”〔23〕。
　　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成为教育改革初期新式学堂招收学生的考核标准，因此，“虽然学堂的层次各异，但除了汉文书籍，其他的学问，其程度几乎是一样的”〔24〕，学生需要重新学习一般的西学原理，教学内容层级差异极不分明。
　　三、教育发展不平衡
　　除新旧交替、教育层级差异不分明外，日本人还注意到了四川省内各地方教育发展不平衡这一特点，并在游记中多方面、多角度地进行了记载。山川早水《巴蜀》在对四川教育变革进行记叙时，已经有意识的从地域上将四川教育划分为两个部分，即“成都的教育”和“省内的地方教育”，并分别进行了说明。关于成都的教育，其文曰：“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十一月，在成都练兵场举行运动会，城内公私各学堂都集中到这里。学校数达到三十七校，学生总计为二千八百二十一人。”〔25〕而在1906年6月，“除上述三十七所学堂外，又成立了铁路学堂、中央师范学堂、淑行女塾以及其他两三所学堂，学生人数可能远远超过三千人”〔26〕。事实上，从人数上来讲，成都的学生数量虽然位居省内前列，但并不是最多的。到了1909年，据清学部公布的《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四川省内涪州、巴县、梁山、江津、合州、安岳、仁寿、富顺等十五地的学生数量均超过了成都。然而，从学堂的种类来看，成都地区无疑是省内最完备的。据《巴蜀》所述，最迟在1906年，成都地区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学制体系，其中既包括进行普通教育的高等、中等及小学堂，也包括进行专门教育的师范学堂、军事学堂以及各初级、中级实业学堂等。反观同时期省内的地方教育，据山川早水记载，“小学堂虽然不太够，但各府县一般都有”〔27〕，但是“中学堂、师范学堂在全省（除成都外）不过有几所。……省内中等教育的普及究竟等到何时？看来遥遥无期。”〔28〕可见，四川省内各地方的教育与成都相比，还有着较大的差距，虽然地方官员大力兴办新式学堂，但也仅仅普及了小学教育，而进行中等教育的学堂还比较少，更别说建立相对完整的学制体系了。从上述日本人巴蜀游记的记载可以看出，成都和省内各地方的教育发展是不平衡的。
　　除了地域上教育发展不平衡外，山川早水还谈到了教师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其文曰：“具备一点学堂意识、有资格的教员担当教育者仅限于城市所在地。至于穷乡僻壤，在一个古庙内由村里的夫子教授《三字经》的学堂，连我国江户时代的私塾都不如。……正在首府学习的师范生分配到这样的村邑各地，可能还要等到遥远的未来。”〔29〕四川教育改革初期，适应新式学堂教学的师资还比较匮乏，他们多分布于各府、州、县等地，较为偏远的地区，仍然由仅接受了传统教育的夫子担任。虽然，在新式学堂上任前，这些夫子会接受一定的培训，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但由于自身西学基础薄弱、培训时间短等原因，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他们并不能同专门的师范生一样，真正适应教育的变革，二者在教师素质水平上，是不平衡的。
　　师资的不平衡也表现在日本教习的分布上，据山川早水统计，1906年5月，成都各学堂的日本教习人数共计16名，而其他各地方的日本教习人数仅有12名〔30〕。成都的日本教习人数竟然超过了省内其他各地教习人数的总和，师资分布不平衡由此可略见一斑。山川早水还指出，四川引入的外国教习，在各国人数所占比例上，也是不平衡的，“教员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外国人中日本人占主要部分，人数也远超过西洋人，一时使日本教习的势力骤增。此时，有的学堂还请他们作兼职。更甚者，有的竟以日本教习作为招牌吸引学生。西洋教习，当时就我所知，有英国人一名，美国人一名，法国人一名，还有四五名其他国家的人。”〔31〕日本人在外国教习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其人数远超过其他西洋国家的教习，因此，他们常以四川教育的推进者自居。山川早水认为：“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开始招聘我们日本的教习，这应该是成都的教育新旧交替的界限。此前可能是西洋传教士的私塾，此类尚不足以列入教育沿革史中。”〔32〕正是由于日本与西洋教习在人数比例上的不平衡，日方占有较大的优势，山川早水等人在游记中才有这样的说法。
　　最后，日本人还观察到，四川省内各学堂在发展程度上也是不平衡的，这尤其表现在男子教育和女子教育方面。山川早水对四川早期的女子教育进行了记载：“四川的女子教育仅有两所相当于高等小学程度的女子学校，可以作为代表了。一是成都的淑行女塾，一是泸州的泸州女学堂。淑行女塾是成都的有志者共同创立的，有学生三十人左右。”〔33〕事实上，1906年前后，四川地区相当于高等小学的女子学堂并不止上述两所，但从整体上看，女子教育的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学堂规模小，教育能力也非常有限。而日本人关于男子教育的记载就比较丰富，这表现在：学堂种类繁多，包括师范学堂、军事学堂、法政学堂、工艺学堂、体育学堂等；学制系统完备，既有蒙学院，也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等，整个系统学习年限共计二十一年；学堂规模也相对较大，“学校学生最多的是四百人”〔34〕。总之，男子教育得到了地方的大力支持，各级各类新式学堂迅速兴办起来，而出于风气才开等缘故，虽然已经有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女子的教育问题，但女子教育仅“初见其萌芽”〔35〕，“更显幼稚”〔36〕，两者发展极不平衡。
　　综上，面对四川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艰难转型，日本人以教育变革成功者的身份，从新旧交替、层级不明显以及教育发展不平衡三个方面，对变革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审视和探讨。这些记载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值得重视。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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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15〕〔16〕〔17〕陈元晖主编，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95,501,302,326,30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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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中华书局，1958.5607
　　〔21〕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教育志［M］.方志出版社，2000.78
　　〔23〕学务处开办通省师范学堂简章［J］.四川学报，1906，（3）

⊙　作者简介
　　房锐，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成都 610068；
　　黄义华，泸州市江阳区综合电子监察中心工作人员，四川泸州 646000。
∷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清末民初外国人巴蜀游记研究”（项目编号：SC14E00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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