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当代意义

源自：中国民族报  : 唐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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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改革开放后，习仲勋曾担任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分管民族、宗教和统战等工作。在革命斗争、政权建设、土地改革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探索过程中，习仲勋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其民族工作思想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民族团结是民族工作的第一步
　　西北地区是我国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习仲勋在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时曾经说过，“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实际”，“如说西北有特点，则此特点为民族问题”。意思是说，西北地区的革命、建设工作都要围绕民族这个特点来抓，民族工作搞好了，西北地区各项事业都会随之理顺。民族工作千头万绪，从哪一步开始抓？习仲勋指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在团结方式上，他提出要吸收各民族各阶层的民主分子来巩固和建设新政权，民族问题要以和平方式依靠群众来解决，处理边界问题、土地问题和宗教问题要坚持各民族团结互助的原则。
　　民族团结既是党和国家对民族工作的经验总结，又是民族事业发展的目标。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维护民族团结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第一，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强化“五个认同”观念。我国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祖国大家庭里，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共和国，结束了被压迫被侵略的历史，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无论是自然资源的输送、科学技术的传播、文化艺术的交流，还是国际交往的开展、边界安全的保障，各族人民荣辱与共、相互依靠，对内取长补短，实现互利共赢；对外生死相依，捍卫国家主权。“五个认同”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源泉。只有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才能促进各民族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第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实现民族团结。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在调整民族关系、管理民族事务、化解民族矛盾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民族团结的法律原则。公民、企事业单位、政党、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要在依法办事的过程中，逐步推动民族团结的实现。
　　第三，开展各种形式的民族协商合作。对重大问题事先进行民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单个民族提倡团结或者部分民族实现团结都不是真正的民族团结，团结必须是56个民族的大团结。这个民族大团结建立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是要依靠各族人民协商讨论出来的。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及政协、国家民委和地方各级民族工作部门都是民主协商合作的平台，要在政策出台、法律制定、事务管理等各个环节开展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民主协商，在整合各民族局部利益的过程中，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二、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1987年7月，习仲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的名义，出席了庆祝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干部大会。他在大会讲话中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是让少数民族真正当家做主，使自治机关真正行使自治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自治地方的积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把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与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具体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从历史实践中总结经验。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我国国情，既有利于各民族的发展，又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制度创新。在恰当的时候，有必要对《民族区域自治法》开展立法后评估，为将来更好地解决民族问题创造条件。
　　第二，丰富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属于“宪法相关法”范畴，一直从政治高度被认识。事实上，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不仅包含政治上的自治，更应该包含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各个方面的自治。也就是说，在《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基本框架下，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应当有更大作为。
　　第三，清理和修订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达到780多部，这些不同位阶不同地域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时间不一，立法水平参差不齐，有必要对其加以清理和完善。对内容过时的、偏离时代趋势的、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法条，应予以删除或修改，对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中总结的新经验应加以规范，通过制度创新来提高民族地区的自治水平和法治水平。
　　第四，加强国际民族治理对话。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在民族或族裔、宗教或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规定“各国应就涉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问题进行合作，包括交流资料和经验，以期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从事少数群体工作的有关各方应当积极开展国家间、政府机构间和其他非正式的交流对话，挖掘现有机制的潜力，建立新的机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对世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贡献，我们应有自信也有必要通过国际交流合作，为国际民族治理提供中国经验。
　　三、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是实际问题
　　1986年，习仲勋在全国民委主任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在多办实事，多解决实际问题上想点子、下功夫，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东部支援西部的对口支援政策、转移支付的财政经济政策、灵活优惠的边境贸易政策、富边兴民的减贫扶持政策，都在极大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但客观地说，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还是存在短板。习仲勋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民委主任扩大会议上提出的“要贯彻改革和开放的方针，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在今天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一，改革永远在路上。随着时代的变化，少数民族人口对物质、文化和制度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也随之变化。例如，民族地区落后曾经是因为交通不便、工业不发达、信息不通畅，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厂矿企业兴建、通讯网络覆盖来解决，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又会出现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留守儿童伤害等新问题，这就要求民族工作的方向、战略和措施因时因势作出调整，在政策和制度上不断进行改革。
　　第二，开放不能仅停留在小额的边境贸易层面，而是要对接到“一带一路”的全局战略上，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国际之间的商品、服务和信息流通。我国部分民族地区与中亚一些国家接壤，彼此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比较相似，这为民族地区提高开放水平提供了有利条件。双方在资源开发、金融服务、特色旅游、民族医药、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等方面都有合作前景。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要借助这一历史契机，实现赶超式和跨域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