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走廊：北方和中原各民族交融的重要通道

源自：中国民族报  : 左岫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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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西地区是位于辽河平原以西，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其行政区域包括锦州、朝阳、葫芦岛、阜新、盘锦五市及这五市所辖县、区。在广袤的辽西平原上，位于锦州与河北的山海关之间，沿西南—东北走向，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有一处狭长的谷地，这便是辽西走廊。该走廊长约185公里，宽约8至15公里，丘陵起伏、形势险要，是沟通山海关内外的重要通道，是兵家征战必经之地，承载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
　　一、辽西走廊的地理区域
　　
　　辽西走廊开辟于秦代。秦灭六国后，秦始皇下令大修驰道，开辟了无终（今天津蓟县）至碣石（今葫芦岛绥中县）的通道，其间的榆关（今山海关）至碣石正是辽西走廊的最西段。秦时辽西走廊并未贯通，这条走廊历经辽金的发展而成熟于明清。北宋时期，对于辽西走廊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病逝。九月，金太宗完颜晟即位。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奉议郎、尚书司封员外郎许亢宗被朝廷派往金国祝贺金太宗即位。许亢宗一行于次年（公元1125年）年初出发，历时七月回京。出使回国后，许亢宗向朝廷呈上《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详细记载了出使行程、沿途宋辽遗迹、风土人情、接待礼仪等内容，其中对辽西走廊一带的行程记载如下：自润州（今秦皇岛市海阳镇）八十里至迁州（今秦皇岛市山海关），自迁州九十里至习州（今绥中县高台镇），自习州九十里至来州（今绥中县前卫镇），自来州八十里至海云寺（今葫芦岛市双泉寺），自海云寺一百里至红花务（今葫芦岛市高桥镇），自红花务九十里至锦州（今锦州市），自锦州八十里至刘家庄（今凌海市石山镇），自刘家庄一百里至显州（今北镇市广宁乡）。《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对辽西走廊的地理概貌也有较为详尽的描述：“出榆关以东行，南濒海，而北限大山，书皆粗恶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苍翠万仞，全类江左，乃医巫闾山也。”
　　根据《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的辽西走廊就是指今河北山海关至今辽宁北镇市之间。辽西走廊依山面海，地势险要，背靠内蒙古高原，东、南面向辽东湾，东、南分别与辽中南地区、京津冀（华北经济区）接壤，也是环渤海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理位置使辽西走廊成为东北、华北两大经济区的接合部及沟通山海关内外和内蒙古西部的主要陆上通道。辽西走廊海岸线长492公里，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岛屿和海湾，沿海风光迷人。
　　二、辽西走廊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地理意义上的辽西走廊，是连接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人文意义上的辽西走廊，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交汇地带。辽西走廊是中原汉族系、北方东胡族系、东北肃慎族系的碰撞交融地带，历史上，孤竹、屠何、山戎、俞人、东胡、肃慎、乌桓、鲜卑、高句丽、库莫奚、契丹、渤海、女真、蒙古、满洲等部落与民族先后在辽西走廊一带活动，并有着各民族或合作或竞争、或冲突或交融的历史。各民族在辽西走廊生息繁衍的进程中，主要通过下述途径实现交往交流交融：
　　1.“大一统”诉求下的战争统和
　　“大一统”是中华民族的政治基因，历史上，辽西走廊地区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均追求“大一统”的政治理想，相互间开展军事讨伐行动便是实现该目标的基本路径。辽西走廊历来属于连接中原与东北的咽喉地带，并由此成为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必争的战略要地。其中锦州、葫芦岛、兴城、绥中、山海关等城镇是扼守该走廊的军事重地。
　　公元前663年，山戎建立的孤竹国屡屡侵燕，被齐桓公大军所灭，并于燕国。公元207年，魏王曹操北征乌桓，得胜归来，军走傍海道（位于辽西走廊）。隋朝九伐高句丽，唐太宗东征高句丽，均经过辽西走廊。公元910年至1368年，先后有契丹人进入辽西地区、女真人和蒙古人占据辽西地区。在这段约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汉族与游牧民族之间战争频仍。辽西走廊虽经无数次建设与损毁，却实现了各民族的空前互动。明清时期是古代中国最后一个历史大融合时期。伴随着建州女真部落的崛起，清军1644年入关，结束了明、清在辽西走廊的对峙局面。在清朝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时间内，满、汉、蒙古、回、朝鲜、锡伯等民族在辽西走廊共同繁衍生息。
　　2.多重目标下的地区民族双向迁徙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竹书纪年》中记载：“息慎氏来朝，贡弓矢。”说明早在夏朝以前，肃慎就与汉族之间实现了政治与经济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是辽西地区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一个高峰期。东汉末年，乌桓占据辽西，公元207年，曹操北征乌桓取胜，降汉者达二十余万人，这些乌桓人与汉族混居共处，到北魏时，留居辽西的乌桓人完全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东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部在辽西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中原流民以及周边诸多少数民族人口迁入辽西，“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晋书·慕容皝载记》）。北魏时期，“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鲜卑慕容部）、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日，以充京师”（《魏书·太祖纪》），契丹人“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今大凌河）东”（《魏书·契丹传》）。根据上述记载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辽西走廊成为汉、乌桓、鲜卑、高句丽、契丹等众多民族的迁徙通道与混居交融之地。
　　宋辽金元时期是辽西地区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另一个高峰期。辽国是契丹族建立的国家，为了实现有效的疆域治理，辽朝地方行政区划以五京为中心，将全国划分为五道，即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南京道、西京道，共辖“府六、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属国六十”（《辽史·地理志一》）。其中辽西地区归中京道管辖，包括大定府、兴中府和宜州、锦州、建州等州县，这些州县几乎都是因为汉族的迁入而设置的。同时，辽国将在军事征伐中劫掠的人口迁往辽西地区，“大定县。白霫故地。以诸国俘户居之”，“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统和中，制置建、霸、宜、锦、白川等五州”（辽史·地理志三）。通过自愿与强制的人口迁移，辽西地区“所在分奚、契丹、汉人、渤海杂处之”（《契丹国志·四京本末》）。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定都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后，多次进行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女真、渤海、契丹、奚等东北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元朝时期，大量蒙古族迁徙到辽西地区，与汉族、女真人混居。
　　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明朝沿辽东至辽西一线修筑边墙。清承明法，建柳条边，辽西走廊被人为割断，形成了边墙内主要为汉族，边墙以西、以北主要为蒙古族，边墙东北主要为女真（满洲）族，边墙东部为朝鲜族的民族分布格局，东北民族与中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过程受到了极大阻碍。晚清时，伴随着王朝的衰落以及沙俄入侵，清朝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之一──“闯关东”，近三千万的山东、河北等关内移民迁居辽西地区或是通过辽西走廊涌入东北腹地，清王朝“龙兴之地”的东北逐渐成为以汉族为主体的多元民族大混居、小聚居地区。
　　3.融合特征下的多元文化兼收并蓄
　　红山文化作为辽西地区早期文化的代表，该文化的发端区域──西拉木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从历史时期上看，红山文化与“三皇五帝”（伏羲、女娲、神农和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出现在同一历史时期，而其中黄帝、颛顼部落的活动区域就在红山文化区。红山文化包含了玉器文化、红铜文化和彩陶文化等多种文化内涵。红山文化的兴起，是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果，如红山文化与颛顼族文化在龟图腾、鱼图腾、太阳图腾、尚黑习俗、二十八宿的天文体系等标志性文化符号上体现出一致性。而龙身猪首的“玉猪龙”、玫瑰彩陶图案盆等文物的出土，更是显示了红山文化是颛顼族文化与龙文化、彩陶文化等典型中原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
　　辽西走廊是中原汉文化向东北地区传播扩散与东北民族文化向中原地区影响浸润的双向传送带。可以说，在东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中，辽西走廊是一条文化互鉴之路，辽西地区是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区。在文化双向传播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辽西走廊形成了独特的走廊文化，而辽西地区则形成了东北游牧文化、渔猎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汇的多元文化。
　　应当指出，从历史过程来看，上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同路径或是先后发生、或是同时发生，但是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辽西走廊各民族交融的局面是这些路径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几点启示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既是我国当下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路径，更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必经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从辽西走廊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1.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民族作为历史上形成的稳定人类共同体，差异、认同是形成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界限。民族交融是各民族文化、血统等相互的接纳、包容和吸收，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我们肯定民族交融的进步意义，但反对用人为方式推进交融，这违背了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凝聚的漫长历史过程。如审视辽西走廊的客观环境，它有着崇山峻岭、戈壁荒漠等地理特征和炎热、干燥、寒冷、潮湿等气候特征，这些客观上存在的不利因素，并未能阻止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历史的趋势中，各民族跨越这些地理藩篱，实现了交往交流交融。当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是顺应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潮流大趋势。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可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推进，但这必须是建立在尊重民族规律、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任何主观臆断、急躁冒进之策，必将对民族关系的构建、民族工作的开展起着开历史倒车的作用。
　　2.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路并非风平浪静
　　从长期看，人类社会沿着群聚性不断提高的方向发展进化，而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之一。社会具有高度复杂性，对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言，各民族之间历史上的友谊和恩怨、团结与冲突，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上的快速与滞后、均衡与失衡、富足与贫乏、繁荣与危机，各民族之间宗教信仰上的包容与排斥，各民族认同上的开放与封闭、清晰与模糊，国家政策上的正确与失误、公正与偏私，国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渗透、干预与破坏等，上述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为此，我们要在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流的同时，对各种逆流有清晰的认知，要正确认识、妥善处理各种新情况、新挑战。
　　3.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的日臻完善，使自然地理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再是屏障。当前，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利因素主要来自于人文心理上的屏障，这就更需要我们具备润物无声、沁人心脾的高超智慧与策略，开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走廊”。对于中华文化长远发展而言，要处理好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关系，中华文化既包括中华民族共同的信仰追求、价值取向、高尚品质、文明准则等共同文化，也包括多姿多彩的各民族优秀文化。为此，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以相互欣赏、相互学习为前提，传承与发展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