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长城观念所反映的民族交融特征

源自：中国民族报  : 赵鉴鸿 孟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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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在进入辽宋夏金元时代后，随着农牧界线的南退，改变了传统的游牧民族、农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界限，却延续了两大民族在碰撞中形成的长城观念，并使其有了新的发展、延续和突破。我们应该看到，长城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起到了调和、缓解民族冲突和碰撞的作用，并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中华传统长城体系与长城观念
　　
　　长城是具有防御性质的军事屏障，具有依山势天险修筑“连续性高城墙”，“以土、石、砖垒筑，修筑在边境”的特点。“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徒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辽史·营卫志》）自然条件的差异，导致中原农耕定居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的形成，两种文化在长期碰撞和交融中，最终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自然分界线。农耕民族在这条自然界线之上构筑起长城防御工事，再次强化了这种分界。在古代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处于长城内外的不同民族虽有冲突，但凭借长城的缓冲作用，彼此获得了各自发展的空间。
　　在长城两侧，分别以农耕、游牧为生产模式的群体的彼此分隔，逐渐形成了双方对长城的不同认知，即长城观念。农耕民族认为，“天造河川，秦筑长城，汉建塞墙。旨在隔阻蛮夷，辨明异域传统”；而游牧民族则视长城为“天堑”，将突破长城作为自身向南拓展生存空间的重要途径。在各自长城观念的影响下，农耕民族除了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王朝外，一般对不适宜耕作的区域不予涉足；而游牧民族为了获取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空间，要么南下直接构建政权体系，要么偏居塞外建立政权但偶有南下。
　　到了辽金时期，传统的长城观念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契丹和女真为代表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始兴于塞外，分别建立辽、金王朝，并极力占据传统的缓冲界限──长城区域。辽金王朝在吸收中原汉族优良政治、文化的基础上，仍极力保持着自身的特性，将政权中心建构在北部中国，这样就突破了长城内外的二元对立，使得长城成为一个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区域。辽金王朝与南面的两宋王朝一起，共同开启了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的辽宋夏金时期。
　　二、辽代的长城观念及其对传统农牧界限的重构
　　辽王朝的长城观念深受唐王朝的影响。唐太宗时期对游牧民族实行了“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政策。聚居在今辽西至燕山脚下、位于传统长城体系草原地带边缘一侧的契丹人深受唐代文化与风物典制的影响，而唐王朝对契丹人时有削弱和打击。在屡次反唐并屡次惨败的过程中，契丹人深刻意识到长城沿线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唐末，契丹人经过核心部落迭剌部的经营抚纳，已经初具规模。契丹人的杰出领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辽王朝后，急欲打破横亘在农牧界限上的雄关、山险的压制，欲在获得战略要地的同时拓展生存空间。最终，辽王朝借助中原陷入五代混战的有利时机，通过后晋的出让，获取燕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全境，以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地区）的土地，突破了传统农牧界限，使农耕民族失去了曾倚靠的长城防御体系。其后北宋王朝建立后，君臣就曾痛心疾首于“今自飞狐以东，重关复岭，塞垣巨险，皆为契丹所有。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国也”（《续资治通鉴·宋纪十四》）。为了重夺燕云十六州，北宋与辽围绕着燕云和幽州关南地区的争夺长达24年之久。但辽王朝经过多年经营，已牢牢控制了燕云地区，北宋已无法撼动其地位。公元1004年，宋辽和谈，订立“澶渊之盟”，各自罢兵。
　　辽朝盛时，其疆域“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辽史·地理志》），“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辽史·营卫志》），用汉法来治理以汉人为主的燕云地区，使这一地区成为推行汉化和吸收汉文化的前沿阵地，并在这一区域设立了地方五京中的二京──西京大同府和南京幽州府，体现了燕云地区的重要地位。对燕云地区稳定而有效的治理，使得辽朝在对汉地王朝的对垒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辽代的南境越过了燕山山脉，囊括了燕云十六州这样丰饶的农耕地带，事实上已跨越了传统的以长城为标志的农耕民族、畜牧民族分界线。大量农耕文化圈的存在，推动了游牧民族政权借鉴农耕文化的举措，“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辽史》卷2《太祖本纪下》），并构建起“南北面官制”，给予农耕定居族群以较大的发展空间。传统长城界限的突破和生产方式的多元化，使得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代开始表现为游牧和农耕文明多元交融的景象。
　　传统农耕族群的长城体系，由此转成为契丹人倚靠的、防御南方宋王朝的屏障。同时，辽王朝还扩大了长城的范围，“筑长城于镇东海口”（《辽史》卷1《太祖上》）。中国历史上，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海道是中原与辽东联系断绝时的重要海上通道，镇东海口的长城就修筑于辽东半岛的南端，扼守今大连半岛的要冲。辽王朝在建国阶段为了防备渤海国同唐王朝及其后的五代梁、唐、晋、汉、周的联络，而修筑长城以切断水路通向中原的通道。辽道宗咸雍间又修筑长城，“边障甫宁，大兴役事”（《辽史·公鼎传》），长城由此深入到游牧民族的东部疆域，其应用的范围大大延展了。
　　三、金代对传统长城观念的再发展
　　建立金王朝的女真人兴起于我国东北一隅。女真人在其领袖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迅速崛起，在相继灭亡辽王朝和北宋王朝后，其南部界限从辽王朝的白沟一线向南直抵秦岭—淮河一线，深入到传统中原农耕文明的腹地，这是在辽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突破传统长城体系的探索，在金王朝与两宋王朝对峙的时间里，传统的长城体系和历史区域被完全突破瓦解，但是金王朝仍继承并发展了辽王朝的长城观念：
　　第一，在金王朝东北地区族源地的东部，金廷修筑了一条曷懒甸长城，位于其与东南高丽王朝之间的曷懒部聚居地，主要是防备高丽人。在金王朝兴起初年，高丽趁金王朝对辽发动战事无暇东顾之际，声称曷懒甸地区是辽王朝从高丽取得，“习泥烈等复以国书来。曷懒甸长城，高丽增筑三尺。诏胡剌古、习显慎固营垒”（《金史》卷2《太祖本纪》）。金朝方面不甘示弱，“杀二使，筑九城于曷懒甸，以兵数万来攻。斡赛败之。斡鲁亦筑九城，与高丽九城相对”（《金史》卷1《本纪第一》）。
　　第二，金王朝在其东北地区的西部，修筑过一条分隔草原地带的军事防御工程──金界壕。历史上，金界壕曾被认为是金代的“长城”。实际上，金界壕是一种以壕沟为主、辅以边堡的防御体系。它虽不是长城一类的地面建筑，却符合中华传统的长城观念，即用于防御游牧民族的、以延缓游牧民族强机动性的、长里程的军事工程。它沿着“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现存较完整的一条从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起，依大兴安岭的山势向西南延伸，经锡林郭勒草原到达武川县，全长达2500公里。
　　第三，金王朝末年，草原地带的蒙古族兴起。在初期的压制之后，金王朝逐渐处于被动，并迫于蒙古人的压力将都城迁往黄河以南的南京开封府。面对咄咄逼人的蒙古骑兵南下的局势，金王朝依山带河，构筑了以秦岭—黄河为核心的关河防线。关河防线的构筑，是金王朝在面临蒙古骑兵时的被动防御，但也是对传统长城观的一种实践。
　　四、辽金长城观体现的民族交融特征
　　第一，“长城观”作为中华传统观念，为中华民族共同继承和发展。长城体系为中原汉民族所构造，但在长期的交往与碰撞中，长城两侧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分别形成了对长城的不同观念，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长城观”的全部内容。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长城观念，不能单纯理解为军事防御设施，更非民族内部对抗的产物。在中国古代的生产力水平下，因地理条件因素形成的两大民族，对长城体系的认知必然是有差异的，但在中华民族不断的交往与交融进程中，“共有”长城观念逐渐汇集成为中华民族在生产和发展演进中共同的智慧，而为中华民族所共同继承和发展。
　　第二，文化理念的传承与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交互趋势的演进。契丹人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契丹人曾长期归附于唐，大量契丹人入唐为官，在契丹族群中大为流传的汉文化，使契丹人对中国和中华有了接纳的长期基础。在与唐王朝争战的过程中，契丹人深刻感知到长城体系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作用，其在实力壮大后就极力获取长城体系上的燕云地区，为自身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这一点对后来的金王朝也有深刻影响。在面对东北各游牧族群和蒙古族的强盛崛起时，受传统长城观念影响，金王朝也通过筑长墙和深壕进行防御。而在这一过程中，深入中原汉地的契丹人和女真人就被后来的蒙古族认为是“汉化”了的，在划分蒙元王朝四等人制时，就将两者统统划入“汉人”。这种在文化交往交流与碰撞中对长城观念的传承和发展，正是中华民族交融的重要特征，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中推动了中华“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交互趋势的演进。
　　第三，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辽金两朝对传统长城观的引入反映了其对汉族传统观念的借鉴和吸收。而随着域内农耕文化圈的扩大，以及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日渐提升，辽金两朝也开始了与汉文化的更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步伐。在这种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以及治理广大汉民族区域的需求中，辽金王朝开始自视为中华，由此形成了辽金时期的“中国观念”和“中华观念”。同时，凭借军事实力的优势，辽金王朝在三百余年间与汉文化圈的并立中，产生的军事、政治影响力远大于南方的两宋王朝，疆域也一再扩大，直达秦岭—淮河沿线，占有中华的半壁江山，使得中国北方民族的思想观念在整个中华民族思想演进中的地位大为提升。他们不再只是南下汉地融入到汉族中去，而是积极自建文化体系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从此更为自信地融入到中华大家庭中来，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增添了多元性的因素。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民族大学）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16BJMZTJJY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