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冲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源自：中国民族报  : □ 周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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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事实上是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两个子过程的统一，这两个子过程彼此互相渗透且不可分割，又分别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在发展时间上也不同步，有时甚至相反，这一点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表现得更为显著。西方国家努力加强国家制度、法律建设，统一国内市场，增进文化认同进而整合社会，而社交媒体上却出现许多撕裂社会、影响民族建构，甚至是分裂国家的言论和行为，在不同层次上冲击了西方民族国家的建构。正如郝时远在2016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上所说，“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远未完成”。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批判性地学习西方国家治理社交媒体的经验和教训，为防范社交媒体可能对我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造成的威胁提供借鉴。
　　一、西方国家社交媒体发展现状
　　（一）社交媒体在西方国家的普及率攀升
　　根据新加坡媒介研究机构WeAre Social 和GWI（全球网络指数）的研究，截至2016年1月，全球人口73.95亿，互联网用户34.19亿，社交媒体活跃用户23.07亿，手机用户37.9亿，移动端社交媒体活跃用户19.68亿，西方国家的社交软件平均使用率在全球位居前列。
　　（二）社交软件的使用频率提升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网民对社交软件的依赖度不断提升，各种软件陆续进入网民的生活中。社交产品便捷的入口、丰富的种类、强大的功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网民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社交软件上。
　　（三）社交网络中“个性化”言论增多
　　社交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隐秘性、随意性等特点，使得网民敢于且乐于在社交网络上自由地发言，社交网络所呈现的语言往往个性十足，使许多分化严重甚至是极端化的言论出现。这一点伴随着近年来西方国家右翼保守势力和民粹主义的抬头，体现得更加明显。
　　（四）影响民族国家建构的言论和行为增多
　　随着难民的涌入以及恐怖袭击事件的日渐增多，西方国家社交媒体上激进主义思潮和极端主义思潮的传播愈演愈烈，而且开始出现线上组织传播、线下行动的趋势。
　　二、社交媒体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冲击
　　（一）社交媒体成为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强有力武器
　　民族分离主义被学界看作是第三次民族主义的浪潮，它日渐成为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现象。现如今，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早已不限于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它也是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非传统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近年来发生的英国苏格兰独立公投、乌克兰克里米亚公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等等，正是西方国家备受民族分裂主义困扰的现实表现。过去，西方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传播、联络、组织、行动主要通过传统媒体的报道，聚会、游行等形式，但是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其形式又有了很大变化，社交媒体逐渐成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舆论传播的阵地、关系维护的联络站、人员组织的平台。在苏格兰独立公投中，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支持独立的苏格兰网民或社交媒体大量宣传独立后的好处，有意忽略了分离出英国后的弊端，积极诱导网民为苏格兰独立投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结果。
　　（二）极端组织、恐怖主义通过社交平台冲击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伴随着国际社交媒体影响力和渗透力的加大，互联网产品与西方国家居民的接触日益加深，极端分子、恐怖势力也在不断尝试借用国际社交媒体扩大其在西方国家的影响范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形式：一是主流媒体在社交网络中的账号某种形式上成为极端组织的“传声筒”；二是利用社交媒体作为恐怖分子的招募平台和宣传、交流极端、恐怖思想的媒介等。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极端组织利用社交媒体大肆宣扬恐怖思维，招募并鼓动支持者发动暴力袭击，在西方国家内引发了日趋严重的青年极端化现象，特别是很多土生土长的西方青年成为其推行恐怖主义的工具和牺牲品，动摇了部分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面对极端组织在社交网络及现实生活中的恶劣影响，西方国家自由主义势力主张的多元主义民族政策尽显颓势，推行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保守势力在西方国家的力量不断强大，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构建。
　　（三）社交网络中的民族对立与极端化对国家认同的解构
　　民族认同以其多元的、复杂的、自成系统的文化性，经过社交媒体的放大与极端化之后，不断侵蚀、消化着民众的国家认同。分析社交媒体上的种族主义言论、极端恐怖思想剧增的原因，发布该类言论的主体多数是基于西方国家短期利益分配不均和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所诱发而产生被剥夺感、对现状不满的“弱势群体”和非主体民族群众，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情绪的发泄口和获取慰藉、支持的平台，甚至部分极端主义分子利用社交媒体发布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民族对立等言论，并聚合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
　　三、西方国家社交媒体的治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保障民族团结的工作在社交媒体治理中有法可依
　　随着移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的安全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重视。近年来，社交网络威胁西方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活动越发频繁。因此，加强社交媒体法制建设、保障网络信息安全，逐渐成为西方国家应对社交媒体冲击的重要措施，这也是我国亟须借鉴的方面。
　　加强社交媒体的法制建设是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首要保证。目前，我国有关监管网络言论的法律还很少，现有法律的内容也并不完备。虽然《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对于利用网络散布危害民族团结的信息作出了相应规定，但部分法律条文规定滞后，在实际工作中适用性较差、执行起来困难。例如，当前社交媒体上以图片、音频等形式出现的攻击我国民族政策的言论仍然存在，对其监管没有相适应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等。
　　（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社交媒体上弘扬民族团结精神
　　在我国，微博和微信是社交媒体当前发展的最重要形态，也是影响民族团结事件发生的重要“源头地”。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发挥政府机构和主流媒体在社交网络中的积极引导作用。社交媒体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主流声音在传播中的凸显和正能量的凝聚可以有效影响这一进程，尽可能地降低社交媒体分化社会的风险。特别是当前，青年正在逐渐成为促进民族发展、维护民族团结的主力军，运用青年喜闻乐见的短视频、直播、弹幕、表情包等形式展示民族文化，弘扬民族团结精神，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的民族观和价值观。例如，今年上半年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的宣传民族团结的短视频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的民族服饰图片展就获得了年轻人的热捧。
　　（三）提升民族工作部门的社交媒体参与能力
　　由于信息在传媒领域不可或缺和无法替代的地位，社交媒体注定要参与现代信息传播并成为现代信息传播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交媒体的运行体制下，传统媒体中的“把关人”作用并不明显，而且社交媒体具有即时性的传播特征，这个时候，就更加需要加强民族工作者与社交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这种能力指的是对社交媒体中危害民族团结信息的舆情监测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是在社交媒体迅速发展时期对民族工作者职业素质提出的新要求。首先，作为社交网络社会治理的主体，要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掩盖问题、讳疾忌医。其次，在发现社交媒体中可能危害民族团结的风险时，要及时疏导，而非一味地删帖或禁言。最后，将推动这类工作的管理办法逐渐向制度化、规范化转变，提升民族工作部门参与社交媒体治理的可持续性。
　　（四）发挥各民族群众在维护社交媒体良好言论生态中的重要作用
　　面对社交媒体上庞大的用户群和发帖量，单靠政府和社交媒体的力量不足以充分应对，社会的监督可以作为有效的补充。许多西方国家积极倡导网络名人、网站、编辑记者和普通网民承担部分社交媒体治理的社会责任。在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减少网民传播影响民族团结信息的同时，鼓励网民和企业参与到防范和阻止危害信息传播的行动中。例如，网民和记者自发成立“停止传谣”等辟谣网站，专门为网民提供真实信息。社会监督作为防范社交媒体对民族团结冲击的重要补充，能够在我国的社交媒体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