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探讨

源自：中国知网  : 张永岳、张传勇、胡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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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
　　“一带一路”战略为推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我国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一方面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族团结提供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成为维护边疆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路径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现价值。文章首先探讨了在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困境; 接着以新疆喀什地区为例，对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现状、问题和挑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路径应当走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道路。
　　2014年 3月 16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2020年)》( 以下简称《规划》) 的出台，将新型城镇化提升到国家的战略层面。我国民族地区土地总面积大，城镇化水平总体较低。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 5 个民族自治区中，只有内蒙古的城镇化率高于全国城镇化率平均值 53.7%，为 58.7%。其余四个民族自治区的城镇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疆的城镇化率只有 44.5%，广西的城镇化率不到 45%，宁夏的城镇化率为52% 左右，西藏的城镇化率还不到 25%。由于民族地区大多地处祖国边陲，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屏障，其特殊的内外部环境和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生态等人文地理区域，使得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道路相对更加复杂，也更具特殊性。可以说，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承载着能否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推动全国各民族团结以及维护边疆安全的多重使命，探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概述
　　民族地区存在着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特点，因此，随着关于城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当前关于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及其差异
　　一般认为，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且低于非民族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水平，推动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任重道远( 肖应明，2014)。一方面城镇化是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稳定增长的前提; 另一方面，也是保证民族地区城市空间扩散与集聚效应作用的基础( 高永久，2004)。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邓艾( 2006) 以民族为单位对中国西部地区 51 个民族的城镇化水平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西部地区不同民族的人口城市化率差异巨大，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相差近 20 倍。毛生武( 2011) 认为抛开与非民族区域的比较，就西北地区内部而言，区域差异性也很大，“民族性”区域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西北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崔许锋( 2014) 发现云南省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总体不高，在空间格局上呈现出以昆明为中心从中部向边缘阶梯状递减的趋势。
　　( 二) 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当中的关键问题
　　民族地区存在着许多相似的特点：如多民族聚居、地理位置特殊、文化多元、长期以来经济滞后、发展不稳定因素较多等。因此，研究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问题要更加注重其现实性和复杂性( 李慧，2006)。必须要重视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包括民族交融( 冯瑞等，2008)、文化传承( 方盛举和陈立春，1999; 肖琼，2011)、生态保护( 丁生喜，2012)、社会稳定( 陈纪等，2008) 以及区域安全( 蒲馄等，2005) 等。
　　( 三) 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发展途径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基础、生态环境、社会条件存在明显差异，使得不同民族地区的城镇化道路在路径选择上不仅应具有民族区域共性的特征，同时又不失区域特色。以英国、拉美国家、韩国、日本等国家为例，其城镇化路径的共性是最终组成城镇协调配置、相互补充的区域城市化体系( 宋蓓，2007)。因此，民族地区在选择具有地区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时，应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和资源优势( 黄载曦和李萍，2003; 张泰城和张小青，2007; 丁生喜，2012; 孔祥利，2014)。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不仅要从方向和模式上创新，还要从制度上进行创新。这便要求一方面，要根据各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承以及生态环境等差异，走具有民族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另一方面，还要合理突破现有的包括土地、户籍、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体制障碍( 杨宜勇和郜凯英，2014)。
　　可见，当前国内学者对于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研究方兴未艾，由于缺乏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分析框架及系统的实证分析，很多方面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就核心概念而言，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还不清晰; 就分析理论而言，整体理论框架不明，因此结论缺乏系统性的政策建议，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政策体系。当前，民族地区城镇化倍受关注，相关研究应当站在更高层次认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城镇化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由此，笔者通过分析民族地区城镇化的现实困境、典型地区发展现状与主要做法，以及今后推进城镇化路径探讨等方面展开更全面深入地分析，提出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城镇化作为我国民族区域发展的一部分，纳入民族理论政策研究的重点和顶层设计的重点，为探索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持，并为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二：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首先，由于民族地区一般处于祖国边疆，地理区位较为复杂，如何在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中推进，是民族地区城镇化面临的首要挑战。其次，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是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城镇化进程中引起人口的高度集聚和分布变化，可能致使民族地区出现人口结构、民族结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不合理问题以及利益的分化，很容易产生民族问题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如何在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的进程中同时体现出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这是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要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最后，民族地区具有自然禀赋的生态环境资源、珍稀动植物资源及待开发的能源，在推动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合理利用民族地区特殊的产业及产业结构，并使用好民族地区的既有资源，也是一大挑战。基于以上因素，当前在推进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当中主要面临如下问题：
　　( 一) 制度障碍与体制束缚问题
　　与非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进程相同，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也是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的重要问题。但当前民族地区相对固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土地政策对民族地区城镇化趋势有着很大的约束。除此之外，关于劳动力有效供给、土地征用的低成本、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均等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困境，也都是在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可能面临到的关键问题。因此，只有从制度层面上进行顶层设计，着力解决土地、劳动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长期供给瓶颈，才可能有效推进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而目前急需从户籍及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及财税制度以及城镇化投融资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
　　( 二) 城镇化进程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随着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大批劳动力从农村释放出来，但由于受教育程度、语言水平、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制约，这部分劳动力无法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智力支持。近年来，不少地区都出现高层次人才短缺以及高层管理和技术岗位空缺的现象。同时，由于受当地经济效益所限，使得民族地区无力提供优越的生产生活环境来吸引高端人才，这直接导致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企业经营效率难以提高、人员福利水平总体较低等现象，进而使得民族地区高质量城镇化进程阻力重重。
　　( 三) 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问题
　　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问题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目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不仅包括传统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新兴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如信息、高速公路、现代化快速轨道交通以及智能化城镇管理系统等。
　　( 四)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问题
　　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都较差，生态环境极其脆弱，虽然这些地区存储大量的自然资源，但其开发利用成本高、可利用效率很低。同时，西北民族地区大多还面临着水资源匮乏等生态环境约束问题，这也会制约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推进。因此，如何在推进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兼顾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是民族地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以新疆喀什地区为例的现状分析
　　( 一) 新疆喀什地区城镇化发展现状
　　截至到 2013年，喀什地区总人口 422.82万人，非农业人口 96.25万人，城镇化率为 26.7%。①根据全国、新疆和喀什地区 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城镇化水平已达到 53.7%，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化水平已达到 44.47%，而喀什地区仅为 26.7%。
　　根据喀什地区城镇化呈现出来的特征，结合国际国内城市( 镇) 化的发展经验，②当前喀什地区城镇化正处在城乡互动的起步阶段，而且属于起步阶段中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在适当的外部因素刺激下，有可能实现加速发展、跨越式发展。
　　而从喀什地区各县市城镇化水平来看，不同县市之间差距很大。根据 2013年喀什地区统计年鉴，③2012年 喀 什 市 城 镇 化 水 平 最 高，达 到61.1%，水平最低的是疏附县，仅为 10.2% ; 城镇化率超过 30% 的，还有麦盖提县和塔县，分别为30.9% 和 30.5%。叶城、莎车、英吉沙、疏勒、伽师等县均低于 20% 的水平。
　　从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城镇化进程来看，城镇化水平呈递增趋势，但从喀什地区来看，其城镇化水平发展缓慢，而且存在波动。根据喀什地区统计年鉴，喀什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由 2000年的19.87% 上升到 2013年的 22.76%，④即喀什地区14年间城镇化发展水平仅增长了 3 个百分点，且从增长过程来看，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上下波动的特征。
　　( 二) 喀什地区在推进城镇化当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虽然近年来喀什地区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不容忽视。
　　1.如何加强城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
　　与大多数民族地区相同，喀什地区目前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的初期阶段，未来较长时间内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是喀什地区内源性财政支持不足，根据 2013年的统计公报，2013年，喀什地区财政收入 62.3亿元，地区财政支出为 346.7亿元，财政自给率为 18%，意味着财政支出将有 82% 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和援建四省市的资金补充。个别县域的财政自给率更低，如莎车只有 8%。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财政自给率逐年下降，对外依赖性逐年上升。从过去几年来看，喀什地区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缺口呈逐步扩大趋势，由 2008年的 84.05亿元扩大到 2013年的 284.39亿元。
　　在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的背景下，如何抓住国家战略，推进与四省市大力援助战略机遇期，由外力推动向内外结合，逐步提高财政自给率，最终由内生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将成为喀什地区目前主要挑战之一。
　　2.如何提升产业支撑能力，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优化，即向“三、二、一结构”演进，⑤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及欧美发达国家城镇( 市) 化的共同发展规律。从喀什地区三次产业总体分布情况来看，2013年，喀什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为，第一产业 31%，第二产业 30%，第三产业 39%，即“三、一、二结构”。
　　第二产业发展滞后于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不仅直接制约着第三产业的发展，更使得喀什地区各县市对农民的吸纳能力不足，直接影响到喀什地区城镇化发展水平。如何加快发展第二产业，促进第三产业发展( 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进而推动喀什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提高城镇接纳农村转移富余人口的能力，将成为喀什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二。
　　3.如何为城镇化提供必要、足够以及高质量的劳动力？
　　从就业总量来看，根据 2012年的统计数据，⑥喀什地区总人口为 415.13万人，单位从业人员为20.29万人，就业人数仅占总人口的 4.9%。这意味着城镇就业人口数量比较低，⑦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喀什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还缺乏相对熟练的产业工人。同时，从就业人员素质来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截止 2013年，喀什地区普通中等职业教育在校人数仅 3.1万，大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同时仅有 1 所普通高等院校，每万人在校大学生还不足 30 人，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5.38%。中高等教育人才的不足严重影响到喀什地区的产业与经济的发展，并进而影响到喀什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如何推进喀什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中高等教育人才的快速增加，以及通过培训等途径把农村富余人口转移到城镇，为喀什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足够以及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将成为喀什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三。
　　4.如何加快公共设施建设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在喀什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以医疗服务作为典型领域分析，可以看出，城乡医疗资源差距在逐步加大。从乡镇的卫生院来看，尽管喀什地区卫生机构总数逐步增加，由 2008年的 258 家增加到 2013年的 291 家，但乡镇卫生院基本上保持不变，一直保持着 166 家。尽管喀什地区卫生技术人员规模由 2008年的 11229 人增加到 2013年的 15921 人，但乡镇卫生技术人员与城镇卫生技术人员的总数差距在逐步加大
　　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除了上述医疗资源以外，文化活动设施、体育健身设施，以及公共厕所等市政服务设施等方面，也都存在着类似情况，城乡二元结构十分明显。
　　如何采取积极措施，有效缩小城乡在公共服务设施服务方面的差距，实现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是喀什地区推动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又一重要挑战。
　　5.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促进各民族和文化的交融？
　　2013年底，喀什地区总人口中，维吾尔族人口386.98万人，占总人口的 91.62% ; 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6.86% ; 其他民族占总人口的 1.51%。而在 2009年，三者的比例分别为 91.28%，7.19% 和1.53%。这一人口比例的变化表明，在过去五年中，喀什地区的民族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同时，文化交融也存在相对不足，体现在部分县市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其独特的文化底蕴没有得到鲜明体现。⑧如何在体现历史优秀文化传承的同时，加速喀什地区各民族和文化的交融，将是喀什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独特性的表现，这也是喀什地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既避免出现“千城一面”的状况，又丰富城镇化的活力与灵魂的重要途径。

四：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以新疆喀什地区为例的分析，我们认为，当前造成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上述问题与挑战的深层性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一) 在认识上尚未科学认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外延
　　目前，不少民族地区将“城镇化”简单地理解为农民进城转为居民，而没有真正认识到“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外延，没有把握住“贵在新、核心在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要点，也没有全面掌握两元结构的多层表现，⑨更没有在战略高度上认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我们最大的内需潜力、最大的结构调整和最大的收入分配改革，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⑩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行动上缺乏系统的统筹协调、清晰的行动路线和明确的具体措施; 在推进目标的把握上，仅停留在简单的数字概念; 在价值取向上，说起来重视，做起来忽视; 在面对困难上，缺少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难题; 在对“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把握上，没有真正发挥好新型城镇化这一综合载体的作用，没有最大程度实现经济发展和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 二) 推进过程中尚未理顺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是个错综复杂、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推进过程将充满复杂性、反复性和艰巨性，尤其是喀什地区正处在起步阶段的初期阶段，需要精准外部刺激和持续内部生成的结合，才能实现加速发展和跨越式发展。从推进的机制看，新型城镇化建设，主要涉及到住建、发改、经信、人社、民政、文化、公安、国土、商务、交通、金融、旅游、电力等多个部门，单靠一个部门，如住建局来负责统领加以推进，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它需要真正形成多部门合力，按既定步骤和节奏，共同推进。同时，从实施的主体看，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该由县市政府为主体; 从体制角度上看，新型城镇化建设，也不宜由地直部门领衔推进。
　　( 三) 具体措施尚未真正落脚到“以人为本”的根本上
　　近几年来，喀什地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道路交通网络初步建成，工业园区及保障房等工程加快推进。但在推进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城乡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的建设，而忽视了对人的关注，没有关注“人”的需求。例如，农村人口落户城镇有无就业优惠特殊政策、农保与城保之间能否互通等，都是“人的需求”。特别是喀什地区的多民族性，不同民族受教育程度、对新型城镇化的态度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没有“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和分阶段推进”下，更易引起社会问题。目前存在的严重维稳压力，虽然是个相对时期内存在的产物，但也是一个侧面的体现。

五：民族地区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路径
　　( 一)“一带一路”战略下，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应考虑的因素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有效推进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不仅要考虑由历史地理等因素决定的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硬环境，更要重视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演变所沉淀的文化传统以及制度决定的软环境。[1]新型城镇化要求从“人”的需求出发，重点提升城镇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城镇的文化品质，特别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民族地区而言，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重在体现民族特色文化，尊重民族文化价值观，以及注重各民族地区传承的历史与地域文化。因此，民族地区城镇化的路径有别于其他地区城镇化的动态发展历程，不能简单效仿国内外发达地区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而是需要我们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具体来说，应当加强规划引导，形成新型城镇化要求的规划建设体系，形成以规划为引领的发展格局，完善规划管理机制，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统筹发展格局。同时要因地制宜，注重展现民族地区特色。
　　( 二) 民族地区实施城镇化的路径
　　相比以往的城市化( 或城镇化) 政策，新型城镇化关键的一条指导思想是“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于这一指导思想，李克强指出，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分别将农村转移落户问题、城中村与棚户区改造问题和中西部就近城镇化问题纳入新型城镇化着力解决的核心工作的范畴。
　　1.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构建新型城镇化的创新模式
　　作为新型城镇化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不能简单复制经济发达地区的传统模式，必须在实践中探索城镇化、农村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共同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在发展动力上，由外力助推逐步过渡到内力主导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在路径选择上，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应与西部民族地区整体目标和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使民族地区的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人口集聚、就业转移以及传承文化相统一，最终实现产业结构合理、文化特色突出、城乡融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与此同时，城镇化建设要高度重视保护和治理城镇生态环境，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高度重视发展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体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高度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西部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发展优势都不尽相同，在具体政策实施中要因地制宜，采取适合当地实际情况和特点的城镇化模式。[2]结合西部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旅游资源优势，科学地将民族特色与现代化的内涵有机结合起来，建设独具风情、体现浓郁民族文化特征的新型现代民族城镇化模式。
　　2.突出新型城镇化中的文化传承与民族交融
　　文化和民族问题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一带一路”建设当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要更加注重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中的文化元素，体现民族特征，传承不同区域的优秀文化特色，以新型城镇化促进文化认同、民族交融。首先，构建统一的新型城镇化思想，引导地区各族各界人民共同以新型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的一致目标。其次，针对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特点，加强优势旅游资源和特色文化的宣传工作，将地区的宜人风景和多彩文化发扬光大。最后，加强对民族人士和宗教人士的培养和教育，提高其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有计划地选派优秀的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人士到东部发达地区、各类院校进行学习和考察，开阔他们的视野并发挥模范带动作用，依法推进健康文明的民族活动和宗教活动。
　　3.实现人口集聚与产业布局相协调的产城( 镇) 融合模式
　　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基本实现城乡产业协调发展格局，建立新型工业化与农牧业现代化互动推进的城镇化格局，实现人口集聚与产业布局相协调的产城( 镇) 融合模式。逐步在民族地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市场，结合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取消限制农牧民进城的各种歧视性规定，拓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渠道。[2]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依托各地的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以招商引资推进工业项目和工业园区建设; 加强发展传统服务业，推动旅游、餐饮等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产业集群发展; 采取政策扶贫等措施，鼓励、引导地区农牧民发展本地特色农产品的再加工，推动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4.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资源统筹共享机制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纽带，基本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公共服务资源投入，形成新型投融资体制，基本实现城乡一体的公共资源统筹共享机制。推进民族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首先要继续加大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领域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要继续加大对城市供水、排水、道路、桥梁、广场、园林绿化、灯光、垃圾处理、防灾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投人和建设。其次，结合户籍、社保等制度的改革，积极建立民族地区城乡之间的公共资源统筹共享机制。最后，资金来源上，中央要进一步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增加财政转移支付总量的同时，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同时，制定和完善支持西部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事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形成多渠道和多元化的投资和融资体系。

※　注释
　　①城镇化率是指城镇常住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指城镇户籍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为便于与全国及新疆自治区比较，这里的城镇化率是指前者。但在喀什统计年鉴中常用后者来表示。
　　②传统上，我们将城镇化发展水平，按城镇化率划分为：城乡两元结构的初始阶段( ≤20% )、城乡互动起步阶段( 20% < 城镇化率≤40% )、城乡初步一体化阶段( 40% < 城镇化率≤60% )、城乡中度一体化阶段( 60% < 城镇化率≤90% ) 和城乡高度一体化阶段( > 90% ) 等五个阶段。
　　③截至 2014年 11月 15日，2014年喀什地区统计年鉴尚未出版，各县市的比较数据只能采用 2012年数据。
　　④这里的人口城镇化率是指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数，现有喀什地区统计年鉴中主要用到的是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一定的差异，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能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与真实水平。
　　⑤“三、二、一结构”是指三次产业的结构比重规律，即第三产业比重最大、第二产业其次、第一产业比重最小。
　　⑥由于 2014年的新疆统计年鉴尚未出版，相关数据缺失。
　　⑦同期，新疆全区就业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46.6%。
　　⑧根据相关文化交融理论，文化交融的主要标志之一在于各种文化同生共存，交错辉映和互为特色。
　　⑨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城市内部上也都存在着两元结构⑩相关论述详见 2014年 9月 16日，李克强总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　参考文献
　　[1]张冬梅.民族地区如何推进特色新型城镇化[N].中国民族报，2014-12-21.[2]张克俊.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对策思路[J].经济问题探索，2005( 7)

∷　基金项目
　　新疆喀什地区住建局委托项目“喀什地区城乡发展一体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住房价格影响地区经济收敛的机制、实证及其对策研究”( 14YJC790164) 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张永岳，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传勇，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讲师、博士;
　　胡金星，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