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四川西部(包括成都平原)三星堆文明蜀人形成之前的土著,其中主要一支,正是从贵州西北部北迁而至的濮人,虽无直接正史可考,难度很大,但可合理推论如下:
第一,贵州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非常丰富,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个文化区之一,而四川除川西南之资阳外,这一文化时段非常欠缺,而且以后的石器时代各阶段文化不象贵州那样衔接。第二,上古和远古四川土著是彝濮的记载,不多但也不少: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牧誓》所指的唐、微、卢、彭,“尽皆为濮”。这就是说,在武王伐纣之时的唐、微、卢、彭等奴隶制小国或叫部落联盟,是濮人的国家,或他们的先民是濮人。在四川,以蒲、郫、彭、僰等命名的地方不少,这些读音与濮人有关,这一点与贵州相同,历史上贵州西部和西北部有许多以“普”为名的路府州厅卫,例如宋代的普里路(在今贵州安顺一带);元代的“普安路”(在今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一带,路治设在今盘县东三十里)和“普定路”(在今安顺、平坝、镇宁一带,路治设在今安顺城);明代的“普安军民府”(后改为普定卫,即今贵州盘县)和“普定府”(后改为普定卫,即今贵州安顺);清初的普安厅(后改为盘州厅)和“普定县”(即今安顺城),等等。现在的普安、普定等县,是否可能因为“濮”族居地而得名,把“濮”讹称为“普”。第三,濮人支系繁多,故称百濮,到战国时,以夜郎及滇为大宗。第四,四川南部曾是夜郎古国地域。《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后汉书》:夜郎地域,“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约当今之贵州西部,云南东部、东北部,四川南部和广西西北部。据《水经江水注》、《蜀记》、《十道志》、《太平寰宇记》等文献记载,今四川乐山、彭山、眉山、夹江以及今贵州桐梓、赤水都是古夜郎地,号称:“大夜郎国”。第五,贵州境内的原始居民濮之后裔仡佬族,中心在今遵义以东和毕节大方县,分别与重庆和四川接壤。以大方县仡佬族为例:与古代“濮”人,“僚”人接触最早而又最频繁的当推卢鹿族,他们当时即呼“濮”或“僚”人为“濮”,今日的彝族仍呼仡佬族为“濮”。大方县百纳镇有个地方叫做“普底”,原是仡佬族住的一个场坝,上世纪50年代后,那里住的都是彝族。彝族呼仡佬为“普”,呼场坝为“底”,所谓“普底”,就是“仡佬族的场坝”的意思。大方县,蜀之近地,过了赤水河,就是古蔺县。第六,川西无论是南部还是成都平原三星堆文明地区均产食盐。川东、川南盐资源丰富自不必说,成都平原自古也有产盐的记载,《华阳国志》:“广都县、郡(成都)东三十里,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置,有盐井、渔田之饶……县凡有小井十数所。”《四川通志?卷六十八》:“成都、华阳:于简州、犍为、射洪等州县买盐运至本县行销;双流:于简州、乐山、犍为买盐;新繁、新都、郫县:于犍为、三台买盐;崇宁:于三台、射洪、中江买盐;灌县:于简州、犍为、三台、井研等县买盐;彭县:于犍为、三台买盐;崇庆、新津:于乐山、犍为、井研买盐;汉州:于射洪、三台、中江买盐;什邡:于三台、射洪等县买盐。”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说:“人类文化总是从产盐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第七,在三星堆的祭器坑中,发现大量象牙,表明成都平原在三星堆文明以前有大量的原始森林,并有像大象这样的大型野生动物都有,更不知其它动植物有多少种,而《山海经?海内经》告诉了我们这一切:“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稻、黍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本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草也,冬夏不死。”更有成都平原河流纵横,“沃野千里”,适于农业耕作。
以上七条,第一条以物证说明贵州西部和北部经过了原始社会,并且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三个文化区域之一,比川西丰富得多,有大量原始居民。第二条和第三条史书明确记载四川远古土著为彝濮,夜郎及滇为百濮大宗,而四川是小宗。第四条、第五条,阐明了川南到战国时曾为大夜郎地域,贵州西部、西北部与蜀有很深厚的历史渊源,并且濮人的后代仡佬族中心大方县离四川很近容易进退(此迁或南移)。第六条证明川南和川西平原自古有食盐,对贵州西北濮人很有吸引力。第七条表明成都平原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比贵州西北部好得多,有利于狩猎、打渔和农业生产,对近邻贵州的濮人来讲,同样具有深深的吸引力。这样,贵州西北各(遗址)群落中的濮人和川西南(资阳遗址)的濮人分期不断向西北迁徙,成为成都平原地广人稀中的主要土著之一。因为成都平原迄今发掘出的石器时代遗址少得可怜。
贵州境内的原始居民濮人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北迁的,又是从哪条路线走的?这些都无从可考,只能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和地理进行合理推测,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合理分析推测对历史学并不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不然有谁能填补空白。第一次很可能最早发生在距今2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直立人即贵州北部之黔西人(黔西观音洞文化)和桐梓人时期,就有很少的“人”到了四川。因为当时的桐梓人已知用火取暖御寒、烧烤食物。有原始思维和原始语言。在游猎和打渔过程中,某个群落到了长江,在沽水季节用茅草和枯枝,扎木筏或竹筏过江,在北岸狩猎和打渔过程中,苟食岩盐,觉得烧熟的肉蘸着盐吃味道极好,于是以后返回告诉原来住地的群落,逐步北迁,但也有的群落留住原地不愿游走他方。以后,贵州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公元前1万年左右)都有少量人类前后抵达四川。到了新石器文化时代(一般认为从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3500年),从类社会发展出现了一次飞跃,有人把它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是农作物的种植和家畜的饲养日渐兴盛起来。这时可能出现了濮人先民北迁的高潮,因为成都平原的沃土和河流、食盐、密林把高山、缺盐、少水,植被稀薄不太利于农耕的贵州西北部的濮人先民深深吸引过去。贵州新石器时代初期的文化典型当数平飞虎山遗址。是新、旧文化共存遗址,旧石器时代文化层分别距今12920±350年和13340±500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分别距今4120±90年和8340±135年。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与黔西观音洞石器传统比较接近。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遗物为磨制石器和破碎陶片。磨光石器共27件,器形有锛、斧、纺轮、箭镞、石臼、石球、石块、利刀和和磨具。陶片近2000件,多为夹砂陶,以手制为主,纹饰多样,还有三片彩陶。骨器中还发现了小型獠牙铲。此外,在贵州西北部紧邻四川的地方还采集到许多新石器,如威宁吴家大坪的石锛,长方形锛等;毕节青场的石铲、石锄等;大方、织金征集到的石斧、似锛器等。所有这些,都表明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左右,贵州西北部已开始进入原始农业时代,而四川没有这方面的遗址。
至于两次迁徙路线,根据地理条件来看,可能是这样的:第一次分两路,东路在距今20万年,今贵州桐梓县城西北与今重庆綦江交界的“桐梓人”游猎北去,在今巴南至江津段扎木筏或竹筏渡过长江,苟食天然巴盐,又掌握保存天然火种的先进技术,遂与古巴人混居,后与古巴人同化,其中一部分以巴人“身份”西迁到今成都平原成为其最早的土著民之一。另一路,即西路濮之先民即以黔西观音洞文化为代表的贵州西北部和西部晚期直立人一部分则与桐梓人几乎同时向北游猎,在长江今泸州向西南溪段打渔,后过长江北岸或源江逆水而上(或沿两岸打渔狩猎而上),在今自贡市以南贡井区苟食天然岩盐,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因某种非抗力,继续北上,与资阳人汇合,同为濮人先民。第二次只一路,即从前的西路濮人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时, (贵州西部和西北部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原始农业发明较成熟以后)以濮人后裔仡佬族中心即今之贵州毕节大方县城以北之百纳镇为起点,渡过赤水河和扎筏过长江,先到长江北岸水草丰茂且有盐的地方。后继续北上,与资阳濮人北入成都平原,与原来到达的濮人祖先会合,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则由后来之古蜀人完成,后面有论),定居下来,成为成都平原最早的土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