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思考

源自：贵州民族报  : 张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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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按照粗线条的划分，大致可以分为清末民国、建国之后的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后这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议题一直不绝于耳。同时，创建中国学派的呼声也历来比较高。然而，这两个概念是否有区别呢？笔者认为二者的内涵不同，是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中国化的概念来看，西方学术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是以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学术发展阶段为背景的。一旦脱离这个背景和基础，把西方学术嫁接到中国社会中来，肯定会产生不适应和扭曲的结果。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学术尚未发展到有自足的基础概念和术语的阶段，自然不能骤而进入以讲究资料处理技术为主的研究法。”按照上述逻辑进行推理，西方学术的引进，至少需要两个阶段。第一是建立基础概念和术语阶段;第二是形成独有的方法论阶段。我认为前者可以看作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化阶段，后者是中国学派的创建阶段。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重点在“化”，强调的是本土化，也就是结合中国实际引进、吸收、消化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创建学科组织，制定学科规范，培养学科人才，这是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步。中国学派的创立则重点突出的是在对国际学术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在世界统一的学科规范下，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声音，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强调的是国际化，这是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对三个时期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和中国学派两个概念的梳理，能更进一步的深化我们对于学科史的了解。

起步：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提出及早期进程
　　清末民国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民族学人类学作为新进的“舶来品”，学者们更多的是进行著作的翻译、学科规范的建立、资料的搜集、人才的培养等基础性的工作。1903年林纾、魏易翻译了德奥学者哈伯兰的《民种学》，自此以后，大批的民族学、人类学著作被翻译到中国来。一大批从国外学成归国的学者，大力宣扬国外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学人类学界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功能论等各种学说都有流行;对于学科的定义也是这一时期的“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蔡元培先生于1926年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明确界定了“民族学是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者比较的学问”。在这个阶段，学者们大致同意民族学等同于文化人类学，二者并无区别。学术界也把文化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卫惠林亦赞同民族学是“研究原始民族的文化的科学”;在方法论方面，无论是当时的“南派”还是“北派”，都采用当时国际上最为流行的田野调查法进行材料的搜集，一些学者更是以精细的田野工作著称。如凌纯声对松花江上游的赫哲族的考察、费孝通对江苏开弦弓村的考察、林耀华对于福建古田黄村的调查、杨成志对云南民族的调查等，尤其在抗战时期，大批的专家学者迁至祖国的大西南、大西北，广泛的开展了边疆民族地区的调查，留下了很多至今依然参考意义重大，熠熠生辉的田野调查范本;学科组织和人才培养关系着学科发展的长远大计。这一时期从外学成归来的先驱们以现代学术理念来建立学术组织、创办刊物。1934年中国民族学会成立，成立之后开展了系列活动，包括选举理事机构、编辑出版民族学报、制定全国风俗普查计划等。抗战期间，“人类学之研究，遂有长足之进展”。民族学人类学家们陆续创办了《人类学集刊》《边政公论》《边疆研究论丛》等期刊，都成为当时民族学人类学发表的主要阵地。在后继人才的培养方面，这一时期国内的大部分国立大学，部分私立大学纷纷开办民族学、人类学专业或者开设相关课程，包括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等。在教材的选用上，有的学校尤其是教会大学直接选用英文原版教材，有的则进行中国化的尝试，编写了一些适合中国学生的教材。
　　综合而言，在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最重要的是打好根基，站稳阵脚的问题，学者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向学术界及社会介绍、推广、宣传民族学人类学的理念，在学科内部建立共识，制定规范，搭建平台，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等。这一时期不论是译介工作，还是学术实践，亦或者是人才培养体系的建立健全，都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进行，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范式和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也并没有完全独立的姿态在世界上赢得一席之地。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言，一些在中国看来具有开拓性质的经典著作，往往却沦为西方学说的脚注。
　　另外，从该时期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术语和概念来看，“社区”和“边政”两个概念是当时学者中国化最为成功的尝试。然而，社区概念仅在以吴文藻为代表的“北派”中获得了共识，并付诸实践，取得了一些成就，仍然有很多学者对这种研究视角反应冷淡。“边政学”研究在抗战时期获得了学界的普遍响应，但是这种带有综合主义视角之研究，与当时国难当头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当背景改变时，边政研究很快落幕了。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结合中国实际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概念和术语，虽一时繁荣，之后便趋于没落。如若当时的社区研究或者边政能继续深化，并提炼出一系列研究方法的哲学，或许中国学派的创建在当时就能完成。但囿于彼时之家国境况，这个过程被迫中断。
　　虽然在学理上，按照演进规则，中国学派的创建未完成，但是当时学者提出了一些简单看法。其中以岑家梧为代表。他在40年代初指出，“欧美的民族学往往不适用于中国，所以我个人感到此刻需要建立一种中国民族学。”然而，就岑氏的主张来看，他对当时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不甚关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民族独立、学术独立的意味更加强烈，学术说服力尚有些欠缺，在具体实践中后继乏力，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无太大建树。因此，该主张很快便沦为口号。总的来看，民国时期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一定基础，学者们自觉的反应;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中国学派的提出与当时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状态有关，它的提出是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挤压下的一种抗拒行为，具有很强烈的反殖民色彩和追求独立自主的学术诉求，学者们提出中国道路或者中国学派，来实现学术救国，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具有很强烈的时代烙印。

断裂：苏维埃民族学的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当时特殊的环境，全国上下“一边倒”向苏联。我国民族学界也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民族学，在这次脱胎换骨的变革中，人类学被取消，仅仅保留了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则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而存在。在学科定义上，民族学被认为是用直接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上各族人民文化特点和生活特点，主要的研究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包括少数民族族别问题、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的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研究等;在著作译介和理论学说的引进方面，学术界开始大批的翻译了苏联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学者纷纷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指导民族学的研究，整个学科由建国前多种流派学说并存逐渐转向单一的苏联模式;在人才培养方面，一批苏联民族学专家来到中国，与中国专家一道指导参与了学科规划，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等，并派一批青年学生赴苏联学习。最具代表性的是苏联专家切伯克萨罗夫，他在中央民族学院开办民族学专业研究生班，全面讲授民族学课程，参加这期培训班的大多数人后来成为民族学界的中坚力量。
　　与建国前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相比，二者不同的是前者是系学者们自发的引进，后者则多了些政治意味和意识形态色彩。相同之处在于在引进的方式上大致类似，都是著作的译介、规范的建立、人才培养的制度化等。另外，建国前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在进入中国后存在的中国化或者本土化问题在这一时期苏联民族学的引进中依然存在。学者们针对这一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在学术实践中进一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苏联民族学理论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改进。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科学界结合汉族的形成开展了对“民族”定义的大讨论，很多学者并没有教条式的运用斯大林民族定义，而是根据我国实际的情况，最终得出了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科学结论，最终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此次大讨论加深了学术界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理解，是苏联民族学中国化一次成功尝试，为民族识别奠定了理论基础。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则是另一次规模更大、影响更大、更为成功的苏联民族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尝试。民族工作者们根据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最终在四大特征基础上，综合考虑各个待识别群体的历史渊源、民族意愿，广泛听取意见，最终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带有中国特色的兼具客观论和主观论等的民族识别理论，成功识别出了55个少数民族，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中国化最为成功的一次实践活动。
　　从该时期民族学人类学的概念和术语来看，大多采借自苏联，学界自己的创建虽有一些，但是不多。最为学界所公认的是前文所指的中国特色的民族识别理论。另外，从该时期苏维埃民族学对中国的影响来看，更多的体现在指导地位上，我国民族学基本按照苏联模式所规定的框架来补充内容，真正“中国化”了的，能解释中国实际情况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至于在广泛了解外来理论学说基础上发出构建中国学派或者中国道路的声音更是鲜少人问津。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当时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苏联民族学在中国的传播为时较短造成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1949年以后我国摆脱了半殖民的状态，和西方学术界完全切断了联系，无论在学术语境上和还是时代场景中，都缺乏一个比较的对象。然而，苏联模式的民族学发展好景不长，民族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撤销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

复兴：中国化道路的重启
　　1978年之后，民族学人类学获得了新生。在老一辈民族学、人类学家的辛勤耕耘和指导帮助下，学科体系初步建立。然而，我国与西方学术界断绝联系达三十年之久，在这三十年中，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风起云涌，各种学说并立，各种交叉学科成就耀眼夺目，已经初步步入后现代的反思和批判阶段。
　　在新时代，若想发展我国学术，闭门造车必然行不通，于是学术界再次向西方学习，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化或者本土化的问题也再次被提上日程，成为热点。但是，此时中国化或者本土化，与建国前相比，程度更高，层次更深。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为倡导中国化的主力军，他们中的大多数系建国前老一辈学者的弟子，很多人都在西方获得了学位或者进行过交流访问，既熟悉中国国情，又了解西方理论与规范，他们除了大批翻译国外的著作，在理论层面的吸收消化更进一步，田野调查也普遍开展，民族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成绩斐然。一些学者运用西方的理论方法对长久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概念进行了批判和反思，进而对我国的民族问题及民族政策开展了激烈的讨论;也有一些学者在中国开展田野调查并结合西方理论，开展国际之间的对话，对传统的西方理论进行了质疑和反思，受近些年来，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到了国际学术界关注，最为突出的是蔡华的纳人亲属制度的研究;重要性，希望以外在的“他者”为参照物，来与“自我”进行比照，最终达到提升“自我”的目的。在经过多年发展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了构建中国学派的主张，其中以杨圣敏为代表，他明确指出，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中国经验、总结中国学界的研究，创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派的时机和时代已经到来”并提出“在学术上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化特点，一个中国民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功能学派已出现端倪”。在这里姑且不论这种看法是否成立。笔者认为就目前形势下构建中国学派是否合适，还应值得商榷。
　　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来看，这三十年中，学界形成的共识不多，但争论却日益激烈。主要有民族学和人类学关系之争、民族学学科内涵之争、中国民族问题之争等。这些争论对于我们更深层次的理解问题自然有利，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学科内涵方面争论，却使得学界内部十分混乱。目前这些争论依然在继续。笔者认为在这种争论之下很难形成一系列共识，也就很难形成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与术语。在没有形成系列共识性的概念和术语基础上，想要形成一些特有的、符合中国实际的处理资料的技术，显得有些急功近利，也就是说当前盲目的开展构建中国学派的工作，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虽然几经波折，中国化本土化或者中国学派中国道路虽然也时断时续，但是每当学科重建时，中国化的进程必然开始，在中国化的进程到达一定程度时，构建中国学派的呼声必然高涨，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主张和见解。总之，中国学派的构建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学科独立的必然要求，是由学术自觉走向学术自信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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