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城市化与西部大开发

⊙作者：邓英淘

　　目前中国有70％的人住在农村，30％的人住在城镇，全国人均年直接食用200公斤粮食、24公斤肉禽蛋[1]（如包括水产，则为30公斤）。30年后，中国将有2/3的人住在城镇，1/3的人住在农村，全国人均年直接食用100公斤粮食、80公斤肉禽蛋（如包括水产品，则可达100公斤）。这个前景能否实现，在很大的程度取决于西部大开发如何进行、进行得怎么样。

中国农业的变局
　　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人畜同粮”，这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文明的一大特色。在口粮短缺的年代里，这种方式对食品的安全稳定供应提供了很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故而一直延续至今。但自9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直接食用粮食量从2600亿公斤的峰值平稳下降（1978年为2200亿公斤，1998年已不足2500亿公斤，见注释[1]）。同时，中国人口直接食用的肉禽蛋却从1978年的88亿公斤一路攀升，1998年已升至310亿公斤的水平（见注释[1]），相当于1978年的3.5倍，年均实际增长率为6.5％。
　　在基本口粮已有保证的情况下，人口直接食用粮食总量的下降趋势预示着：中国几千年来以种植一年生粮食作物为主的农业面临着一个大变局，即“人畜不同粮”和畜牧业为主的新格局即将来临。多年生灌、草饲料作物体系将大行其道。我们今后将主要以非耕地和部分耕地提供充足的饲草，直接喂养食草牲畜；而不是先种出粮食，后加工成饲料，再去喂养高耗粮的肉猪。牛羊的饲养将取代猪的饲养，占据畜牧业的主导地位。
　　30年后，中国人口将达16亿左右，如果人均年直接食用粮食100公斤，全国人口粮直接消费总量不到1600亿公斤，比目前水平还要再减少900亿公斤；而如人均年直接消费肉禽蛋达到80公斤，则全国的消费总量将达1280亿公斤，这比目前水平又翻了两番，净增970亿公斤，年均实际增长率为4.84％。在这种前景下，如果继续沿用“人畜同粮”的旧格局来应对，以平均3.5：1的粮肉（含禽蛋）比来估算，则需新增粮食产量3400亿公斤。即在203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要由目前的5000亿公斤增至8400亿公斤；如以20亿亩耕地计，其中16亿亩种粮食，则其亩产要达到1000斤以上（目前约为600斤）。这对只占世界耕地7％，人口却占22％的中国而言，将是沉重的压力。但中国粮食总产量即使达到8400亿公斤，人均也不过500公斤，与农业发达国家人均800～1000公斤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在中国农用土地中，草地比重最大，其面积约60亿亩（四亿公顷），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40％，占世界草地总面积的15％[2]，高出中国耕地相应比例的一倍以上。其次是林地，约26亿亩，所占比例近18％。再次是耕地，约20亿亩，所占比例约14％。这种农用土地资源的结构要求我们建立大粮食和大食品的新观念。中国因此不能只盯着耕地要食品，而应抓住口粮消费总量下降这一历史性机遇，跳出“人畜同粮”的旧格局──这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老路，走一条宽广的新路──立草为业，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牧业，向广大的非耕土地资源要食品，要纤维，要能源。
　　中国是农业大国，要想在今后30年实现农业现代化，变成农业强国，有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指标是必须达到的，即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要达到50％以上。从近20年来的趋势看，这一点是可以实现的[3]。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今后中国农业的发展将主要依靠畜牧业的发展来支撑。根据我们的估计，在今后30年间，农业增加值将从1999年的14212亿元增至2030年的56,400亿元，比1999年增长42,188亿元，其中牧业的增长额为25487亿元，占前者的比例为60.4％[4]。也就是说，今后中国农业的增长部份中，有60％来自于畜牧业的增长。那时畜牧业将取代种植业成为中国农业的支柱。

城乡关系转换
　　从需求的角度分析，中国农业还涉及到今后大多数人的居住问题。在旧的城乡格局之中──大多数人住在乡村里、挤在农业上，农业的大变局不可能实现。实际上，“人畜同粮”的旧格局，与多数人住在农村里、挤在耕地上搞饭吃的城乡旧格局根本是一回事。
　　1998年城镇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约80公斤，肉禽蛋消费量约36公斤（加上水产为47.4公斤）；同年，农村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约240公斤，肉禽蛋直接消费量约19公斤（加上水产为23.3公斤）[5]。这表明每减少一个农村人口、增加一个城镇人口，粮食直接消费量下降2/3，减少160公斤；而肉禽蛋水产直接消费量增长100％，提高17～24公斤。如果现有70％农村人口的肉禽蛋水产直接消费量都达到同年城镇人口的水平，那么全国肉禽蛋水产直接消费量将达到近600亿公斤的水平，比实际水平多出220亿公斤，增幅近60％；相应地，全国粮食直接消费总量将降至1000亿公斤左右的水平，比实际水平降低1500亿公斤，降幅为60％[6]。
　　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原因在于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人口平均收入水平的1/4～1/3。而这恰恰又是由多数人住在乡村里、挤在耕地上搞饭吃的城乡旧格局造成的。如果30年后的今天，有2/3以上的人住在城镇里，农村人口比例与其产值比例大体相当，则农村人均收入将与同期城镇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无几，而不是现在的1:3或1:4。
　　没有城乡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就不可能形成食品需求的新格局。如此，农业供给的新格局也就无法确立并保持。这种局面已为近些年来各种农副产品不断交替出现“卖难”的情况所证实。不难想像，在城乡关系依然如故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牧业的举措，必将导致中国农畜产品市场的过度竞争进一步加剧；继1999年猪价大跌之后，2000年三、四月份蛋价跌至1.7元/斤的多年新低，即其明证。
　　另外，加速城市化进程，不仅有利于不断改善肉禽蛋等高收入弹性食品的需求环境，其供给环境也将发生类似的变化。例如，以每个农村人口拥有一亩基本农田（亩产粮食250公斤）为基准；当减少一个农村人口，并相应增加一个城镇人口时，则为了维持同一人口粮田就降至0.3亩（城镇人均口粮以80公斤计）。于是减下来的0.7亩原口粮田就可改种多年生的灌草饲料作物。在同样的水肥条件下，这部分好地可以比种粮食作物提供更多的有效生物产量
　　优质饲草，生产出更多的肉禽蛋产品，以供给新增的城镇人口之所需[7]。
　　这样一种土地、耕地生产方式的转换，对于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日趋严重的西部地区，意义特别重大。因为灌草覆盖地的土壤流失量只有粮田的几十分之一；它还可以更充分地利用雨水资源，具有更高的生物量水分/生产率。
　　当从农村转移出来进入城镇的人口数量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时，西部地区农牧业的经营规模水平将成倍地提高；在大面积的耕地上便可实现成片地草田轮作。如此，地力便可逐步恢复乃至提高，农牧业的土地和劳动生产率将会明显增加，农牧民的收入水平也将成倍地增长。在这种格局里，生产、生活和生态将由以往的竞争关系转变成良性耦合的互补关系，即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将随之自然而然地逐步恢复和改善。
　　总之，发展畜牧业和加速城市化进程对于中国西部地区来说，具有积极的多重意义。

西部大开发
　　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中，农业产业的战略性重组，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供给方式及其诸要素的重组（如种植业、林牧业等），通过以牧业为核心的农业重组，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中国农业的生产力。二是通过城乡关系的调整，实现中国农业产品需求结构的重组。这二者缺一不可。这次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条件与过去相比，有明显不同。开发规模大是其中的重要之点，但还有一点至少同等重要：那就是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转折，即从工业主导的高速增长转向以加速城市化为轴心，从而带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进程。
　　因此，开发西部更广大的农牧业资源，就绝不是使现有多数人口仍旧滞留农村，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农牧产品供给潜力；而是要通过城乡关系的大转换，大幅度转移农村人口进城，使其进入新的高收入流程，以打破低收入水平下形成的农牧产品的需求制约。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实现前文所述的农业大变局，从而使中国农业跃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和新局面。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中国西部畜牧业的发展潜力。在中国60亿亩草地中，西北（含内蒙）有近40亿亩，西南有近15亿亩。中国大面积的天然草原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四川、西藏、云南等省区，牧区总面积36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37％左右（见注释[2]）。但牧区生产的肉类产品（不含禽蛋水产）只占全国肉类产品的10％左右。面积如此广大的牧区，平均要30亩左右才能承载一个羊单位，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差数十倍。
　　中国的草原面积居世界第二位，但畜牧业生产水平却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草原本是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它在进行能量和物质循环的同时，不断制造有机物质，即同时进行第一性生产（饲草生产）和第二性生产（畜产品生产）。由于中国草原严重退化（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30％），其第一性生产的产量已大大减少；据统计，自50年代以来，全国天然草地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30～50％，在植被数量减少的同时，牧草的质量也普遍下降，多年生优良牧草的数量大大减少，劣质杂草及毒害草数量增加（见注释[2]）。没有优质的草地，就谈不上稳定、优质、高产的畜牧业。目前中国草地畜牧业的生产水平很低，整个畜牧业（含农区）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30％左右，而世界农业发达国家通常在50％以上；如美国为60％以上，法国为57％，加拿大为52％，德国为73％，丹麦和新西兰为97％，俄罗斯也接近50％。中国单位面积草地产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0％，单位面积产值仅为澳大利亚的1/10、荷兰的1/50（见注释[2]）。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举其要者有：
　　（一）人口高速增长造成了很大的口粮压力，致使耕地几乎成为集约生产粮食和食品的唯一来源，于是不断扩大可耕地便几乎成了增产粮食的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本不适于种植粮食作物的草原也被开荒种地，导致土地沙化、草场退化。于是牧区土地陷入了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一旦人口越过某一临界水平，“人畜同粮”便成为必然之局；而牧业便只能成为农户家庭副业的一部分。
　　（二）在以往食品生产和消费的旧格局中，草原建设“理所当然”地不受重视。据统计，1949至1996年，国家对蒙、新、青、甘、川、藏等12省区的草原建设投资累计为46亿元，平均每年每亩草原投资仅三、四分钱（见注释[2]）。
　　（三）旧的粗放式的牧业生产方式在牧区人口激增的条件下，导致草场超载过牧程度不断加剧。至今，已难以为继。
　　总之，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场退化等，各种类型的土地资源侵蚀面积总量已达中国陆地面积的60％[8]。至90年代初，我们总算缓解了口粮压力的制约。现在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并直面国土资源大面积退化的严峻挑战，重整西部的草原、草业和畜牧业，实现西部农业和国土资源整治的历史性大跃迁。这无疑应该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基础性工作。
　　据中国草地科技工作者的分析，如果中国能实现种草面积（即人工草场）5亿亩，并建立围栏草地10亿亩，全国草地生产力可提高9～19倍，百亩草场畜产品产量可达310个畜产品单位（目前仅为16个畜产品单位），相当于目前美国的水平（见注释[2]）。根据我们粗略地框算，西部50多亿亩草地和陡坡耕地，可提供830亿斤肉禽蛋产品，加上口粮转化为饲料所提供的肉禽蛋产品128亿斤，其总量可达480亿公斤[9]。如果再在一部分缓坡耕地实行草田轮做，则未来30年，西部肉禽蛋的增产量可望达到全国肉禽蛋净增长量（970亿公斤）的一半以上。
　　换言之，未来30年间，中国畜牧业净增长额中可能有一半以上来自于西部畜牧业的增长。在全国农业净增长额中可能有30～40％来自西部畜牧业的增长。在西部的农业中，畜牧业的比重可能达到60％以上。西部将成为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程度最高、农牧民最为富裕、农业最为发达的区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　参考文献
　　[1]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摘要》和《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可得到历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购买的商品数量、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主要消费品、市镇总人口及乡村总人口，将其分别相乘，便得到文末附表（见下页）。
　　[2]许志信：“草地建设与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3期。
　　[3]1978年，中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种植业、牧业、林业、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5％，1998年为30.8％，每年提高0.75个百分点；如果今后30年能按这样一种速度提高，则到2030年，中国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将为53.3％。
　　[4]2000至2030年，假设中国GDP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6％，则届时中国GDP总额将达470000亿元（1999年价格，下同）如设那时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例为12％，则其总量为56400亿元左右，如牧业占其中的比例为53％，则其总量为29892亿元。1999年牧业增加值在第一产业增加值中所占比例以31％计，则该年牧业增加值总额为4405.7亿元，2030年牧业增加值将比1999年净增25487亿元。
　　[5]1999年《中国统计摘要》、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
　　[6]用1998年城镇人口数量及其人均肉禽蛋水产直接消费量相乘、乡村人口数量及其人均肉禽蛋水产直接消费量相乘，两项乘积之值相加后得到382公斤这一数值，即全国人口直接消费肉禽蛋水产量。
　　[7]像这样的基本农田，浇些水，基本上不施肥，根据河西的经验，每亩苜蓿可产鲜草5～6吨。0.7亩可产鲜草3.85吨，即7700斤；每只羊每天需鲜草五斤，一年出栏需用1825斤鲜草，每只羊毛重100斤，产净肉36斤；则7700斤苜蓿鲜草可提供羊肉150斤。
　　[8]邓英淘：“关于中国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的综述”，《参天水利资源工程研考会：工作通报》，No.99～24，1999年7月。
　　[9]根据前述注释[2]所提供的数据，内蒙古草场经改良后，0.2公顷（3亩）可承载一只良种细毛牛，以此计算，西北每亩草场可提供12斤羊肉，40亿亩可提供480亿斤羊肉。西藏等高寒草场约10亿亩，每亩以产6斤羊肉计，则总计可产60亿斤肉；西南海拔2000米左右的草山草坡约5亿亩，每亩产羊肉以25斤计，则总计可产125亿斤羊肉。全国口粮变为饲料约有900亿公斤（见正文），按3.5:1转化为257亿公斤肉禽蛋产品，以1/4计入西部，则有64亿公斤。再加上1～2亿亩坡地退耕和部份耕地实行草田轮作，发展畜牧业，以前3项之和（665亿斤）的1/4计，可提供166亿斤肉禽蛋产品。5项总计为959亿斤肉禽蛋产品。

〓　相关链接

• 西部大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