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暌违五年刘震云再出新作：我的写作刚刚开始

刘震云获奖

《一句顶一万句》封面
　　2016年1月29日，在第47届开罗国际书展上，中国著名作家刘震云被埃及文化部授予“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以表彰他的作品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项。
　　埃及文化部设立的“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兹在表彰对埃及文学及阿拉伯文学带来滋养的其他语种的作家。
　　刘震云的《塔铺》、《手机》、《一句顶一万句》等作品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后，在埃及和阿拉伯语世界拥有众多读者，在知识界也影响巨大。他的作品分别被埃及、黎巴嫩、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等阿拉伯语国家同时出版，这对于中国作家也是第一次。据悉，他的《我不是潘金莲》、《我叫刘跃进》等作品，会被更多的阿拉伯语国家同时出版。
　　埃及文化部的颁奖词说：“刘震云以深邃的思想和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和被人们忽略的灵魂对话，为表彰其作品的独创性及在埃及和阿拉伯语世界产生的巨大影响，特授此奖。”
　　刘震云在答辞中说，他能获得该奖，首先应感谢他作品的阿拉伯语译者艾哈迈德·赛伊德、哈赛宁·法恩、迈·沙和诺、纳加·阿卜杜勒拉蒂夫，是他们把他的作品带到了埃及和阿拉伯世界。
　　刘震云说，获奖对作者是一种鼓励，其实更重要的，是他随着这些作品，来到了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走的地方越多，知道自己知道的越少。作者之所以创作，也是想通过创作，对世界知道得多一些。如果说有“滋养”的话，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作者才是最大的滋养。

　　前段时间，作家刘震云性格中幽默的一面，借由他和严歌苓对谈活动被网友冠以“段子手”标签在网上疯传。刘震云的作品也再次受到媒体和学术界关注。

左起陈晓明教授、刘震云、张旭东教授
　　6月11日，北京大学中文系特别推出“文学乡村的复活”主题研讨活动，刘震云也受邀出席，同时北大中文系张旭东教授、陈晓明教授也将代表北京大学中文系参与此次活动。
　　作为刘震云最受瞩目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长达40万字，以“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为上下部，横穿中国二十世纪，描写了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个普通的中国人，为了寻找一句知心话语，跋山涉水，所经历的艰难的人生和心路历程。2009年，该作一出版，便登上各大图书畅销榜，并包揽了当年《人民文学》长篇小说最佳奖、《当代》长篇小说论坛最佳奖、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新浪年度好书、搜狐年度好书等。2011年，《一句顶一万句》更是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称：“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如此奔走，这种眼光是中国小说的‘国风’，‘国风’久不作矣。”
　　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称刘震云的作品“平中见奇，简中有繁，大巧若绌，大智若愚。”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胡平表示“有人说他的作品是中国的《百年孤独》，可是作者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根植于对生活背景的理解，关键不是写什么，而是不写什么。刘震云写书的头一段就写出了这种意识，这一点在当代作家中是最出众的。”
　　在国际图书市场，刘震云的作品也表现不俗，截止到2014年底，《一句顶一万句》的销量已突破180万册。《一句顶一万句》也获得广泛的国际影响，它的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韩语、越南语等译本均已出版发行。
　　近日《一句顶一万句》中的部分内容入选2015年云南省语文高考试题，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受到如此之热捧，相关的影视改编更是被炒得沸沸扬扬。
　　现代社会环境下，静下心来阅读成为了一件高不可及的事情。社会的浮躁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果，碎片化、浅显化、快餐化的消费文学日益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此类作品，伴随着社会发展的功力性，已经影响到我们正常的阅读习惯和对文学的审美。好作品少，大众变小众，阅读形式的改变恰恰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学逐渐被大众边缘化的原因所在，而面对文学的价值和新的环境。刘震云所代表的传统文学生命力又在何方？借此次契机，刘震云和广大师生一起，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坦诚的评价评价自己的作品以及中国文坛现状。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这年头，哪怕再牛的作家，搞新书发布会，也得邀个嘉宾捧场。5月13日，女作家严歌苓携新作《床畔》到北大举行活动，特别邀请作家刘震云到场，对谈主题是“我为什么写作”。一开场，严歌苓回忆起新书创作过程，但出人意料的是，对话完全被“段子手”刘震云掌控了。
　　一个接一个的段子，让观众席爆笑不止。隔天，一篇标题为“腹黑段子手刘震云砸了严歌苓老师的场子”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不少了解刘震云说话风格的小伙伴们纷纷表示，这个隐藏多年的段子手终于曝光了！

“砸了”严歌苓的场子？
女兵与少年
　　刘震云：歌苓当过兵，我也当过兵，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当兵是最好的出路。……我当兵的环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干燥。从内地到甘肃接着到戈壁滩上。还有吃不到蔬菜，长年累月吃的是罐头。现在有人特别爱吃罐头的肉，感觉不能理解。更重要的是茫茫戈壁那么多的战士，没有一个是女的。当兵三年没见过一个女的。
　　我头一次见女兵，太阳光晒下来，我能看到她们脸上以及胳膊上的茸毛，是那么的纤细夺目。
　　那时候部队招待所都有洗漱间，女兵爱洗头，夜里洗头。我拿着水壶去打开水，打开水时看到头发非常乌黑，而且很长。
　　她们正在说话，而且说的都是文工团内部的事。她们说出来是鸡毛蒜皮，我听着就像进了天堂。打了水，回到宿舍，倒到脸盆里，再去打……招待所所长后来跟我说，小刘啊你可真能喝！
　　突然有一天听到外面喊口号，我心说坏了，文工团要走！男兵和女兵都走了，她们是笑着走的，但是她们不知道，有个15岁的少年跟在她们后面。她们在前面笑，少年一个人在后面沉默，一直跟着她们跟到了火车站。火车走了，我哭了。（此时刘老师的表情分明是热泪盈眶状，可台下北大同学全都笑喷了。有人说，刘老师好萌！）

急行军看电影
　　刘震云：当兵第三年，我当上了副班长，带着一个战士在雷达站看雷达，一看就是一个月，就我们两个人。那个战士是山东的，他姓李。……突然有一天听说要放电影，我说小李咱们今天四点吃饭，接着急行军看电影。小李说班长咱俩都走了雷达怎么办。我带着小李绕着雷达转了十圈。他说班长我有点儿晕。
　　我说你算一算雷达有多重。他说有20吨。我说你能不能搬动，他说搬不动。我说再加上你爸，你们俩能不能搬动。他说也搬不动。我说那咱们可以走了。（刘老师说到此处特别强调，这件事情说明他数学特别好）

那些被刘震云“砸”过的场子
　　实际上，早在严歌苓之前，刘震云就“砸”过包括莫言等人在内的场子。
　　2011年8月26日，茅盾文学奖作家首次现身国新办发布会，莫言、刘醒龙、张炜和刘震云等出席。解放军报记者针对评奖过程中军队作家的作品表现弱势的问题，提问了曾身在军旅的莫言和刘震云。
　　莫言说，刘震云比他入伍早好几年。于是刘震云老师“话锋一转”……
　　刘震云：莫言是我的兄长，但是以我们部队的规矩来讲，确实我是他的“首长”。因为我是“红小鬼”，我14岁当兵，莫言是76年兵，我是73年兵，他当兵的时候我已经当副班长了。当时在我们班，确实有两个山东兵，老给我洗袜子，有时候我袜子本来没穿，山东人很朴实，也洗，我说，袜子都让你们给我洗破了……（刘震云是河南人，莫言是山东人。）
　　2013年4月，在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上，针对莫言获得诺奖一事，刘震云又开启了吐槽模式。
　　刘震云：库切和莫言在这里谈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话题，像是找到新娘的两个人面对着一群光棍，谈洞房花烛夜的得与失。
　　或许有人会拿酸葡萄心理来理解我的话，但我想说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洞房花烛夜是人生的最终追求，还有人主动选择单身呢。所以，我看到不少人感到压力，其实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莫言说瑞典皇家文学院看的是文学本身，我更赞成库切说的，这个奖的标准是有别的考虑。丘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就写了两本书，我都看过。他的书是石榴树上结石榴，没有文学性。丘吉尔知道获奖后，自己也问是不是搞错了。
　　当然不只是跟莫言“过不去”，作为电影《1942》的原著作者、编剧刘震云和该电影的导演冯小刚在电视节目《杨澜访谈录》里也是相爱相杀互吐槽。
　　刘震云：小冯以前颇有些文艺范儿，是个文艺青年，别看现在经常戴个围巾，以前最爱在脖子里挂一个牌子晃来晃去，那牌子上写着北京电视台艺术中心，走哪儿都挂着。
　　神通广大的朋友圈把刘震云吐槽神功的面纱层层揭开。一位记者回忆道：“刘震云真的是段子手，尤其再配合他的中原口音。记得有一次是2008年奥运会前采访他，他说有人找他做火炬手，但是他很紧张！因为他以为从天安门到鸟巢的距离都是自己一个人跑，他觉得距离太远了自己无法胜任。”

　　26日中午12时15分，报告厅里仍然挤满了人，听众提问的手不断高高举起。
　　这里是省图长江讲坛。著名作家刘震云以他独有的缓慢语速，抛出一个个让听众时而捧腹大笑、时而沉思感动的观点，唤起大家久违的文学激情。
　　在武汉驻校讲学半个月以后，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著名作家刘震云向江城粉丝们道别了。短短两周，他们在省图书馆、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天地等地举行多场演讲，与文学爱好者近距离交流，引发了一场文学“旋风”。
　　怎样引导孩子读中国经典？如何看待功利化阅读？在多次演讲中，是读者提问的焦点。
　　李敬泽娓娓道来：“山西人爱吃面条。我是山西人，但从小最爱吃大米饭，看见面条就烦。一直到40岁以前，就爱吃大米饭。40岁以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渐渐爱上面条，现在就算给我来一桌宴席，还不如上一碗面踏实。”
　　“我上大学整天读弗洛伊德、萨特，脑子里装了一大套外国来的理论，最不爱看中国古书。每次在家里我妈打开戏匣子听京剧，我就感觉像小刀在划玻璃一样，浑身起鸡皮疙瘩，受不了！等过了40岁，我就古书也看起来了，以前不能听的京戏，也听得摇头晃脑了。”
　　连《论语》都没认真读过，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自己是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吗？
　　“中国经典，就是离不开的那碗面。”李敬泽说，祖先的根脉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心里、胃里，到了一定时候，一定会来召唤你。阅读跟孩子的年龄有关系，不用为水到渠成的事而操心焦虑。
　　刘震云则坦言，自己30岁后才读懂了《西游记》的奥妙，“这部书最大的特点是重复，唐僧师徒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每次除了妖怪不一样，过程都差不多。但这部书道出了不少中国哲理，比如唐僧的领导艺术。”他说，唐僧没有什么本事，却常常引来妖怪，但悟空、八戒、沙僧为什么叫他师傅？因为每到重大关头、抉择时刻，只有唐僧坚持去西天，绝不动摇。
　　刘震云认为，如果一个人读专业技能书，对他谋生手段有所帮助，功利化阅读就无可厚非。他说自己不相信什么聪明的存在，任何事情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记者别鸣 通讯员：刘莎莎

　　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和省作协前日联合举办的“春秋讲学·第5季喻家山文学论坛”上，作家刘震云与省内外近20位中文系专家、评论家围绕“日常与荒诞”主题及其作品展开了几轮争锋。
　　人们正在消费荒诞
　　现如今网络、微信等新媒体流行很多段子，人们正在消费荒诞，消解荒诞对日常生活的压力。当下的中国文学如何超越段子的认知水平，将读者熟悉的荒诞陌生化，建构真正意义的荒诞文学？这些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思考。
　　在多数专家眼里，刘震云是一个政治感、社会责任感很强烈的作家，权力与孤独是其小说的关键词。
　　“当代纯写怪现状的文学作品，并不使人觉得荒诞，反倒是《我不是潘金莲》这类写日常生活的，我们才读出了荒诞。”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王先霈分析道：“荒诞其实源自人们对生命意义的严肃态度，处在无序无解失范的现实中，人要为无意义的存在找到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则犀利地指出，《我不是潘金莲》等作品为中国荒诞文学做出了探索，但是由于太想炫“绕”的叙述技巧以及自定的底线意识等，离荒诞文学尚有一定距离。他认为，当代荒诞文学并没有超越社会上流行的段子的认知水平，而把公众认知的荒诞进一步陌生化才是重要的，否则只是像荒诞，而非真荒诞。
　　刘震云“拧巴叙事”遭质疑
　　“相比于近期作品过于贴近生活，商业化，过分重视‘拧巴叙事’，使得故事力量不足，我更愿意看到他早期作品”“新世纪以来作品更侧重于社会、历史批判主题，我更希望能看到早期《塔铺》这样关注生命、给人温暖的作品。”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蒋济永、中山大学教授张均的发言说出一部分与会专家的心声。
　　对于这些质疑，刘震云一开始就避实就虚，把周围的人调侃了一番，引来满堂笑声。他否认自己想把作品写得荒诞，因为生活本身很荒诞，“荒诞不可怕，把荒诞当成生活习惯，离开了荒诞，人不会生活了，就更加荒诞。进一步说，将这种更加荒诞转成生活的本相，这就是荒诞的三次方。我们都生活在荒诞的三次方里”。
　　在他看来，如果说作家在解构现实，指出生活的本相，认识并认同笔下人物的真实性状态，这本身就是一种温暖，“遗憾的是，从春秋战国时代以来，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找到一个跟荒诞三次方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西方发达国家找到了，不是纯靠科技、军事”。（记者：卢欢 实习生：陈晓莎 通讯员：钱道波）

　　刘震云
　　“‘故事驱动中国’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不单单一个民族是故事在驱动着，整个世界都是故事在驱动着。一个耶稣诞生的故事，一个穆罕默德诞生的故事，一个释迦牟尼诞生的故事，恰恰是这3个故事推动着合乎规则的世界转动，这是世界的本质也是故事的本质。”在由法兰克福书展、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办的“故事驱动中国”大会上，著名作家刘震云发表了题为“讲故事的艺术”演讲，和现场观众分享他对于故事、文学和电影的思考。

文学是一种思考的乐趣
　　读刘震云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其每部作品思考的都是哲学道理，比如说《一地鸡毛》讲的是大和小的概念；《我不是潘金莲》讲的是芝麻怎么变成西瓜，蚂蚁怎么变成大象的故事；《温故一九四二》思考的则是一个民族对待苦难的态度。“我认为文学是一种思考，而这种思考更是一种乐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传递这种观念。
　　刘震云说自己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是在讲一种区别，即有神社会和无神社会的区别。“中国人的孤独和西方人的孤独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的孤独是倾诉之后，而中国人的孤独是无处可倾诉。”刘震云说，“该书的法文版、英文版、韩文版等版本的译者，均建议其以后作品人物有名有姓的不要超过5个人，像这本书中刻画的人物有名有姓的多达百人”。他笑着打趣说：“他们确实忽略了我们民族的人，在世界上是最多的。”
　　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跨越国界？在刘震云看来：感人的、人性的故事。他说，民族和民族之间确实有很多差异，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比如爱和恨的问题上，肯定所有人都是一致的。因此，感人的、人性的故事是可以跨越民族、语言，在全世界得到传播。

写实不存在于文学中
　　从最早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塔铺》《新兵连》，再到“故乡”系列、《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刘震云的作品也在发生着改变。在他看来，这是 缘自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机缘，“作者在创作中相同的地方，就是首先都会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上任何一个作者都概莫能外。接下来，会离开自己，试图走得更 远。但转了一圈后发现又回到自身，这个自身跟他一开始写的自身已经是非常不一样的。看似这个圈是转回来了，但其实早已转到了另外的地方”。
　　“写实，在文学中永远不存在。”刘震云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此，他阐释道：“如果你写的生活跟窗外的生活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作品就没人看。最大的不一样在于你对生活的理解。细节可能还是窗外发生的细节，但你的理解会跟窗外的非常不一样。”
　　刘震云认为，写作最重要的是作者对待文学和生活的态度。“有两种作者，一种作者是他个人的风格会越来越明显，作品中的自己越来越突出，如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等；还有一种作者写得越来越没有自己了，自己的身影不见了，我们记得的只是他的作品。”他坦言自己喜欢的是后者。
　　谈及未来创作，刘震云表示，“我想写《我不是西门庆》。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想写一个小人物，那就是30年前《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我想为读者展现的是，经过30年的沉淀，小林是如何变成老林的。”刘震云试图通过自己笔端人物的变化成长历程讲述中国社会30年所发生的变迁。

真实最幽默
　　很多人将刘震云定位为“很幽默”，对此，他说：“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中国说话最绕的人。其实我却是中国最不幽默的人，因为中国的生活太幽默了，所以才有最不幽默的人显得很幽默的说法。绕到最后就是一句话，真实最幽默。”
　　“我 不是个著名的编剧。我小说写得还好，但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剧本写得非常差。”刘震云如此回应现场对于自己“著名编剧”的称谓，“我觉得最差是因为我把写剧本 当做写小说”。为此，他以《温故一九四二》为例，“电影拍摄期间，冯小刚导演最大的苦恼是剧本里老是出现8个字‘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把这个场景展现出 来，要花很多钱。制片主任不敢见我，一见我就疯了。另外，剧本写得太长，拍出来的素材能剪10个小时。但影院对冯小刚这样大牌的导演，同样要求不可以超过 两个半小时。最后我跟冯小刚说，下次写剧本的时候就用两页纸”。
　　我们常说电影从文学中吸取营养，但在刘震云看来，“文学也从电影中吸取了很多营养。电影跟文学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故事和人物，而在于时间。电影要在有 限的时间里把人物和故事背后的见识讲出来，这和用20万字写出来是非常不一样的。它要求对话要非常的精粹，如果把这一点搁到自己的小说创作里，小说质量会 有极大地提高”。

⊙见习记者：李婧璇

　　“当下的中国不缺面包，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国人也不缺钱。中国人不仅买了很多美国国债，也在欧美等地买了很多房子。”中国知名作家刘震云3日做客纽约大学发表题为“中国馒头与美国面包”的演讲时说道。
　　“当下中国最缺乏的是远见”
　　“那么，当下的中国最缺乏的是什么？”
　　“熟悉北京的人都知道，现在北京与纽约、东京、巴黎等世界其他大城市没有明显区别，但是到了中国的乡村，就能感受到现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明显差异。”
　　“在日本、韩国的乡村，你能感受到什么是锦绣河山，在中国的农村，一些地方已被垃圾包围。”
　　刘震云讲道，现在中国很多桥梁的寿命只有20年左右，还有的桥可能一年就塌了。如果一个民族建造的桥梁寿命只有20年，说明其远见也只有20年。当下远见对中国来说是“大旱之望云翳”。
　　“人类最大的苦恼是必须面对死亡”
　　“中国与西方有很大差异，而相同的就是文学的包容。”
　　刘震云说，首先，文学包容历史。“如果你想了解欧洲16世纪的事情，你可以看历史书，也可以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历史书告诉你16世纪发生了什么，而莎士比亚可以领着一群16世纪的人物向你走来，从麦克白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与历史书不同，这些人物可以领着你横穿16世纪的历史。”
　　其次，文学还包容时间。“人类最大的苦恼不是战争、地震，而是有一天必须面对死亡。”刘震云说，“无论是古代的中国皇帝，还是现在的你我，一直无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文学可以”。
　　“文学也包容哲学、宗教，中国人不理解西方人的宗教和哲学，但是可以理解朱丽叶和罗密欧的爱情，因为文学记录人的情感。”刘震云说，不同民族的文化、哲学、宗教不同，但是情感是一样的。
　　“西方人不理解中国的哲学和社会制度，但是可以理解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
　　“写作是一个危险的旅程”
　　“写作对我而言是一个危险的旅程。”刘震云幽默地解释说，“我妈不识字，我姥姥也不识字，而我却要以写作为生，这个链条就显得特别脆弱”。
　　“小时候，我从未想过当作家，但是我有三个理想。”刘震云说，最初自己想当一个厨子，后来想当豫剧团里的梆子手，再后来想当一名小学老师。
　　15岁时，刘震云放弃了上面的理想，开始当兵。在部队，他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现在的社会已是非驴非马。与30年前写《一地鸡毛》的时代不同了，中国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权力社会依然存在，并与金钱社会交织在一起。”
　　“《一地鸡毛》中的小林30年后已经变成了老林”，刘震云说，自己还想写一本书《鸡毛飞过30年》，写当下的社会。
　　刘震云自谓是中国最绕的人，是中国最幽默的人。“想把一件事情说清楚，就得绕。”刘震云说，一个人的死是悲剧，而300万人的死可能就会变成“喜剧”──悲剧里面可能充满了笑声。
　　中新社记者阮煜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