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

⊙作者：段渝

一
　　藏彝走廊是中国西部的民族和文化走廊，在先秦秦汉史的时空范围内，这条走廊的流动性尤其明显，它的民族和文化内涵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显着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等特点，而不是像文化板块那样具有稳定化和一成不变的特点。
　　关于藏彝走廊的名称和内涵问题，从1978年到2003年期间，费孝通先生曾多次做过说明［1］。费孝通先生谈到中华民族聚居地区由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构成的格局，板块是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区、中原区；走廊是指西北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板块是以走廊相联结的［2］，藏彝走廊是其中的一条。对于藏彝走廊的含义，李绍明先生从民族走廊的理论问题、藏彝走廊范围问题、考古学问题、民族史问题、民族语言问题、民族文化问题、生态与民族的关系问题、民族经济的发展问题等八个方面进行过深刻阐释［3］。依据费孝通先生和李绍明先生的研究成果，本文所讨论的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主要是指地理学上的横断山脉地区。而丝绸之路，是指从河西走廊至中亚的西北丝绸之路和从川滇至缅印、东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与藏彝走廊的关系问题，李绍明先生曾从民族学和民族史的角度，在《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一文中进行了深刻讨论［4］，文中也提到西北丝绸之路大体与西北民族走廊相当。童恩正先生曾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5］，主要从中国国内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角度讨论先秦秦汉时期分布于长城内外、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的民族文化传播带，其视野基本上局限在国内。许倬云先生认为，童恩正先生所划的这条传播带，还应该向南北两头延伸，向北应越过长城以北草原地带，向南应该延伸到中南半岛，这实际上应该是一条国际文化交流传播带①。许倬云先生的看法确为精辟之论。
　　就童恩正先生所讨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言，它从中国西北到西南的一段，正是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藏彝走廊的地理范围，这在李绍明先生的上述论文里已有明确阐释。就这条走廊的外部通道而言，在它的南北方向都有着漫长的延长线。在藏彝走廊的北方，由甘青高原西行经河西走廊和西域至近东和小亚细亚，并由甘青高原向东延伸，越过北方草原地带，直到俄罗斯。藏彝走廊北面这两条线路，向西的一条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现称为北方丝绸之路，向东的一条即是草原丝绸之路。藏彝走廊的南方，由横断山向南，一直向南伸展到中南半岛，并从横断山脉南端向西经过南亚印巴次大陆延伸到中亚、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藏彝走廊南面这两条线路，向西的一条即是著名的蜀身毒道，向南的一条称为安南道（包括步头道和进桑道），这两条向南的线路又合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从地图上看，藏彝走廊连同它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就像两个头向外、尾相连的巨大的Y字，深深地刻印在中国西部的大地之上。因此，藏彝走廊实际上这是一条沟通南北丝绸之路的国际走廊，是一条具有国际性和国际意义的历史、地理、民族和文化走廊。
　　分布和往来于由藏彝走廊所连接的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上的民族和文化相当众多，其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一些族群和文化涉及当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内容。实际上是一条古代中外文化传播、交流和民族迁徙往来十分集中的地带，它的外延远远超出了今天中国的范畴。

二
　　研究表明，先秦时期，在藏彝走廊南面即中国西南地区，由于以三星堆文化为重心的古蜀文明的历时性传播和推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相继产生了青铜文化，社会复杂化程度加深，酋邦组织形成，推动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的演进。由于成都平原古蜀文明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先秦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从分散的后进状态逐步走向文明，初步形成了在古蜀文明影响和制约下的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状态，这对秦汉时代西南民族地区纳入中国文化大家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古蜀文化对西南民族的整合，基本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
　　中国西南地区早在史前时代就与缅、印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发生了文化交流，饶宗颐先生在《梵学集》中分析道，印度地区所发现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沿陆路从中国进入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和沿海路进入盘福加的。他又举印度河文明哈拉巴发现的束丝符号，与理塘和四川汉墓所见相同，认为据此可确认丝织品传至域外。马来亚与马来族的素梦、招魂巫术，与中国南方的楚风亦多相似，而竹王的神话，则与西南夷的信仰同出一源［6］。
　　李学勤先生精辟地指出：“三星堆的重要性当然不止在于海贝的存在，只有将这一遗址放到‘南方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中，才有可能深入认识其文化性质及历史意义。‘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南亚的通道，它的价值和作用应当站在世界史的高度上来考察。以往在商代晚期的都邑殷墟，曾经看到一些有关线索，例如，三十年代发掘的小屯YH127坑中的‘武丁大龟’，生物学家伍献文先生鉴定为马来半岛所产；八十年代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收藏里选出的一片武丁卜甲，经不列颠博物院研究，龟的产地也是缅甸以南。再有YH127坑武丁卜甲碎片粘附的一些织物痕迹，台湾学者检验认为是木棉。另外，越南北部出土的玉牙璋，形制纹饰特点表明与三星堆所出有密切联系，已为学者周知。”［7］
　　从四川经云南至缅印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据有显着的地位，尤其在中国文明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春秋以前，中国西北方面的民族移动尚不剧烈，由西北民族的迁徙所带动的一些民族群团的大规模迁徙还未发生。据西史的记载，欧亚民族的大迁徙发生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际，欧亚大陆间的民族分布大致是：西梅里安人在今南俄一带，斯基泰人（Scythian，旧译西徐亚）在西梅里安人稍东之地，索罗马太人（Sauromathae）在里海之北，马萨及太人（Massagetae）自黠嘎斯（kirghiz）草原至锡尔河（Sir Daria）下游，阿尔其贝衣人（Argippaei）在准葛尔及其西一带，伊塞顿人（Issedones）在塔里木盆地以东，阿里马斯比亚人（Arismaspea）在河西一带［8］（P.47～48）。这一时期，从西北方面经西域或北方草原方面的对外文化交流存在较多的困难。西南方面则由于西南夷很早就已是蜀的附庸［9］，古蜀王作为西南夷诸族之长，长期控制着西南夷地区，古蜀与西南夷诸族之间的关徼常常开放，因此从西南夷道出境外，由此至缅、印而达中亚大夏（今境阿富汗）、西亚，实比从西北和北方草原西行更容易。张骞从西域探险归来后向汉武帝报告时指出：“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10］这表明，通过他的实地考察，得知不论从西北还是从北方草原地区出中国去中亚，都不但路途遥远，而且沿途环境险恶，民族不通，极为困难，只有从西南地区出中国去印度到中亚，才是一条既便捷又安全的道路。张骞，城固人，亦即蜀人②，深知西南夷道上蜀与南中诸族的历史关系，所以说“从蜀宜径，又无寇”，可以由此打通中国与外域的关系。
　　除西南夷道这条主要线路外，南方丝绸之路还包括从四川经云南元江下红河至越南的红河道，还包括从蜀经夜郎至番禺（今广州）的牂柯道，经由此道发展了西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关系。《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之词，其中有位于“正南”的“产里、百濮”等族，即在东南沿海至南海一带。香港南丫岛曾出土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牙璋，三星堆祭祀坑里的部分海贝也来自于南海，表明早在商代，古蜀文明就已经与南海地区发生了文化联系和交流。由此看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濮系民族之间的联系，其交通应沿红河道和安南道相往还。而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海贝、牙璋等文化交流，也是通过红河道相互往返联系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有肩石斧、有段石锛等文化因素西渐进入缅印，则是经由古蜀地区出西南夷道再西行而去的。
　　在藏彝走廊北面即中国西北远至阿尔泰地区，从青铜时代开始已同中亚的各种文化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和交流。考古学上，在阿尔泰地区所发现的青铜短剑，研究表明是中亚青铜时代的印欧民族迁徙所传播而至的［11］。中国的两轮马车和单人骑乘，也是从斯基泰人那里传播而来的。同时，在中亚地区的一些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商代的一些文化因素在中亚地区亦有分布，表明西北丝绸之路确是中外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通道。

三
　　藏彝走廊的南北东西方向，都有对外联系的通道，尤其是它的南北两端，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的进出口。藏彝走廊的北方出口，就是北方丝绸之路；而它的南方出口，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出口同时也就是进口，古代南北东西的文化以至族群的交流互动，就是通过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进行的。经由丝绸之路，中国西部的族群和文化与南亚细亚、中央亚细亚、西亚细亚以及东亚细亚南部即中南半岛进行互动与交流。先秦秦汉时期中国的西方文化因素，和同一时期西方的中国文化因素，就是通过藏彝走廊两端的南北丝绸之路进行的。
　　在从西亚、中亚和南亚传入的文化因素中，青铜人物雕像、黄金人体装饰、黄金面罩、黄金权杖，以及柳叶形青铜短剑等，是对古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文化因子。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青铜人物全身雕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等，不论在形式还是风格上都完全不同于包括古蜀本土在内的商代中国各地的文化。从古代欧亚文明的视角看，至迟在公元前3000年初，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开始形成了青铜雕像文化传统［12］；古埃及也在公元前3000年代初叶开始制作青铜人物雕像并形成传统［13］；印度河文明地区早在哈拉巴文化时期（2500～1500B.C.）就已开始制作青铜雕像，成为后来印度教制作青铜雕像的重要渊源。最早的权杖出现在西亚欧贝德文化第4期（UbaidⅣ，约公元前4000年代前半叶）［14］，其后在西亚不少地方出现铜制权杖［15］，而古埃及使用权杖的传统至少在早王朝初期就已形成［16］。黄金面罩在古代西亚、古埃及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迈锡尼文明考古中亦经常可见［17］。古代西亚文明的青铜雕像、权杖文黄金面罩等因素相继集结出现在其他文明当中，应属文化传播所致。商代三星堆遗址出现的金杖、金面罩和青铜雕像等，既然在古蜀本土和中国其他地区都找不到它们的发生序列，但却与西亚、印度等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因素的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并且位于这些文化因素发展序列的较晚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这些文明地区的有关文化因素再创作而制成。
　　考古学上，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于夏代，1976年在甘肃玉门市火烧沟遗址的墓葬中出土的黄金制品，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的一例［18］。除此而外，在中国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夏代的黄金制品。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较多地出现于商代，商代的黄金制品存在南、北之间的系统区别，在中原和北方地区主要发现于北京、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山西，在南方则集中发现于四川的成都平原。
　　中国北方地区现已发现的商代黄金制品主要是金箔片、黄金、小片金叶、金臂钏、金耳环、金笄、黄金“弓形饰”，等等。中国北方地区商代黄金制品具有两个明显的共性：第一，它们都出土于墓葬（殷墟金块除外）；第二，它们都是作为装饰品（人体装饰物或器具饰件）来使用的。金叶和金箔片虽然在用途上并不与其他地点所出作为人体装饰物的金臂钏、金耳环、金笄、金“弓形饰”等相同，但从作为装饰品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则是共同的、一致的［19］。从欧亚古代文明的视角看，商代黄河流域黄金器物中的人体装饰物，可能与中亚草原文化的流传有关［20］。
　　商代南方的黄金制品集中分布在西南地区四川广汉三星堆和成都市金沙遗址。1986年夏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相继发现两个祭祀坑，出土大批青铜、黄金、玉石制品以及大量象牙和海贝［21］。其中的各种黄金制品多达数十件［22］，成都市金沙村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部，从2001年2月以来的发掘中，共出土黄金器物200余件，其中有黄金面罩、射鱼纹金带、鸟首鱼纹金带、太阳神鸟金箔、蛙形金箔、鱼形金箔、金盒、喇叭形金器等，是先秦时期出土金器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遗址［23］。根据发掘报告，三星堆出土的各种黄金制品，主要种类有金杖、金面罩、金果枝、璋形金箔饰、虎形金箔饰、鱼形金箔饰、金箔带饰、圆形箔饰、四叉形器、金箔残片、金箔残屑、金料块，等等。［22］三星堆文化黄金制品的形制、出土情况以及它们与大型青铜制品群密不可分的关系，显示出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数量多，达到近百件（片）。第二，形体大，尤以金杖、金面罩为商代中国黄金制品之最。第三，种类丰富，为北方系统各系所不及。第四，均与实用器或装饰用品无关，而与大型礼仪、祭典和祭祀仪式有关，或与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的象征系统有关。其中金杖和金面罩的文化形式在商代中国的其他任何文化区都绝无发现，即令在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整个古蜀文化区也是绝无仅有。三星堆文化的金杖、金面罩等文化形式，与青铜雕像的文化形式一样，很有可能是通过古代印度地区和中亚的途径，从古代的西南夷道、蜀身毒道，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采借吸收了西亚近东文明的类似文化因素，而由古代蜀人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创新而成的，它们反映了商代中国西南与南亚、中亚和西亚古代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24］
　　中国境内的青铜短剑，最早见于先秦时期的西北和西南地区，时间是在商代中晚期。而近东地区早在公元前三千纪已开始使用剑身呈柳叶形的青铜短剑，这种剑型不久传入中亚地区和印度地区，在公元前二千纪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和中国西南地区。在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青铜短剑，剑身呈柳叶形，多为曲柄剑，或是翼格剑、匕首式短剑，多在剑首处铸有动物形雕像。这种剑型，形制几乎与中亚青铜短剑一致，因而学术界认为这类青铜短剑很有可能是从中亚引入的剑型［25］。在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青铜短剑，主要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内外，年代为商代中晚期或更早。成都平原发现的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制几乎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青铜短剑相同，都是扁茎，无格，剑身呈柳叶形，剑茎与剑身同时铸成，剑身有宽而薄与窄而厚两种。很容易判断，两者之间具有同源的关系。印度河流域的青铜文化，时代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之间。这个时代，正是古蜀三星堆青铜文明从发展走向鼎盛的时代，也是古蜀柳叶形青铜短剑初现的时代。由此看来，古蜀地区的柳叶形青铜短剑这种剑型，应当是从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引入，而古蜀人在古蜀地区自己制作的。

四
　　在南、北丝绸之路上往来迁徙的民族及其关系方面，有一现象适可引起特别注意。《隋书》卷83《西域传·康国传》记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窬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旧唐书》卷198《西域传·康国传》：“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王姓温，月氏人。先居张掖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南依葱岭，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为姓氏，不忘本也。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昭武城，义为王城，相当于中原王朝所谓“京师”。据学者言，大月氏、贵霜帝国有所谓“昭武九姓”，均源于河西走廊祁连山北的昭武城，与氐羌种姓的“京师”有关［8］（P.87～88）。前秦（氐人所建之国）称王为“诏”，如前秦王苻坚称为“苻诏”。南诏之诏，亦为王的称呼。缅甸王都称为Chaohwa，也是以诏或昭相称（同上）。以昭或诏作为王称，这不免使人联系到同样高鼻深目的古蜀王的称谓。
　　三星堆出土青铜人物雕像中的青铜大立人像，当为古蜀王的雕像。这座雕像与其相类的青铜雕像，都是高鼻深目的古蜀人的形象，我们认为这些雕像具有明显的中亚或西亚人种的面貌特征［26］。张正明先生和张增祺先生也认为它们与中亚和西亚人种有关。张正明先生说：“三星堆出土的诸色人像和头像，显然表明族类的复杂。那么，在古蜀国中，有没有从中亚辗转迁来的西徐亚人呢？西徐亚人，英称Scythians，《汉书》谓之‘塞种’，汉译旧称‘斯基泰人’。张增祺先生认为，汉代滇国青铜贮贝器上的人像，有一种是《史记》所谓‘巂人’，《汉书》谓之‘塞种’，言之有据。我所要补充的，是后世所谓‘叟’亦即汉代所谓‘巂’和‘塞’，都是Scythians的音译。汉代的滇国已有之，应该不是突如其来的。那么，先秦的蜀国有没有西徐亚人呢？假如没有，有没有经西徐亚人传来的中亚乃至西亚的文化因素呢？”［27］张正明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③。
　　在高鼻深目的古蜀人所使用的汉文文字里，称自己为“昭”，实例见于1980年新都马家大墓所出列鼎，其中一件鼎铸刻有“昭之食人鼎”四个汉字［28］。徐中舒、唐嘉弘先生先生曾以为是楚国屈景昭三大姓中的昭氏［29］。笔者过去曾认为“昭之食人鼎”的昭，是“金奏昭乐”之义［30］，现在看来，这个“昭”字更有可能与古蜀人的王称有关。也就是说，有可能古蜀人称呼王为“昭”。从古蜀人的族系分析，既有氐羌系，又有濮越系，那么这“昭之食人鼎”的昭，是否与大月氏、贵霜、南诏、缅甸对于王或王都的称呼有关？蜀地紧靠云南，又近于缅甸，其间具有族系上的同源关系。蜀与大月氏分别位于藏彝走廊的南北两端，而藏彝走廊正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南迁的主要通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马家窑文化沿着这条通道南下进入岷江上游地区，茂县营盘山遗址以及其他遗址多有马家窑类型的彩陶发现，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但是古蜀与大月氏联系的直接证据，目前还是缺乏，难以证实其间的交流和互动关系。文献说“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④，姚为今云南大姚、姚安。近年在云南大理发现的青铜器中，可以见到古蜀青铜文化对当地明显的影响之迹，这正与褚少孙补《史记·三代世表》所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的记载相合。蚕丛为氐羌，南诏亦氐羌后裔所建，如果说他们都以“昭（诏）”作为王称，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实。

※　注释
　　〔1〕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2〕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268～285、295～305页。
　　〔3〕李绍明：《藏彝走廊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巴蜀文化研究》第3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
　　〔4〕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8页。
　　〔5〕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6〕此为许绰云先生1994年见示作者。
　　〔7〕饶宗颐：《梵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53、355、356页。
　　〔8〕李学勤：《<三星堆研究>第二辑<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序》，《三星堆研究》第二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页；《商代通向东南亚的道路》，《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9〕参考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47、48页。
　　〔10〕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5页。
　　〔11〕《史记·大宛列传》。
　　〔12〕陕西城固先秦时属蜀，见《华阳国志·南中志》。
　　〔13〕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9～63页。
　　〔14〕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载上宫鸿南、朱士光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9页。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9～63页。
　　〔15〕《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考古》1978年第5期；《宝鸡竹园沟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2期。《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16〕林向：《三星堆考古发掘琐记》，《文物天地》1987年第5期。
　　〔17〕《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0期。
　　〔18〕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渊源试探》，《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年。
　　〔19〕资料现藏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文物管理所。
　　〔20〕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21〕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省赫章县文化馆：《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县文化局：《威宁中水汉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22〕叶奕良先生在《“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中说道：“由于海路不发达，东西方交通必须经过伊朗的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地带。这样，波斯人便逐渐掌握了中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之间的贸易情况。”不论从中国西北还是西南转道中亚至西亚，均须经由此道西行。
　　〔23〕段渝：《论商代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中国先秦史学会第四届年会论文，1989年，该文载于《东南文化》1993年第2期；《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24〕林梅村：《商周青铜剑渊源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39～63页。
　　〔25〕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2期。
　　〔26〕段渝：《四川通史》第1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36页，第260～273页。
　　〔27〕《古本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年”。
　　〔28〕林名均：《四川威州彩陶发现记》，《说文月刊》第4卷，1944年；郑德坤：《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1947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理县汶川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5年第12期；蒋成、陈剑：《岷江上游考古新发现述析》，《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3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试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科学出版社，2002年；王鲁茂、黄家祥：《四川姜维城遗址》，《中国文物报》2000年11月26日；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2期。
　　〔29〕段渝：《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文物》1996年第3期。
　　〔30〕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第87～88页。
　　〔31〕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7、88页。
　　〔32〕张正明：《对古蜀文明应观于远近》，《巴蜀文化研究》第三辑《巴蜀文化研究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第3～4页。
　　〔33〕张正明先生1989年底致段渝之函见示。参考《三星堆文化》第536页注释第4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34〕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35〕徐中舒、唐嘉弘：《古代楚蜀的关系》，载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
　　〔36〕段渝：《论新都蜀墓及所出“昭之食人鼎”》，《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3期。
　　〔37〕《史记·三代世表》正义引《谱记》。

⊙　作者简介
　　段渝，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66
　　源自：《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