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双流瞿上城兼及古代广都疆域

　 王泽枋

“瞿上”这个名字,最早见于晋代常璩《华阳国志》: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原,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

常《志》是据扬雄《蜀王本纪》所说,扬《纪》今虽不传,然《全汉文》及其它辑保本诸书所引皆太致相同。杜宇从何处“移治郫邑”,“瞿上” 又该在哪里合适?这还得追述一下蜀族的远古历史。古代的蜀族,“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全汉文》卷五十三引《蜀王本纪》。)基本上理出了古蜀国五帝的更替历史,时间上虽过于夸张,但却反 映出这段历史时期之长。从公元前到蜀国最早的先王“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也不过才2000多年,到现在也才4000多年。开明氏之前是杜宇, 相当于春秋中期或更早一些,时蜀族先民早从川西北高原的岷山山脉南徙,沿岷江流域的肩形冲积平原扩散,改造沼泽,引排潴水,由半牧半耕渐次 变为全部农耕,“鱼凫田于湔”(围猎)、“劝农蚕桑”(蚕丛)、“教民务农”(杜宇),应该说都是这段时期蜀族历史的真实写照和反映。农耕的 发展使成都平原沼泽潴水得以疏导,给蜀族先民继续南移,进行垦殖,繁衍生息创造了条件,使富饶的川西平原成为开发最早、农业最发达、环境 最幽美的地方,尤其是地处成都平原的轴心地带的广都大地,更是如此。战国初期成书的《山海经》,在《海内经》中,对3000年前广都的农耕文 化、自然环境有一段极其生动的记述和描写,可兹佐证: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 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蜀国的疆域,常《志》也描绘出一粗略范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 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褒斜在今陕西汉中地区,熊耳山在眉山青神县,灵关在雅安芦山县。从彭灌山区进入成都平原,第一次进行城市活动的地方就是郫,郫的出现与蒲卑有关。远古的郫邑,不是今地所在,据任乃强老先生考证,乃在彭州九陇山口地方,似乎是蜀人刚刚出山,准备向平原大进军之时,以后任老先生又提出瞿上城在彭州海窝子,大概就基于上面对郫的考证。任乃强还曾 经给今天的郫县取过名字叫“小郫”。如果蜀人已经下山,远去山口几十上百里,已经进行了城市活动,建成了“小郫”,再回转去在山口地方如 海窝子再建一座瞿上城,断无此理,更无此必要。

以后又出现了号称“蜀郡三都”的新都、广都、成都。当然,从当今考古发现,蜀郡先秦古城遗址如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新津宝墩等等不下 10处,有的是蚕丛时代,有的是鱼凫时代,最晚的都是杜宇时代,这就远不止是“三都”了。在“三都”出现前,有可能在营造郫邑的同时或稍后, 又在以南前沿择一高阜地方,即今双流牧马山亡,又筑一处含有陪都或行宫性质的城市瞿上城,与郫邑互为南北,为以后更大规模地进行三都活动 作了准备,常《志》“或治瞿上”的“或”字当作“与此同时”解。这样,两处治所,互为补充,互为犄角,互为照应,有利于拓疆和统率臣民,更有 利于抵御外侮。上古民族的方国,游牧农耕交叉,多数居无定所,从聚族而居到成都而聚,往往不止一处,台湾的史学家钱穆对此论述尤为精详,他 说“游牧民族习于移徙,古人都邑,同时有两处三处,不足异”。此活用来对照古蜀族的先民,有了郫邑,还得再有瞿上城,就不足为奇了。

最早考订瞿上城在双流县的文献记载是宋罗泌的《路史》,在其《国名记·古国》篇中记载说:“瞿,今双流县南十八里有瞿上城,益(州)西南二十(里)。县北有瞿上乡。”明曹学铨《蜀中广记·名胜记》双流条下亦记载:“有商瞿里。《本志》(枋案:曹氏所谓本志,指明代双流县志,久佚 )云:治东十里瞿上乡,有孔子弟子商瞿上墓。时有锦鸡白鹇见焉,文明之德末艾也。”曹学佺在《记》中把人名、地名混而为一,这也不怪他,就 连他的前辈学者、新都杨慎也犯过类似错误。杨升庵《蜀志遗事》说:“孔子弟子商瞿,《世本》作商瞿上,《文翁石室图》亦作商瞿上。宋景文 (祁)公作《成都先贤赞》以商瞿上为蜀人。考之《路史》及《舆地纪》,瞿上城在双流”。以上引用这些文献,无论商瞿、商瞿上、瞿上乡,都是 古人把人名、地名混为一谈,找不着北,其中不乏大学问家。

乾隆《双流县志》载:“瞿上城在治南十八里。蚕丛纵目,王瞿上。”“县北有瞿上乡。“双流县瞿上乡有蚕丛城。”这是怎么回事呢?墓在县南 ,瞿上乡又在县北,南辕北辙,这得从古代广都疆界之宽广的概念上去寻求答案。双流故名广都,置县时间早,西汉元朔二年(前127年)置县,距今已有2100多年。置县前地域概念上早有广都之名,如扬雄《蜀王本纪》说在秦灭巴蜀之前,“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之樊乡,徙治成都。”更 有远者,战国时成书的《山海经》,作者是蜀人,有说是楚人,记载有“西南黑水、青水之间,有都广之野”,都广就是广都。当时广都疆域范围之 大,与今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双流史学大家刘咸忻先生说,汉晋之广都,县界包有东山,兼今仁寿、华阳之地。乃祖刘沅,清代双流的硕学鸿儒 ,在《槐轩杂著》中考出后稷墓在汶川县,这样看来,远古的汶川也该在“都广之野”的疆域内。至于旧志载县北有瞿上乡也不难解释:

《南史》“列传第三十三”载:萧鉴“于州园地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铜器十余种,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宝甚多,不可皆识,金银为蚕蛇形者数斗,又以朱砂为阜,水银为池,左右咸劝取之。鉴曰:‘皇太子昔在雍,有发古冢者,得玉镜、玉屏风、玉匣之属,皆将还都,吾意常不同。’乃遣 功曹何停为之起坟,诸宝物一不得犯。”

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五十一“蚕丛祠”:“蜀王蚕丛氏祠也,今呼‘青衣神’,在圣寿寺。蚕丛氏教人养蚕,作金蚕数十,家给一蚕。后聚而不给 ,瘗之江上,为‘蚕墓’。”同书引《南史》进一步说明蚕丛祠为什么要建立在圣寿寺附近:“齐永明间,始兴王萧鉴为益州刺史,于州园得古家谱 ,有金为蚕数斗。鉴一无所取,复为起家谱,且立祠焉。”圣寿寺遗址在成都将军衙门附近,今为金河大酒店;蚕丛墓据同治《成都县志》所载在金 花桥,考金花桥即汉时成都市桥,公孙述被吴汉洞胸殒命,故址在今金河街与同仁路南口处。无论圣寿寺或者金花桥,都应是在成都市桥附近。唐 代在未修筑罗城以前,都在成都城池西南的郊外,地域上都归双流县管辖,就是说在古时,双流县的行政区划,在北端直达成都城下。

再从蜀族的渊源看,蜀族原是我国西北高原古老民族氐羌族的支系,是生息在川青甘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历史悠远。这些地方,《山海经》中屡提 到“华父之山”、“成侯之山”(又称“成都载天”)、“瞿父之山”。这些华父、成侯、瞿父应是古蜀先民氐羌民族的各系支派,各系支派的人 数有多有少,来平原上的时间有先有后,聚族而居的地方有东有西,“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极言时间之长。

至于蚕丛有“纵目王”之称,这又与二目皆纵的面部形象有关,用一个汉字来表述蚕丛的二目皆纵,只有一个“瞿”字能代表,其它解释,都是望文生义。蜀字是一横目,瞿与蜀是二纵比一横,不仅反映出族属的内在关系,也反映族徽和图腾。瞿上,当是从“瞿父之山”来的一个支系,沿流经今温江、双流的杨柳河流域活动。瞿人最后在牧马山区聚居。杨柳河在古代并非今天状貌岸狭流细,“明、清之间,杨柳为大江,金马为支流。” (见邓少琴主编《四川省内河航运史志资料》第二辑。)“鱼凫田于湔”,不能死死局限在彭灌山区或边沿地带,古代的杨柳河也应该视作蜀族活 动极频繁区域。温江至今有鱼凫城、鱼凫桥、鱼凫墓,远及其下游彭山县的江口还有鱼凫津,尚有故迹可寻;与柳柳河逼近的双流黄水镇的杨公白 头堰,上吐纪五十年代也曾发掘过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不少打磨石器和黑砂陶器。牧马山在成都平原上高阜突兀,位处锦江和岷江正流间的三角 台地上,海拔才500多米,与成都城池水平面同一等高,川西平原的大小河流,最后都向她的南麓江口古镇汇集为岷江。杨柳河绕西麓而流过,在武 阳故地与岷江汇合,形势险峻,便于防守,是古代筑城的好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史学家顾颉刚来四川,受四川省政府指派,来双流到牧马山对瞿上 城遗址进行考察,后来他撰文介绍说:

牧马山又名女几山,《山海经》上说:“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这是平原西部的一座开头的山,虽甚低小,而冈阜萦回,仿佛城垣一般,防守极便,立国在这里可以控制平原,山上又好耕种,足以自给。假使我是当时的王者,走到这个形胜所在,也不肯把它放弃的。

我敢臆断,牧马山定是一块好地方,蚕丛和杜宇的都城遗址有寻得的可能,古墓更有大批发掘出来的希望。(以上引文见顾颉刚《双流游记》。)17 年以后,已是1957年,双流县修筑牧马山灌渠,顾颉刚的话不幸而言中,在瞿上城遗址附近,小地名叫王家碥的地方,出土了几大批崖墓群,上百坐, 由四川省博物馆派考古队来清理,耗时月余,多为东汉墓葬。西汉时期,益州刺史任安,曾经在瞿上城遗址上再筑城,名曰“宜城”,山也由此得名 宜城山,寓意是先人已在此筑过瞿上城,我再来筑城无疑是适宜的,或更含此地宜于筑城之义。宜城山沿称至明代,为“牧马山”之名所取代。任 安所筑宜城,在有的载籍上又称为武阳城。“瞿上”还可作“瞿到”解,已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李金彝先生就曾作如此解,说瞿父之山的人曾到过 这里,犹今言“上街”可言为“到街”。

瞿人的文化活动,至今还留下一些遗迹。上世纪六十年代,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队曾在瞿上城遗址附近的松林漕发掘过新石器时期遗址和古窑遗 址。嘉庆《双流县志》说蚕丛氏“衣青衣,劝民蚕桑,创石棺葬,国人从之。”石棺属氐羌民族的一种葬制,牧马山上屡有发掘。光绪《双流县志 》还记载,白塔山在牧马山西阜,“山寺后有软脚坡,乾隆二十年(1755),土人垦得石洞,人洞十余步,犹有光。摘得石乳十数枚出。乳形白如蜡,垂 条如指。后观者杂沓,邑令徐樾封塞之。逮五十六年(1791),洞复垦出,乡民饶奇龄者,贾勇举烛人。行一里许,见旁洞穿透左右,曲折通邃,洞门镌 有窗格花草,坛钵罂罍破坏弃路侧。烛烬,不得深入而还。后复封塞。故老亦不知凿自何代云”。也是在白塔村附近,上引文所云“软脚坡”,令 呼为“九倒拐”,牧马山灌渠从山腰上经过,这一带古墓葬群特别多,而且集中,周围文化堆积层也厚,人地三尺,随处都会发现残砖断瓦,无疑是处 古城遗址。1957年修凿牧山灌渠时,出土文物不少,四川省博物馆来此发掘一个多月,并向《考古》杂志写出清理发掘报告。1978年,双流胜利镇 政府曾在瞿上城遗址上创办农场,也出土过大量文物,有陶俑、陶房、陶鬲、青铜明器、戈矛等;货币有“半两”、“五铢”、“大泉五十”、“ 货泉”等,多为汉物。

〔作者简介〕王泽枋,双流县政协原副主席,四川双流　610200。

源自：《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