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源自：果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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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DUDU/编译）我有次在秘鲁一家中餐馆的经历特别有意思。当时我和店里的一名服务员交谈，对方是一个不会说英语的中国移民。于是，我俩就用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二语言的西班牙语交流了起来。
　　这让我开始思索一个问题：如果全人类都学习同一种语言，那么我们所有人就都可以相互交流了，究竟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换言之，为什么大家还在使用不同的语言？

　　事实上，人们做过多次尝试，想要创造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世界语（Esperanto）。然而事实证明，出于种种原因，我们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有全人类通用的语言。你大可以试着列出一些原因，这些原因肯定都有道理：比如语言代表文化，比如并不是人人都接触得到用来传播世界通用语的互联网，比如要让每一个人都同意的事总是非常困难，比如政治很复杂，等等。
　　技术的因素、科学的因素、文化的因素都可以帮助我们探求，为什么人类、为什么现在的全球不太适合使用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
语言是一种身份认同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理论音系学家马克?埃特林格（Marc Ettlinger）目前在研究脑损伤、听觉障碍和语言的关系。他告诉我：“一个人说话的方式传达了大量有关‘我是谁’的信息。我们有各自的身份，于是我们就有各自的语言。人们过去以为，随着电视的发明普及，方言会同化，人们会说通用权威方言。但后来我们发现，由于媒体同质化，美国各地的方言差异反而更明显了。人们在寻求更多的方式来使自己有别于他人。”
　　语言就是一种身份认同。在埃特林格看来，这比单单说语言是“文化”要区分得更具体一点。

　　有种现象可作为典型的例子：（美国）听饶舌音乐的郊区白人孩子，会有意无意地去用一种他们从未接触过的城里黑人说的英语方言。这两种方言混杂后的语言，向外界传达了说话人的某些信息。
　　方言不是一种语言（尽管怎样界定方言和语言的问题在语言学领域时有争议），但上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语言是如何发展的。说丹麦语的人和说德语的人之间大多能相互听懂，挪威语和瑞典语之间、乌尔都语（巴基斯坦官方语言）和印地语之间也是如此，但出于政治和身份认同的原因，这些语言都被认为是各自不同的语言。按照埃特林格的说法，当一个丹麦人说着丹麦语时，其实是在说：“我是丹麦人，我以身为丹麦人而自豪。”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持续对抗，导致两国让他们的语言也尽量独立。乌尔都语和印地语虽然都源自一种叫印度斯坦语的语言，但是现在需要产生新的技术词汇时，印地语会借助于梵语，而乌尔都语借助于阿拉伯语。
　　各国在保存、保护和推广自己的语言时，往往有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任何一种语言在技术语域的发展都是其演变的重要一步，因为这意味着它明确化到了一定程度，可以建立只用这种语言教学的大学，能用这种语言撰写科技论文和法律，等等。对于很多群体来说，拥有一种专门的语言就是在表明“我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从政治角度上，像巴斯克语和库尔德语这类语言对于使用它们的人十分重要。“在土耳其，库尔德人的身份非常重要。但是还有一种语言──拉兹语，它正在消亡，它在政治上不强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语言人类学博士生里卡多?里维拉（Ricardo Rivera）告诉我，“拉兹人的孩子说土耳其语。拉兹语并不是一种民族标志，这点和库尔德语不一样。”
　　我们不知道全世界总共有多少种语言，多数专家估计现有7000种上下，而埃特林格认为这比过去少了很多，几百年前有1万多种语言。语言衰退的最主要因素是殖民化、与当地人的暴力冲突，全球化以及城市化进程。这些原因几乎全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而非语言学或科学上的。比方说，今天你生活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小村子里，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出路，你很可能会想搬去这个国家的大城市。而这么做的同时，很可能你就丢下了当地的土话。
为什么语言会不断演化，为什么新的语言会不断形成　　新的语言不会一夜之间出现，但新的语言确实还在不断形成且具有实用性。例如在波斯湾，南亚过去的一大批移民形成了一种新的洋泾浜，即阿拉伯皮钦语。皮钦语是两个没有共同语言的群体需要沟通时采用的一种原始交流方式。尽管皮钦语不能算作像法语之类的真正的“语言”，但可以看作是一种新语言的萌芽。皮钦语通常并没有确定的语法，但它们常会演变成克里奥尔语（creole），也就是由混合语而产生的语言。

　　过程大致是这样：没有共同语言的成年人之间用皮钦语交流，这种皮钦语一般混杂着一些简单的字词、音调和肢体语言。不过这些成年人仍然有自己的母语，这一点很重要。而当新的语言出现母语使用者时，它的发展速度会加快很多。自然而然，这些成人有了孩子后，皮钦语会成为多数孩子的母语。接下来，真正有意思的事就出现了。
　　“假如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群体，这种皮钦语就会成为下一代孩子的母语。然后，它会自然地发展出语法，因为这是他们必须使用的。”里维拉说。
　　这就是极为有趣的地方：语言在演变，一直在演变，而孩子往往就是推动语言演变的人。
　　下面我们可以来看世界语了。
为什么不会有一种通用的第一语言　　世界语是19世纪末由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L.L.Zamenhof）发明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语是一种“人造”语言，也就是说，它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其他例子还有克林贡语和精灵语）。柴门霍夫设计世界语的目的，就是想让它成为一种全世界通用的第二语言。他当年的希望倘若成真，那么我大概就会和那位中国服务员讲世界语了。
　　大范围来讲，世界语算不上流行，据说顶多有200万会说世界语的人。然而，这在通用语言方面已经是最成功的一次尝试，世界各地都有世界语的聚会和会议，有世界语的科学期刊和世界语杂志，在语言学习平台多邻国上还有一门世界语课程。我曾联系西雅图世界语协会的人想聊聊世界语，但未能如愿，因为该协会的会长当时“正和另外九名世界语学者进行为期一周的徒步旅行”。
　　“他们来自法国、德国和瑞士。我们一起徒步、吃饭时就各种话题热烈交谈，只用世界语。”他在电子邮件中跟我说。

　　人造语言不是母语，因此通常演化方式并不一样。
　　“每个初学语言的人都会对这门语言提出一些改良──这是学习该门语言的一部分。”美国世界语学习组织Esperanto-USA的主管哈里斯（William Harris）告诉我，“大多数时候这些改变走不远，因为假如你想要掌握一门去某个地方（比如说去中国）时能使用的语言，你就不能混淆这门语言。”
　　正因为如此，哈里斯说，世界语并没有专门的“方言”，因为学习世界语的成年人都自觉避免给这种语言带来改变。一个讲世界语的俄罗斯人也许带俄语口音，但她不会去使用完全不同的词汇。
　　无论如何，很多语言学家只是把世界语视作一种少见而有趣的东西，而并没有像对待自然语言那样，把它当做强烈想要研究的对象。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惊人的情况：有的世界语学习者对这门语言过于投入，开始让自己的孩子把世界语当作母语来学习。
　　于是，世界语就成了这些孩子的自然语言。这些孩子做着孩子们会做的事：改变语言规则。而成人不可能注意到并一一校正每个改变。
　　“儿童的大脑运作方式决定了他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会对语言做出改变。一个典型的例子叫过度规则化。在英语中，小孩可能会说‘I eated the cookie’（把不规则动词当作规则动词进行变化），”埃特林格说，“一段时间后，这类东西会变得规范化，变成被接受的用法。”像这样的改变，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变化，是现代英语不同于几百年前的英语的原因所在。
　　于是，同样是以世界语为母语者，一个在中国的人所做的改变会不同于一个在芝加哥的人，而后者所做的改变又会不同于一个在芝加哥郊区的人。事实上，在这方面仅有的一些研究发现，作为母语的世界语确实和习得的世界语是不同的。全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又没有紧密到让这种改变也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以同样的形式发生。

　　前面讲了这么多，就是为了说明，就算有某种自然力量让所有人一觉醒来后开始说一模一样的语言，这种语言也会变化发展，最终让我们又走到和现在一样的境地，也就是拥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任何一个试图创造语言的人都应该明白，语言是变化的，并且在不同的地方不会朝着同样的方向变化。”埃特林格说。
　　那么，说世界语的人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学一种永远不会变成世界通用语的语言呢？这最终还是要回到“语言是身份认同”这一点上。
　　埃特林格说：“当你听到有人在说世界语，你马上就知道，这是一个重视全球化和相信人类力量的人。他们说世界语，是因为想要把世界大同的共同梦想传达给别人。”（编辑：odette）
　　本文编译自VICE Motherboard专栏Why Is This Still a Thing，这个专栏专门探讨看起来过时但仍在陪伴我们的技术和现象。
　　编译来源 Vice Motherboard，Why a Universal Language Will Never Be a 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