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渝：地处内陆的三星堆，为何出现海贝？

　　段渝，男，汉族，1953年8月4日生于重庆，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民族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巴蜀历史文化、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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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古城遗址 | 丝绸之路 | 四川师范大学
• 从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看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
• 2006-07-02日（上）：学者研讨羌文化
  

源自：四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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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薛维睿

　　“传统的看法是，四川古属西南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而且蜀道艰难，与中原华夏隔绝不同，四川古史几乎为一片空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好像是一缕曙光，逐渐将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了。”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评价三星堆的发现，并将之与与世界考古学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发现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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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开放性是所有文明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段渝教授，长期致力于古蜀文明的对外交流研究。他认为，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来看，古蜀文明一直是开放包容的。“古蜀文化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古代巴蜀的本地文化，也接受了其他外来文明的影响。除了受到中原、长江中游等文化的影响，古蜀文明与世界文明也有着广泛的联系。”
　　1986年，大批海贝在三星堆遗址出土。其中有一种环纹货贝，被日本学者称为“子安贝”，大小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左右，中间有齿形沟槽。这种海贝既不产于近海地区，更不产于江河湖泊，只产生于印度洋深海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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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内陆盆地的三星堆，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齿贝？段渝认为，三星堆的海贝应该是来源于印度洋北部地区（主要是孟加拉国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地区）。史料记载，印度地区不仅自古富产海贝，印度洋北部还有以齿贝作为货币的传统。
　　“三星堆并非唯一出土海贝的地区。”段渝表示，云南大理鳌风山墓葬中出土的海贝，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海贝更多达14.9万枚，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中叶；此外，云南大理、楚雄、昆明、曲靖等地，以及四川茂县、西昌等地，都有海贝出土。“将这些出土海贝的地方在地图上连接起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蜀身毒道。”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蜀身毒道”因此得名，“蜀为”四川，“身毒”即印度。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从保山等地进入缅甸、印度，再从印度翻山越海抵达中亚，最后直至地中海东岸。
　　那么，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是由云南各地转运而来吗？段渝认为，从蜀身毒道各地出土的海贝来看，三星堆的海贝年代在商代中、晚期，而其他地方最早为春秋时期，相距时间长达千年。因此，三星堆的海贝并非通过云南进入，应该是从印度地区直接进入古蜀。这说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已经有了文化交流。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数量不少，古蜀人用这些海贝做什么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认为，当时海贝作为珍贵的物件，很可能被古蜀人用作货币。“海贝量少，不易得，便于储存，存放时间较长，同时方便携带，容易计量，这些都是能作为货币使用的特点。”
　　与云南出土海贝相似，三星堆的海贝大多背部磨平，形成穿孔，便于若干海贝串系起来。此外，三星堆的海贝出土时，一部分发现于祭祀坑坑底，还有部分发现于青铜容器中，而云南也有发现于青铜贮贝器内的海贝。
　　段渝说，不少历史文献表明，受印度地区影响，云南从汉晋至明清时期，在商道附近均使用贝币。如《新唐书·南诏传》中记载，“以增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提到，昆明一带“用白贝作钱币，这白贝就是在海中找到的贝壳”，并指出，“这些贝壳不产在这个地方，它们全从印度来的。”
　　以此推测，处于内陆的成都平原，齿贝的来源和使用都是受印度影响。“对于商代的古蜀人来说，齿贝主要是充当对外贸易的手段，可以说是古蜀王国最高神权政体的‘外汇储备’。”
　　除了西面的印度洋，三星堆的海贝还来源于东面的南海。这些海贝通过广东、广西、贵州，到达四川，“这条道路在汉代是通畅的，往上追溯可到商代。”段渝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现在都未发现商代时期的海贝，这些来自南海的海贝也应该是从南海直接进入。而在广东和香港地区，都发现了三星堆的牙璋，这说明三星堆文化在当时已经辐射到这些区域。
　　通过这两条线路，海贝如何输送入蜀？对此，学界还没有答案，“目前关于三星堆与世界文明的交流，都只是学者的科学推测和假说，更多问题还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

源自：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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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少年时，爱音乐、爱运动
　　他 志趣赋予了他开朗平易的心性
　　他 青年时，下过乡、扛过枪
　　他 经历锻就了他一般文人所不具备的体魄
　　他 花甲时，研究员、带头人
　　他 专注成就了他今日的学术造诣

　　今年3月下旬，在巴黎举行的“太湖文化论坛2014年巴黎会议”上，四川省社科院的段渝教授关于《南方丝绸之路与古代中西交通》精彩专业的学术报告，让来自世界的政要和专家学者为之拍手称道。作为一名顶尖的巴蜀文明探索者，段渝教授在此次国际峰会上将成都3000多年的灿烂文明推向世界，成都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得到了各国专家的认可与赞同。
　　4月的成都，春意盎然。我和段教授在位于青羊宫附近的“陶苑”露天茶坊见面。那里有一座“秦汉馒头窑”遗迹，是青羊宫陶窑的发现地。在这里交谈，不仅能在古木参天的环境中感受成都几千年灿烂的历史传承，更能了解成都深厚的文化底蕴。

考中却不读
次年“点杀”川大
　　段渝教授温文尔雅，身板硬朗。他笑称这是当知青、当钳工、当兵锻炼多年的结果。有了这一段经历，让他在转身致力于学术研究时，拥有了一般文人所不具备的好精力。
　　说起自己的经历，段渝教授有些感慨。“1969年12月，我16岁，到西昌会理县红格公社下乡，那里距攀枝花有90公里，我目睹了攀枝花这座工业城市的崛起。一次我下河挑水，好不容易挑到山坡中途，突然一个马失前蹄，水桶咣当咣当滚到沟里，彻底散架。我在箍桶时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
　　“我一生经历了数所成都最好的学校，从后子门成都实验小学到成都4中，我出黑板报练就了一手好字，会拉小提琴、作曲，喜欢唱歌、打篮球，这些爱好后来都被学术研究湮没了。现在的爱好，除了思考就是散步。在部队时我每天手提打狗棍跑10公里，现在每天都会到浣花溪、文化公园走上一两个小时，风雨无阻。”
　　谈到往事，谈到自己从军队回到省机械厅这段历史，到1978年考入某财经学院后主动放弃、次年考入四川大学这段历史，段渝觉得，恰恰是如此的经历，给了他体察民情、理解生活的机会，使他的学术获得了异常坚实的基础。回首30年前的大学时代，他说：“没有徐中舒、唐嘉弘、童恩正等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和热心提携，我很难想象自己的现在”。

本科生发言
惊呆著名历史学者
　　段渝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他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先秦史，为了深入了解历史，他期间读了大量五六十年代的期刊，读名家论文，读顾颉刚著作、郭沫若《古史辨》，苦苦摸索治学门径。段渝刻苦专研的精神让他的老师、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徐中舒先生非常感动，徐老先生指导他读《左传》，为了不辜负徐老，他硬是一字一字读了3遍。随后，他相继把《史记》《汉书》细细读过一遍，并自学古文字学。
　　由于段渝研究蒙文通先生的大量文章，他意识到，一个历史学者不懂古文字学，治学肯定要吃大亏。所以大学期间他除了正常的功课，几乎就泡在图书馆里。
　　一次偶然的机会，段渝看到一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史要由日本人来写。他十分气愤，发誓刻苦治学，要争一口气。1983年，中国先秦史学会在成都举行成立大会，著名史学家李学勤等名家均出席，唐嘉弘老师带了段渝去，鼓励他发言。他在楚文化研讨会上做了《从中原甲骨看西周祖先》的发言让李学勤先生大感惊奇，这样的文章竟然出自一个在读本科生之手，让李学勤有了收他为研究生的想法。当李先生听说段渝前一篇论文已被《新华文摘》转载，更是鼓励有加。

惊艳全场
将成都历史推向世界
　　1983年，段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社科院。后来，他又参加了中央党校第一届研究生考试，成绩是四川第一名。但院领导建议他安心学术，以便在这方面有更深的造诣。于是，段渝才决心在历史所从事巴蜀文化研究。
　　1986年，他出任省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他先后承担了《四川通史》的“先秦卷”以及大型通史著作《成都通史》的《古蜀时期》的写作，为了写这几部著作，他研读了大量古文献，通过研究与论证，他确认距今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掀起了“城市革命”的浪潮，出现了以城墙、城壕围筑的最早“城池”，“城池”概念也成为中国城市起源的标志。
　　在3月底举办的“太湖文化论坛2014年巴黎会议”上，段渝作为第一场会议的重要发言人，在《南方丝绸之路与古代中西交通》学术报告中提到支那（cina）、赛里斯（seres）的原意就是成都这些观点得到了国内和国际专家的共同认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世界最早知道的‘中国’就是成都，让国内国际专家充分认识到成都的历史地位和成都在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毕竟，成都是全国惟一一座几千年来城址和名称都没有改变的城市。”段渝说。

★　人物介绍
　　段渝：1953年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个人学术专著10部，主编学术专著5部、学术丛书5套、论文集6部。

一：科研项目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项、年度项目3项、西部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2项、中央对台办项目1项、省级和国外科研项目12项。

二：个人著作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巴蜀历史文化、长江流域古代文明、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
　　出版个人学术专著9部，合着14部，主编学术专著5部、学术丛书5套、论文集6部。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考古》《文物》《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社会科学战线》《考古与文物》《史学月刊》《史学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国内以及海外学术期刊等发表论文近300篇。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教授，标题是《川西高原的氐与羌》　◎摄影：雷康
地点：迎宾馆·威州镇·汶川县·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时间：2006-07-02 10:14:48

三：学术兼职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
　　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
　　四川省民族学会副会长；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
　　四川省地方志协会副会长；
　　四川省社会科学系列高评委；
　　四川省文博考古系列高评委；
　　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史学科评委等。

四：个人荣誉
　　获中国图书奖1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3项、三等奖8项、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1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