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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 

蔡昉:中国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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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jehai 发表于: 2018-9-16 10:43:00|显示全部楼层

蔡昉批评信国企不信民企现象 呼吁减轻创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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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18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于9月16日~17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认为,中国目前的改革阶段处于“改革的需求越大,改革的动力就越大,克服阻碍的力量就更大”。他举例称,随着2010年以后,我国人口红利迅速消失,支撑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传统动力逐渐枯竭,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源泉,才能保证经济增长速度,而这个源泉,只有从改革中得到。
  在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蔡昉建议,第一,改善劳动力的供给和配置。“如果按照户籍人口来算,城市化率只有42%。大量的劳动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第二,人力资本的提升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此,要在要加强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投资。第三,减轻企业的负担和创业的成本。“我们习惯于对大企业,对国有企业比较放心地去支持,但是对新型的企业,容易不信任它,担心风险等等,因此使它们的创业成本非常之高”,他建议,“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要得到提高,归根结底是优胜劣汰,是创造性的破坏。如果不肯冒风险,该进来的不能全部进来,该退出的不能全部退出,不能达到破坏性创新的效果”。
  而在需求端,蔡昉认为我国短期面临困难。他建议,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以此可以显著的让消费倾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提高消费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使需求拉动因素更加平衡。第二,提高消费的便利性。第三,构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如果只是以大部分的人群为消费对象,可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短板制约。但如果消费政策和市场是细分的,是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就可能会把所有消费潜力挖掘出来”。
  “要完善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政策的托底”,蔡昉最后表示。
 福正身有 发表于: 2018-8-31 08:30:02|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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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破除户籍制度是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

⊙作者: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仅得到了快速提升,而且城市化也得以快速实现,在大批城市崛起的同时,一些城市群也具有了相当的规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本版特邀请蔡昉、倪鹏飞、陆铭三位学者撰文,在回顾与总结中国城市化发展经验的同时,深入探讨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新内涵、城市群的发展趋势与规律等问题,以飨读者。

  1978~2016年期间,中国实际国民总收入年均增长9.6%,是同期世界上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增长速度。这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也是世界上最快的,城市化率从17.9%提高到56.8%,每年以3.08%的速度提高,不仅远快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0.33%)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9%),也明显快于处于类似人口转变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1.75%),以及处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5%)。这个时期中国对世界城市人口增量的贡献为25.6%。
  过去40年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这都充分展示了相关改革如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体制障碍,从而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显著结构调整和深刻社会变迁的改革进程。因此,城市化推进的过程及其揭示的体制变革、结构转变、增长贡献和分享效应,可以成为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实现分享过程的一个全方位缩影。


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特征化事实
  经济发展由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构成。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是生产率,核心是配置效率。所以,促进要素特别是劳动力流动,是发展的关键,也是城市化的核心。改革是为了改变抑制发展的机制,以及消除阻碍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障碍,后者集中表现在对要素退出、流动和进入的阻碍上。根据这一逻辑,可以概括出中国特色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改革过程)的三个特征化事实。

事实一:农业激励制度的改变使农业生产率得到改善是劳动力退出低生产率产业的前提。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人口和劳动力数量把土地承包到户,规定必须完成的农业税、统购数量和集体提留,增产部分完全归农户所有并自由支配。这种激励机制的变化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增加值和粮食单产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从1975~1980年的0.9%和3.1%,提高到1980~1984年的9.9%和7.2%。
  从这一步改革与后来发展过程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到一个重要事实:激励改善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了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必要条件;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必然导致的对人民公社的废除,是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体制突破。由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是互相促进的,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又与二元经济发展交织在一起,这个劳动力转移不仅是突破体制束缚的表现,还是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现象,从而是资源重新配置过程的开端。

事实二:经济增长和非农就业扩大促进劳动力在城乡、地区和产业间流动。
  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不仅是对一个旧增长常态(或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回归。事实上,这个时期形成的人口机会窗口,从要素积累和配置以及生产率提高等方面帮助形成了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在体制改革释放出这个潜在增长能力,并且在需求因素(城乡就业扩大和收入提高保持的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经济增长引致的巨大投资需求、对外开放获得的外部需求)的配合下,潜在增长率得以实现为实际高速增长。因此,促进劳动力流动,将其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就业领域,是兑现人口红利的关键。
  随着微观激励的改善,劳动力剩余迅速显性化。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促进了一系列体制性障碍的逐步拆除,并最终使劳动力得以重新配置。特定时期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状况和非农产业创造的对劳动力的需求,决定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力和方向。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先后经历了从“以粮为纲”到多种经营,从单一的种植业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从农业到乡镇企业,从“离土不离乡”到进入小城镇直至大中城市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
  这一时期,在劳动力重新配置的同时,还经历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以下几个关键改革对促进劳动力流动具有突破性意义。其一,农民于1983年获准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突破了就业的地域限制;其二,1988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第一次打破了城乡就业藩篱;其三,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粮票等票证制度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入各级城镇居住、就业不再遭遇有形的障碍。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离开本乡镇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于2017年达到1.72亿人,其中80%进入城镇居住和就业。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及与之相伴的资源重新配置,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都作出了显著贡献。

事实三:拆除制度障碍推动劳动力进入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
  在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开始为转移劳动力创造非农就业机会。1992年以后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迅速发展,开始吸纳大规模跨地区迁移劳动力,形成了最初的民工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面临严峻经营困难,国有企业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用工制度改革,从此打破了就业“铁饭碗”。在获得一定社会保障的条件下,下岗职工需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再就业,新成长劳动力也实现了自主择业,市场配置劳动力的机制逐渐形成,也为农业转移劳动力提供了日益均等的竞争就业机会。
  2017年,全部实现就业转移的农民工中,29.9%在制造业,18.9%在建筑业,48.0%在第三产业。近年来,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城镇全部就业的比重已经超过1/3。农民工以其规模和年龄优势(超过半数在40岁以下)保证了城市的劳动力供给。因此,改革时期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既是高速经济增长的实现方式,也应与这个增长奇迹享有同样的声誉。

发展阶段变化下城市化新内涵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于2010年到达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这一人口转折点不仅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产生对经济增速的不利影响,还倾向于减慢城市化速度。2010~2017年期间,城市化率的提高速度呈现递减趋势,年提高率从3.33%下降到2.04%。而根据一般发展规律,中国城市化的任务远未完成。从城市化率指标看,中国要达到所处收入组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65%的平均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
  过去40年中,以拆除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退出,在城乡、地区和产业间流动,实现对高生产率部门的进入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是二元经济发展的有效经验。随着人口条件的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这些经验按照内在的逻辑实现更新,是推动城市化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提升的关键,与此同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也将在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方面产生新的内涵。

退出的动力:从激励制度的变革到生产方式的变革。
  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及与非农产业趋同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劳动力始终大规模转移,而且在城乡普遍呈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农业机械的使用越来越具有节约劳动的性质,农业生产中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已经加速,然而,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却没再显著缩小。其原因在于,由于农业的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在物质费用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导致劳动生产率未能伴随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提高。与1978~1984年相比,2007~2013年粮食生产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提高了数十倍,而资本边际生产力则显著降低。
  因此,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打破制约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瓶颈,突破口便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鼓励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很长时间以来,“三农”政策的导向着眼于从多取少予向多予少取转变,对改造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聚焦不够。加强这一导向,有赖于这个产业的自身发展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升,也是劳动力流动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因此,“三农”政策应该更加聚焦于生产方式本身,政府各项投入应以扩大土地规模为导向。

流动的目标:从横向为主的流动到横向流动引致的纵向流动。
  在城乡劳动力市场日益发育的条件下,农民工已在更大的地域范围流动,总体方向是从中西部农村流向沿海城市。在2017年外出农民工中,44.7%的流动范围是跨越省界的,而中西部外出农民工的跨省流动比例高达56.5%。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越来越充分以及流动范围的扩大,显著地缩小了地区间的工资差距。2017年中部和西部农民工平均工资分别相当于东部平均工资的90.6%和91.1%,工资趋同趋势明显增强。然而,这只说明劳动力横向流动的效果。完整的社会流动是指通过横向流动的扩大,使处于社会分层不同位置的个人和家庭,有更多机会沿着分层结构阶梯实现社会纵向流动。
  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城市化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需要在劳动力横向流动的基础上,推进人口和家庭的纵向流动。作为反映社会公平程度的社会(纵向)流动性,是一整套社会政策的综合结果,也是政策调整的重要依据,最关键的环节和预期效果最明显的着力点,就是从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消除阻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入手,把农民工及其家庭培育为真正的中等收入群体。

进入的身份:从作为劳动者的进入到作为居民的进入。
  在当下的中国,增强劳动力纵向流动的关键,是在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为农民工群体开启进入城市部门和社会的大门,户籍制度改革是破除流动障碍的关键。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举步维艰,在于改革的收益与成本之间存在不对称关系。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通过增加劳动供给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及其家庭以市民身份进入城市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创新性地安排改革成本的分担和改革收益的分享,形成激励相容。鉴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潜在收益,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提高有巨大的正外部效应,这项改革具有全国层面公共品的性质。因此,中央政府承担更大的改革成本支出责任,有助于切实推动这项改革并取得成效。

中国特色城市化经验的一般意义
  40年来的经济改革破除了要素积累和配置的体制障碍,创造出了高速增长的充分条件;特定的人口转变阶段与改革时期的高度重合,为高速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中国特色城市化则是把改革、发展和分享融为同一过程,把潜在增长率转化为经济发展奇迹的实践载体。剩余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构成了中国特色城市化的过程和内涵,也是总结发展经验,提炼其一般意义以及揭示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方向的有益角度。
  中国特色城市化的经验表明,对传统体制的改革既创造微观激励又获得宏观效率,符合几乎所有的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社会变迁规律,却又密切结合了国情,与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转变阶段以及面临的体制状况相对应。遵循相同的逻辑,已经获得成功的经验可以发扬光大,同时又可以顺应变化了的情形,更新已有经验的内涵,完成未竟的改革和发展任务。
  各国都有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且常常是独特的。中国以城市化为代表的改革和发展经验,可以为解决一般性的发展问题提供答案:第一,通过改革解决要素积累的激励问题和要素重新配置的机制问题,把必要条件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第二,立足于劳动力重新配置促进充分就业,把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融为一体,获得全社会对改革的共识,使改革得以持续推进;第三,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不断调整改革的重点,以保持和挖掘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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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正身有 发表于: 2018-4-28 07:30:00|显示全部楼层

蔡昉:很多落后产能拿保护就业当借口不出请

⊙作者: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许多落后和过剩产能不能在市场上出清,除了有GDP动机之外,还往往以保护就业岗位、防止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为借口。要把保护岗位的做法改变为保护劳动者本身,立足于筑牢社会保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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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很多落后产能拿保护就业当借口不出请
  一、引言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在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企稳的因素中,供给侧条件的变化或者说改革红利的效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经济增长速度转向平稳,既不应简单作为评价经济健康与否的依据,更不应做出错误的解读从而误判形势乃至干扰改革的方向。既然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要不是周期性的,所以也谈不上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的那样,出现了一个“新周期”。而且,包括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夕阳产能在内的传统产能的市场出清任务也远未完成,而这本应是打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根本之策,具有釜底抽薪的效果。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讲到“攻关期”和“跨越关口”等时间概念,笔者认为,完成其中部署的核心任务和目标,时间节点应该是2020年。这样理解时间节点,主要依据三个理由。首先是与把握新常态的阶段性相关。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以来,各级经济工作领导干部经历了从认识新常态到适应新常态的理念转变,应尽快进入引领新常态的新站位。其次是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这个历史交汇期的逻辑相衔接,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现代化经济体系。再次是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表相一致。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是实现“三大变革”,即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及“三大攻关”,即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在中央部署的这两项任务中,一个共同的要求是增长动力转换,即经济增长动力从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传统上和习惯上,当我们讲到生产率时通常是指劳动生产率。但是,劳动生产率的诸种提高途径具有不尽相同的可持续性,见效的时间和幅度也有差异,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是最可持续,也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现实最具针对性的。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既需要贯彻新的发展理念,也需要掌握全新的经济工作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包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要求我们提高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本领。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来说,市场退出与市场进入同等重要。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古人韩愈所说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样一种辩证思维。习近平同志对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和潜在风险做出重大判断,认为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按照这一认识方法,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则是着力在市场出清方面打一场攻坚战。

二:传统生产率源泉加速消失
  在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因工资上涨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趋势,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上升和投资回报率下降,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被显著削弱(图1)。不仅劳动力数量的短缺导致工资上涨,不断提高生产成本,随着受教育程度高的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大大放慢。此外,由于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比的过快提高,导致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投资回报率下降。这都要求我们认识到,传统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亟待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获取经济增长愈益需要新的动能。以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劳动生产率提高,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关键。
  然而,许多人尚未充分认识到的是,同样由于人口因素的作用,全要素生产率继续增长也面临传统源泉式微的挑战,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式也面临着转型的紧迫性。在享受人口红利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的资源再配置效率。换句话说,至少2010年之前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高,依靠的是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鉴于全要素生产率是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因素的分解,来观察这种资源再配置效率的作用。根据笔者的估计,1978~2015年间,中国劳动生产率实际提高16.7倍,其中56%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自身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加总贡献,而其余的44%则来自劳动力按照生产率提高的方向,在三个产业之间再配置做出的贡献(蔡昉,2017)。
  随着农村16~1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4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以及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下降到18%,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明显放慢,甚至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停止转移。事实上,外出农民工增长率已从2005~2010年的平均4%,下降到2016年仅为0.3%。相应地,城镇化速度也必然减慢。虽然从统计数字上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继续提高,2016年达到57.4%。与此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加快了提高的速度,2016年达到41.2%。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城镇化率提高速度的背后,已经发生了一些新的结构性变化,标志着可持续性的减弱,提出了高速城镇化究竟能够走多远的担忧。
  根据2010年的人口数据,我们把城镇新增人口(城镇化增量)进行分解(Cai et al.,2016)。从中可以看出,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的贡献率为16%,户籍从农村迁入城镇的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为3%,进入城镇常住但没有户籍迁入的人口(即外出农民工)增长的贡献率为26%,而就地转移人口的贡献率为53%。这就是说,维持目前城镇化速度的主要贡献来自城乡人口划分的口径变化,如县改市、乡改镇(街道)和村改居(委会)等因素。这种就地户籍变迁并未伴随着就业类型和居住地的变化,所以并不产生城镇化的一般效应。与之相应的是,农民工进城常住(居住6个月及以上)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的贡献,则从2004年的39.1%和2011年的26.8%,下降到2015年的2.9%和2016年的2.3%。而城镇化增量中农民工贡献的这一部分,因其背后的支撑因素是劳动力的再配置,所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率提高因素,或预期的城镇化效应。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随著作为主要外出打工群体的农村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即16~19岁人口于2014年达到峰值并随后进入负增长,依靠农民工进城支撑的常住人口城镇化已经接近于停滞。换句话说,2015~2016年中国外出农民工存量稳定在1.68亿和1.69亿的水平上,每年的增量仅为数十万人,意味着劳动力转移处于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我们不妨以2016年为例,在做出一些假设后进行模拟,看一看这个均衡状态是怎么维持的,以及随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虽然农村16~19岁人口自2014年以后呈现逐年递减,但仍然保持着一个较大的绝对规模。例如,从人口预测数据看,2014~2020年,这一年龄组人口将从3500余万减少到3000万。在每年的3000余万这个年龄人口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城打工,成为外出农民工统计数中的毛增量。与此同时,农民工中超过40岁的人群具有相对大的返乡意愿,形成一个特定的返乡率。既然进城毛增量是一个既定的数量,40岁以上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就成为农民工净增量从而总量的决定因素。相应地,政策如何对待农民工,是友好型的还是排斥性的,归根结底决定劳动力的流动是正向的(从农村到城市)还是反向的(从城市到农村)。
  为什么把劳动力流动区分为正向和反向,各自代表什么含义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把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看作一个提高生产率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再配置过程,视为库兹涅茨过程。如果劳动力流动逆转为反向的,即形成逆库兹涅茨过程,劳动生产率就会下降,转换增长动力的任务就会落空。
  很显然,无论是从保持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的需要,还是从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生产率驱动的要求出发,我们都不应该听任农民工返乡意愿提高的现象发生,因而,营造外来劳动力友好型的政策环境,既是增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理念要求,也是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现实需要。按照党的十九大要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无疑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过,随着农业劳动力比重的下降和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绝对减少,来自劳动力转移和再配置的生产率源泉终究要逐渐减弱。按照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要求,急切需要探索生产率提高的新源泉。

三:全要素生产率亟待新源泉
  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这“三个提高”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分别怎样得到有效提高呢?首先,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是终极目标。其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现实而可持续的途径。最后,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并在经济增长中成为主要动力,就可以延缓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节奏。需要指出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三种办法,效果和产生的结果不尽相同。
  一种办法就是推进资本深化,即用机器(人)替代人,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上涨,就会诱导企业多投入机器、机器人即资本,资本劳动比提高也会提高产出劳动比,劳动生产率通常可以得到提高。但是资本劳动比过快提高会导致资本报酬递减,从而这一源泉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是一个不断创造条件的长期过程。特别是当人力资本不能得到改善的时候,报酬递减来得就非常早。日本在这方面提供了反面教材。日本经济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构成因素中,资本深化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的51%,大幅提高到1991~2000年的94%,而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从37%直落到负15%(APO,2008),成为其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这同时也说明,资本深化促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与经济增长停滞并行不悖,因而并不是一个可以借助来判断经济健康水平的指标。
  第二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就是提高技能、操作水平和创新能力等劳动者的素质,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一般来说,人力资本以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沃利等人(Whalley and Zhao,2010)的研究表明,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率高达38%,其中直接贡献为11.7个百分点,而通过教育水平对生产率的提高效果,间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个百分点。但是,随着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劳动力存量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必然放慢。计算表明,2014~2020年,每年新成长人力资本(新成长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是负1.3%。“百年树人”可以说是一个人口学规律,即从人口学的角度看,人力资本的提高需要长期积累。如果用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按中国经历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这样的教育高速发展,十年时间也才能把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左右。所以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贡献需要假以时日。
  因此,真正效果显著且可持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源泉是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统计学中的一个残差项,全要素生产率常常会成为被误读的概念,跃跃欲试的有为政府也往往会感觉找不到可以产生立竿见影效果的抓手。笔者认为,如果把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归根结底是资源再配置效率,有利于回答政府需要怎样做才能促进这一生产率提高的问题。首先,全要素生产率直接来自库兹涅茨效应。库兹涅茨把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和结果,归结为资源或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再配置导致生产率提高,这已经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其次,全要素生产率直接来自熊彼特效应,即在创造性破坏条件下资源或生产要素在企业间流动并再配置,是生产率提高中的重要贡献部分。最后,虽然应用新的技术等创新过程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但是,技术进步并非一个匀质的过程,最终整体生产率得以提高,在于让那些最先且最成功的创新者更多获得并使用要素与资源。
  在劳动力再配置空间缩小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越来越需要依靠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一般的说法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等。但是,这个创新过程从来不是所有企业齐头并进,而是在创新成功的企业进入、生存,不能成功创新的企业退出、死亡这样一个动态变化中发生的。这就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企业之间生产率竞争导致进入与退出、生存与死亡,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做出1/3~1/2的贡献(Foster et al.,2008)。因此,没有新的企业进入和生存,或者没有旧的企业退出和死亡,就丧失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经济增长新动能也就不能形成。因此,增长新动能的形成必然要求既进且退、以退促进。
  相应地,在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潜在增长率的提高中,政府需要履行的职能不再是直接参与资源的配置过程,而是回归其本来应该履行的公共品供给者的职能,即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提供鼓励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激励。第一,通过相关领域的改革促进企业按照生产率选择的原则进入和退出、生存和死亡,以获得新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源泉。第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持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充分转移和自由流动,挖掘三个产业之间和城乡之间资源再配置的潜力。第三,创新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和产业政策实施方式,既不再由政府出面人为挑选赢家,又能在具有外部性的领域施加政府影响,提供鼓励创新的激励。

四:增长动力转换要靠市场机制
  把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资源再配置效率,可以使我们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有为政府要做的事情,主要不是越俎代庖选择哪些产业或企业是具有提高生产率潜力的,因而通过产业政策进行干预,而是通过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和维护市场竞争,营造创造性破坏的环境。正因为如此,白重恩(2017)建议政府转换产业政策概念和实施办法,即不是挑选赢家,而是抓住一些瓶颈行业,找出这些行业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着力消除其中存在的制度性障碍。其效果必然是促进资源在产业、行业、地区和企业之间的合理流动,提高生产要素配置的效率。这里所建议的,其实就是改革的思路和办法。
  当我们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在稳态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是指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向,主要影响的是产能和产出的增量;而在新常态下,即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不仅要对生产要素进行初次配置,更要涉及要素的再配置,不仅影响产能的增量,更要调整产能的存量。因此,增量为主的初次配置着眼于进入,而存量为主的再配置更需要关注的是退出。之所以要以市场为主进行动能转化,除了市场信号能够指引哪些产能应该退出,哪些产能应该培育之外,还因为市场是能够留住记忆的,能够使市场主体从以往的切肤之痛中吸取教训,不至于一次次地重蹈覆辙。而一旦政府过多介入,则导致市场信号被扭曲,行政手段占据主导地位,惨痛教训本该发挥的引导调整的动力和作用便化为乌有。
  在依靠传统动能实现高速增长的时期,充足的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供给、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以及巨大的资源再配置空间,构成了二元经济发展的独特增长源泉,使中国制造业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因此,这个时期中国具有很高的潜在增长率。根据我们的估计,1979~1994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9.7%,1995~2010年为10.3%(Cai and Lu,2013)。供给侧因素也内生地对需求侧因素形成了引导作用,表现为低要素成本和资本广化式的增长创造了强劲的需求,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和外部需求;高速增长也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提出更大需求,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以及就业扩大和收入增长支撑着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强。
  同时具备供给侧的高潜在增长率和需求侧的强大需求拉力,加之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时实施的超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致使中国经济在2010年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之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能存量。在新常态下,对于已经形成但是应该退出的产能,既需要对其存量实现市场出清,更需要根绝其增量。为此,笔者倾向于称之为无效或低效产能,而不是简单称为过剩产能。当前常为人们引用的一些现象和数据,都是这种无效产能的表征,如低下且继续降低的产能利用率、过高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产出(GDP)贷款比率的下降、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一而足。
  在“三期叠加”的情况下,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角度,都必须对这种无效产能予以出清。一方面,在新的增长模式下,靠传统动能成长起来的企业(及产能)未必够全部转向新动能驱动,因而难以为继,必然要退出市场。另一方面,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也必然按照生产率原则予以选择、消化。此外,完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也要求对依靠传统动能形成并靠这种传统动能才能维持的产能,以及不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夕阳产能予以出清。由于在很多情况下,事先并不能确定哪种产能该留哪种该去,只有依靠市场竞争来决定。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减速本身就是这种出清的反映,因此,不应该把减速看作坏事,持不予接受或尝试改变的态度,反而应该认识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也把“又好又快发展”的表述修改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即“快”与“好”已经不可兼得,而成为只可择其一的替代选择(trade-off)。
  由于没有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那些应该出清却尚未出清的低效、落后和过剩产能,往往以夕阳产业、病态企业甚至僵尸企业的形式存在,不仅占用了有限的资源和稀缺的生产要素,降低经济整体的配置效率从而降低全要素生产率,还扭曲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推高企业成本和经济增长成本,并使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得以延续。在这方面,经济史上充满了经验和教训,经济学文献中也有汗牛充栋的讨论。
  经济学家发现,西方国家在科技进步成果特别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时候,无论是就单个企业还是就经济整体来说,生产率却未见同步提高。这种现象被称为“生产率悖论”。其实,这正是因为一部分行业和企业在应用新技术,并增强了竞争力的同时,依靠旧动能的行业和企业却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刚性,未能相应退出和死亡,继续以极低的效率使用着生产要素。从采用新技术的企业来看,只要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这个生产率悖论并不能长期存在。
  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软化了企业预算约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补贴性的产业政策,在微观层面上造成一些企业不计成本地用资本替代劳动,用机器(人)替代劳动者,生产率的确不会随技术应用而提高。不仅如此,那些被自动化设备和劳动节约型技术替代的工人,受到人力资本的制约,未能进入生产率更高的岗位,甚至流入低生产率的服务业和建筑业,在宏观上也会出现生产率下降的现象。可见,着眼于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保护落后的企业和行业,无论投入多少资本或者应用哪些新技术,终究也不能改善全要素生产率的表现。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以资产泡沫和僵尸企业这些极端形式,以及“失去的三十年”的后果,成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针对中国的情形,经济学家的研究也发现,依靠大规模建设项目投资刺激的经济增长,直接造成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进而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后果(白重恩和张琼,2014)。更一般而言,忽视市场机制而意图人为决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或者以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扭曲生产要素价格,都会产生降低生产率提高速度的效果。此外,由于刺激性政策违背企业投资意愿,银行必然无所不用其极地说服大企业贷款,同时为了防范风险不愿给中小企业和创业者融资,因此,越是在货币宽松的情况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反而越普遍,这就造成政策手段与想要达到的目标南辕北辙。
  这种行政性的动机和非市场化的做法,有一个最大的弊端,那就是只能进而不能退,只能立而不能破,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效产能只有累积而难以出清,与转方式、调结构和换动能的要求格格不入。我们知道,产业结构之所以要调整,是因为不同产业、行业之间存在着生产率差异,调整的意义就在于让资源和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领域流向生产率高的领域。根据计算,2016年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就业人员平均创造的GDP为9.6万元,其中各产业和行业的水平差异很大: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当于平均水平的30.9%,建筑业相当于68.3%,第三产业相当于118.7%,工业相当于272.8%。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大部分时期中的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符合生产率提高原则的产业结构调整。然而,由于以下因素,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出现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倾向,即GDP增长中各产业和行业贡献成分中,出现了更多的低生产率因素(图2):(1)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减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增量缩减;(2)城市对待农民工政策变得更加严苛,致使农民工的返乡意愿提高;(3)误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含义,采用简单化的措施单纯扩大服务业比重;(4)实施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建筑业增量比重扩大。

五:结语和政策建议
  新企业的进入和竞争生存,以及丧失了竞争力的企业的退出,是在传统增长动能逐渐消失条件下,寻求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必须发掘的源泉。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构建必要的政策环境,能够让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作用,出清无效产能,是实现增长动能转换的必由之路。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保护政策都要着力于创造体制条件,让新创企业容易进入,并给予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必需的市场压力,同时为其营造易于退出的政策体系和机制,按照生产率原则促进优胜劣汰。
  首先,坚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增长只能靠改革红利而不能依靠政策刺激。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从改革中赢得红利,取得了稳增长的效果。我们的研究表明,旨在提高劳动参与率、全要素生产率、生育率和降低企业成本等领域的改革,可以显著减慢GDP潜在增长率的长期下降步伐(Cai and Lu,2016)。中国经济仍然具有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力,但是这些潜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被挖掘出来,因此,为了把重点牢牢盯在推进改革的任务上,我们应该称其为改革红利而不是人口红利。根据一般的发展规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将长期趋于下降,然而,一旦这些改革真正落地实施,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争取到一个大的L型轨迹,从而回归到萨默斯等人(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所谓“均值”增长率的时间可以被大大延缓。
  其次,坚持货币政策中性(甚至必要时偏紧)。认识新常态就是要了解增长减速的原因在于发展阶段变化,是供给侧的传统增长动能弱化的自然结果;适应新常态意味着不能以宏观经济政策干扰经济增长速度;而引领新常态则须完成“三去一降一补”和处置僵尸企业这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存量和增量意义上实现无效产能的市场出清。这就是增长动力转换的题中应有之意。为此,货币政策应坚持中性偏紧,履行釜底抽薪的职能,坚决避免以宽松信贷的方式,造成过于充裕的流动性,为传统产能的薪火相传再火上浇油。否则,实施大水漫灌式的刺激政策,不可避免要积累起过高债务,又不能为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改善所支撑,终究要酝酿出系统性风险。
  再次,坚持财政政策立足于补短板。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要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要做到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稳定之间的统一,就需要把财政政策的实施聚焦于补短板上,而识别短板的原则不是着眼于增长的速度和产出的数量,而是立足于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质量。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但是其出发点是补足短板,促进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这样才能把“积极”与“稳定”统一起来。另一方面,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出发,补足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短板,既可以使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同时有利于增进经济增长需求侧因素的平衡性。
  最后,坚持社会政策托底。许多落后和过剩产能不能在市场上出清,除了有GDP动机之外,还往往以保护就业岗位、防止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为借口。
  其中一些问题的确是存在的。面临消除过剩产能任务最突出的一些行业,职工存量中具有人力资本较弱,难以适应转岗要求的结构性问题。以煤炭和钢铁行业为例,现有职工中年龄在40岁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48.9%和41.4%,仅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比重分别为69.4%和55.9%。由此粗略判断,这两个行业去产能涉及的职工总数中,至少有一半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遭遇再就业困难,甚至陷入延续时间更久的结构性失业。
  以往的经验表明,一方面,保护就业岗位就必然延伸到对企业的保护,则难以让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退出;另一方面,如果听任市场自发破坏就业岗位,的确会使一部分劳动者及其家庭处于困难境地。突破这种两难的关键是把保护岗位的做法改变为保护劳动者本身,立足于筑牢社会保护网。越是社会政策托底有力,越能做到退出无虞和无阻。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金达莱 发表于: 2018-2-9 13:30:00|显示全部楼层

蔡昉:推动高质量发展怎么干?

⊙作者: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原载经济日报

  主要从供给侧那些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着眼,从妨碍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入手,在关键领域通过结构性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能,提高潜在增长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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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推动高质量发展怎么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重大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那么,发展阶段转换意味着什么?如何以新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究竟要怎么干?取其势,明其道,精其术,充分认识理解这些问题,深刻把握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有利于我们更好确定和把握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思路、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引领经济发展新时代。

一谈:发展阶段转换意味着什么?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遵循经济规律的客观结果,也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
  怎么理解发展阶段转换呢?观察世界银行数据可见,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速越慢。为什么会这样?其实非常好理解,正如一个孩子成长一样,在长身体阶段,一定是长得很快的,但到十七八岁成熟了之后,身体方面就不可能再长了,而需要“横着长”或在内涵上成长,长智力、智慧、经验。经济发展也是这个道理。从总体上说,我国已经告别了人口红利时代,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弱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传统增长动力弱化,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下降,实现持续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动能。而这个新动能的核心要义就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进一步看,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是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经济发展新常态,用我的研究框架来注解,就是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减小,资本报酬开始递减,推动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逐步消失,结果必然是潜在增长能力降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认识新常态,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到,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不是周期性的外部冲击所致,而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长期趋势,是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必然结果;适应新常态,意味着要接受一个减慢的速度,在政策层面作出正确反应,不能速度一下来就受不了,非要使用“兴奋剂”刺激经济;引领新常态,意味着要通过加快培育增长新动能,保持合理区间的中高速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引领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特别注意处理好速度和质量的关系。过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依靠人口红利,经济发展强调“快”,越快越好,而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会下降。在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的“好”与“快”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关于速度和质量,我们曾有一个判断,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速度肯定是逐渐降下去的。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50年我国经济增速仍能保持在3%以上是很好很合理的。当然,目前我国还面临诸多体制性因素,妨碍要素积累和资源配置,不利于挖掘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如果把这些制度障碍清除了,还能赢得一些增长动能。这个增长并不是要回到原来的增长速度,而是让我们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得慢一点,回归到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时间晚一点。这样更有利于推动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总之,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历史看,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符合追赶型经济体发展规律。国际经验表明,追赶型经济体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战后高度增长的日本、韩国、德国等经济体表现得较为典型,100多个国家中,换挡成功的只有10%左右。可以说,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中,发展的难度明显增大。对于我国来说,要实现这一跨越,就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那样,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谈:如何以新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作为一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的大国,中国未来发展如何,能否转向高质量发展,再创经济奇迹,举世关注。回顾历史,中国在较短时间里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在世界上有今天这样的地位,归根结底在于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面向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终实现,需要再创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成功转变的经济奇迹。
  实现伟大梦想,需要信心,更需要努力。可以明确的是,中国已经从改革、开放、发展的经验中确定了崭新的发展理念,提出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新要求,正在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这一崭新的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崭新的发展要求就是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对发展的目的、方式、路径、着力点、衡量和共享等方面问题作出了全面回应,有助于破解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对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创新发展着眼于培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发生根本性变化,支撑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相应式微。从国际经验和教训看,许多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传统增长源泉逐渐消失,又未能培养出必要的创新能力,由此陷入经济停滞状态。因此,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形成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动力,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第二,协调发展着眼于发展的健康性。我国发展长期存在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问题。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都表明,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往往因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方面不协调而产生并加深。一些国家也正是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促进发展的协调性,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三,绿色发展着眼于发展的永续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民对优美环境和良好生态的追求,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本身。资源一旦枯竭,环境和生态一经破坏,要么不可修复,要么需要付出极高的代价。特别是环境恶化对人的生活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代价尤其昂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让人民从发展中获得幸福感,绝对不能以资源环境和生态为代价。
  第四,开放发展着眼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发展联动。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现在我们不仅要不断提高利用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配置产能和应对国际经贸摩擦的能力,还要努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高国际经贸等方面的制度性话语权,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打造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主动利用、扩大和引领经济全球化。
  第五,共享发展着眼于社会公平正义,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目的。我国发展中的不协调问题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全体人民共同进入为根本标志。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终要落脚于共享发展理念和举措,具体体现为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供更充分、更均等的公共服务。
  总之,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新发展理念的引领。通过一系列重大战略、政策和举措的实施,把五大发展理念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发展成果,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
  三谈:推动高质量发展怎么干?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可以说,主要从供给侧那些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着眼,从妨碍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入手,在关键领域通过结构性改革挖掘新的增长动能,提高潜在增长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根本。那么,如何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呢?一般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有三种提高方式,每一种方式的可持续性都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
  第一,资本劳动比的提高。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资本替代劳动或机器替代人必然发生。但是,这种替代受到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适应操控机器的要求,那么资本替代劳动则得不偿失。当机器增加时,投入的资本回报率会下降。所以,不能无限制地靠提高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二,人力资本的改善。操作工人素质的提升以及工程师比重的提高,是较少数量的劳动者操作更多机器设备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缺乏具备更高技能、技能更新能力和创造力更高的劳动者,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但人力资本这个指标并非可以加把劲就得以提高的东西。所谓“百年树人”,经验表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需要长期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超越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之后,经济增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是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分析起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各产业和各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存在差异,生产要素会向生产率更高的领域流动,可以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过去我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产业之间的资源配置,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就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未来这方面仍然还有潜力,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城镇化过程中潜在和实际存在着的“逆库兹涅茨化”现象。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完成,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由于不能均等地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不能享受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社会保障,往往会在具有很强就业能力时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农民工一般在40岁以后就会考虑返乡。虽然返乡后,他们仍然处于就业状态,但是从非农产业回归到务农状态、从工资性就业回归到自我雇佣、从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就业回到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就业,必然意味着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
  这种“逆库兹涅茨化”现象,不仅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加剧劳动力短缺现象,更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不利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一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社会性流动,挖掘人口潜力以释放红利,切实保持这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源泉。
  另一方面,由于行业内部的企业之间生产率存在差异,允许更有效率的企业生存、扩大和发展,淘汰那些长期没有效率提升的企业,就可以提高行业以及整体经济的生产率水平。研究表明,在美国,通过部门内企业的进入、退出、生存、消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为30%至50%。对于我国来说,就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拆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创造一个能进能退、能生能死的政策环境,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来源。
  需要特别重视的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显然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评价经济增长成效,这就要求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再以GDP论英雄了,那指挥棒应该怎样来调整呢?我觉得,可以围绕外部性因素来设定指标。从正外部性来看,可以用改革的相关指标,比如农民工市民化率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等等;从负外部性来看,则可以采用包括金融和债务风险水平、环保指标、减贫指标等在内的相关指标,以此在发展目标上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在这一过程中,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当前,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那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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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达莱 发表于: 2018-1-30 15:30:02|显示全部楼层

蔡昉:中国奇迹岂是“意外结果”

⊙作者: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蔡昉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而这充要条件的完美结合,绝非“意外结果”,恰恰体现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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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也遇到了很多挑战。总体来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高度赞誉中国奇迹。然而,在理论上对改革开放成就进行解释,话语权却常常不在中国经济学家这里,国际上存在许多错误的解读,甚至从经济理论上唱衰中国。不认清这些,就不利于我们真正找准中国实践的国情特色,也不利于我们真正总结出一般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从而更好认识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指导未来的改革,把中国故事转化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国外经济学家对中国奇迹的误读,最为典型的并流行的观点有三种。
  过去这些年来,在经济学这个学科里,在理论上对中国经验的解说具有影响力的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这三种都是误读,但却被国内外很多经济学家所引用,或多或少还影响着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第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的观点。他指出,有一类社会变化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其含义就是尽管你并没有朝着某个既定的方向去努力,结果靠瞎碰无意中达到了那个目标。说得通俗一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观点,很多经济学家还在引用,认为哈耶克的表述在中国得到了最典型的印证,中国取得的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改革结果。
  第二是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钱纳里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认识到了它的体制弊端并进行改革,消除制度弊端,即便不存在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也能实现加速发展。这句话也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描述中国过去实现的高速发展,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种观点容易让人困惑,如果“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那这4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又从何而来?这就为下面的观点留下了伏笔。
  第三是我概括的“克鲁格曼—扬诅咒”。保罗·克鲁格曼和埃尔文·扬这两位经济学家都发表过大量研究成果,唱衰东亚经济和中国经济。两人都是严肃的学者,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很高,而且两人在这个问题上合作得天衣无缝。他们的出发点和理论逻辑是,当不知道特定经济体和特定时期的经济源泉是什么的时候,经济学家承认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认为这仅仅是因消除制度弊端导致的,只是经济增长回归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一次性效应,很难有持久的高速经济增长。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一份报告,称东亚经济模式及其导致的高速增长为“东亚奇迹”,引发了“克鲁格曼—扬诅咒”。从20世纪90年代起,克鲁格曼、扬等经济学家就开始批评东亚发展模式,认为东亚所谓四小虎只不过是纸老虎,只有生产要素的投入,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生产率的提高,不是什么奇迹,也不可持续。1994年,我和林毅夫、李周写了《中国的奇迹》一书。接下来,他们又转向批评中国,认为中国也会像四小虎一样,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在我看来,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归根结底就是人口红利。过去占主流的经济理论,不管声称自己属于哪个学派,依据的大都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这个理论假设劳动力是短缺的,资本投入必然遭遇报酬递减。即便有资本积累可以给一个国家提供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但根据有些人的测算,可能要花一两百年才能实现与发达国家的趋同。这个观点其实很悲观,意味着后起国家找不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但是回顾中国发展,过去近40年实际GDP总量增长29倍,人均GDP增长20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16倍,同时这个16倍是由劳动生产率增长16.7倍来支撑的。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时间长,而且非常快,这样的经济增长一定是有来源的,我归结为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也有人口红利,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
  从数据上看,中国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完美重合。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0年。与此同时,非劳动年龄人口(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的数量增长几乎是停滞的,两组人口的增长趋势在这个期间形成剪刀差状。正好在我们的人口变得越来越有生产性、人口抚养比越来越低的期间,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这两者之间的高度重合意味深长。
  根据我们的分析,中国高速增长时期的贡献因素主要是: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改善,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国4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达到9.7%,对这个增长做具体的构成分析,可以发现最大的贡献部分是资本积累。很多中国经济学家也都这么认为,包括克鲁格曼和扬主要看到的也是资本积累的作用。经济增长需要要素的投入,自然包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投入。
  实际上,资本积累本身也体现着人口红利的因素。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人口结构特征可以成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支撑。为什么?第一,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造成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可以使剩余得到储蓄、积累,进而变成投资。第二,资本投资需要回报率来维持,而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刚好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资本的投资也不会因为扩大而出现报酬递减。事实也证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相当高。有这两点做支撑,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劳动力供给充足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首先当然是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不仅如此,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即数量上不断有新生劳动力成长且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意味着有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增量,可以不断改善劳动力存量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也因人口红利得到了改善。
  伴随有效的生产要素投入,还有生产率的改善,主要表现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在这些年中,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大规模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非农)部门,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率相应得到提高,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有明显的提高。1978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共提高16.7倍,其中5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40%多来自于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等资源按照生产率原则发生流动。
  正是因为这些人口红利,使得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缺一不可。而这充要条件的完美结合,绝非什么“意外结果”,恰恰体现了中国智慧。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华美达 发表于: 2017-11-29 11:56:00|显示全部楼层

社科院蔡昉呼吁对机器人征税:否则人类将向它们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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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财经》年会2018:预测与战略”今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纽约客》杂志上曾刊登了一张人类向机器人乞讨的图,蔡昉认为这张图不是开玩笑,当机器人替代人类工作到了一定程度,人类是一定要向机器人乞讨的。万幸,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他指出我们未雨绸缪,能够制定出好的政策来,“我们要把乞讨这件事变成对机器人征税。”
  “因为有一类经济行为他本身解决不了自身带来的外部性,而机器人这种发展正是如此,它们带来了全球、全人类面对的最大的外部性,因此要对机器人征税,用从机器人那里收来的税支撑人类普惠性的的基本保障。”
  蔡昉告诫,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快的机器人增长速度,将来也将会受到最大的机器人替代的经济影响的一个国家,应该未雨绸缪,提供出好的政策选择。“同时作为经济学家群体,我们也应该呼唤一个颠覆性的经济理论的发展,来及时应对。”
  以下是他提出该观点的依据和原因:
  从2013年开始,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使用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在2010年~2015年期间,全世界制造业机器人的密度是增长了32%,5年里中国增长了230%,大大的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这几年对机器人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2015年“中国制造2025规划”给机器人的发展以重要的位置。第二年又制订了“机器人工业发展规划”,规划到2020年,称机器人是我们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改善人类生活的重要的切入点,也是我们创新发展的关键的标志。除了制造业的规划外,蔡昉认为,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应该去看机器人普及后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他认为机器人替代人类是一个经济规律,不可阻挡。
  200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民工荒,随后把那一年判断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到了2010年之后就是负增长,但我们经济增长还保持在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位置上,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增长。两者结合,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工资生长过快,而且快于了原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必然提出用机器替代人,用机器人替代活人的需求。
  微观上说,使用机器人可以提高生产率。但在宏观上看,完全有可能因为机器人的使用无所不在,而生产率可能没有提高。因为我微观上企业用技术,用了机器人就不用活人了,但是活人去哪儿和我无关,我解雇了他,我不雇佣。但是全社会当机器人的使用没有带来相应的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的时候,有些人被企业解雇以后他可能找不到工作,因此失业。
  但是当我们计算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时候,这些失业的人也在分母之中。还有的人可能找到了工作,但是他被迫从原来比较高技术的那些领域进到了生产率更低的服务行业,到麦当劳去卖汉堡包去了,他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整体劳动生产率也降低了。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他也没失业,也没有去到麦当劳找那个生产率低的行业,低端岗位,他可能是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现在美国、欧洲最近失业率很低、就业率很高,但是工资涨的并不快,或者说生产率涨的也不快。相当多的人他本来应该就业,但是他决定不就业了,他领了残疾人补贴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对整体社会也没有贡献。
  蔡昉告诫,人类不要心存侥幸,机器人不是你的同事、你的搭档,不会跟你和平相处。因为技术也好、机器人也好,都是因为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被人发明出来、然后用来替代生产更高价格的生产要素。
  就是说工人太贵了,然后我们就发明出机器人替代工人,机器人的成本很低。“因此他被发明出来那一天天生就不是我们的朋友,因此说他参加劳动也好、参加管理也好,和我们必然是有你没我的关系,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宏观管理者必须要认清这个事实。
  早期工人阶级最早的英国工人阶级就发现机器人是敌人,在200年前就出现了著名的“卢德运动”,有一批工人他们发现了工厂里面使用了机器,因此就不需要使用他们了,他们工资会下降,他们会被解雇,他们没法维持自己家庭的生存,因此他们把仇恨集中在机器身上,其实他骨子里反对队的是资本家、甚至反对的是英国,但是他直接表现为摧毁机器,出现了“卢德运动”,诗人拜伦专门写诗支持“卢德运动”,但是当时人们没有抓住要害,认为真正替代他们的敌人是机器。这个思潮后来变成所谓的新卢德主义,成为新的思潮,到今天也存在,今天的名声更不好了,人们把他叫做反对技术进步的一种哲学思考。
  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应该算是第一个关注使用机器和使用技术带来的经济结果的经济学家.他当时非常正确的预见到了说劳动生产率按现在的速度提高不得了,一百年以后劳动生产率和今日会大不相同,提高的幅度会导致我们今天很多人做的事都不需要做了。
  他没有提出如何保障这些失业的人,没有把人分成不同的群体,而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工人看成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和他没有什么不同。凯恩斯是个当过政府官员、著名经济学家、教授,他挣钱很多,自己也投资,也挣了很多钱,同时他还是布鲁斯伯里文艺圈子里的精英人物,因此他是精英思维,他看到的是未来人们如何消费闲暇,但是没有看到宏观经济如何保障这些人失去工作的生计问题。
  因此我们今天讨论机器替代人类的时候都会提凯恩斯这个观点,因为他30年代写的叫做“我们子孙的经济可能性”,是一篇重要的文献,但是他精英意识和我们今天考虑的问题也不是一致的。
  人们可能没有重视到一个很重要的报告,就是一批学者为政府的政策提供了一篇重要的报告,这个报告一个委员会里面重要学者,其中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提交的报告叫“三重革命”。他们认为曾经历史上有三个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自动控制革命,因为这个报告是1964年50多年前发布的,当时他们还叫自动控制革命,但是他们得出了很重要的今天对我们有指导意义的、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第一个,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自动控制革命三者之间是不一样的,第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他的发展速度不一样。农业革命是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的基础上不断不断经过了几千年才完成,农业是在一万多年前千产生的,但是数千年之后才发生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我们也知道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产生,他的影响延续了很多很多年,直到上个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头也有几百年的时间。
  而自动控制革命,如果说在1964年已经出现的话,到今天也不过才几十年而已,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机器人革命,是在更短时间里发生的,虽然1954年就出现了第一个机器人,但那个机器人当时叫人,机器人,我们今天看起来根本不是人,他就是一个机器,今天的机器人才更接近于人的水平。
  他们看到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的,就是说由于机器人从人那里接管了生产,不需要人了,因此人就变得越来越只能依靠最低标准的政府保障来生存,也就是说你不再是因为劳动而得,而是说你不劳而获,但是不劳而获你不能过的很好,你只能是最低标准,假设有这种社会政策的话,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知道你会怎么生存。因此我觉得这两个观点在50多年前提出来,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次真的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的机器人真正只是机器而已,而现在按照机器的规律去发展、去更新换代,机器有各种各样的规律,有一个机器规律就叫做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率,因为有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意思,就是说我用这个机器在于我是不是可以带来成本的节约、生产力的提高,如果我10个工人过去服务于1台机器的话,我现在工人工资提高了,我用2台机器,减少5个人,那就是说5个人用2台机器,这是一个资本劳动比的变化,可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接下来形成5台机器只剩下2个人,这2个人从体力上、体能上、技能上、技术上能不能应对这5台机器就是问题了,如果不能应对资本报酬就下降了。因此来说,使用机器的特点在于资本报酬会下降的,因此他的速度是按照规律而来的。但是机器人不一样,我们知道最初有一个摩尔定律,他讲在18个月~24个月之间,说集成电路的容纳量、功能可以提高1倍、成本可以降低1倍,这是他的功率,其实摩尔定律很快被打破了,不是说他说错了,而是太保守了,后来出来了所谓的“库兹韦尔定律”,就是说所有的技术都以指数的速度来发展,前所未有的速度。
  因此相应的他们的成本和应用到生产中的成本,都以数般的速度下降,这是前所未有的,说这次真的不一样,主要还是指他的发展速度和成本在下降。因此他也写了著名的书,叫《起点来临》,预计可能2046年以后就不是我们来统治机器人了而是机器人来统治我们了,不管怎么说这个速度问题他点到了关键。
  机器替代什么?过去机器人替代体能,就是危险的地方和我们劲不够的地方他替代我们,那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还遵循资本报酬递减率。后来还替代了多少技能,几乎无所不在的替代了我们的技能,也很可怕,但是他可以叫做机器人了,但是接下来我们发现,我们最初说人有一些特殊的东西,我们也认知能力,我们说大脑加工、储存、提取信息、处理信息、做出判断的能力,现在机器人都可以替代我们了。现在机器人不是替代农民工,而是可能替代我们在场的大多数的工作。
  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了机器人可能替代非认知能力,情商的东西和用哲学观念、用模糊数学做出判断的东西他也可以替代。“不乐观的话,机器人将来可以替代我们所有的东西。”采访认为,“我们应该放弃无畏的争论,我们过去一直在争机器人来临对我们就业造成影响是不是真的、在多大的程度上,我想这些都不应该再继续争了,而应该想他对我们的影响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他首先影响哪些领域、哪些人群,然后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应对的办法。”
  我们从来都说我们人类特殊的地方在于我们有人力资本,而且人力资本也是应对机器人重要的手段,关键要问什么样的人力资本。但今天由于机器人的介入,人类的技术前所未有的速度在过时、在消失,职业也在不断的更换,过去有的职业很快就没有了,未来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在青少年最好的年华里教的是什么,教的是今天龙还在在我们教的屠龙之技,龙可能几年之后就绝迹了,他所学的屠龙之技还用不用得上。”所以我们技能教育的时候不能培养通识教育,要培养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认知能力不是职业教育得到的,非认知能力是更基础的教育,甚至三四岁前培养而成的。因此我们的教育要通过一个链条,第一,往前延伸,延的越早越好,这是我们跟机器竞争的办法,往会延伸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受教育年限来应对未来的挑战。
  《纽约客》杂志上有一张人类向机器人乞讨的图,蔡昉认为这张图不是开玩笑,当机器人替代人类工作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一定是要向机器人乞讨的。万幸,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他指出我们未雨绸缪,能够制定出好的政策来,“我们要把乞讨这件事变成对机器人征税。”
  “因为有一类经济行为他本身解决不了自身带来的外部性,而机器人这种发展正是如此,它们带来了全球、全人类面对的最大的外部性,因此要对机器人征税,用从机器人那里收来的税支撑人类普惠性的的基本保障。”
  蔡昉告诫,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快的机器人增长速度,将来也将会受到最大的机器人替代的经济影响的一个国家,应该未雨绸缪,提供出好的政策选择。“同时作为经济学家群体,我们也应该呼唤一个颠覆性的经济理论的发展,来及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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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美达 发表于: 2017-11-11 11:26:00|显示全部楼层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推动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源自:21世纪经济报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表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既要坚持发展,做大蛋糕,也要解决好发展的均衡性,分好蛋糕。
  蔡昉解释,作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提高收入水平既是确保脱贫攻坚和社会政策托底效果长期可持续的关键,也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时代目标的重要内容。

提高就业质量
  《21世纪》: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对此你有何建议?
  蔡昉: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根本保障。因此,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同时,按照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特点,更加注重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人口转变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处于负增长状态,就业岗位不足的压力大大缓解。如果说在这个阶段性变化之前,收入增长主要靠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再就业和劳动力转移,提高劳动参与率的话,今后进一步提高收入需要更加依靠在更加充分就业前提下提高就业质量。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就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坚持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保持和增强用工灵活性;另一方面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此外,在就业的总量问题有所缓解的同时,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人力资本与产业升级仍然不相适应,政府应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提高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解决好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矛盾。

促进社会性流动
  《21世纪》:十九大报告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对此应该如何解读?
  蔡昉: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着力点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进行描述时,提出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这对于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的任务来说,既是一个重要的显示性指标,也是一条重要的实现途径。例如,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大小,对于用来描述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这个指标,就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可以直接有效地降低基尼系数,带来收入分配状况明显改善的效果。
  机会均等、渠道畅通的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社会进步的体现、社会政策的要义和收入分配不断改善的途径。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农村贫困人口将实现脱贫,困难群众将得到社会政策更好的托底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将显著提高,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按照一些国际组织的定义和学者的建议,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是一个涵盖范围很大的群体。例如,以相对收入水平衡量,在社会平均收入中位数的75%~200%范围内,或者以绝对收入水平衡量,每人每天收入在10-100美元范围内,都可以被看作是中等收入群体。
  这个跨度很大的界定的意义在于,社会政策和相关的体制机制应该能够创造出必要的条件,促进人口、劳动力和人才的横向及纵向社会性流动,使城乡居民在摆脱贫困和低收入状况后,持续向更高收入水平升级。
  促进社会性流动,需要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首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7.4%,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也达到41.2%。
  近年来,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转为负增长,外出农民工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保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势头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因此,必须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更大的举措,才能保持劳动力转移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势头,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持续动力。
  其次,政府着力搭建社会纵向流动的阶梯,鼓励人人向上。包括消除以户籍、行业、区域和所有制性质形成的体制障碍,增进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培育体系的公平性,鼓励人人在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的同时增加收入和积累财富,形成上下合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让低收入者源源不断地跨入中等收入群体,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政府再分配职能不可或缺
  《21世纪》:十九大报告提出,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此,你有何政策建议?
  蔡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既需要在初次分配中着力于创造均等的机会,不断提高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也需要在再分配领域更好发挥政府的调节作用,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手段为主的再分配机制。
  历史和国际的经验表明,初次分配并不能完全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政府再分配职能不可或缺。在一些收入分配差距较小的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并不小,通常是通过再分配手段,才把基尼系数降低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另外,要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发挥其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第三次分配功能。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需要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再分配效率,增强再分配与初次分配之间的协调性。首先,继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收入分配,要求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和改革措施着眼于保护合法收入,规范隐性收入,遏制以权力、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因素获取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是社会公平正义之源。
  其次,主要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政策托底、保护弱势群体等方式保障基本民生,使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社会群体。需要强调的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善民生、加大再分配力度都不能脱离实际,提出过高要求,决不能开空头支票。
 台北人 发表于: 2017-10-16 06:56:00|显示全部楼层

蔡昉:深化改革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源自: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蔡昉:深化改革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制定户籍改革时间表、路线图
  中国证券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并未充分得到利用,如果相关领域改革可以取得明显效果,如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生育率、全要素生产率等,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可以达到“更好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并未充分得到利用,如果相关领域改革可以取得明显效果,如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生育率、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可以达到“更好结果”。另外,户籍制度改革可带来立竿见影的改革红利,提高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他建议,应按照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制定全面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蔡昉,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兼任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

不要用应对经济周期
的办法刺激经济

  中国证券报:您曾经表示过,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稳定、增长三者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关系,把握三者之间的统一,具体需要做些什么?
  蔡昉:我提出关于改革、稳定、增长三者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一论断,是针对当时一些国际评级结构将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的情形,国外相关研究人员称中国不可能在改革、稳定、增长之间兼得,并称之为“不可能三角”。最近标普下调中国主权评级,许多专业人士作出了回应,不认可该评级的下调。从此可以看出,国内外许多人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有误区。事实上,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来看,改革、稳定、增长三者之间是可以并且应该相容的。
  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处在下行过程中。与此同时,认识经济减速的原因非常重要。从人口结构变化的角度看,减速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并非坏事,但需要正确应对。如果我们承认,2012年之前的两位数高速增长是人口红利的收获;2011年开始的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和人口抚养比由降转升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结果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从经济增长理论角度看,保持与潜在增长能力相符的实际增长速度,即为健康的经济增长,也有利于宏观稳定和金融稳定。
  所以,首先我们应该认同和接受中国经济减速是正常现象,即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表明,即使按照目前趋势,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也是缓慢的,可以在很长时间里被称作“中高速”。即便有一天,像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所说的那样,回归到均值,即降到3%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那也是到本世纪中叶的事情。因此,判明中国经济的减速不是周期现象,只要不采用刺激手段,就能够保持稳定。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用应对经济周期的办法去刺激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淡化GDP增长率这一指标,更加强调增长质量和效益,经济就完全能够稳得住。
  不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能力并未充分得到利用,现实中尚有诸多体制、机制弊端妨碍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通过改革消除这些体制机制障碍,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可以取得实际增长速度的更好结果。研究表明,凡是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力供给、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改革,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虽然这并不能改变增长率长期下行的总趋势,但改革可以使减速更缓慢,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时间更长。
  总体来看,改革、稳定、增长之间的一致性和互相促进关系,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形成的。要认识到经济增长速度下行不是周期现象,不盲目出台刺激政策,就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就实现了稳定这个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挖掘潜在增长率潜力、赢取改革红利,就可以争取更好的经济增长结果。做到上述几点,改革、稳定、增长三者之间就完全可以相容,不会是“不可能三角”,而是一个在稳中求进总基调统领下,能够行稳致远的稳定三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力度之大、效果之显著都是前所未有的。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企稳就包含着改革红利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是不必要的。

加强顶层设计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城镇化形势?未来推进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有哪些?如何打破这些难点?
  蔡昉:此前做过比较,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城镇化速度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快的。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度有关,也与我们所处的人口转变阶段有关。因此,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这个速度趋于减缓。例如,2000年至2010年期间,每年外出农民工增长率为6.9%,2014年下降为1.3%,2016年仅为0.3%。虽然城镇化减速没有那么明显,但近年来的城镇化速度,包括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幅度,更多的是靠县改市(区)、乡改镇、村改居等行政区划口径变化所维持。我国的城镇化并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更重要的是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
  另外,在1978年至2015年期间,剔除物价因素,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7倍,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占到56%,另有44%的贡献来自于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和第三产业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今后,人口因素的变化使得该动力不再能够靠规模推动。现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阻碍着我们挖掘潜力,最核心的就是户籍制度还在制约着农业劳动力稳定转移。
  迄今为止,围绕着户籍制度,对很多处在外围上的配套政策的改革已经得到推进,户籍制度不再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并在城市居住的障碍。但改革越来越需要进入到户籍本身改革这个核心问题上。在此问题上有一个理念应确立,即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公共品,是一个具有全国范围正外部性的公共品。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地方政府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许多研究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直接带来立竿见影的、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它可以提高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虽然今后不再能够维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改革可以使减速更慢一些,经济增长相对而言更快一些。
  但这个改革红利是在中国经济整体上所表现出来的,而改革的成本则是要每一个地方政府直接面对。因此,会产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上的“激励不相容”问题,打破“激励不相容”需要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城市政府要为本地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但是它没有动力把这个福利延伸到新居民上,因此不愿意让更多的农民工变成市民。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格局,否则农民工在40岁以后就可能回乡,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会更加严重。由于新转移的农民工日益减少,转移进来的速度会越来越慢,返乡的人数越来越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就变成了一个逆流向,意味着生产率提高的逆向变化。
  既然现在还无法分享这个改革红利,因为不能一一直接对应,分担改革的成本,那么中央政府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更多埋单就至关重要。应该按照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其次,中央政府要制定一个全面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让中央政府支付的这些改革成本与地方实现的城市户籍人口的增长一一对应,形成可控的、可推进的、可操作的,也可评估的改革路径。

人口结构仍有很大潜力
  中国证券报: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资源的减少等原因,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目前需要做些什么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在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如何探寻经济增长新动能、激活新的经济增长点?
  蔡昉:当下许多人仍然不承认人口红利即刻消失。毕竟,人们看到中国具有一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很难接受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
  首先,人口红利并非像一些人简单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劳动力数量问题。人口红利不是一个人口学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人口红利涉及到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资本回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些因素以往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如今却发生了逆转性变化。劳动力数量这样一个简单变量,不足以解释改革时期的高速增长,也不足以解释2012年以来的减速。
  其次,从上述导致增长减速的因素看,2010年以后人口结构的自然变化都不利于经济增长,所以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在人口因素的存量中,尚有一些潜力,由于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充分挖掘,需要通过改革挖掘潜力。因此,可以说从增量上讲,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从存量上看尚有挖掘潜力。不过,就后者而言,与其称之为人口红利,不如称之为改革红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谈挖掘人口因素潜力问题之前,先要指出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开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这就是反复提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收获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上,生产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是主要增长方式,而且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如农业)转向高生产率部门(如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但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一方面,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另一方面,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变小。所以,必须通过制度和技术创新,以及发挥竞争性市场的优胜劣汰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目前的人口结构还有转化为经济增长动能的潜力,而且很大。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例,如果中期或较长时间里能够保持这个过程,则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以及继续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我们可以做几个比较,来看潜力究竟有多大。
  一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28%。很多学者估计实际农业劳动力比重只有18%,也仍有继续转移的潜力。我构造了一组参照国家,可以与我国进行比较。所谓参照国家是说,目前我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到2022年这一段时间内要实现到12600美元的跨越,就意味着跨过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因此,参照国家是指,人均GDP处于高于我国至达到高收入门槛之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平均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3%,而刚刚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匈牙利则为4.4%,意味着我国尚有巨大空间进行劳动力转移。
  二是我国按照常住人口口径统计的城镇化率,目前为57%。而上述这些参照国家平均城镇化率为64%,匈牙利高达72%。连人均GDP低于我国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也达到65%,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化不能止步于此,尚有巨大推进潜力。
  三是我国城镇化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即按照户籍人口口径统计,城镇化率仅为41%。这个数字与57%的城镇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反映出大量农民工转移到城市,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未能均等地获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也不能预期在城镇退休养老,所以他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返乡。因此,消除这个缺口也是挖掘潜力的要求。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达到更好结果
  中国证券报:近期有关“新周期”的讨论非常热烈,判断进入新周期的标准有哪些?如何看待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
  蔡昉:最近这一轮讨论中存在两类观点,即“新周期论”和“新平台论”,相互之间也有争议。“新周期论”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在我看来,近几年增长减速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周期现象。此外,无论经济处在高速增长时期还是处在潜在增长率下行时期,都会有波动,波动并不必然构成周期。
  在经济学说史上,人们根据各自观察发现,在不同时期分别出现过历时3到4年,被称作“基钦周期”的短周期;历时9到10年,被称作“朱格拉周期”的中周期;历时20到25年,被称作“库兹涅茨周期”的中长周期;以及为期长达50到60年,被称作“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长周期。无论世界经济处于哪种周期的哪个阶段,都看不出中国经济减速与哪种周期有关联。有学者强调新一轮周期是供给侧出清所致,这很难让人信服。即使是真的,充其量只是“三期叠加”中的一个因素,构不成新周期。
  “新平台论”则强调增长“触底”,确切含义是增速基本稳住了,不再继续下滑,并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平台,且不大可能出现大幅反弹。支持“新平台论”的一个理由是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已触底。但由于供给侧的因素不是周期性的,所以谈不上触底。不过,如果考虑到未来可能产生的改革红利,这种说法也可以作为改革促使潜在增长率提高的情景的一种描述。总之,这些说法都不能完好地刻画中国经济长期走势,还是应该统一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认识前提下讨论具体问题。
  具体来看,供给侧的减速因素应该指以下已经可以观察到的现象: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第一,劳动力短缺会带来工资过快上涨,且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速度,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提高,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会下降;第二,随着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每年带给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总量随之下降,劳动力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会下降;第三,随着劳动力短缺严峻化,加上过去投资过度等原因,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在迅速下降;第四,农村16岁到19岁人口,即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的数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此后这一群体数量呈负增长,这意味着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增长速度下降,作为全要素生产率一种组成部分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以上因素放到一个经济增长模型中,很自然能得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下行趋势。这些因素,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会表现为任何平台性质。长期来看,我们预测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长期下行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如果没有明显的大幅度改革效应,自然趋势将是下行。即使这样,直到205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可维持在3%以上。
  而如果相关领域的改革可以取得明显的效果,如提高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生育率、全要素生产率,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可以达到“更好结果”,即未来下降得更加平缓,甚至在一定时期相对稳定。从这点来看,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稳定在中高速平台上的说法,理论上说得通,但在实践中,改革效应可能只是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斜率,并不一定表现为一个稳定的平台。

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中国证券报:未来一段时间,防风险和加强监管将成为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基调。中国经济在短期和长期分别会遇到哪些风险?未来将如何完善金融监管?进一步看,稳增长和防风险该如何兼顾?
  蔡昉:可以设想一种情景,假设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认为经济增长减速是周期现象,即由于处于周期的低谷上,实际增长率尚未达到潜在增长率。因此,大家会想办法创造一个“新周期”,努力回到潜在增长率上面。此时会出现两种情形。第一,习惯用传统应对周期的办法,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努力将贷款发出去换取GDP增长,从而造成信贷膨胀,流动性过剩。第二,实体经济领域的当事人明明白白地看到,由于比较优势转换,传统竞争力丧失,订货量使其不能维持原来的经营规模,遍寻新的投资领域也赚不到钱。于是,他们倾向于寻找与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无关的领域,譬如股市、房地产或者其他理财领域去投资,则会导致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
  虽然这两种都是假设的情形,但揭示出潜在风险点。首先,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尚未完全摒弃单纯追求GDP的政绩观,还习惯于靠扩大投资拉起增长速度,导致地方债务的扩大和积累,加大金融风险。这里涉及一些与发展方式转变相关的长期问题,因此产生的风险隐患属于“灰犀牛”事件。其次,过于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银行着力放贷,导致一些大企业资金过剩,杠杆率降不下来。风险管控的要求又使得银行规避向中小企业和创业者贷款,造成后者贷款难、资金成本高,往往会求助其他资金渠道,由此形成风险点。此外,在扩大对外投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会因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变数,遭遇一些未能预期的风险,这更多属于潜在的“黑天鹅”事件。
  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必须坚持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几条重要原则。这次会议对如何完善金融监管也做出了具体部署。在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方面,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其中提到的实体经济有着特别含义,即与新常态下的工作要求相关。具体来看,一是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优先、效率至上,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能;二是要继续推进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做好这些方面的工作,就能够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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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人 发表于: 2017-8-14 06:56:00|显示全部楼层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中国经济已止降 不会现V型反弹

源自:经济参考报
  中国经济已经止降 不会出现“V”型反弹
  “从目前趋势看,无论是GDP增速还是PMI的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已经止降。但是希望出现‘V’型反弹,回到过去的高增长是幻想。”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在日前举行的2017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上提出上述观点。
  蔡昉表示,中国经济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头十年,过去赖以实现高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主要表现在劳动力成本提高、人力资本不足、资本回报率下降等方面。按照中国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配置情况估算,潜在增长率处于长期下行的趋势。
  “一个健康经济体的实际增长应符合潜在增长能力,相当于有什么体能就应跑多快速度。”蔡昉打比喻说,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速长期是下行的,中间或许会停下来歇一歇,有几个平台,但都不是终点站。
  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缺口问题,也就是实际增长率距离潜在增长率的关系。如果实际增长速度现在下降还是符合潜在增长率,两者就没有差距,意味着没有增长缺口,也就没有可回归的,认为中国潜在增长能力是10%,而现在只有6点几,10减去6,就是3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长缺口,因此要把缺口堵住,回归到10%,就产生了虚幻的缺口,出现了虚幻的期待。事实上我们不应该有这个期待。
  蔡昉指出,从潜在增长率来看,未来潜在增长率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应该说它可能是在长期中呈现出不同的“L”型变化,这是最好的结果。(金辉)
 温水青蛙 发表于: 2017-8-5 12:26:00|显示全部楼层

蔡昉: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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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办的“经济史理论与研究──吴承明、汪敬虞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8月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出席并致辞。
  致辞中他表示,中国在由盛到衰再到复兴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蔡昉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要自己有经验,而且还应该把这种经验变成理论,让全世界都能够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经验。
  “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制度经济学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奇迹,”蔡昉表示,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的发展和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都不一样,“这些理论在解决中国奇迹时显得捉襟见肘。”
  另一方面,迄今为止还没看到过这么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全世界都没有这种案例。今后中国如何发展?我们面临多大的中等收入陷阱?蔡昉认为不要过于担忧,2022年中国就已经能跨越中等偏上收入的门槛,2030-2040我们就能到达高等收入国家中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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