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要防止美国经济复苏带来的负面外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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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6月18日消息，2017年中国财富论坛于6月16-18日在青岛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他介绍，中国的高速增长就是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积累，是积累型的，是投入驱动型的。过去至少有一半的因素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我们9.8%的增长速度有一半可能是来自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驱动型的，即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
　　这部分经济增长动力和生产率驱动的这部分经济增长动力，在未来会是什么样的？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到2010年达到峰值，峰值的意思是在那之后就要从正增长变成了负增长，所以2010年就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转折点。
　　他认为，这个转折点的含义，就是人口红利达到了峰值，从此以后转入负的红利。
　　传统的经济增长动力消失是必然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过去这些年里，44%来自于三个产业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特别是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也就是说，农民工过去在农村、在农业是剩余劳动力，他从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部门转向二产、三产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
　　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每年新增的农民工的部分，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农村每年新毕业的高中生和初中生，也就是说是16岁—19岁的这部分人口。他介绍，这个人口，在2014年达到了峰值，就是2014年之后是负增长。
　　他表示，当传统因素不支持原来的速度了，劳动生产率也不支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你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进入到了一个新常态，这并不是我们犯了什么错误，而是我们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要下行。
　　他还谈到，在过去40年多数时间里，我们是靠把穷人，把低收入者变成更高收入者的脱贫为主的改善方式。今后，越来越是一个稳定和扩大和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过程。
　　国家统计局把中国的家庭分成五类，五等分，中间60%的人口，说是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收入每天都是几十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很大一部分群体都变成了中等收入群体。
　　但是这种中等收入群体，还不够稳固。他表示，“我们目前有2.7亿农民工，从农村进到城市的有1.7亿农民工，而农民工目前他每个月的平均工资是超过了3000元，三千多块钱按购买力评价，折下来，每天大概能有30美元。这个按购买力评价，因为每天多少美元这个标准是用购买力评价算的。这个数字就意味着他们确实也可以算作是中等收入群体，但是我们也知道，农民工他就业是不稳定的，社会保障是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享受得也不充分。”

源自：中新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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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2017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主办方供图  093859azenk7k1f2lbtf7x.jpg  保存到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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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经纬客户端6月7日电（秦辰）“大家都在问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是不是到来了？根据历史经验，我们正在这个浪潮之中，并不是还要等待什么时候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7日在2017中国企业竞争力夏季峰会上表示。
　　蔡昉表示，在发展过程中，国家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但当渡过帕累托改进的发展阶段之后，两者会出现合成悖论，企业存在着创造性破坏，赢者进输者退，赢者生输者亡，但国家只能进不能退，只能生不能亡。
　　他指出，潜在增长力是国家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关键，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已经不能再依靠资本劳动的投入，因此想提高潜在增长率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可以由不同的部分构成，比如人力资本、提高资本劳动的比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就是国家竞争力的所在。
　　在谈到中国竞争力时，蔡昉表示，瑞士洛桑商学院做了一个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竞争力的排名，中国排在第18位，和去年相比，仅仅一年的时间就提升七个位次。他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极其重要的因素。
　　蔡昉认为，企业的创造性破坏能有效提高生产率。他援引一项美国研究数据指出，中国还没有把创造性破坏的机制利用起来，如果利用起来就可以得到更高的生产率，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他表示，我们不能让国家有创造性的破坏，但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构成──每一个企业来说，一定是未来在创造性破坏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并不是齐头并进，你好我好大家好，而是一定会有的人不断提高自己的生产率留下来，还有的人会丧失竞争力出局、死亡。”
　　蔡昉表示，政府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是能够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最基本的政策前提。企业要提高自己的人力资本、每个家庭也要提高，但是人力资本培养具有外部性，有相当大的责任是国家的，因此政府要加大科研开发的投入，它也是带有社会效应的投资行为。（中新经纬APP）

源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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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是什么？世界需要怎样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1月22日于北京举行的“不断演变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融合还是割裂”专题研讨会上，中美经济专家表述了各自的观点。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放缓的趋势，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速符合其潜在增长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研讨会上表示，根据相关的模拟和分析，今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有望增长6.7%，而在“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在6.2%至6.7%之间。蔡昉说：“6.7%的上限是把可能的新的改革效应都纳入分析范围，而6.2%的下限是假设未来几年都没有新的突出改革、仅延续原有改革成效的经济增速。”
　　蔡昉指出，今后4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速只需要达到6.5%就是一个很好的成果。“如果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速，4年后，我国就可实现从2010年到2020年GDP总量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届时，中国经济每年可以为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1个百分点。蔡昉说：“这1个百分点意味着，今后几年，如果世界经济可以以每年2.5%至3.5%的速度增长，那么来自中国的贡献率将达到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
　　蔡昉表示，国际社会非常关心中国经济增长，有人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视为“假想敌”，认为这造成了世界经济减速的看法是不准确的。“中国经济的增速当然十分重要，但归根到底世界经济需要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增长动力，而不是解一时之需的止痛药、强心剂。”蔡昉说，外界与其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如多花些精力关注中国的经济风险。如果外界要求的中国经济增速超出了中国潜在的增长率，那么，为此动用的经济刺激因素将会带来产能过剩、杠杆率上升等潜在的系统性风险。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和世界都乐于看到的。
　　同样呼吁关注中国经济风险的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大卫·利普顿。利普顿指出，过去几年的经济危机重挫了美国和欧洲，致使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不得不将更多精力用于解决国内问题，而无暇推动更多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他说：“中国应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照顾好自身，不应过多担心经济增长率的问题，而是应该更多地关注可持续发展的速度。”
　　美国纽约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教授伊恩·布雷默也表示，不应仅将关注点集中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上，还应看到中国可以在国际架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布雷默说：“过去35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因而，重点不在于中国将维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率，也不在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是否将扮演领导者角色，而是她已经变成了众人所见的大国。从中国自身意愿来看，中国会成为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大国，将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本报北京11月23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陈小茹

源自：新浪财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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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于2016年11月17日～1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发言。蔡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一个下限和上限，他推算6.2%是下限，6.5%是在现在的基础上今后平稳的回归到上限，上限是6.7%。而2020年应保持6.5%的增长速度。
　　蔡昉认为，如果从今年开始，逐渐向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靠拢，到2020年的时候，应该保持6.5%的增长速度。“这和原来预期在“十三五”时期保持6.5以上，最终达到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是一致的。”
　　下限是怎么决定的？下限就是测算出来的潜在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根据生产要素供给，比如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资本的回报率，以及这些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可行变化决定的。更具体的说，它和人口红利从强劲到逐渐消失到迅速消失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所以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之前的接近10%逐年有所下降，因此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
　　“既然我们把它定为下限，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突破这个下限，突破这个下限我们承受不起。”蔡昉表示，如果超过了潜在增长率，有可能会有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但低于这个潜在增长率，通常会带来周期性失业现象。他解释，自然失业率中国目前大概是4.05%，总的来说，目前总的失业状况和自然失业率相符。可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跌到底线之下，低于潜在增长能力，意味着生产要素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当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使用的时候，就出现了周期性的失业状况，这是为什么不能低于底线的一个原因。
　　如果要达到2020年的时候在2010年的基础上GDP的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按照官方测算，在“十三五”时期必须保持不低于6.5%的速度，才可能实现GDP的翻番。“这个要求是说，我们不仅不能突破底线，还要在底线之上，尽可能往上限靠拢，也就是说尽可能选择6.5%的增长速度是最佳的。”
　　我们为什么设上限？尽可能高的速度为什么不好？蔡昉表示，因为中国经济是新常态，是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是周期性的变化。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因素是供给侧，要通过改善增长函数实现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速度符合这个潜在增长率是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追求超过经济增长上限的实际增长速度，必然是过度刺激的结果。而这些过度刺激，意味着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历史经验，它必然会滋生资产泡沫，助长了杠杆的提升，最终可能会酿造出系统性的风险。”蔡昉解释道，因此要设一个上限，不突破上限是宏观政策要稳定这一经济工作总体思路的基本要求。
　　那么不突破下限，不突破上限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在“十三五”随后的四年里，要保持6.5%的速度就够了，意味着现在可以形成一个小的L型的经济增长。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包括减负等等。三是直接减轻企业负担，降成本。四是提高人力资本，通过教育的改革，通过培训。五是通过提高生育率，能够改善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供给。
　　谈到如何加快和推动改革，蔡昉认为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分担改革的成本，分享改革的红利，这样才能做到各级政府都有改革的相同激励，否则激励不相容，就会产生冲突，就会产生观望和等待。
　　改革有红利，但在推行改革时要成本。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比如提高人力资本的相关改革，结构性的改革要大幅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要安置职工，要进行转岗培训等等，都需要国家投入的。蔡昉强调，“因此要协调好改革红利和改革成本之间的关系。”

源自：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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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世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大家手笔）
　　蔡昉
　　《人民日报》（2016年06月16日 07 版）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深入而广泛，发展成就和趋势越来越引起世界关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速度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的新特征。国际上一些人只看到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速度换挡，却没能理解其更丰富的内涵和中国经济的积极变化，于是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判断。因此，应向国际社会全面介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让世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消除误解、增进共识。
　　让世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有助于澄清“中国经济悲观论”，最大程度地消除外来干扰。一部分国外人士和机构成为“中国经济悲观论”的始作俑者、背书人或信奉者，原因有三。其一是对中国经济的无知。西方宏观经济学是依据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形成的，缺乏对中国这种快速跨越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分析框架。以西方宏观经济学为理论依据的国外人士和机构从传统的需求侧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却看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蕴藏的增长潜力。其二是希望中国采取刺激性政策以从中获利。中国经济块头大、增速快、外向程度高，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大。2014年，在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净出口对本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近乎于零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和净出口增长对世界GDP和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仍然双双超过1/4。一些国外人士或研究机构不顾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想通过夸大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迫使中国出台刺激性政策实现粗放的高增长，以从中获利。其三是做空中国经济。一些国外人士和机构或者试图从预测中国经济崩溃中获取学术声誉，或者试图通过制造舆论、做空中国经济进而投机获利。不论何种原因造成的“中国经济悲观论”，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更严重的是，悲观情绪一旦蔓延，往往会强化一些国家业已存在的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甚至民族主义政策倾向，形成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此，加强对外解释和传播，让国际社会真正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和中国政府的举措，有助于消除“中国经济悲观论”及其不良影响。
　　让世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有助于促使国内外舆论把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平庸区分开来，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首次以新平庸概括陷入低增长、低通胀、高失业和高负债中的世界经济。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都存在经济减速，但世界经济新平庸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世界经济新平庸代表的是世界经济低迷，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中国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必经的阶段。一些西方人士从需求侧和周期的角度认识世界经济新平庸、解释投资低迷和经济减速。如果他们用类似的观点解释中国经济新常态，则会大大低估中国改革红利和增长潜力，甚至形成干扰我国发展的舆论场。因此，需要向国际人士讲清楚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平庸的本质不同、中国的政策取向与西方经济学家需求侧思路的差异，以及中国经济通过改革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对世界经济的积极影响，增强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让世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有助于在重要国际活动中促成于我有利的共识和合作，甚至可以借助外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重大国际场合的讨论乃至交锋中，外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倾向于从他们理解问题的角度出发，促成国际合作中的共识和协调行动。我们可以借鉴这一做法。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主因在供给侧，着眼于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因此，在重要国际活动和国际论坛中，我们应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讨论方向，既尊重别人对世界经济的观点和建议，也阐明我们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判断，努力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同，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使重要国际活动和国际论坛取得的共识和随后的行动于我有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来源：人民日报

源自：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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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警惕刺激经济成泡沫经济
　　时代周报记者 刘巍 发自广州
　　6月11日，在深圳参加留美经济学家年会的蔡昉，用英文在北大汇丰商学院作了主题演讲。
　　户口政策、土地和楼市，成为参会经济学家们热烈讨论的问题，蔡昉亦热情地参与其中—他强调：我是经济学家，不是人口学家。但作为曾连任16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和现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总是被视为中国人口政策的符号性人物。
　　蔡昉对宏观经济的研究方式，与不少经济学家不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会用人口潜在增长率等因素作为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变量—因此，他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只会不断下降，直到迈入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而对于中国有没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蔡昉的判断是，只要不像日本一样犯刺激政策的失误，就可以避免。

延长人口红利，预防断崖式下跌
　　时代周报：你提出的“刘易斯拐点”理论，一直存在不少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梯度，因此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口红利有待挖掘，对此你怎么看？
　　蔡昉：中国区域发展的梯度很大，城乡差距也很大，但这需要分两面看。
　　一方面，不要低估中国经济的整体一体化程度，中国不是一个分隔的市场。
　　首先，我们的劳动力现在已经得到了充分流动。特别是作为新劳动力的来源即新成长的农民工，是这些年劳动力主要的供给来源，而在他们毕业后择业时，并不分地域。事实上，你也能够看到，他们很少会扎根到自己家乡的周边，他们都是奔着大城市、经济中心去转移的。
　　因此，既然中国经济整体化程度已经很高了，就不能够说地域还存有多大差距。如果看国家统计局这些年的农民工监测数据，就能够看出工资在不断地上涨，现在东中西三类地区和省份之间，农民的工资差距几乎没有。另外还可以看到的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所有地方都很严重。
　　另一方面，仍然有一些差别存在，这主要是户口政策造成的。按户口看，可能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年龄会年轻一些，也就是说还有潜在的人口红利。同时，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工资上的压力就会越大一些。一个农民工，拿着同样的3000块钱工资，在老家比如一个县级市，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生活费用比较低，离家比较近，不用支付转移的成本。但是要在北京，就可能觉得没法儿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西部地区还有劳动力相对丰富、供给相对充足、工资上涨压力小点的优势。
　　从这个情况出发，如果能够把基础设施条件、营商环境、政策上的这些差别消除掉，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可以在东西部延长一点的时间—延长十年都是很好的，就能尽可能地发挥人口优势，留出时间进行适度的调解，不会产生陡然丧失比较优势。
　　时代周报：人口红利的断崖式下跌是突然发生的，还是你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经预计到的？
　　蔡昉：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但下降的速度越来越慢，降到最低点以后就上升了，这个转折是一年中发生的，即2010年。这是一个转折点，此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是正的，以后就突然变成负的了。但这些都是变量，是模型的变量，所以我们通过模型的确预计到了这一变化。
　　据我们的测算，GDP潜在增长率就是从2010年之前的10%一下子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6%，到了“十三五”期间，又下降一些，变为6.2%。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今年1-4月份的民间投资增速下滑？
　　蔡昉：民间投资下滑，某种程度上是必然的现象，因为整个经济增长率下降了，需求自然就下降了。此时投资是有难度的，过去只要有钱就有地方投资，现在投什么都贵，也不一定赚钱，必须是选择性的投资，而选择性的投资主体会优胜劣汰。
　　因此一定程度的民间投资下滑是有其合理性的。相应地，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也不需要那么多货币，也许会觉得有产业短板，但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识别到什么是真正的短板：如果确实是短板，那么增加投资，就不会转化为虚拟的经济泡沫。如果你希望支持短板，但补短板的政策并没有真正进入到短板中，或者是短板选错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流动性过强，货币量太大，然后发生外溢。
　　现在我们发了很多货币，但只想给那些不承担风险的企业、给国有企业，给地方政府保护的企业、那些真正创业创新、进行风险投资的人反而得不到资源。能够得到这些资源的企业，其实得到的贷款已经太重太多了，都不知道怎么用了。这个时候实施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目的是想让大家乐意投资实体经济，但实际上实体经济竞争力在下降，比较优势在下降—那钱花在哪呢？有没有一些领域和比较优势无关？和竞争力变化无关？
　　如果没这笔钱，你也不会想这，但是有这个钱了，这个钱还必须得出去的话，就会想到进入房地产、进入股市、到国外去购买资产、收购文物、买印象派画家的画……钱就从实体经济甚至从基础设施领域外溢到了相对容易带来泡沫的行业—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发生的。

警惕刺激经济成泡沫经济
　　时代周报：在今年2月的演讲中，你认为“2017年经济活动人口将达到峰值”，而不少经济学家都判断：中国此轮的经济下行会在2016年或2017年见底反弹。你是否同意经济会在这两年触底的观点？
　　蔡昉：我不承认经济有底部，而且权威人士也说了，我们不追求V形，我们追求L形。
　　L形的含义是什么呢？看世界经济史，就会知道，如果达到高收入阶段，就已经没有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了。所以，越是穷国越有机会高速增长，一旦进入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增长就会减速，发达经济体没有一个经济增速是在3%以上的。
　　我们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也就是说，我们仍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速减缓，只是相对于原先的增长速度来说的。
　　因此，当我们越来越富，越来越走向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也是越来越往下走的—但不会见底。在我看来，只要实际的经济增速稳定在潜在的增长率上，就可以了。
　　不过，我们也在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因为虽然潜在增长率是斜向下的“L”，但是我们不希望实际增长速度是斜向下（增速不断放缓）的，我们要努力让它呈现一个平滑的“L”，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我们还有改革红利可以挖掘，必须得改革，并且必须得知道改革是能够带来红利的，如果只说而不信，那唯一能使用的方式有刺激性政策了。
　　时代周报：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是否正在加大？
　　蔡昉：如果我们好好改革，到了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5万美元，我们就是一个发展国家中的高收入国家了。那个时候就不太可能维持3%～4%以上的速度增长了。
　　我要澄清一下，我们从来没有“掉入”过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说蔡昉说过，2030年中国不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是错的，我从来没有说过。
　　只要按照我们的能力实现经济增长，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潜在增长率加上改革红利计算，到2022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26万美元。如果实际情况差一点，改革没有带来那么高的红利，那么按现在预计的潜在增长率计算，我们也会逐渐“毕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唯一的风险在哪呢？就是当经济增速降下来的时候，你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就去刺激经济，像日本人一样刺激经济，刺激的结果不是实体经济的增长，甚至不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是泡沫经济。
　　泡沫一旦破灭有什么后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直到现在，它的经济增长速度都不到一个百分点。如果90年代的时候日本是中等收入国家，那到现在它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它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们也只能给它起一个名字叫“高收入陷阱”。
　　新常态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理解这个，就难免犯政策错误，犯错误就有风险。只要不刺激，经济就跌不到哪去，除非犯错误。

源自：新浪财经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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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2016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于6月3日～5日在青岛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表示，2020年前后，我国的老龄化将达到世界之最，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的头号挑战，对我国经济有两个深远影响。第一是消费，老龄化意味着“生之者寡，食之者众”，而由于老年人收入低，消费低，就造成了我国的非典型化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的消费是金字塔型，但我们的人口结构是倒金字塔型，这两者是不对称的”。第二，对储蓄的影响。养老保障制度必须是积累型的，而现在基本是现收现付。
　　蔡昉看来，政府当前必须做三件事情。第一，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实体经济发展是一切经济的来源。对于“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的建议，蔡昉表示，“基础设施领域是派生的需求，实体经济发展不够，基础设施超前建设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发展实体经济”，要靠改革来获得红利。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应从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变成储蓄积累型的制度。第三，财富管理市场要有良性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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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定于2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图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定于2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蔡昉强调，政府要避免用错最低工资制度，其分析称，最低工资制度不是政府干预工资的政策手段，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保护最弱势群体以避免被雇佣方欺诈，“不要把它用来推动工资的上涨”。

以下为演讲实录：
　　蔡昉：我们因为自己的比较优势下降不能继续增长，而不是因为世界经济降下来了。我们比较优势下降，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表现在单位劳动成本增加。最近日本媒体和学者做了一个结果，认为中日两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已经逆转了，用美元计算，1995年的时候，日本是中国的三倍以上，2013年，中国就超过了日本，2014年继续超过。这个说法有一个错误，两个正确的地方。
　　我先说错的地方，我们判断中国还没有超过日本，2013年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德国的29.7%，是韩国的36.7%，是美国的38.7%，我们是2011年日本的39.5%。后来汇率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知道汇率发生变化趋势返回来，我们判断目前还没有超过。
　　对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决定企业、产业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比较优势不仅仅看劳动力成本，还要看你的劳动力生产率，就是劳动生产率是分母，劳动力成本是分子。用单位劳动成本分析是更合理的，比按工资还合理。
　　第二个对的地方，中国单位劳动成本提高的幅度非常高，远远快于发达经济体和制造大国。这些国家单位劳动率成本基本上有波动，但是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是单调提高，因此说超过他们也是指日可待的，这是对的地方，应该值得警惕。
　　解决的办法可以从分子和分母两方面采取措施。分子就是延缓工资上涨的趋势，分母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有这么几条建议，第一，增加劳动力供给，绝对数上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了，那么考虑到劳动参与率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人口到2017年，也开始负增长了，这个趋势会一直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转移。去年我们的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外出增长速度几乎是零了，就算有也很有限。因此必须通过户籍制度提高劳动力参与，特别是提高农民工非农就业参与率。我们看了一下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应有效劳动供给大概是900余万人，可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延缓工资上涨的势头。
　　第二，劳动力成本有很多非工资的因素，大家都在谈的就是社会保障缴费的水平，我们过去看过，我们有很多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项目，但是事实上有大量节余，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完全有余地进行调整。
　　第三，避免用错最低工资制度，我们是研究劳动的，我们知道最低工资制度不是政府干预工资的政策手段，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保护最弱势的那帮人，不要被雇佣方欺诈的保护政策，不是干预工资的政策，不要把它用来推动工资的上涨。
　　最后一个劳动生产率，分母是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它是保证单位劳动成本上升慢一些，维持制造业竞争力的终极源泉，归根结底还是要上升，但是我们想赢得时间，因此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我觉得有三个因素。
　　第一是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实际上这是不利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下人口分析，2011-2020年期间，我们新成长劳动力，每年是以1%的速度递减，而新成长劳动力就是所有毕业生加起来，因此这部分人口的递减，意味着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要放慢，放慢到什么程度，我们就看新成长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总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最后我们发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在2011-2020年每年以1%的速度递减，实际上变坏，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二个手段，提高资本劳动比，企业都会干，政府也会干，但是这种办法是有限的，资本劳动比不断提高会导致报酬递减，不可能长期使用。
　　第三个手段，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去我们的速度就是部门重新配置劳动力，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去年农业转移劳动力就已经是负增长了，今后可能更难。那么接下来是在产业内，企业之间重新配置资源，也就是说要创造性的破坏，要消除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
　　新浪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源自：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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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广网财经北京10月20日消息，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工资过快上涨会伤害经济。”这是社科院副院长蔡昉的最新说法。
　　蔡昉指出，工资上涨现象是好事，它能改善收入分配，但是过快的上涨也意味着有过多的企业会变得困难。作为进步的一种机制，我们看到一部分承受不起高成本的企业已经垮掉了，可是另一方面，如果过快的话，的确会伤害我们的经济，有点承受不起。因此，我们并不需要工资无限制上涨。
　　蔡昉提出，可以通过稳定农民工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继续实现资源重新配置而获得全要素生产率。这样就有了替代工资上涨的办法，既让农民工愿意出来就业，又可以利用好公共政策。

　　2014年10月，称“工资过快上涨会伤害经济”，一语激起千层浪，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合着《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
　　“与有些同行不尽相同的是，我不把从事经济研究看作是致富手段，而是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工作时把经济研究作为职业，休息时把经济问题的思考作为休闲。经济学与所有的学问一样，博大精深，穷一生也难以知其一二。面对这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说乐在其中不尽恰当，但你尽可以在追求中或悲或喜，患得患失。而这就是人生。《经济学家茶座》把我与经济学界的同行、与行当以外的朋友联系在一起，分享这种亦苦亦乐的生活方式，算得上是一个没有围墙、无须交纳会员费的俱乐部。俱乐部五湖四海，来的都是客，共饮经济学这杯咂摸不透的香茗。”──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