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巴蜀地区的独特地位

八神 · 发表于: 2017-11-10 09:58:32

源自：《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8月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北方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发动兵变，翌年就攻入长安，唐玄宗仓皇奔蜀。唐僖宗年间，爆发黄巢起义，广明元年（880年），黄巢率领起义军进入长安，唐僖宗效仿玄宗，逃入剑南。在唐朝中后期两次爆发叛乱，长安不保的情况下，为何玄宗、僖宗两次都选择了入蜀而不选择其他地方，巴蜀地区在唐朝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位。我们可以从地理形势、官吏任命、经济财力、人口情况、历史经验等方面分别来分析。
　　一、地理形势
　　从中国地形上看，秦岭以南和三峡以西的广大地区都是绵延起伏的重重山脉，只有四川盆地一个大平原。它四周被米仓山、大巴山、巫山、大娄山、大凉山、邛崃山、龙门山等所环绕，“其地四塞，山川重阻”［1］830，顾祖舆精辟地指出，“四川地区处于西南边疆，山岭重叠，大江大河纵横，山川交织连接，俨然就是一个自我包围的地区。而且从川东往东出行就可以占据长江上游，从川北向北环顾就可以连接出川关道，控制川西地区就能威慑藏地，拥有川南就能遏制云南，自古以来就号称十分险峻。张华言：‘蜀汉这块地方，南方兼跨邓榨，北方阻于褒斜，西边就是喂碳，以剑阁相隔开，十分险峻，是一个可以独守的地方。’”
　　考虑到剑南地区的地形地势，自古以来剑南通向外界的通道并不是很多，主要的道路一是陆路，向北穿过山川峡谷的通道; 二是水路，也就是沿着长江航线出三峡而入江南。陆路需经险恶的山川与千里栈道，极不便捷。从关中到益州地区，主要有金牛、阴平二道可入蜀，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道［2］16。尤其以金牛道最为重要，“从秦朝以后，从汉中到巴蜀的道路都需要从这里经过，这就是所谓的蜀之咽喉。”阴平道也很重要，号称“控制两川的命脉，是进入剑南地区所必须经过的道路。”［3］2848三峡水路则多险滩和急流，危险万分，巫峡、瞿塘峡与艳濒巨石等都是顺江东出巴蜀路上的巨大险阻。但是不管是从陆路北上关中还是走水路经由三峡都非常艰险，后人对其险恶曾有十分精辟的描述：“从陆地上行走就必经过青泥隘、大散关，有羊肠九折的回转，从河流上行走就必过瞿塘峡，要冒着沉舟的危险。”［2］16
　　正是因为剑南地区奇特的地理优势，顾炎武指出“蜀者，天下之领。蜀据天下之上游……巴蜀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国家而不和中原地区联合，依然可以安全的存在”［4］124。顾祖禹也说过“用四川这块地方争夺天下，好的情况就可以称王，差的情况也足以称霸一方……所以说自古以来，争夺天下的人，没有不好好经略巴蜀的”［3］3094。因此欲统一天下者都高度重视对剑南地区的掌控。
　　再加上唐朝定都关中，而巴蜀背靠关中，与关中地区的地缘优势也就显而易见。四川和关中地区的路上通道多次拓展，例如著名的金牛道，金牛道贯穿剑南南北，南到云南，北到关中，这是唐朝当时重要的路上通道之一，据史料记载，当时沿途“都有店面用来供应商人旅客，时称当时远行数千里就好像只走了尺寸之间，十分方便”［5］152，显而易见，当时剑南与长安的路上道路十分顺畅便捷，交流十分紧密。在关中东部面临敌患（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的时候，除了南下巴蜀（玄宗、僖宗两次奔蜀）这个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还能去哪里呢。也因此，巴蜀地区在唐朝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而这不仅表现在巴蜀的地理位置上，还表现在其他很多的方面上。
　　二、官吏任命
　　剑南地区最高级别的长官任职阅历都极为广博，大多数都在京城朝廷担任过重要职务，而后又任职地方，司知道府。观察使等职务本来是作为使职的，本衔当初作为中央的官职，后来随着差遣制度的发展，使职反而成为职事官，成为地方长官。一般来说，观察使基本上都加上检校散骑常侍或者御史中丞的头衔［6］168，节度使大都加上六部尚书或者御史大夫的头衔，地位尊崇的人更会加上宰相的头衔，被称为使相。剑南西道（唐建国时称益州大都督府）是全国都很重要的藩镇，人称“宰相回翔之地”［7］7641，节度使等官吏大都会加上宰相的头衔，四川地区其他几道诸如黔中、剑南东道、山南西道也类似如此，只是没有剑南东道那么明显。剑南西道曾任宰相的地方最高长官有高士廉、来恒、窦怀贞、张嘉贞、韦皋等六十余人，约占总人数的 30%，足见巴蜀地区的重要。［8］39
　　益州大都督，后来的剑南节度使，也就是后来剑南道分治后的剑南西道节度使多由皇子遥领，如蜀王李恪、成王李千里、寿王李瑁等，实际出任节度使的人当中也有不少人出身于李唐宗室，如李孝逸、李思训、李夷简、李宗闵等人，出于官宦之家的人就更多了，在史书中确切记录的就约有 74 人，其中，约有 15 人更是声名赫赫的名将贤相的后代，如高士廉的儿子高履行、严挺之的儿子严武、张嘉贞的儿子张延赏、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牛僧儒的儿子牛丛、段志玄的三世孙段文昌、杜如晦的五世孙杜元颖、高崇文的孙子高骈、令狐德棻的后裔令狐楚等。［8］40朝廷将大量的皇室宗族和官宦权贵任命为剑南西道的节度使，是对剑南西道重要性的极大肯定，这样一来，对于朝廷控制和开发西南意义重大。
　　剑南西道（唐建国时称益州大都督府）是在全国都很重要的藩镇，人称“宰相回翔之地”，最高长官大多由重要的大臣和亲近权贵担任，“如果不是功勋卓著的大将、贤明的大臣、皇亲宗室权贵或者有极大名望的人，是无法担任剑南西道最高长官的”［9］701。这就说明，能担任剑南西道最高长官的官员本身就绝非泛泛之辈。尤其是在中唐以后，中原地区藩镇割据混战，剑南西道的地位不断提升，剑南西道“乃眷左绵，实为右屏，控压夷落，保卫皇都”［9］8280，正是由于以杜鸿渐、陆象先、李德裕、柳仲郧等为代表的西南地区节度使等官吏，有着丰富的为官经历，既曾长期任职于朝廷中央机构，与中央的关系紧密，又曾历地方的重要藩镇，熟稔地方的行政事务，从而使他们在为政西南时，体现出非凡的行政能力，并且能够排除中央和地方权贵的干扰，依法治理地方。正如《旧唐书》所云：“都督、刺史掌清肃邦歌，考核官吏，宣布德化，抚和齐人，劝课农桑，敦敷五教”［10］1919。有力地推动了唐时西南地区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为唐朝提供一个安定可靠的战略大后方。
　　三、经济财力
　　唐代剑南地区凭借着优质的土地和富饶的资源，种植业、手工业相当发达，尤其商品性农业的发达程度让人叹为观止。西南地区尤其是剑南地区自古以来即是茶树天然的优良生长基地，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眉州、汉州等七州都是全国著名的产茶地区，这七州均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和成都平原一带，它们相互连接，形成了一条茶商品产业带，这条茶商品产业带构成了唐朝茶叶的生产中心。唐人崔致远曾说：“旧闻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11］30。可见，茶业在商品性农业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12］18当时剑南西道的经济作物种植种类繁多，地域分布广泛，不仅有前文提到的茶，还有诸如棉花等经济作物。茶、棉等市场作物的种植基本上与粮食作物的种植相脱离，经济作物的生产目的基本上是为了市场上商品的交换，而不是为了生产者自身的消费需求，商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
　　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由于长期安定而吸引来的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传入，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有贸易的需要，剑南地区的手工业生产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纺织业仍然是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丝织技术有新的提高丝织品的总产量和品种极为可观。据《新唐书·地理志》等资料记载，向朝廷进贡织锦的只有成都府、蜀州、绵州和扬州等四个，而属于剑南西道的就占了三个。蜀锦是剑南西道产量最大、名气最高和最高贵的丝织品种，元稹在他的诗作《估客乐》里写到，“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13］4623即是明证。唐代的益州也就是后来的剑南西道是当时最为著名的纺织中心之一，本地的蜀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名声在外。唐代剑南西道商业都会的丝织品贸易非常广泛，如在成都市场，“通衢有鬻绫罗者”［11］34，通衢指大道，不在市内。这则材料说的是在大路两边就有交易现象的存在，之前交易活动必须要在市里进行的规则被彻底抛弃。蜀锦成为剑南西道最为著名的畅销丝织品，大量的商人不怕辛苦来到成都买锦，同时，蜀锦也畅销扬州、西州等地，杜牧在扬州江面上看到，“蜀船红锦重”［13］5963即可为证。
　　剑南西道纺织业中的另外一个成就就是麻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工序变得复杂起来，产量也不断增长。德宗朝时，陕西扶风的商人窦义，购买蜀地所产的青麻布，一百钱就能购买一匹，分别四尺开裁，雇佣人用青麻布做小袋子，“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风烟藐吴蜀，舟揖通盐麻”［14］1876，都形象描绘了唐代东西—129～两个最发达地区进行麻织产品交流的盛况。
　　剑南西道地质构造极为复杂，丰富矿产资源得到大量开采，推动了铸铜业、冶铁业以及金银器制造业的发展，冶铁、铸造业的规模很大，以钱币铸造业最为发达，所造钱币供应全国。剑南西道拥有长江、嘉陵江、岷江等河流，水系比较发达，由于陆路交通实在紧缺，所以造船业崛起而发展水路交通势在必行。传说所造之船可载五六百人，蓄一年粮食，能顶住巨大的风浪，航行距离很远。由此一来，剑南的商品就可以通过河运直达长江沿岸各地进行商业贸易活动。并且造船业还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衍生，如木材业、冶铁业、桐油业等。不管是冶金业还是造船业，都促进了剑南西道经济的增长，人民收入的增加，政府财政的良性发展。
　　唐代剑南西道的内外交往道路，在原本历代积累的基础之上，做了很大的进步，已经是十分方便。剑南各地之间，都有道路连通，来往方便快捷。对外交通，也较发达。“向北前往关中，能够直通长安，进入中原; 向东经过三峡，沿长江坐船航行，可直达汉湘吴楚; 向西前往羌中，进入吐蕃，再远也能到达西域; 向南直达交州、广州，也可以向西通往印缅”［15］29。经济要发展，交通须先行。交通运输系统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因此，剑南地区交通的发展毫无例外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在唐代，“扬一益二”，扬州和益州（剑南西道）是整个大唐帝国经济最繁荣的地方，而这两个地方又是通过长江这条水路航线所连接，这条水路交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岑参在《万里桥》一诗中云：“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13］2049即为明证。
　　四、人口状况
　　隋朝末年，由于经过了全国性的战争混乱，整个国家户口数量快速锐减，但是剑南地区却没有经过战乱波及，因而持续和平稳定，户口减损相对较少。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户籍的记载，剑南道有 626760户，口 2828522 人。大约占了整个国家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全国各道户口数量最多。
　　“《通典》所记户口数据，大体反映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的户口状况，根据其记载，剑南西道管辖地区共有 564992 户，比贞观时增长了一倍。”［16］28安史之乱后，剑南地区保持了安定稳定的局面，并且随着唐玄宗的入蜀，众多的京师和中原人口也向西南地区迁徙，史书中说：“比日关中米贵，而衣冠士庶，颇亦出城，山南、剑南，道路相望，村坊市肆，与蜀人杂居，其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矣。”［10］3330
　　虽然由于战乱，“河南河北，贡赋未入，江淮转输，异於曩时，惟独剑南自用兵以来，税敛则殷，部领不绝。”［17］702唐王朝赋税大量依赖剑南，致使本地官吏横征暴敛，民众苦不堪言，多有逃失，导致官府著籍户口流失严重。但是杜甫观察到，安史之乱后，剑南的流民，“近者交互其乡村而已，远者漂寓诸州县而已，实不离蜀也。”［17］678官府著籍人口虽然流失，但并没有远离住地，还是逗留在附近。等到社会稳定，赋税平衡后，这些流民也会很快回到住处，进入户籍。唐代中后期剑南西道长期保持平稳，相信会有大量的流民回到原籍。如此一来，后来有史料记录剑南西道户口达到百万户，也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异的事情了。
　　“高骈向皇帝所进的《筑罗城成表》里说到成都城有口 100万，如果说每一户有 5 口人，那么总共大约也有 20万户。”［7］8185可以分析看出，单单成都一地的人口在唐朝各个时期都能占到剑南西道总人口的1/5 左右，成都有户 20万，所以说唐朝中后期剑南西道是极有可能有户 100万的。
　　反观中原各地，先是遭受安史之乱，之后又有节度使格局混战，最后又是黄巢起义，不断遭受着兵祸，百姓流离失所，经济也就随之凋敝。但是巴蜀就不一样了，长期的社会稳定，人口并未减少，不仅创造了社会财富，发展了社会生产，更为希图振作的唐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税收和兵源补充。
　　五、历史因素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领导了大泽乡起义，各地英豪群起响应，山东豪杰遂并起而亡秦。当时刘邦虽然先入关中，但因为实力弱小，不得不承认项羽的霸权。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十八路诸侯，刘邦被封为汉王，前往时人以为荒凉的巴蜀。项羽又特意三分关中，分封秦朝降将以防备刘邦的势力扩张。
　　萧何向刘邦建议接受项羽的分封：“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关中地区），天下可图也”。刘邦接受了项羽对自己的分封，前往巴蜀封地。刘邦在南下汉中时采纳张良的建议烧毁栈道，以绝通途，并做出不再回兵东向的假象，麻痹项羽。但是在暗地里，刘邦却在众人的辅佐下，积极发展巴蜀经济，整编训练军队，厉兵秣马，把项羽以为荒凉之地的巴蜀变为了一个蒸蒸日上的大兵营。
　　汉王元年八月，刘邦采纳韩信的计策，起兵北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袭击了三秦，开始与项羽逐鹿中原。楚汉战争中，作为大后方的巴蜀地区不仅为汉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更为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传言，哪里有汉军，哪里就有巴蜀提供的粮草军需。五年的楚汉之争，垓下之战，四面楚歌，项羽乌江自刎，刘邦即皇帝位，开启了前后两汉四百年的历史。
　　刘邦心里很清楚川中对于大汉朝廷的巨大作用，从他建国伊始，就把川中当作帝王独占的地盘，由大汉朝廷直接管辖治理，从来不会分封藩王在蜀地，其地方长官的选择也是十分严格。正如上文所述，巴蜀—130～为刘邦的帝业贡献了所有能量，几乎以一地之力支撑起数年的战争，为大汉的开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因此，可以说巴蜀是汉朝的源头。就如刘向在《汉书》中的观点，岐山是周朝的发祥地，而巴蜀则是汉朝的发祥地，是大汉皇室的根基所在。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在名传千古的隆中对中，诸葛亮对刘备如是说。而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大致是按照诸葛亮的战略思想进行。刘备占据巴蜀之地，建立蜀汉政权，虽未想高祖一样统一全国，但也是成就了一番霸业。
　　西晋元康六年，氐人反晋，战乱波及秦州、雍州，并且爆发旱灾饥荒，当地的氐人和汉人经汉中流入四川寻求活路。当时地方官吏横征暴敛，政府逼迫流民限期回到原籍，巴氐首领李特、李流等聚集汉、氐流民于绵竹，率众起义。李特和李流死后，李特之子李雄继续带领起义军，攻下成都，占据巴蜀。公元 304年李雄自称成都王，公元 306年改称皇帝，国号大成，以成都作为都城。成汉南征北战，东征西讨，疆域东到今湖北地区，北到今陕、甘南部，西到青藏高原东界，南到今云南省境。李雄在国内设置郡县，政治清明质朴，与民休息，徭役租调很轻，经济恢复发展，百姓富足，当时全国其他地区都不曾有类似巴蜀的太平局面。
　　从汉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到三国时期刘备父子与曹魏、孙吴三足鼎立，成就霸业，再到两晋之交，李特、李雄雄踞巴蜀数十年，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这无不说明巴蜀之地，天府之国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六、结语
　　巴蜀在地形上，“天然形胜”，“陆地上有剑阁的雄伟屏障，水面上存在三峡这样险恶的环境; 东面扼守长江，把控江南的咽喉部位; 北面横贯秦岭，连走陇西之地; 西南都是高山大川，云南西藏都要经由此地”［18］109，被《隋书》称为“其地四宽，山川险阻”。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众修建了伟大的都江堰，引水灌溉，成为巴蜀富庶之源，造就了沃野千里，物产丰富，经济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高度发达，使这里有“天府之国”的称誉。立足于这样的物质基础，汉高祖刘邦因之以成帝业; 刘备跨有两川，与魏、吴三分天下，三国鼎足而立; 诸葛亮、姜维多次北伐，和曹魏争衡正统。正是看出了巴蜀地区的重要性，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对益州也就是后来剑南西道的管理。如果不是功勋卓著的大将、贤明的大臣、皇亲宗室权贵或者有极大名望的人，是无法担任剑南西道最高长官的，所以那时候剑南西道被称赞是“宰相回翔之地”。长期的社会稳定，人口增长，经济繁荣，不仅为唐朝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收入，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役。于是，在爆发安史之乱后，中原沦陷，关中不保的情况下，唐玄宗“剑南虽狭，土富人繁，表里江山，内外险固”，就近选择了南下奔蜀。黄巢起义后，面临相同境遇的僖宗，也是做了和玄宗相同的选择。每当在中原发生暴乱之后，巴蜀都会成为唐朝中央进行武力反扑的军事基地。因此最后可以下定结语，巴蜀地区是“建都关中平原的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极其重要的战略后方”［19］345，是唐之“外府”［20］4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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