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经书院对晚清巴蜀地区文化教育的影响

八神 · 发表于: 2017-11-22 10:57:00

源自：《成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 年 10 月

　　尊经书院从成立到最后改制成学堂，先后只存在二十七年，却在四川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习风气，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重振和深化了蜀学的内涵，广泛传播了新学，将蜀湘文化结合，更是促进了这一时期新式学堂的产生和不断发展，带动晚清巴蜀地区文化教育走向新的发展。
　　一、尊经书院沿革
　　巴蜀地区文化渊远流长，从西汉文翁兴学到北宋洛学入蜀，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然而时至清朝，巴蜀地区由于地理封闭、大举移民等原因，蜀学凋零，学术式微。为改变蜀学不振的情形，工部尚书薛焕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上书四川总督吴棠和学政张之洞，请建书院。光绪元年（1875年）春，位于城南文庙西街石犀寺附近的尊经书院招生开学。张之洞亲自撰写了《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明确提出其办学宗旨为“绍先哲、起蜀学”，并亲自为尊经书院制定院规，要求院生严格遵守。他还聘请博学多才之士为山长，对诸生进行教育，并先后作《书目答问》和《轩语》两书来指导院生的学习。
　　从其创办之日起，历任山长基本都是按照张之洞制定的章程和学规来教学，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王运。他掌教尊经书院时规范书院的藏书，并设立专门刊刻书籍的尊经书局，主持刊刻了大量书籍，并刊刻书院师生的优秀著作──《尊经书院初集》。教学上，他倡导实学教育，内容包括经、史和词章之学。他离任后，伍肇龄、刘岳云等继任山长，皆继续实学教育，并先后刊有《尊经书院课艺二集》和《四川尊经书院讲义》。总之，在历任山长的努力下，尊经书院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蜀学振兴，一改此前省内学术低迷景象，书院声名远播。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改全国书院为学堂。而后，四川中西学堂和锦江、尊经两书院合并，重新组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尊经书院完成书院到学堂的改制。
　　二、尊经书院对晚清巴蜀地区文化的影响
　　（一）尊经书院促进了传统蜀学的复兴
　　“蜀学”一词源于《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蜀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分别于两汉、两宋、晚清时期呈现出三次高潮。蜀地原本交通闭塞，文化衰败，自文翁兴学于此，儒道思想得以在蜀地广泛传播，蜀地一时人才济济，一改此前文风凋敝的现象，但这一时期的蜀学还仅是指蜀地文教事业的繁荣发展。及至两宋时期，四川地区的学术呈现出其独特的地域特色，以苏轼的儒学学术思想为代表的“苏学”在南宋时期被尊为“蜀学”，与当时二程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并称为三大主要学术流派。宋代蜀学融合了佛儒道三教，重视躬行践履、实事实功。晚清社会剧变，一度凋敝的蜀学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内涵──摒弃八股、讲求通经致用、融汇湘学、发展新学等，使蜀学再次走向高潮。
　　晚清巴蜀地区的大多数学校都已附庸于科举考试，书院也沦为科举考试的备考场所。当时巴蜀地区的最高学府锦江书院就存在管理松懈、条规废弛等情况，院生主要学习八股制艺，“除诗文外，不知读书，至毕业不知《史》、《汉》”。因此，张之洞以通经致用为目的，“设‘尊经书院＇，弃八股制艺，读有用书，期于致用。”历任山长均重视这一宗旨，尤其是王运执教期间，注重实学教育，钱基博评价尊经书院院生云：“廖平治公羊、粱《春秋》，戴光治《礼》，胡从简治《礼》，李子雄、岳森通诸经，皆有师法，能不为阮元《经解》所囿，号曰‘蜀学＇，则运以之也。”蜀地文风大盛，蜀学得以复兴。在尊经书院的影响下，蜀内大部分书院都开始转变以往作风，重新整饬院规，延聘名师，注重培养院生的品行。
　　井研来凤书院，“光绪以来，院长吴克昌、陈箫、廖平先后购置各种书籍至万余卷，资助院生徒肄习，于是士子始知乡学重藏书。”考课制度上，“光绪初年，知县王琅然筹款加课，岁以二月收录，三月至十月月试之专贴，括试律，别增堂课八次，由院长考较住斋生经义、诗赋、实务、掌故，择其优者奖之”。资州艺风书院仿照尊经书院印刻刊有院生文章的《艺风书院课艺集》，并先后聘请宋育仁、吴之英、廖平、蒲莹等为主讲。孙桐生主讲绵阳治经书院，严格对人才的选拔和取用，并注重培养学生的品行，既重视理论学习，也注重实践。他在治经书院主讲十余年，“学徒鳞萃，自与及门切究古学数年，左绵学风为之丕变”。凤池书院亦“明伦理，勤考课”，造就不少人才。总之，尊经书院以通经致用为宗旨，复兴传统蜀学，引导巴蜀各地文风转变。
　　（二）尊经书院促进蜀学和湘学的交汇
　　尊经书院在促进蜀学复兴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王运作为其中最为著名的主讲之一，贡献颇大。王运是湘籍人士，而湖湘之地从南宋川人张入湘建立岳麓书院以来，历来倡导重视实践、务求实用的学风。王运入川执教，又将湖湘文化的优良学风带回四川，对蜀学的振兴起了重要作用。晚清时期，四川地区历来重视宋学，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时旨在引入正统汉学，主张摒弃汉宋门户之见，将两者融会贯通。而此时的湘学，先有以魏源为代表，批判乾嘉汉学，提倡今文经学，批判空虚学风，直面社会现实，后有曾国藩汉宋兼采，重视礼教，提倡重振纲常名教，主张兴教劝学，戊戌时期江标督学湖南，今文经学盛极一时。王运入川之前，已经是湘地著名的儒学大师，其著作涉及经史子集诸多方面，治经上秉承湘学通经致用、经学经世的风格。入川后，弟子廖平、张翔龄等常向其请业至深夜。受其影响，廖平从宋学转治今文经学，研究内容兼容并包，涉及十三经及诸子百家等，且廖平学贯中西，治经独辟蹊径，并不因循守旧，而是融入诸多新学的内容，这与拒不接受新学思想的王运截然相反。钱基博观天下学术，称“疑古非圣，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运; 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 其所由来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蜀学从研究宋明理学转向古文经学再至今文经学，成为经学史上的一座高峰，蜀学也和湘学并列成为晚清两大儒学中心。同时，晚清社会变革之际，传统经学的正统地位日渐衰落，新学挑战经学，并逐步为士人所接受。学政江标在长沙创办《湘学报》，唐才常、蔡钟睿等担任主笔，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宣传维新思想，重开湖南社会风气。同时，湖南的书院也开始进行改革，大规模引进新学，提倡革新教育。省内最为著名的岳麓书院，将课程分为经、史、掌故、算、译学五门，并实施外语教育。在教育制度上也引进一些西方模式，省内其他书院纷纷效仿，引进新学，改革考试制度。梁启超、谭嗣同、皮锡瑞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云集湖南，促使湖南进行维新改革。对此，湖广总督张之洞给予了大力支持，尊经书院也在此时成为四川维新运动的主要阵地。湖南、四川成为晚清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地之一，而两地人才也多出于岳麓、尊经两书院，他们在时代变革之际引领着两地社会风气的转变。融合新学思想的近代蜀学和湘学在本质上已极为相似，两者不断交汇，不仅极大程度地弘扬了湖湘文化，也促进了近代蜀学的发展。
　　（三）尊经书院促进新学的传播
　　晚清新思想的不断传入，对传统思维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王运在掌教尊经书院期间，常以“议论贬当世”，以激发院生关心国家时政的爱国情怀。在他的教导下，院生开始关心国家时政，注重时事，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正是如此，维新思想才得以在尊经书院传播。尊经书局刊刻的众多有关实务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著作，将新思潮引入长久以来思想保守的巴蜀地区，拓展了巴蜀士人的视野，同时也为维新运动、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育仁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并以此为阵地，宣传维新思想; 院生杨锐、刘光第积极主张和参与维新运动，被提拔到变法的重要部门; 各地书院也纷纷购置新书、增加新学课程，维新思潮在巴蜀地区迅速传播。
　　重庆府的东川书院在以传统儒学教育为主的同时，注重实学，增加新学的教学内容，先后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增设经席，后从东川书院分出改设致用书院（后改名为经学书院），于光绪二十六年增设算席，后从致用书院分出改设为算学书院。1899年，蒲殿俊在广安创办紫金精舍，张澜在该院任教，废除了传统书院的旧习和八股制艺，按照学生的兴趣分科教学，教授内容除传统的经史词章外，还包含时务、舆地、博物等新学，开创广安新学的先河。1901年，大竹县凤鸣书院，派人赴上海大量购置书籍，包括西方学者的著作和应用类的书籍，其中光“数理部”书籍就有 23 部之多。
　　三、尊经书院对晚清巴蜀地区教育的影响
　　（一）尊经书院培养大批优秀人才
　　尊经书院首批的一百名学员是从全川三万多生员中选拔出的，因此它一开始就是全川人才荟萃之地。张之洞亲自制定院规，强化书院管理，历任山长、主讲皆为名师，注重发展实学教育。因此，尊经书院便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较为著名的有经学大家廖平、胡从简，史学大家张森楷、刘光谟，教育大家吴之英、骆成骧、张澜，维新先驱宋育仁、杨锐等人。他们分布在晚清学术、教育、政治等领域，并都做出贡献。
　　廖平是尊经书院首批院生，深得张之洞喜爱，与同期的杨锐、张祥龄、毛翰丰、彭毓嵩并称“尊经五少年”。受教于王运之后，更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治经文经学，他的今文经学说后来直接影响到康有为。他从尊经书院肄业后，先后担任射洪训导，九峰、艺风、凤山书院山长，戊戌变法后担任尊经书院督讲，《蜀学报》主笔，民国后担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在广泛传播其治经思想的同时，完成《古今学考》、《梁春秋经传古义疏》等著作。
　　宋育仁被称为尊经书院的纵横之才。他曾随参赞公使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接受西方新技术和新思想，回川后在重庆创立《渝报》，主张改革。后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并以此为基地，刊刻大量西学书籍，广泛传播维新思想，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并请吴之英担任蜀学会主讲和《蜀学报》主笔，廖平担任主纂。民国之后，他又积极倡导国学，担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主持编修《四川通志》。张澜主张以教育救国，曾在广安紫金精舍讲学，开设新学课程，深受学生喜爱。而后资助广安中学堂，推动广安地区新学的兴起和发展。又在顺庆府南充县创办新学，主持酉阳私塾等，广泛传播民主思想，革新旧式教育的弊端，在川内名声远播。吴之英学识渊博，在担任灌县训导时，治学有方，以治小学、通经术、习词章启迪后进，使全县学风为之丕变。主讲艺风、通材书院时深受学生喜爱，民国后担任四川存古学堂院正，倡导继承和发扬传统国学。
　　（二）尊经书院促进近代学堂的发展
　　在维新思想开始在蜀地传播之时，尊经书院正式增设了天文、舆地、商务等新学课程，在教学上首次实现了中西交融。宋育仁担任山长时，又通过尊经书局大量刊刻西学书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川总督鹿传霖以培养“讲求实学，博通时务”的人才为宗旨，在成都创办了四川中西学堂，在学习传统儒学的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内容有华文、西文、算学等，并聘请洋人讲学，是四川新学的萌芽。
　　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其教法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1902年，尊经书院同锦江书院、四川中西学堂合并组建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同年改称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至1931年成立国立四川大学，学校所在地就是尊经书院旧址。在学科设置上，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分别设立师范科、普通科、体育科、正科四类，教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史、语言、物理、化学、数学、农工等方面，全面培养人才，成为真正代表巴蜀地区文化学术水平的近代高等学府。
　　清末改学堂、废科举，巴蜀地区也随之掀起兴学热潮。四川省城成立许多新式专科学校，涉及商业、铁路、师范、军事等诸多方面。如四川省城高等学堂、铁路学堂、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武备学堂等，并且大规模聘请洋教习。在地方，各种中小学堂相继涌现，数量不断增多，大多是改旧式书院而成，教学内容上中学课程不断减少，西学课程不断增加。
　　四、结语
　　尊经书院是晚清巴蜀地区众多书院中的一所，在仅存的二十七年里成为巴蜀地区文化教育的楷模。它要求院生严格遵守院规，并延聘名师讲学，重视学生的自学能力，倡导实学教育，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它将蜀学和湘学相结合，使传统蜀学有了新的内涵。同时，它积极传播新思想，使巴蜀地区成为维新的重要领地之一，引导巴蜀地区众多书院整饬院规、改良学风，使各地为学风气大为转变，也为之后巴蜀地区的革命奠定基础。尊经书院最后改制为学堂，成为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更是促进晚清巴蜀地区近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　注释
　　①（清）高承瀛等修，（清）吴嘉谟等纂：《光绪井研志》卷十《学校志》，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 7 页。
　　②（清）高承瀛等修，（清）吴嘉谟等纂：《光绪井研志》卷十《学校志》，清光绪二十六年刻本，第 8 页。
　　③蒲殿清等修，崔映棠纂：《绵阳县志》卷七《人物》，民国二十一年刻本，第 23 页。
　　④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 4719 页。
§　参考文献
　　［1］涂文涛.四川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183 － 246
　　［2］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277 － 297
　　［3］胡绍曦.四川书院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4］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四川大学史稿［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1 －27
　　［5］李赫亚.王运与晚清书院教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6］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M］//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62 －622
　　［7］张凯.清季民初“蜀学”之流变［J］.近代史研究，2012（5）：107 －127
　　［8］杨毅丰.晚清书院改制学堂的嬗变：以四川为例［J］.贵州文史丛刊，2016，（2）：37 －43
　　［9］邓洪波.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5（6）：5 －11
　　［10］杨布生.王运掌教尊经、船山两书院考［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0,11（4）：38 －47
　　［11］魏红翎.尊经书院读书日程考［J］.文史批评，2015（5）：31 － 36
　　［12］杨宁.尊经书院培养的理论家和实践家［J］.人物春秋，2008（2）：22 － 23
∷　基金项目
　　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 2017年优秀学生培养工程项目“尊经书院对晚清巴蜀地区文化教育的影响”（项目编号：2017ZYXS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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