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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 

韩俊任吉林代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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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伤 发表于: 2016-12-20 15:56:00|显示全部楼层

中财办副主任韩俊:应让粮食价格由市场定 价补分离

源自:新华网
韩俊:应让粮食价格由市场定,价补分离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一届国家发展论坛”于2016年12月18日在北京举行,这次论坛的主题为“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出席并发言。
  韩俊提出了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个背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农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日益激烈的国家竞争压力。其表示近几年农产品进口量这么大,一个原因是中国农业基础竞争力不高,另一个是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有些过度。国际粮食价格不断下跌,国内还在上涨,国内外价格产生严重倒挂。
  韩俊表示粮食改革思路非常清楚,就是要让价格真正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接下来几年还要继续深化稻谷、小麦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粮食价格由市场定,为了保护农民利益,对农民直接补贴,价补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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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认为要让价格真正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以下为韩俊的发言实录:
  大家知道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而且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所以今天我想主要围绕这个话题谈一些看法,与大家一起讨论。

食物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首先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个背景是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对农业的发展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方面我想大家要注意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我们国家这种史无前例的人口城镇化的进程还在快速地推进。
  过去五年我们城镇的常住人口每年要增加2100万人。“十三五”期间根据我们现在制定的规划,每年城镇常住人口大约增加1400万左右。

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中国这些年来我们中产阶层在迅速壮大,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有不少,但是我这儿可以引用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照统计局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万到40万元人民币,这是跟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定义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现在中产阶层已经有3.34亿,占到24.3%,这是第二个显著的变化。

第三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在凝聚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打脱贫攻坚战。按照我们现在贫困的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是5575万人,今后五年,每年要减少,要脱贫1000万人以上。
  那么这三方面的变化汇集到一起,对我们农业来讲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推动我们国家食品的消费结构继续演变、继续升级。现在我们城里开始提倡要少吃油,少吃肉,多吃素。你到贫困地区看一下,有的人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点肉,肉、蛋、奶的消费水平很低。从整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食物消费结构演变的历史来看,在人均收入,人均GDP在2万美元以前,食物消费结构不会定型。我们国家今后还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的食物消费结构还会继续演变。现在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口粮的消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在减少。但是口粮以外的消费还在增加,比如说畜产品、饲料粮。中国在满足食物消费结构升级方面,我们的农业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现在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从总体上来讲过去就是要吃得饱,现在老百姓对我们农业发展最大的要求就是要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还得吃出健康。不光是吃得放心,还要游得开心,大家都要去农村旅游、休闲。我们过去的政策主要就是拼总量,不计成本和资源代价。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总量不足的矛盾大大缓解。我们现在主要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优质的绿色农产品不能够满足需求,所以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还是强调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那么中国这么大的国家,13亿人口,我们的谷物不可能依赖国际市场,我们大豆的自给率低于20%。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三大主粮的进口,小麦占2.6%,稻谷占2.3%,玉米占1.7%。因为全球的大米的贸易量,过去30年就是3000多万吨,量很小。中国国内的玉米和小麦有巨大的潜能,不能只进口国外的粮食,这样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对农业的转型升级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二个方面,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优化农业的品种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包括区域结构。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农业发展不是说每年都要粮食增产,我们今年粮食产量减了100多亿斤,但仍然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现在农业发展需要狠抓标准化的生产,抓农产品和食品质量监管。过去用了大量的化肥农药,现在要减量了。另外还要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有些国家的农业部不叫农业部,叫农业与食品产业部,在很多国家这都是最大的产业。所以我们的结构调整目标就是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要统筹,我们的饲料作物发展太缓慢。我们的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要一体化发展,我们的农村的第一产业,包括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的休闲观光要总体化发展,这是一个总的目标。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另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农业资源要素供给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农业的转型升级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从2012年劳动适龄人口开始减少,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十年,争论了十年。我认为可以画一个句号了,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了。从2012年以来,我们16周岁至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500万人,每年都在减少。世界银行最近有一个报告,说尽管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到204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降幅将会超过10%,将会减少9000万人,相当于减少一个德国的总人口。那么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显著的推高了我们国家的劳动成本,不仅削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对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同样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削弱了中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
  我们现在每个小时制造业工资水平是3.27美金,比越南高出三分之二。所以我们的纺织服装,跟越南相比我们的竞争力显著下降。劳动力成本有多高,我们看下面的几个数据,我们国家现在粮食作物最低的是大豆,32.1%,我们棉花的成本里面人工成本占到了62.5%,新疆的棉花用人工采摘一斤1.2元,一斤棉花才卖4元。美国的人工成本占农作物总成本的比重,棉花是最高的,只有10.8%,它的粮食作物都在3%到5%。现在我们的大豆每吨的生产成本是4877块钱,是美国的2.14倍,我们的玉米每吨生产成本2117块钱,是美国的2.23倍。农业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意味着我们的农业也需要通过提升机械化水平,通过机器换人,通过让更少的农民种更多的地来降低劳动力使用的密度,来提升我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2015年我们的农业占GDP的比重是8.9%,农业就业占GDP的比重是28.3%,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的22.5%,相当于第三产业的26.5%。我们现在小麦已经是全盘机械化,种一亩小麦只用两个劳动工人。我们水稻、玉米的机械化也在迅速的推进,机械化率程度达到75%。但是我们种一亩水稻,在中国用六七个工人,到韩国、日本、台湾,只用两个工人。但是我们的棉花、甘蔗的机械化非常低,比如说我们的棉花用机器采摘,2007年我们的机械采摘率只有1%,到2015年这个比例已经提高到28%。新疆兵团机采率高达69%,但新疆的地方只有16%。再说苹果,国外的苹果基本上都是用机器摘的,我们还是人摘,我们现在引进了美国的设备。

现在我们要提高机械化,不提高机械化水平的话,我们小米加步枪,我们的竞争力和效益无从谈起。
  新疆引进了2900台采棉机,80%是进口的,我们国产的不强。现在耕地的工具进口的成本是国内价格的10倍,但仍然有人买,因为它的质量好。所以说我们的先进农机具制造方面的短板一定要加快补上,这也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除了提高机械化水平,还要提升农业规模化的水平。我们国家有2.2万农户,去年耕地规模30公顷以上的全国只有3012万,我们国家不可能走美国、加拿大发展大规模农场的道路。但是我们这么一个小的规模不改变,我们的农业竞争力也无从谈起。发展规模经营也不是说就一定要简单的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
  我们现在一家一户的土地不用动,通过发展规模化的服务也可以解决机械化的问题,我们的小麦就是这样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提出要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制,要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我们现在土地集体所有,承包权是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可以单独作为一种权利,我们提到放活经营权。这样提就是为了依法保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和土地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要给实际种地的人一个稳定的预期,让他舍得投入,否则经营者的权利如果不稳定的话,每年的合同都签,没有人舍得在土地上投资来改善土地的质量。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

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日益激烈
  第三个方面,就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提出要深入推进这方面的改革另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日益激烈,对农业的转型发展和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水缺,我们如果是局限于国内这一点水土资源,不可能满足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富裕对食品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要统筹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我们基本政策走向就是谷物要资本自给,三大谷物的自给率都在98%左右。还要适度进口国内紧缺的农产品,要鼓励农业企业走出去,要深化同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战略合作。我们入世15年,2002年农产品的进口总额只有124亿美元,我们去年已经达到了1168亿美元。
  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大米、大豆、棕榈油市场是第一大进口国,棉花是第二大进口国,猪肉是第三大进口国,大家到超市一看美国的公司生产的猪肉都有。但是猪肉的进口占国内产量的比重只有1.4%,卤质品是第六大进口国。测算了一下2015年我们进口的棉、粮、油、糖、肉、奶,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话还需要40亿亩地的播种面积,大概占到我们国内农作物总的播种面积的40%,我们实际的播种面积也就是26亿亩。
  另外一方面,近几年农产品进口量这么大也有不正常的现象。这个不正常的现象主要就是说我们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有些过度,我们国际价格在不断的下跌,国内价格还在大幅度提高。
  这样国内外的价格严重倒挂。如果价差很大的话,进口的冲动很大,走私的冲动也很大。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玉米和玉米替代品的大量进口。
  2009年以来国际市场玉米价格一路下滑,2012年8月美国产的玉米一吨是332美元,2016年降到159美元,我们国内的玉米价格2008年累计政府的收购价是7.5毛,2014年提高了50%。价格提了50%,国际价格跌了50%,这个差价就来了。国内价格这么高,农民种玉米的积极性非常高的,2007年到2014年玉米的种植面积增加了1.14亿亩,玉米的总产量增加了1267亿斤,每年增产180亿斤。你种了这么多玉米,增产了这么多玉米,它的价格是高的。我们用玉米的下游企业一看你价格这么高,我大量进口玉米不可能,因为有配额的管理。那好了,高粱、大麦、玉米酒糟都可以替代玉米,包括甚至木薯。
  我们这些玉米的替代品区别进口了4000万吨。加入WTO的时候粮食配额只有2200多万吨,光玉米的替代品就进口了4000万吨。现在有的南方的饲料企业讲,配方里过去玉米占70%,现在只有30%,因为别的便宜。现在国内产的玉米就只好放在库里,因为企业不用。我们2014年全国政策性的粮食收购占的比重,小麦是20.6%,稻谷只有15.6%,但是玉米高达38.5%,那么黑龙江的玉米,政府的政策性收购占的比重是108%,周边的玉米都跑过去了,华北的玉米,吉林是占到91.6%,辽宁占到78.6%,加上内蒙的话,政府的政策性收购到88.3%。

让价格机制有效引导农业资源配置
  所以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我们定的临时收储价成了最高的价格。最后就是洋货入世,国货入库。现在我们的粮食库存已经跟我们全年的粮食总产量差不多了,玉米库存已经明显的超过了全年的玉米需求。那怎么办?现在改革的思路应该是非常清楚了。

就是说要让价格真正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要让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引导农业资源的配置。
  比如说黑龙江,2009年他的玉米种植面积也只有7000万亩,2014年大豆减了3000多万亩,玉米增了3000多万亩,因为大豆价格低。农民对价格信号的反映是非常灵敏的。这一方面我们还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所以说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要采取分品种试测,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的机制和收储制度。这方面棉花的改革是第三年,大豆也在改,油菜籽的临时收储已经取消了,玉米的临时收储也取消了,玉米的价格制度改革也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还要继续深化稻谷、小麦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基本的方向就是按照价格分离的方向,价格由市场来定,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我们对生产者实行直接补贴,市场定价,这是一个基本的改革思路。我们的农业政策也要逐步由过去价格支持和干预为主,要逐步转向以直接补贴的绿项政策为主。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逐渐的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逐步理顺,真正使得我们的农业,我们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都是有效供给,也使得我们农产品的供给结构真正对我们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能够匹配好,这是我们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的一场硬仗。
 晴晴妈妈 发表于: 2016-12-18 14:26:01|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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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俊:一定要防止通过行政手段来扩大土地规模

源自:澎湃新闻
  韩俊:一定要防止通过行政的手段来扩大土地的规模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的一场硬仗,就是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
  12月18日,首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演讲中,作出了以上表述。
  韩俊提到了12月16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韩俊称,要让农产品价格机制有效影响资源配置,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逐步理顺,真正使得农产品形成有效供给,使得农产品的供给结构真正与需求结构能够匹配好。
  从土地的供给层面来看,韩俊强调,“一定得防止通过行政的手段来扩大土地的规模。你可以看一下前几年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一个几千亩、上万亩的农场,现在农产品价格一波动,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可持续性就出现了问题。所以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提出要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制,要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韩俊表示,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韩俊称,要优化农业的品种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包括区域结构。现在农业发展需要狠抓标准化的生产,抓农产品和食品质量监管。
  人口结构的变化给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同样带来严峻的挑战。韩俊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显著的推高了中国的劳动成本,不仅削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样影响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同时削弱了中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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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

以下为韩俊演讲实录:
  大家知道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而且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所以今天我想主要围绕这个话题谈一些看法,与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提出要深入推进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个背景是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对农业的发展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方面我想大家要注意三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我们国家这种史无前例的人口城镇化的进程还在快速的推进。过去五年我们城镇的常住人口每年要增加2100万人。“十三五”期间根据我们现在制定的规划,每年城镇常住人口大约增加1400万左右。
  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中国这些年来我们中产阶层在迅速壮大,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有不少,但是我这儿可以引用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照统计局对中等收入阶层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万到40万元人民币,这是跟美国的中产阶级的定义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现在中产阶层已经有3.34亿,占到24.3%,这是第二个显著的变化。
  第三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在凝聚全党全社会的力量在打脱贫攻坚战。按照我们现在贫困的标准,我们的贫困人口是5575万人,今后五年,每年要减少,要脱贫1000万人以上。
  那么这三方面的变化汇集到一起,对我们农业来讲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最显著的变化,就是推动我们国家食品的消费结构继续演变、继续升级。现在我们城里开始提倡要少吃油,少吃肉,多吃素。你到贫困地区看一下,有的人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点肉,肉、蛋、奶的消费水平很低。从整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食物消费结构演变的历史来看,在人均收入,人均GDP2万美元以前,食物消费结构不会定型。
  我们国家今后还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的食物消费结构还会继续演变。现在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是口粮的消费,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在减少。但是口粮以外的消费还在增加,比如说畜产品、饲料粮。中国在满足食物消费结构升级方面,我们的农业发展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现在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从总体上来讲过去就是要吃得饱,现在老百姓对我们农业发展最大的要求就是要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还得吃出健康。不光是吃得放心,还要游的开心,大家都要去农村旅游、休闲。我们过去的政策主要就是拼总量,不计成本和资源代价。现在农业发展面临的总量不足的矛盾大大缓解。我们现在主要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结构性的矛盾优质的绿色的农产品不能够满足需求,所以说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我们的农业供给和结构性改革,我们还是强调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那么中国这么大的国家,13亿人口,我们的谷物不可能依赖国际市场,我们的大豆的自给率低于20%。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三大主粮的进口,小麦占2.6%,稻谷占2.3%,玉米占1.7%。因为全球的大米的贸易量,过去30年就是3000多万吨,量很小。中国国内的玉米和小麦有巨大的潜能,不能只进口国外的粮食,这样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优化农业的品种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包括区域结构。最重要的现在我们农业发展不是说每年都要粮食增产,我们今年粮食产量减了100多亿斤,但仍然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现在农业发展需要狠抓标准化的生产,抓农产品和食品质量监管。
  过去用了大量的化肥农药,现在要减量了。另外还要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有些国家的农业部不叫农业部,叫农业与食品产业部,在很多国家这都是最大的产业。所以我们的结构调整目标就是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要统筹,我们的饲料作物发展太缓慢。我们的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要一体化发展,我们的农村的第一产业,包括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的休闲观光要总体化发展,这是一个总的目标。
  第二我们提出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另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农业资源要素供给的条件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农业的转型升级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从2012年劳动适龄人口开始减少。蔡教授2005年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是不是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十年,争论了十年。我认为可以画一个句号了,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了。从2012年以来,我们16周岁至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1500万人,每年都在减少。
  世界银行最近有一个报告,说尽管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是到204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降幅将会超过10%,将会减少9000万人,相当于减少一个德国的总人口。那么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显著的推高了我们国家的劳动成本,不仅削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对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同样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削弱了中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
  我们现在每个小时制造业工资水平是3.27美金,比越南高出三分之二。所以制造业我们的纺织服装,跟越南相比我们的竞争力显著下降。农业来讲我可以说这个数据,这个劳动力成本有多高,人工的成本在农产品总成本中的比重,我们国家现在粮食作物最低的是大豆,32.1%,我们的棉花的成本里面人工成本占到了62.5%,新疆的棉花用人工采摘一斤1.2元,一斤棉花才卖4元。
  美国的人工成本占农作物总成本的比重,棉花是最高的,只有10.8%,他的粮食作物都在3%到5%。现在我们的大豆每吨的生产成本是4877块钱,是美国的2.14倍,我们的玉米每吨生产成本2117块钱,是美国的2.23倍。农业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意味着我们的农业也需要通过提升机械化水平,通过机器换人,通过让更少的农民种更多的地来降低劳动力使用的密度,来提升我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2015年我们的农业占GDP的比重是8.9%,农业就业占GDP的比重是28.3%,农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的22.5%,相当于第三产业的26.5%。我们现在小麦已经是全盘机械化,种一亩小麦只用两个劳动工人。我们水稻、玉米的机械化也在迅速的推进,机械化率程度达到75%。但是我们种一亩水稻,在中国用六七个工人,到韩国、日本、台湾,只用两个工人。但是我们的棉花、甘蔗的机械化非常低,我们的邻国,我们的畜牧业机械化水平非常低的。比如说我们的棉花用机器采摘,2007年我们的机械采摘率只有1%,到2015年这个比例已经提高到28%。新疆兵团机采率高达69%,但新疆的地方只有16%。再说苹果,国外的苹果基本上都是用机器摘的,我们还是人摘,我们现在引进了美国的设备。
  现在我们要提高机械化,不提高机械化水平的话,我们小米加步枪,我们的竞争力和效益无从谈起。新疆引进了2900台采棉机,80%是进口的,我们国产的不强。现在耕地的工具进口的成本是国内价格的10倍,但仍然有人买,因为它的质量好。所以说我们的先进农机具制造方面的短板一定要加快补上,这也有巨大的市场需求。
  第二个,就是说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除了提高机械化水平,还要提升农业规模化的水平。我们国家有2.2万农户,去年耕地规模30公顷以上的全国只有3012万,我们国家不可能走美国、加拿大发展大规模农场的道路。但是我们这么一个小的规模不改变,我们的农业的竞争力也无从谈起。发展规模经营也不是说就一定要简单的扩大土地的经营规模。我们现在一家一户的土地不用动,通过发展规模化的服务也可以解决机械化的问题,我们的小麦就是这样的。
  一定得防止通过行政的手段来扩大土地的规模。你可以看一下前几年有些地方动不动就搞一个几千亩、上万亩的农场,现在农产品价格一波动,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可持续性就出现了问题。所以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的提出要细化和落实承包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三权分制,要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
  我们现在土地集体所有,承包权是农户的,土地经营权可以单独作为一种权利,我们提到放活经营权。这样提就是为了依法保护农民集体承包农户和土地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要给实际种地的人一个稳定的预期,让他舍得投入,否则经营者的权利如果不稳定的话,每年的合同都签,没有人舍得在土地上投资来改善土地的质量。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就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提出要深入推进这方面的改革另一个背景,就是我们农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日益激烈,对农业的转型发展和真正的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多、地少、水缺,我们如果是局限于国内这一点水土资源,不可能满足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富裕对食品需要。所以我们必须要统筹利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我们基本政策走向就是古物要资本自给,三大古物的自给率都在98%左右。还要适度进口国内紧缺的农产品,要鼓励农业企业走出去,要深化同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战略合作。
  我们入世15年,2002年农产品的进口总额只有124亿美元,我们去年已经达到了1168亿美元。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大米、大豆、棕榈油市场是第一大进口国,棉花是第二大进口国,猪肉是第三大进口国,大家到超市一看美国的公司生产的猪肉都有。但是猪肉的进口占国内产量的比重只有1.4%,卤质品是第六大进口国。测算了一下2015年我们进口的棉、粮、油、糖、肉、奶,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话还需要10亿亩地的播种面积,大概占到我们国内农作物总的播种面积的40%。我们实际的播种面积也就是26亿亩。
  我们农产品的进口怎么看?大量的进口,大家对这个问题很关注,也有很多的讨论。从基本面来讲是我们国家的农业基础竞争力不足的表现。比如说现在养猪,很多地方第一是会读书,第二是会养猪。我们现在越南的活猪一斤比我们便宜两块钱,我们7块,他是9块。现在边境直接走私活猪,一车非法获利3万块钱。这些走私的猪我们要处理掉,不能让大家吃,有疫病怎么办啊。包括大米的走私,在边境很猖獗。我们的农业基础竞争力不高。
  另外一方面,近几年农产品进口量这么大也有不正常的现象。这个不正常的现象主要就是说我们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有些过度,我们国际价格在不断的下跌,国内价格还在大幅度提高。这样国内外的价格严重倒挂。
  如果价差很大的话,进口的冲动很大,走私的冲动也很大。这方面最典型的是玉米和玉米替代品的大量进口。2009年以来国际市场玉米价格一路下滑,2012年8月美国产的玉米一吨是332美元,2016年降到159美元,我们国内的玉米价格2008年累计政府的收购价是7.5毛,2014年提高了50%。价格提了50%,国际价格跌了50%,这个差价就来了。
  国内价格这么高,农民种玉米的积极性非常高的,2007年到2014年玉米的种植面积增加了1.14亿亩,玉米的总产量增加了1267亿斤,每年增产180亿斤。你种了这么多玉米,增产了这么多玉米,它的价格是高的。我们用玉米的下游企业一看你价格这么高,我大量进口玉米不可能,因为有配额的管理。那好了,高粱、大麦、玉米酒糟都可以替代玉米,包括甚至木薯。
  我们这些玉米的替代品区别进口了4000万吨。加入WTO的时候粮食配额只有2200多万吨,光玉米的替代品就进口了4000万吨。现在有的南方的饲料企业讲,配方里过去玉米占70%,现在只有30%,因为别的便宜。现在国内产的玉米就只好放在库里,因为企业不用。我们2014年全国政策性的粮食收购占的比重,小麦是20.6%,稻谷只有15.6%,但是玉米高达38.5%,那么黑龙江的玉米,政府的政策性收购占的比重是108%,周边的玉米都跑过去了,华北的玉米,吉林是占到91.6%,辽宁占到78.6%,加上内蒙的话,政府的政策性收购到88.3%。
  所以说当前这个政策它的扭曲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粮食最突出的问题是玉米,玉米最大的问题是在东北。
  所以说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我们定的临时收储价成了最高的价格。最后就是洋货入市,国货入库。现在我们的粮食库存已经跟我们全年的粮食总产量差不多了,玉米库存已经明显的超过了全年的玉米需求。那怎么办?现在改革的思路应该是非常清楚了。就是说要让价格真正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要让价格机制能够有效引导农业资源的配置。
  比如说黑龙江,2009年他的玉米种植面积也只有7000万亩,2014年大豆减了3000多万亩,玉米增了3000多万亩,因为大豆价格低。农民对价格信号的反映是非常灵敏的。这一方面我们还要保护好农民的利益。所以说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要采取分品种试测,改革农产品价格形成的机制和收储制度。这方面棉花的改革是第三年,大豆也在改,油菜籽的临时收储已经取消了,玉米的临时收储也取消了,玉米的价格制度的改革也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还要继续深化稻谷、小麦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基本的方向就是按照价格分离的方向。价格由市场来定,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我们对生产者实行直接补贴,市场定价,这是一个基本的改革思路。
  我们的农业政策也要逐步由过去价格支持和干预为主,要逐步专向以直接补贴的绿箱政策为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逐渐的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逐步理顺,真正使得我们的农业,我们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都是有效供给,也使得我们农产品的供给结构真正对我们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能够匹配好,这是我们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大的一场硬仗。就是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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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晴妈妈 发表于: 2016-2-14 07:56:00|显示全部楼层

中财办副主任韩俊:决不能城市繁荣农村凋敝

源自:人民日报
  谋划好农业现代化大棋局(大家手笔)
⊙作者:韩俊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十三五”时期,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加大的多重挤压下,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产品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始终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消费国,每年粮食消费量约为世界粮食贸易量的两倍。如果粮食进口过多,不仅国际市场难以承受,也会给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田水利建设,不断提升粮食产能,提升统筹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和市场的能力,加快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以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为核心,推动农业转型升级。要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增强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能力。坚持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使其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让农民唱主角,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发挥其在现代农业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增长要从过度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加依靠科技创新转变,农业资源利用要从过度粗放开发向节约集约利用与保护修复并重转变。应按照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调的原则,选择合适的农业技术路线,大力提高农业机械化、良种化、水利化、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以解决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问题为导向,推广科学的农业种植方式,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节约型农业。
  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业现代化既需要农业技术、设备等物质要素现代化,又需要农民素质、能力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训行动,健全职业农民培训制度,把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基本制度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继续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强化农民土地权益保护,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坚决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真正使市场在农业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与保护农民利益并重,改革完善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坚持把“三农”作为公共财政支出重点。加快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突破就农业论农业的局限,统筹考虑和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决不能一头是发达的工业和繁荣的城市,另一头是凋敝的农业和荒芜的农村。必须突破就农业论农业的局限,既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现代农业建设,又作出合理制度安排,让农民更多分享农业现代化成果。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不松劲,尽快补齐农村这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作者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九爷 发表于: 2015-11-3 09:26:00|显示全部楼层

中财办副主任韩俊:做好农村改革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

源自:新华网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深化农村改革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各项改革正在扎实开展,一些重要改革事项试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农村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农村改革涉及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目标更加多元、影响因素更加多样、任务也更加艰巨。农村改革综合性强,必须树立系统性思维,做好整体谋划和顶层设计,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和主要矛盾,进一步提高农村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为从全局上更好地指导和协调农村各项改革,提高农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最近中办、国办印发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明确了深化农村改革总的目标、大的原则、基本任务和重要路径。《实施方案》是协调推进农村改革的总遵循,是深化农村改革的总体“施工图”。要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坚持不懈地推进农村改革,不断完善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健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体制机制,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一:守住底线,增强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感
  农村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头戏,抓好农村改革,必须从总体上把握好方向,防止农村改革走偏跑调,避免犯不可挽回的方向性错误。深化农村改革,要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这“三条底线”。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农民的根本利益,涉及农村的根本制度。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是促进农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制度保障。深化农村改革,必须坚持土地的公有性质。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一定要防止一些人以搞农业的名义到农村大量租赁土地后搞非农建设、搞“非粮化”,侵犯农民利益,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对资本下乡,一定要建立起规范、管用的准入和监管制度,扎好防范风险的“篱笆”。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把好耕地保护关,不能让一些人以改革之名行占用耕地之实,要坚决防止占多补少、占优补劣、占水田补旱地的现象。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闪失,我们将犯难以改正的历史性错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子孙后代。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保护和调动好农民的积极性,是党正确处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基本准则。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把增进农民福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保持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平等就业权、公平受教育权以及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绝不能忘掉农民的冷暖,绝不能侵犯农民的合法权益,绝不能违背农民的意愿。
  农村改革要破解的难题很多,抓好农村改革,必须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实现主要目标是: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财产权的保护制度更加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农村社会管理和农村基层组织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农业农村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法治水平进一步提高。要通过实施综合性的体制机制创新,调整不适应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确保到2020年亿万农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二:打出“组合拳”,增强推进农村改革的整体感
  农村改革涉及面广,农村各项改革相互之间又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农村改革不能搞单兵突进,只顾其一不及其他;不能把改革“碎片化”,各唱各调、各喊各号,必须把农村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谋划实施。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体系、农业支持保护、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等五大领域的改革,对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制度体系框架来讲,具有“四梁八柱”的作用,要从全局上牢牢把握好这五大重点领域的改革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统筹考虑农业和农村改革发展,统筹考虑城乡改革发展,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加强各项改革之间的衔接配套,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的综合效应。
  一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在中国特色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中,既有农民家庭经济,也有集体经济、合作经济、国有经济。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建立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与村民自治制度相互配合,构成了我国农村治理的基本框架,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基本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资产总量有很大的增长,但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归属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不严、流转不畅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很多地区,集体经济缺乏发展活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困难,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不够紧密。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就是围绕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对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实行确权到户的股份合作制改革,以及探索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的非经营性资产集体统一运营管理有效机制,以保护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为核心,以明晰农村集体产权归属、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为重点,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的有效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确保集体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本集体所有成员。
  二是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经营体系是建设现代农业的核心和基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深刻变化,各种新型农业经营和服务主体不断涌现。“谁来种地、谁来建设现代农业”,已经成“三农”发展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就是围绕推动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机制、培养职业农民队伍、健全工商资本租赁农地的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推进农垦改革发展和全面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以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为核心,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构建符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三是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业支持保护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对农业进行补贴和保护。这些年来,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快速增长,农业补贴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宽,已初步构建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完整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有力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发展底子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欠账多,目前的支持保护力度还不能满足发展现代农业的客观需要。近年来,我国国内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大宗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农业比较效益偏低,保证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保证农业产业安全,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支持保护。随着财政收入增幅趋缓以及农业补贴日益逼近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黄箱”补贴上限,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也需要调整和完善。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就是围绕建立农业农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产品市场调控制度、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建立农田水利建设管理新机制、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机制、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完善农业生产激励机制,提高农业支持保护效能,加快形成覆盖全面、指向明确、重点突出、措施配套、操作简便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四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作为公共资源最核心部分的公共财政,其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扩大,逐步从纯公共产品向准公共产品延伸,已基本改变了“农民的事农民自己办”的格局,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实现了由少取、不取到多予的历史性重大转折。自2010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连续五年缩小,统筹城乡发展迈出重大步伐。但农村发展滞后、城乡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正处在加速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时期,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就是围绕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体制、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建管机制、推进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加快拆除城乡二元结构利益藩篱,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五是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强,常年在外打工、完全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多,农业副业化、农村老龄化、村庄空心化越来越明显,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规模庞大。随着农村社会关系快速分化和重新组合,农村社会结构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加速转变,农村阶层多元化、农民利益诉求多样化,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新问题。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就是围绕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创新农村扶贫开发体制机制、深化农村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党政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协同,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村民自治组织民主制度,形成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

三:加强指导和协调,增强深化农村改革的行动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当前,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折阶段,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需要应对的挑战日益增多,农业农村发展中的许多矛盾难题不靠改革破解不了,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不靠改革保障不了,做强农业这条“短腿”,补齐农村这块“短板”,根本出路在改革。各级党委、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切实增强领导、组织、监督农村改革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要坚持问题导向,下大力气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完善各级党委、政府推进农村改革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健全和落实责任制度。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农村改革工作,把握好方向和路径,加强对农村改革工作的指导,确保改有所成、改有所进,提高广大农民对改革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确保农村改革落到实处,一是鼓励支持地方大胆探索创新。为农村改革定原则、划底线,绝不是要束缚各地的手脚,而是为改革指明方向,做到蹄疾而步稳。各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各不相同,发展现代农业和推进新农村建设,必然是起点有差距、进程有快慢、水平有高低、重点有不同,不可能有统一的模式。必须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要重视顶层设计,通盘考虑,高位推进,又要为基层探索创新留出足够的空间,放手让基层干部、广大农民群众去闯、去探索。只有这样,才能在更高层次上驾驭农村改革。二是扎实开展改革试点。要制定科学、规范的改革试点方案,明确任务和重点,强化责任、明确分工,提出可检验的成果形式和时间进度安排。及时总结提炼改革试点中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三是形成推进农村改革的合力。现阶段的农村改革已经由农村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转向工农、城乡以及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的利益关系更为广泛和复杂。农村改革的独立性大大降低,城乡改革的关联性大大增强。推进农村改革,要强化统筹协调,形成推进农村改革的整体合力。四是做好改革督查工作,努力使出台的改革举措落地生根。建立改革预警监测机制,对改革效果进行全面、科学评估,切实提高改革质量。五是做好农村改革决策与立法的衔接,加快推动有关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工作,确保农村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韩俊)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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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方的雁 发表于: 2014-10-22 12:27:00|显示全部楼层

韩俊调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源自:农业部网站
  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政策举措。这个问题关乎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应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从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和稳定农村大局出发,全面理解、准确把握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搞好制度设计,积极稳妥推进,避免走弯路,让农民成为积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

一:以“三权分置”为遵循,放活土地经营权
  我国上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通过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随着农村人口大量转移,一些地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又发生分离,演变成承包权与经营权两部分,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状态。下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把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作为基本遵循。
  一是落实集体所有权。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保障了农民平等地拥有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这一制度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制度特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落实集体所有权,就是要积极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实现方式,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初级阶段实际的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二是稳定农户承包权。家庭承包制下农户获得的土地权利,是由承包权和经营权组成的。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可以分离的。只有作为集体组织成员的农民家庭才拥有土地承包权,这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在要求。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就是确保在承包期内,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强迫农民放弃承包的土地,不论承包经营权如何流转,集体土地承包权都属于农民家庭,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取代农民家庭的土地承包地位。
  三是放活土地经营权。在家庭承包制下,土地流转的客体是土地经营权。在理论和政策上明确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改革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正确处理土地承包制的稳定和土地流转的关系。稳定,就是要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流转,就是要放活土地经营权。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放活土地经营权,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认识上和实践中,一讲稳定似乎就不允许经营权流动,而一讲流转和集中,似乎就只有集体重新收回农民土地承包权这样两种倾向。以“三权分置”作为基本遵循,以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的长久不变和农民家庭土地承包权的稳定,来应对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以不变应万变,这样,有利于使土地承包者和实际经营者都能建立起稳定的预期,将使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加充满持久的制度活力。放活土地经营权,必须进一步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经营权在土地流转中的相互权利关系和实现形式,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纠纷调解仲裁体系。

二: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实践看,家庭经营是最普遍的农业经营形式。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是空间分散,且必须对自然环境的微小变化做出及时反应,这使得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较高。农户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不需要进行精确的劳动计量和监督。较之其他经营方式,家庭经营在农业中具有更好的适应性,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家庭经营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改变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问题,家庭经营现在是、将来也是我国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农业规模经营的实质不是对家庭经营的否定,而是通过改善家庭经营的资源配置及其外部环境,实现农业生产环节的专业化、社会化。因此,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必须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不应把规模经营与家庭经营隔离开来,更不能把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对立起来。同时,要处理好发展家庭经营与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的关系,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农业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一是创新家庭经营发展方式。强调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绝不是固化和迷恋目前分散、超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创新家庭经营发展方式,积极引导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流转,大力提高家庭经营集约化、规模化水平。要重点发展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从事专业化、集约化农业生产的家庭农场,使之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有生力量。建立健全扶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措施,将新增农业补贴向家庭农场倾斜。更好地为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提供支持和服务。引导农民自愿开展“互换并地”,解决承包地细碎化问题,方便耕作,实现承包地的相对集中经营。
  二是积极探索新的农业经营方式。我国少数村庄仍保留土地集体经营方式,要不断探索和丰富集体经营的实现形式。引导农民以承包地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组织。允许农民以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入股,通过多种形式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近些年来,工商企业租赁农村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现象越来越多。工商企业租赁土地经营,从积极的方面看,可以发挥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但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如果不加限制地让工商企业进入农业的直接生产领域,大片圈地,会挤压农民就业空间和影响农村的稳定。为了避免农村出现大资本排挤小农户,避免出现土地的大规模兼并,避免大批农户丧失经营主体地位,必须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采取慎重的态度。随着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参与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迫切需要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对工商资本租赁农户承包地要有明确的上限控制,要进行资格审查和项目审查。特别是要防止工商资本下乡租赁承包地后擅自改变土地农业用途,搞“非农化”或“圈而不用”,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鼓励和支持它们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和社会化服务流域,与农户、农民合作社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发展规模经营。要探索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制度,主要用于补偿因租地企业违约或经营不善而损害的农民利益。

三: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引导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农民。土地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等,决策权都在农户,流转收益应归承包农户所有。发展土地规模经营,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搞大跃进,不能搞强迫命令,不能搞行政瞎指挥。不能脱离客观条件,人为定任务、下指标或将流转面积、流转比例纳入政绩考核等方式行政推动土地流转。即使在土地流转客观条件充分成熟的地方,发展农业规模经营也要注意工作方法,要通过典型示范引导,由点到面,稳步推广。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要真正做到尊重农民的意愿,除了注意工作方法外,关键在于要客观地估计土地对农民的意义及农民对土地流转的基本态度,恰恰在这一点上,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依条件的不同,这里有三种情况:(1)对于当今大多数农民来讲,土地仍然是安身立命之本,仍然是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依靠。采取“自家的承包地自家种”这种土地经营方式的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农户既不愿意转让经营权,更不愿意放弃承包权,是大多数农村的客观现实。在这种基本农情下,绝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违背农民的意愿,用行政手段强迫农民流转土地。(2)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的确已有一部分农户,尤其是那些已经在城镇多年从事二三产业、具有稳定的非农收入的农户,有了转让土地经营权的愿望。对于相当一部分农民来说,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虽已淡化,但农民完全放弃承包土地还有种种顾忌。农户愿意转让经营权,但不愿放弃承包权,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将大量发生。这时,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而承包权则仍应明确是农户的,不能强迫收回农民的承包地。(3)在农户彻底脱离农村、融入城市的情况下,部分农户不仅自愿流转经营权,也自愿放弃承包权。这种情况目前还较为少见。既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要求把放弃承包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可以把承包地交还集体组织或经集体同意后转让给集体组织其它成员。集体也应给予合理的补偿。总之,政府直接用行政手段推动土地规模经营,会引发社会矛盾。在坚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和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要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的土地流转机制。对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流转、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违法行为,必须加强执法监督。

四:以经营规模适度为目标,促进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同步
  实行土地规模经营,对于稳定务农者队伍,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都显示出有重要作用。要与比我国农户经营规模大几十倍、上百倍的发达国家农业经营主体相竞争,消化农产品成本不断上升带来的影响,提升我国农业的竞争能力,必须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农业和粮食的劳动生产率。
  在扩大农业土地经营规模方面,国际上有成功的例子,如法国通过鼓励老年农民离农、青年农民创业,开展土地整治等,使农场平均规模由1955年的13.3公顷扩大到目前的40多公顷;也有不成功的例子,如日本,农业过度兼业化,农场的平均规模仅从上世纪50年代末的1公顷扩大到现在的约2公顷。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谁来种地”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地方已经具备了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和集中。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不能脱离实际,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盲目崇拜国外的大规模农场,要充分认识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按照常住人口计算,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2.83亩,户均约半公顷。若户均经营规模提高到约2公顷,就需要再减少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有关测算表明,如果把实现种地收入与进城务工收入相当作为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的标准,在北方单季地区,家庭经营的适度规模应在120亩左右;在南方两季地区,则为60亩左右。从国际比较看,这仍是很小的规模。按这一标准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则粮食生产仅需劳动力4300万人。据估计,我国目前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这就是说,全国粮食生产实现规模化经营,尚需转移1亿左右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必然是一个不平衡的、渐进的长期过程。因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既要积极鼓励,也不能拔苗助长;既要避免土地撂荒和经营规模过于碎小,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人为“垒大户”。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在大城市周围形成大片的贫民窟,就是因为农民失去了土地,只能单向流入城市,即使没有就业机会也无法再返回农村,结果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避免此类社会矛盾的重要保障。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过程。从政策导向看,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就是要充分考虑各地自然经济条件、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业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水平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本地区适度规模经营的标准。当然,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度”是一个动态概念。有的地区是从保障务农与务工人员收入均衡的角度,确定适度规模经营的标准;有的地区则用机械作业的最佳规模来衡量这个度;有的主张以粮食产出的平均成本是下降了还是上升了来衡量土地经营规模是否“适度”。这些思路都有一定道理。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确定适度规模的标准,应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但一些基本的原则应遵守。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不能以降低土地生产率和粮食产量为代价,要统筹考虑增产和增收的平衡、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平衡以及效率和公平的平衡。总的考虑是,发展农业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提高相适应。
  农业的规模经营决不仅仅意味着只是集中土地。单个要素投入规模的大小,并不能决定综合效益的高低和生产方式的先进程度。现代农业的经营规模受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农业技术服务、农产品销售加工、农业服务体系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我国,寄希望通过大规模集中土地,实现像新大陆国家那样的农场规模是不现实的。要创新规模经营方式,在引导土地资源适度集聚的同时,要通过引导农民走向联合与合作、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展社会化服务,以提升农业组织化水平和扩大农业服务的规模,来弥补耕地规模的不足,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途径。
 物理蛋蛋 发表于: 2011-7-17 19:18:50|显示全部楼层

社会兼职

  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第九届、十届全国青联常委,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及专家组成员、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青海省人民政府科技顾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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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弦有谁听 发表于: 2011-7-17 08:53:28|显示全部楼层

学术研究

学术论文
  韩俊:加大对净调出省区的扶持力度──对全国6个粮食调出省区的调查与建议,《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06月10日
  韩俊:进一步深化我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和重点,《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06月09日
  韩俊:农村改革面临的深层矛盾和突出问题,《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05月06日
  韩俊:加快建立普惠型的农村金融体系(下),《农村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韩俊:加快建立普惠型的农村金融体系(上),《农村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韩俊:扩大内需重点在农村,六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解放日报》2009年4月16日
  韩俊:应对金融危机,促进农民增收,《经济日报》2009年03月17日
  韩俊:重视劳动力新趋势,《新经济导刊》2008年第12期
  韩俊:农村改革求“多点突破”,土地及户口政策成重点,《了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1期
  沿海开放城市新农村建设的探索──南通市新农村建设调查,《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05月19日
  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机制──浙江省湖州市新农村建设调查,《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05月26日
  韩俊:30年农村改革──农业大国的复兴之路,《光明日报》2008年12月29日
  韩俊:统筹城乡最应该统筹的是公共服务,《四川日报》2008年12月23日
  韩俊:农民工返乡带来机遇,《四川农村日报》2008年12月22日
  韩俊:新土地政策被普遍误读了,《中外管理》2008年第12期

学术论著
  参加过党中央、国务院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长期从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合著《调查中国农村》、《中国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研究》、《中国食品安全战略研究》、《中国新农村建设调查》、《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我国食物生产能力与供求平衡战略研究》等。
  《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委托课题,合著,农业出版社,2000年,第1版
  《邓小平农业思想论》,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主笔,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
  《人口大国的农业增长》,与陈吉元合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版
  《跨世纪的难题: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1版
  《中国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理论、实践、政策》,主编,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版
 鑫吧的辈 发表于: 2011-7-17 03:42:34|显示全部楼层

人物履历

  1979.09~1983.07,山东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获学士学位;
  1983.09~1986.07,西北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硕士研究生;
  1986.07~1989.05,西北农业大学(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获农学博士学位。
  1989.05~1989.12,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
  1989.12~2001.0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历任《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社长、副所长。
  2001.03~2008.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2006.03—2007.01在中央党校第22期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8.10~2010.1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
  2010.11~2014.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4.10~2017.04,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7.04~2018.0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8.03~,农业农村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

人物成就
  1990年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
  1995年晋升为研究员。
  1996年被聘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1996年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1998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9年被评为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科带头人。
  1993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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