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与中国面条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9.15～1324.1.8），出生于威尼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意大利旅行家、商人，代表作品有《马可·波罗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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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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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格
　　面条由中国传到意大利，是游历过中国并将中国系统介绍给欧洲人的马可·波罗使然。可是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引发了学界的种种质疑，其核心问题是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吗？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史书中并没有马可·波罗到中国的记载，可能他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有学者认为他在中国的历史是捏造的，是为游说才编排出来的拙劣故事。这些认识都有失偏颇，故而先做解颐，以正朔本文议题。
　　我认为，从马可·波罗的商人身份和行商行为来看，他来中国是符合事理原委的。因为元朝以通商起国，将商贸作为前驱，重在互市之利，兵戎则为后盾，这在史籍中均有记载。而且元朝与欧陆结缘，开中欧通商之先，加之忽必烈延揽外国人才举措的施行，令欧风东渐，使得元朝成为中欧在商贸乃至文化、科技领域少有的交流发展时期。“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中的《中国商业史》一书，有“元代商人之种类”一节，其中说道：“当时欧人来中国者，多为经商而来，其中著名人物，如马可·波罗、阿多里克等，均系意大利人，或做官或经商或传教。彼等回国以后，俱著有游记，记载当时中国实业、风俗颇详。于是欧洲人士诵读此书，始知中国为东亚大国。”这是史学名著所载，故而应该可信。
　　再说面条由中国传到意大利这件事。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曾在文章中写道：“同意大利朋友在一起吃面条，他们总爱说意大利面条来自中国，是当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到意大利的。”（《意大利散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连意大利的朋友们也说他们的面条是从中国传来的，可见这不是我们的“孤证”，而是中、意两国人的共同认识。
　　为什么说是马可·波罗把中国面条带到意大利的？因为有学者发现《马可·波罗游记》中有关于元朝“线面”的记载。“线面”，即干制的挂面，易于保存，可携带远行，又便于随时充饥──这使马可·波罗将中国面条带到意大利成为可能。但当我查阅了最新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之后，未发现“线面”、只发现了“面条”的记载，这样翻译当然没错，但干制的挂面和湿制的面条（切面）还是有区别的，毕竟马可·波罗不可能将湿制的面条带到遥远的意大利。
　　追溯历史，马可·波罗来中国后，曾一度在政府里当官，但“仕元十七年”的表述或许存有偏差。他在长期旅行中找寻商机，进行“滚动式贸易”，主要是做宝石生意，以至于他和父亲、叔父回国时，所穿蒙古绸面皮袍的里子夹缝中塞满了宝石，故而人们后来称他的住处为“百万宅”。未久，马可·波罗为了商港、商运的权益不受侵犯，奋勇投入到与热那亚人在亚得里亚海的战争，任一艘战舰的荣誉司令，却因战败被俘。为了熬过狱中岁月，调解精神创伤，他向在狱中结识的鲁思悌谦口述了他在中国和东亚的见闻；这位写过小说的比萨战俘，用当时流行的法意混合语记录在羊皮纸上，初名“东方见闻录”。《东方见闻录》出版后，成了欧洲的畅销书，并被转译成十几种语言。可在先后出版的一百四十多个版本中，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版本──有的被节略删除，有的被删除多章，有的“将一切障碍的注释和足以阻止这种记述前进的资料，都予以删除”。删除的内容不会是忽必烈、皇宫、元大都城之类的大人物、大事件，而是诸如面条之类不被关注的小事情。所以当面条后来在意大利成名，并且影响和扩散到整个欧洲时，才引发研究者去深入思考究竟是哪位能人“首开先河”？这样，他们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发现了记录神秘东方的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并且在未被删节的内容里找寻蛛丝马迹……
　　马可·波罗为行商、谋商不辞辛劳，同时也是一位敢于探索、勤于求知的旅行家。从这个观点来把脉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他能将先进的面条制作技艺带回意大利，应该经过细致的认知和体验的过程，也是出于经商意念而衍生的动机。面条是中国的发明：2005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小米面条》，文章披露2002年11月中国考古学家在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了一个陶碗，里面盛有暗黄色的面条，经实验测定是四千年前用小米粉制成的，这可以视作世界面条的“根”。小麦粉面条则发端于秦汉之际，杨雄《方言》里记为“托”，用手托搓面团，成饼状煮之，又称“汤饼”。东汉刘熙《释名·释饮食》中见载“索饼”，“索”就是面条的形状了。刀切面条兴于唐朝。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汤饼，唐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馎托矣。”何为“不托”？有释：“古之汤饼皆手抟而擘置汤中，后世改用刀儿，乃名不托，言不以掌托也。”（程大昌《演繁露》）“不托”是中国面条发展的一个标志。因制法先进，其条细长，被寓喻“长寿”，且冷热皆宜，唐宫起兴“为生日汤饼耶”的新俗（《唐山·玄宗皇后王氏》）；在朝廷，“太宫令夏供槐叶冷陶（注：用槐叶捣汁以麦粉制作的过水凉面），凡朝会燕飨，九品以上并供其膳食”（《唐元典》）。民间趋附贡举，寿日或生子第三日，习惯以“汤饼宴”酬客；元旦时，秦陇民家皆制“汤饼盛宴”，汤饼是主馔，禽畜众馐是副馔（陶谷《清异录》）。因“汤饼”是唐宫和官方习称，故仍延谓。至宋朝，唐俗得以庚续，亦因国富商隆，带动餐饮业空前发展，仅《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中所记两宋京都食肆所卖的面条，就有五六十种。
　　马可·波罗来中国时，面条成为国食并已传入日本、朝鲜，乃至亚洲大部，由于欧洲刚刚与中国通商，面条尚未被欧人所识，亟待孕育一种传檄能力并借助元朝的强盛国势输送给西方。马可·波罗肯定见过、品尝过元大都和南北洲府的各式面条，自然能感知面条的食俗魅力和惠美普罗大众的情形。加之此时刀机生产又经干燥处理的挂面已然问世，元宫的膳官忽思慧（一说御医）正在撰写的《饮食正要》卷三中就始见挂面的制法，而意大利盛产硬小麦，意大利人嗜面食的历史重诸久远，面条遂有了“入意开俗”的投缘，进而在中欧通商的情势下被马可·波罗顺合情理地带到意大利。虽然不能说马可·波罗要开办面条公司，但此举与后来的意大利比萨饼传入中国相类似，都有经商意念作为前引。
　　以致，当我看到保存在热那亚市政厅的马可·波罗画像，凝视那眼神里透出的沉毅和深邃时，不由得浮想联翩。遥想当年，十七岁的马可·波罗随着父辈从海上“丝路”进入中国，二十五年后又返回意大利，他带回去的面条比他皮袍里藏着的宝石要珍贵得多。中国面条后来递嬗举世闻名的意大利面条，是他中国之行的最大收获。
　　意大利面条用硬小麦粉（不同于一般小麦粉）制作，质地细白而韧，煮出来不黏不坨，吃起来滑润筋爽，时今已是机械生产，形态繁多，有标准规格的就达四百多种，如蝴蝶形、菠萝形、小鱼形、蚕蛹形、小五星形等，其产量、消费量之高、之多，在欧洲首屈一指。而中国面条历经明清时期和辛亥革命后的发展，又衍生出抻面、拉面、刀削面、伊府面等诸多品种，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发展甚快，推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面条消费国。中国面条的制作技艺高超，烹技、风味颇具特色，品种成百上千，有传统风俗、文化意蕴又荟中融西为基本型格。现如今中国面条与意大利面条在东西方各撑一片天，是“中为意用”、“意为中取”相互动的结果。

源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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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马可·波罗文献馆在内蒙古落成

　　新华社呼和浩特10月18日电（记者：勿日汗）收藏来自30多个国家的2000多册与马可·波罗相关文献的马可·波罗文献馆日前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落成。据了解，这是目前我国收藏有关马可·波罗图书最多的专题文献馆。
　　据了解，这座以马可·波罗为主题，集收藏、展示、学术交流、研究为一体的民办文献馆，珍藏来自中国、意大利、伊朗、波兰等30多个国家的20多种文字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其中，最为珍贵的是1515年的法语版抄本。这本书的原版收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此外，文献馆还收藏大量古今中外专家学者根据自己研究所著的注释本以及相关研究成果。
　　马可·波罗文献馆的珍贵文献主要来自蒙古族文化学者巴拉吉尼玛、张继霞及齐宝厅等多人20余年的收藏。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在欧洲广为流行，创建这座文献馆的初衷就是为学者和历史爱好者提供研究蒙元历史的一手文献。”马可·波罗文献馆创始人齐宝厅说。
　　马可·波罗文献馆还展示了文献记载的马可·波罗与今内蒙古相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比如，详细介绍了1275年马可·波罗途经呼和浩特到元上都的路线，元上都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等。

源自：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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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日晚，中国舞剧《马可·波罗》在米兰亮相，讲述了马可·波罗与中国公主的感情故事。京华时报记者潘珊菊摄
　　意大利时间5月30日晚，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舞剧《马可·波罗》首次走出国门，亮相米兰世博会北京活动周的“北京之夜”，这场重走“丝绸之路”的艺术之旅把700年前马可·波罗的故事重新带回他的故乡。据悉，该舞剧还将赴意大利萨勒诺和马切拉塔两座城市完成为期15天的巡演。

升级版凸显“中国符号”
　　当晚舞剧开场前，米兰世博礼堂内数百名观众早已入场，其中既有意大利华人，也有专程从米兰周边城市赶来的意大利游客。
　　舞剧开场发生地在马可·波罗故居里，此时观众仿佛亲眼看到一位现代意大利青年打开一本厚厚的《马可·波罗游记》，被书中东方传奇所吸引，伴随着音乐越来越响亮，青年推开眼前一扇时光大门，变幻成当年充满理想的年轻马可·波罗，带着和平理想和追求，开始了古老的东方之旅。
　　跌宕起伏的剧情、动人心魄的音乐与优美委婉的舞姿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剧中随处可见的“中国符号”的体现，如蒙古顶碗、江南丝绸、活字印刷、中医针灸等，更是充盈着艺术家们独特匠心与情怀。
　　原创舞剧《马可·波罗》是国家大剧院2010年在建院五周年之际推出的首部舞剧作品。去年，大剧院与总政歌舞团联手，在原有基础上又打造了“升级版”，更凸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东西方文明交流源远流长
　　曾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副总导演、此次《马可·波罗》舞剧总导演陈维亚介绍，舞剧从创立之初就已想到过总有一天《马可·波罗》要回到他的家乡，和意大利人民见面，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是在米兰世博会这个场合，“面对全世界的关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收获。”
　　陈维亚说，这部舞剧主要表达东西方文明交流源远流长，早在700年前，马可·波罗已和中国民众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说明人类的文化是共通的。
　　由于要到意大利演出，舞剧压缩了时长，把经典部分加以浓缩，更强化《马可·波罗》的意大利元素，把中国蒙古族的顶碗舞、长指甲舞以及意大利小丑舞交融在一块，增加了中意两国交流，同时也削弱了剧中的战争部分，更多篇幅给了马可·波罗和他深爱的中国公主之间的感情故事。
　　此外，该剧在舞美方面也做了改变。观众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游记》当年写下密密麻麻的文字铺满整个舞台后面，纸张古老的文字投影出千变万化的当年各种情景，可以让意大利观众更容易看懂。“此次演出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准备，在创新上更精简、更适合意大利审美标准，更加直接和清晰。”陈维亚说。
　　音乐风格融合中欧元素
　　舞剧作曲、总政歌舞团团长张千一指出，《马可·波罗》舞剧体现了中西方音乐的结合，其中一部分素材直接跟欧洲音乐有关，包括开场的巴洛克音乐风格。在音乐创作上有很大难度，一方面要考虑欧洲古典音乐特征，另一方面也要有中国古代皇家音乐风格。
　　考虑到马可·波罗到中国有很多地域特征的音乐，又发生在忽必烈统治中国的元代，作曲方面还结合了江南风格音乐和蒙古族音乐。
　　“舞剧作为首次海外演出，第一站便来到马可·波罗故乡，以米兰为基点，我们作为‘一带一路’文化使者，应该把中国最好的当代文化带到意大利，让更多国外观众通过世博会平台来了解中国。”张千一说。

观众反应
中意文化完美融合
　　当晚9点左右，持续一个半小时的舞剧圆满结束，获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意大利当地一名记者观看完演出后说，《马可·波罗》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也是意大利中意文化交流的第一步，这部剧制作舞美实景和服装都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这也是一部国际化的舞剧，适合在世界各地演出，它代表了中西文化融合，是世界文化统一的很好象征，相信这次世博会作为重要契机，能让年轻人更直接感受到两国文化的魅力。
　　专门研究世界文化的学者Luisa也向记者表示，马可·波罗作为首位到中国的意大利人，已被本国人民所熟知，此次演出可以让没有去过中国的意大利观众看到中国的不同文化，为了世博主题创作的作品非常恰如其分，融合得很完美，整个故事连接也很顺畅，是一部非常精彩的作品。
　　京华时报特派记者潘珊菊

原文标题：中国舞剧《马可·波罗》在米兰世博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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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秋水

　　15世纪临近中叶之际，在佛罗伦萨召开了一次宗教大会。来自不同教派的宗教界人士济济一堂，谈论著世界各地的消息。佛罗伦萨的星相学家托斯卡内里终于有机会与远方的客人谈论航海的问题。他刚刚得到一幅地图，上面有一条神秘的北方航路，传说沿着这条航路可以直抵大汗的国土，即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与蛮子国，汗八里和行在城。他给葡萄牙国王寄去了一张海图和一封信。在信中他认为从里斯本一直向西航行，就能到达繁荣富庶的行在城：
　　“依据我画的海图航行，就可以抵达香料宝石之国，那里土地肥沃，人民殷富。常人以为该国在东方，而我认为应该在西方。或许这一点让您感到惊异。试想大地本是一圆球，向西直航，绕过地球的下面，就可到达东方……据说，那里的海岛上只有商人居住。他们贩运的商品种类繁多，似乎是世界的总和之数，但比起刺桐一个港口，还远远不如。每年从这些岛屿都有几百艘大船往刺桐运送胡椒，运输其他商品的船只还不计在内。那里人多富有，邦国、省区，城邑之多不计其数。这些岛国都臣属大汗……”
　　葡萄牙国王没有把这近乎“谵妄”的书信和海图当回事，毕竟在那个时代，想象地球是圆的，一直向西就能到达东方近乎疯狂；况且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也没人把那位马可·波罗的“百万传奇”当作现实。几十年后的一天，一位名叫克利斯托夫·哥伦布的人在国王的图书馆里看到了航海图和托斯卡内里的这封信，他决心远航东方，把马可·波罗的大汗传奇变成一个可以带来巨大财富的物质现实，“通过交换，或者通过征服，取得黄金、珍珠和香料”。
　　1492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写给北中国的大汗、南中国的领主和日本、印度君主的国书开始了首次西航。当然，他的随身行李里，少不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

大汗的大陆
　　在《马可·波罗游记》诞生之后的两个世纪里，它是一部广为流行的传奇。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喜欢波罗的故事。忽必烈汗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众多的妻子，那里宫殿金碧辉煌，财富数不胜数（因为说什么都以百万计，这位波罗先生赢得了“百万先生”的戏称）。事实上，这位百万先生的商人出身令他把几乎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物质财富上。
　　在他蜚声数个世纪的游记里，他提到了亚美尼亚的银矿和优质麻布，土耳其的深红色丝织品，谷儿只可以燃烧的油，巴格达的珍珠，中亚的红宝石，畏兀儿的钢铁和石棉织物，四川的井盐，还有在欧洲享有盛名的胡椒、肉豆蔻和丁香，以及檀香木和龙涎香，当然了，少不了中国精美绝伦的丝绸。
　　他对汗八里（北京）和行在（杭州）城的描述，让欧洲人觉得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式”的梦幻之城。“自强安城发足，骑行三日，经行一美丽地域，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重众，由是抵极名贵之行在（Quinsay）城。行在云者，法兰西语犹言‘天城’……此城尚有出走的蛮子国王之宫殿，内有世界最美丽而最堪娱乐之园囿，世界良果充满其中，并有喷泉及湖沼，湖中充满鱼类。中央有最壮丽之宫室，计有大而美之殿二十所，其中最大者，多人可以会食。全饰以金，其天花板及四壁，除金色外无他色，灿烂华丽，至堪娱目（《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怪不得波罗赞美杭州城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辉煌的城市。13世纪的杭州城人口已逾百万，当时世界上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巴格达，规模在三十至五十万之间，而波罗的老家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已经是欧洲最繁华之城，直到14世纪，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
　　欧洲人怎么能相信在遥远的远东有这样轩丽的城市呢？“在我看来，书中所说的一切，都是难以置信的，不是谎言，也是奇谈。尽管世间万事，无奇不有，奇风异俗，各国不同，但是，我还是无法相信。我喜欢抄录它，但不会相信它。”14世纪末的一位佛罗伦萨贵族的态度，代表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出版之后，近四个世纪他的读者们欣赏有之怀疑居多的娱乐态度。
　　欧洲最流行的一个马可·波罗版本（16世纪赖麦锡的译本）用了最动人的天方夜谭式的风格叙述波罗的故事，甚至不惜添油加醋。他描写到，有一天，有三个男人从一艘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码头登岸。他们经历了长久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脚穿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一看就是上好的料子，可惜已经脏破不堪，这些袍子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这三人从神态到口音都说不出来地带有鞑靼味儿，他们几乎把威尼斯方言忘光了。他们一回到家，就脱去了这些破袍子，换上拖曳到地面的威尼斯式长袍，接着他们撕开蒙古袍，那些藏在衣缝里的翡翠、红宝石和钻石纷纷落地，滚来滚去。
　　这些虚构的细节，就是13世纪末以来欧洲文化视野里波罗传奇的典型再现。大汗和契丹，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传说的人物和国度，人们普遍怀疑他们的真实存在。这种关于异域的想象，集中在财富和君权上面，正是中世纪欧洲渴望财富和世俗生活的文化投射，忽必烈汗的仁慈伟大的形象，暗合了欧洲冲破神权的内在欲望。
　　据说在波罗弥留之际，神甫让他忏悔编造了游记中的弥天大慌，波罗拒绝了，他说，关于契丹和蛮子，他说出的远不止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半。

为什么去中国？
　　是东方的气味吸引了中世纪的欧洲。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这些东方的重要物产，在欧洲有巨大的需求量，温和的气候使得它们无法在欧洲的土地上生长。香料是远东的专卖产品，如果贸易因故中断，香料价格上扬，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而从古罗马开始，在贵族之中就风行穿中国丝织品。在数个世纪中，西方人对丝绸生产一无所知，诗人维吉尔认为丝绸是由树叶加工而成。在宗教人士开始和蒙古人接触交流之前，中国更多是传说中的“赛里斯”国。
　　波罗兄弟在1260年开始了一连串的旅行，他们先是到达了君士坦丁堡，然后又旅行到了黑海的一个贸易点，那里有远东的各种货物。他们走遍了伏尔加河到里海的广大地区，这里是蒙古人的地盘。就在蒙古人占领了中亚，并逼近欧洲东部之时，他们到达了哈拉和林，蒙古人的都城，在那里，他们觐见了忽必烈汗。忽必烈委托波罗兄弟递交给教皇的信，请求派100名精通基督教义的人，来和膜拜偶像（指佛教和儒家）的人进行辩论，大汗还让他们到耶路撒冷把圣墓里的长明灯的灯油取一些回来。1271年，波罗一家再次东行，17岁的马可·波罗随行，他们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穿过叙利亚、伊朗，翻越帕米尔，进入新疆的喀什、于阗、甘肃的敦煌，到达上都，受到了忽必烈的接见。这次他们设法弄到了圣油，但没有神职人员随行，手里只有一封教皇驻阿迦城特使致教皇的信函。
　　尽管马可·波罗堪称中古时最伟大（最知名）的旅行家，他却不是最早去中国的欧洲人。早在13世纪早期，蒙古人的西征打通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路，一个初步的世界性的贸易网络开始形成。尽管贸易线路时断时续，蒙元时期的商人和传教士们开始频繁（对现在来说，自然差得多）往来于东西方之间。除了奢侈品贸易，西方人的另外一个动力是寻找军事同盟。
　　基督教君主们考虑和另一头的蒙古人联盟，他们没想到，蒙古人和阿拉伯人一样厉害。面对亚洲草原而来的这股神秘的游牧部落，欧洲人有些不知如何应付。1241年，如果不是窝阔台大汗的死讯传来，已经进至匈牙利境内的蒙古铁骑将继续推进。
　　当时盛传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祭司王约翰，罗马教皇和欧洲的君主们先后派遣传教士去寻找这位神秘的同盟者，有传说他就是《圣经》里来朝拜耶稣的东方三圣人的后代。各种消息传入欧洲，鼓舞着满怀期望的基督教君主和教士们。甚至辽国灭亡后，大将耶律大石西逃到中亚细亚（中国史书中称他建立的国家为西辽），也成为传闻中的候选人之一。
　　抱着在远东找到基督教同盟的愿望，携带教皇信件的传教士和商人纷纷开始了寰宇旅行。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和鲁不鲁乞都先后到达过哈拉和林，他们记载了大汗的宫廷里制造喷酒树的法国银匠、亚美尼亚的神职人员，说明蒙古帝国充斥着世界各地的人，他们一点也不排外。1291年，另一位方济各会士甚至到达了北京，建了第一座教堂，并组织了男童唱诗班为大汗表演。
　　但最有名的基督徒是商人马可·波罗。这得益于他那本真实与虚构杂糅的著作。按照波罗的说法，忽必烈汗对这个异邦的年轻人非常信任，派他去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充当皇帝陛下的“耳目”。大汗不喜欢其他使节千篇一律的报告，而波罗所讲述的城市故事深深吸引了住在宫殿里的大汗，让他对自己的国度有了感性认识。“当马可·波罗描述他旅途走访过的城市时，忽必烈汗未必全都相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位鞑靼君王听我们这位威尼斯青年的讲述，要比听任何信使和考察者的报告都更专心，更具好奇心……只有马可·波罗的报告能让忽必烈汗穿越注定要坍塌的城墙和塔楼，看清一个图案精细、足以逃过白蚁蛀食的窗格子”，很多年后，波罗的意大利同乡卡尔维诺写出了《看不见的城市》。
　　马可·波罗以后的世界
　　卡尔维诺笔下忽必烈汗的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既无止境又无形状的废墟”。而城市“犹如梦境”。
　　波罗描写的“大汗的大陆”和同时代在英国、法国、德国流行的《曼德维尔游记》也“犹如梦境”。他们盛赞这个国度的广大富有，中国的城市如何繁荣，道路如何通畅，物产如何丰富，大汗如何威严庄重。他们的游记广为流行，当然没有人当真。“当时人可以不信马可·波罗，因为他把真的说的像假的一样；但他们可能信任曼德维尔，因为他把假的说成像真的一样。”曼德维尔杜撰的游记让人信以为真，波罗则一直被人怀疑根本没有来过中国。
　　这个意大利人爱夸大事实和强调自己在现场的毛病，让他的中国之行显得可疑，但这似乎也是中世纪欧洲游记的通病。在那个交通不是很便捷的时代，如果是我们花上数年时间来到一个传说中的国度，可能也会情不自禁夸大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成书于13世纪末的《马可·波罗游记》与今天的现实地理环境，各地的经济生活和民族风俗惊人的一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就把波罗的游记内容当作构建“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原日常生活”重要资料来源。
　　波罗的游记记录了各地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其中关于商务的纪录，约占中国部分的1/6以上，所以欧洲人把它视作东方的“商业指南”。他是地道的商人，很少思考，善于把逸闻趣事讲得娓娓动听。但他引发了别人思索。他的游记是欧洲人的“欲望发动机”，多少商人和航海家因为他的游记而想入非非。游历造成了基督教欧洲的成长和成熟。波罗那个富庶东方的召唤直接推动了欧洲的地理探险。在欧洲人的视野里，中国渐渐开始从传奇进入地理，进入人文主义者的世界知识中。
　　哥伦布在他读的那个版本的波罗游记上做了366个页旁批注。当他航行到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时，以为即将大功告成，就要到达中国了，“无论如何，我是要去大陆的。我要到杭州，把陛下的国书呈给大汗，并且还要取到复信返回”，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里，这位头脑发热的航海家还以为中国的京城在杭州哩。当他到达古巴时，以为这便是中国的南方，就是波罗提到的“蛮子省”，直到他见上帝的那一天，他仍然认为自己到达了中国。稍后葡萄牙贵族麦哲伦和达·迦马才真正开辟了里斯本-好望角-卧亚-澳门的航线。
　　158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正是经这一最便捷的航路到达中国，他的传教报告寄回耶稣会总部，告诉欧洲人契丹仅仅是中国的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国家现在叫作“大明”。他说：“这个远东最遥远的帝国曾以各种名称为欧洲人所知悉。最古老的名称是 Sina，那在托勒密时代即已为人所知。后来马可·波罗这位最初使欧洲人颇为熟悉这个帝国的威尼斯旅行家，则称它为Cathay。然而最为人所知的名称China则是葡萄牙人起的，……我毫不怀疑，这就是被称为丝绸之国（Seracaregio）的国度……”
　　欧洲人的精神视野被大大扩展了。马可·波罗所介绍的那个富庶而文明的非基督教国家，人口众多，贸易兴盛，人民的道德纯洁无暇，冲击着中世纪欧洲根深蒂固的偏见。法国汉学家艾田蒲非常遗憾身为商人的波罗，对中国的文化哲学缺乏兴趣，以致于他的游记里无一处提到伟大的孔子和儒学。“如果早在13世纪，通过某些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人们的努力，把中国思想传给了欧洲，那欧洲思想将会是怎样的面貌”。
　　不管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带来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在16世纪以前，远东的丝织品贸易主要仰赖于陆路，经由波斯中间商销往欧洲，这个贸易网络时断时续。海上贸易之路的开发，以及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从经济的角度总结为：病菌和基因的“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新世界对世界存量和货币流动的贡献。来自美洲的马铃薯和玉米让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两倍，而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欧洲依靠白银贸易获得中国的手工业品、丝绸、陶瓷和茶叶，即用货币贸易来结算贸易逆差。
　　弗兰克的观点是，从1500年至1800年，工业革命之前，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是亚洲的中心，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结果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欧洲之所以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中心，正是因为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了贵金属。“美洲的金银首先使欧洲能够在亚洲经济列车上购买一张三等舱的车票，然后又能够包下一节车厢，最后才是取代亚洲成为经济列车的火车头。”
　　一位日本学者三浦友清的评价可能会让地下的马可·波罗沾沾自喜：“马可·波罗不仅是一个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且也可以说是一座历史上连接中世纪和近代的宏伟的桥梁。”
　　喜欢吹牛、热情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也许会情不自禁吟咏柯勒律治的名诗《忽必烈汗》：
　　在神圣的恐惧中闭上双眼　　因为他尝过蜜的露水　　饮过乐园里的乳泉。

一：是否来过中国
　　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国内外“肯定论者”之所以肯定或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人们对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善意解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若非亲身经历是不可能知道得那样详细具体的。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内容都是在重述一些尽人皆知的故事，比如元朝的远征日本、王着叛乱、襄阳回回炮、波斯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等。
　　尽管如此，《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某些内容使学者们很惊奇。比如，《马可·波罗游记》关于杭州的记载说，杭州当时称行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商业兴隆，有12种行业，每种行业有12000户。城中有一个大湖（即西湖），周围达30英里，风景优美。这些记载在《乾道临安志》和《梦梁录》等古籍中得到了印证。其它的如苏州的桥很多，杭州的人多。《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都相当地详细、具体。这些材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不可能从道听途说中得到的。
　　国际上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学派，即肯定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肯定论者”和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怀疑论者”。两方激烈争辩。其实这种争辩意义不大。提起哥伦布，可能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现了美洲。不过，这只是我们后人的想法，就哥伦布本人来说，他至死都认为他发现的不是美洲，而是印度，所以，他坚持称他航海中于美洲附近所见到的第一片陆地为“西印度群岛”。哥伦布不是个骗子，马可·波罗也不是有意要撒谎，他可能像克鲁纳斯所认为的那样，只到过中亚的某些国家，而他则把这些国家当成了中国。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相信他到过中国。
　　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国内外学者们都承认，《马可·波罗游记》在开拓东西方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又何必去计较马可·波罗是谁呢？其实，“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交通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据2011年8月11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英国媒体10日引述意大利一组考古学家的调查结果称，大探险家马可·波罗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道听途说的汇集。英国《每日邮报》9日称，如果这一理论被证明正确，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探险家之一的马可·波罗就是一个“骗子”。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9日报道，考古学家们认为，马可·波罗更有可能是从波斯商人处获悉了有关中国、日本和蒙古帝国的“二手故事”。然后，他将这些故事同其他零碎的信息汇集在一起，这就是畅销书《马可·波罗游记》的来源。考古学家指出，《马可·波罗游记》在描述忽必烈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部分存在矛盾和不准确性。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的丹尼尔·彼得雷拉说：“马可·波罗混淆了两次远征的细节，在对第一次远征的记述中，他描述元军舰队离开朝鲜、抵达日本海岸前遭到台风打击。但那发生在1281年，如果他真的是一名所谓的见证者，他会混淆时间跨度长达7年的两场战役吗？”此外，在书中的不少部分，马可·波罗用波斯文标注中国和蒙古地名。彼得雷拉对一家意大利历史杂志表示，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马可·波罗游记》的质疑也变得越来越多。其他考古学家也表示，马可·波罗宣称曾在忽必烈的宫廷中担任使者，但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于任何现存的蒙古或中国古书记载中。
　　此前，也有英国学者质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1995年，英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伍德著书称，马可·波罗事实上没有到过黑海以外地区，当时在中国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如四大发明、筷子、裹脚布和长城等，马可·波罗都没有提到过。伍德还表示，威尼斯的档案中也根本没有提到波罗家族同中国有直接接触。她说：“在《马可·波罗游记》整个原稿中，只有18个句子用第一人称书写。与其说这是一个人的记述，更像是中世纪欧洲人的远东知识资料库。”
　　马可·波罗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家和商人，据称17岁时开始游历世界，在中国生活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他的《马可·波罗游记》描述了当时富饶中国的景象，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影响。
　　2013年4月18日，一尊以马可·波罗为原型创作的铜雕艺术作品在中国江苏省扬州市揭幕。据当地文化部门介绍，马可·波罗曾经在扬州为官三年，作为文化商人和交流使者，马可·波罗在当地的宣传、文化等方面做过不少贡献。在江苏省扬州市建有马可·波罗纪念馆。

二：是否伪作
　　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是否伪作？
　　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马可·波罗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马可·波罗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目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发生怀疑。
　　直到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是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为游记而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Bucharia）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关于印度、波斯、阿拉伯及埃塞俄比亚的叙述则抄自阿拉伯著作。1965年，德国汉史学家福赫伯则列举了许多疑点，如扬州做官、襄阳献炮等疑点加以印证。1979年，美国学者J.W.Haeger（海格尔）翻检《马可·波罗游记》全文，撰成《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内证中看到问题》一文提出质疑。1982年，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英国学者C.Clunas（克雷格·克鲁纳斯）《探险家的足迹》的一文，提出四条疑问对波罗到过中国一说提出质疑。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人质疑马可·波罗。不过都是写些短文或在其他论文中附带提及。1995年，英国学者Frances Wood（吴芳思）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把所有的疑问写成了一本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而成为“怀疑论者”的代表。
　　国内“肯定论者”以杨志玖先生为代表。他从40年代起就不断地同国内外的“怀疑论者”进行论战。国外许多学者也认为或承认马可·波罗曾到过中国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其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傅海波、英国的亨利·玉尔和法国的伯希和。在19世纪90年代，英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亨利·玉尔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导言》中一一列举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存在的缺陷和失误。他认为《马可·波罗游记》中对中国的记载有多处缺陷，如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关于长城、茶叶、妇女缠足、用鹭鸶捕鱼、人工孵卵、印刷书籍、中国汉字及其它奇技巧术和怪异风俗等等，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如中国的地名多用鞑靼语或波斯语、记载成吉思汗死事及其子孙世系关系失误、攻陷襄阳城等等。但是他没有怀疑过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这一事实。德国的马可·波罗研究专家傅海波曾经说过，“不管怎样，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
　　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法国的东方学家伯希和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为《马可·波罗游记》作了大量的注释，但对马可·波罗书中的疏失也是表示谅解的，基本承认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三：质疑与辩驳
　　面对质疑，值得奇怪的是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他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因此真正对上述质疑“奋起”进行说明和批驳的，也仅有杨志玖教授等寥寥数人。双方利用报纸、电视、著作、学术研讨会等各种手法进行了上百年激烈争辩。双方质疑与辩驳集中为四点。其他质疑和辩驳都是在四点基础上的扩展。总结如下：

　　1. 自称深受大汗信任，还担任过官职。但没有任何东方史籍有一条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
　　怀疑论者：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无数学者查阅数十年，没有找到一件可供考证的关于记载马可·波罗的史料。
　　肯定论者：为反驳史书中没有关于马可·波罗记载的疑问，杨教授皓首穷经，终于在永乐大典残片《站赤》中找到一条记载“兀鲁得、阿必失和火者取道马二八往阿鲁浑大王位下”与《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一致，从而可以证明他是到过中国的。但是这是所有史书皓首穷经找到的仅有的一条孤证。并且《马可·波罗游记》说蒙古忽必烈汗因他识海路，让他带领这个使团，把蒙古的公主护送去波斯完婚，而这条孤证中并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
　　怀疑论者：“然而用明朝的史书证实元朝的人物明显让人难以信服，更重要的是：这条记载中和其他史书一样没有提到马可·波罗的名字，只能说明此事与他的叙述一致，不过是他讲述尽人皆知的故事（如远征日本和王着行刺）罢了，而不能证明马可·波罗与此事有任何联系，更不能作为他到过中国的直接证据。”（注：北京青年报2004-08-13）
　　肯定论者：杨志玖先生几乎在他的所有批驳性论文中都提到这条“确凿证据”，用它来作为批驳“怀疑论者”的致命武器。这段公文虽然一个字都没有提到马可·波罗，但至少能够说明《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关于他们随从波斯使臣离华回国的内容有着一致的地方。学者们根据这条材料后来还推断出马可·波罗他们由中国泉州从海道回国的具体时间在1291年初。对于这一条材料，学术界一致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在汉文文献中发现的有关马可·波罗的间接记录。这也是国内外“肯定论”学者感到欣慰的地方，至少可以用这条材料来抵挡一下“怀疑论”学者的穷追猛打了。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17年深受忽必烈器重，但没有任何一本元朝史书找不到哪怕一条可供考证的记录。包括他自称扬州做官三年，扬州地方志里同样无从考稽。关于马可·波罗自称在扬州做总管三年的谎言，史书和扬州地方志都没有记载。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其时也许只是一个管理盐务的小官，因为他在游记中写到了产盐区长卢、海门和真州，关于盐务的小官是不会记入史籍的。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色目人作为元朝的贵族阶级“二等人”，他也自称在扬州地方上担任总管。即使不担任要职，可扬州地方志中明确记载了元代大小官员，包括外国人的详尽名单，仍然没有找到他的记录。
　　肯定论者：后人将马可·波罗的原话“奉大汗命‘居住’扬州三年”误抄成了“奉大汗命‘治理’扬州三年”造成了误会。
　　怀疑论者：仅仅“居住”扬州为何要“奉大汗命”，他“居住”扬州三年做什么？而他三年对繁华扬州的印象仅仅是除了出产马饰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肯定论者：作为一个商人，他对马饰有特别兴趣，至于其他，是属于记载疏忽。

　　2. 有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事物在书中只字未提，如长城、筷子、茶叶、中医（如针灸）、汉字、印刷术、妇女缠足、用鸬鹚捕鱼等等。
　　怀疑论者：而这些事物在同一时期的波斯商人的游记以及1792年英国马噶尔尼访华回国后游记都有记载。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长城，是因为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况且元长城土木结构并非明长城砖石结构那样引人注目，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
　　怀疑论者：金人修建的金长城（也叫金界壕）受战乱损坏并不严重。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游遍中国，必然要数次经过长城，不可能视而不见。而同时代的元名臣张德辉曾记载：“北上漠北途中，有长城颓址，望之绵延不绝。”王恽写道：“恒州西南十里外有北界壕，尚宛然也。”
　　肯定论者：没有提到茶叶是因为蒙古人不喜饮茶，因此马可·波罗对此也无印象。
　　怀疑论者：忽必烈于1268年开始榷买蜀茶，1275年逐渐榷江南各地之茶，1276年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司“采摘茶芽，以供内府”；而8～9世纪西域商人苏来曼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则明确提到了茶。
　　肯定论者：关于汉字书法和印刷术，马可·波罗不认识汉字，故对中国汉字书法和印刷术不会做记载。
　　怀疑论者：然而当他写书的时候，尤其是欧洲处于手抄书本的年代，必然会联想到中国神秘的汉字书法和先进的印刷术，而比他早30年到蒙古的法国传教士鲁不鲁乞的《东游记》却记载了中国的书法和印刷术。
　　肯定论者：对于筷子、缠足、鸬鹚等等，17年来，马可·波罗只用刀叉，没见过筷子；17年来，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缠足的妇女；他是城里人，而不是渔民等等。
　　怀疑论者：其他外国人如14世纪英国旅行家曼德维尔在《爵士游记》中、1862年退役的英国裕尔上校在《中国和通向中国之路》里，对这些事物都有提及。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游记》也许有过记载，但它成书后经过无数人传抄，也许是传抄中的失误，或者原稿散失。

　　3. 襄阳献炮是明显有违史实的捏造。除此之外，还捏造了一系列史实。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蒙军久攻襄阳不下，于是他献出了威力巨大的抛石机，迫使襄阳守将出降。事实是1273年蒙军攻襄阳时，他还在来中国的路上，而献抛石机的自然也不是他，而是波斯的亦思玛因和阿老瓦丁，《元史·方伎传》：“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天历三年以疾卒。”白纸黑字，写得十分清楚。
　　肯定论者：亦思马因会不会就是马可·波罗
　　怀疑论者：《元史》上说得很清楚，亦思马因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亦即公元1274年就去世了（“以疾卒”）。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是与“马可”相近，但此人也不能与马可·波罗画等号，因为他卒于天历三年。“天历”是元文宗图贴睦耳的年号，天历三年是公元1330年，马可·波罗则卒于公元1324年。更能说明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点证据是：马可·波罗死在了欧洲，而布伯却卒于中国。
　　肯定论者：这是后人传抄《游记》时随意添加的。因为马可·波罗的手稿已经流失了。
　　怀疑论者：书中道听途说的痕迹比比皆是，李松寿之乱的时间整整推后十年；把成吉思汗的病死说成是膝上中箭而死；将传说中的非洲的祭司王约翰嫁接成为忽必烈外孙阔里吉思的祖父，而记载的脱脱被那海打败的事居然发生在他回国之后。
　　肯定论者：书中所有的猜测、臆断和错误都是在传抄中后人的过失。
　　怀疑论者：《游记》中记载了镇江的基督教堂和一些“可疑的”、“战战兢兢、躲躲闪闪”的基督徒。而元朝迫害基督徒找不到任何一本史料证明。
　　肯定论者：他们其实是摩尼教徒，因为该教被认为是邪教，不敢公开活动，这一记载翔实生动，没到过中国是不可能掌握这样的第一手资料的。这正说明了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怀疑论者：但是中国人把摩尼教看作邪教还是元朝末年的事，蒙元初期政府对各种宗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对各教一视同仁。对各教的分歧提倡以辩论的方式分优劣，更不采取灭教这样极端的迫害措施。忽必烈曾说：“世上常奉预言人，我都致敬礼。”因此即使是摩尼教徒在一个宽松的宗教氛围中，根本用不着“战战兢兢、躲躲闪闪”。

　　4. 《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许多中国地名用的都是波斯叫法，有可能马可只到过中亚的伊斯兰国家。
　　怀疑论者：马可·波罗自称懂蒙古语和汉语，在意大利用法文写成此书，书中很多名称却偏偏采用波斯语，我们注意到，当时来往的商人们以波斯人居多，可以证明游记内容是听来的。
　　肯定论者：马可·波罗是色目人。他在元朝打交道也是色目贵族。他本人也是属于色目贵族。所以他不知道中国的很多名称的汉文叫法，只知道波斯语叫法。

　　5. 其他的一些疑点。
　　① 书中几乎很少提到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也从未提到过他们的生意，没有提到过在中国符合他们身份的任何经商活动，恰恰说明他们没有到过中国，所以经商也无从谈起。
　　② 马可·波罗回国时没有携带任何中国特有的东西，威尼斯珍宝馆收藏的马可·波罗罐，其实是十四世纪的德化白瓷，与他毫无关系，而他带回的一些宝石倒是波斯的特产。
　　③ 书中的叙述描写充满了夸张失实的情节、信口妄说的逸事，其中许多地方即使今看来也是非常夸张而令人吃惊的。动辄使用“百万”这个词，以至于人们送他“百万先生”的外号加以揶揄和讽刺。
　　④ 1999年美国组成一个科学考察队，重走当年马可·波罗走过的道路，不过是用现代交通工具代步，然而旅程同样十分艰辛。考察结束后，10位考察队员和22位提供后援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马可·波罗通过这条路来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全程网上直播，一万名对马可·波罗深信不疑的网民看过直播后举行投票，65%认为他根本没有到过中国。
　　德国汉学家最新研究说明：马可·波罗的确来过中国
　　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家福格尔的最新研究说明，历史学上颇有争议的马可·波罗的确来过中国。
　　自十八世纪中以来，学界与民间对马可·波罗是否真正到过中国一直存有争议。怀疑者认为这位欧洲中世纪（中国元朝时期）的威尼斯人很可能只到过黑海岸的拜占庭（今土耳其）或波斯（今伊朗），在那里见到了一些经丝绸之路去过中国的商人、阅读了一些现已失传的有关中国的记载，在此基础上杜撰了一本传记，描述自己在中国的虚构经历。然而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教授福格尔（Hans Ulrich Vogel）最新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一书，通过对中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大量文献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不但怀疑者的一切疑问都可以解释，而且马可·波罗传记中很多对中国的描述是十分准确的，足以证明其真实性。
　　该书首先列举并评述了相信与怀疑马可·波罗到过中国的双方到今为止提出过的论点与论据。例如怀疑者质问“马可·波罗为何从未提及过中国长城？”──事实上中西方历史学界早有共识，认为元朝以前的古长城那时已经完全残破而不再受人关注，而现今举世闻名的明长城自然尚未出现。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为何在现存的中国文献中找不到任何对马可·波罗的记载？”──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献性质与密度的严重误判，因为即使是同一时期罗马教皇本笃十二世派往中国的特使团，也从未出现于中国历史文献中。
　　该书随后详细阐述了一个今被学界忽略了的课题，即马可·波罗对当时中国的货币、食盐生产与税收体制的大量详细描述。傅汉思发现当时的欧洲、阿拉伯或波斯文献中根本找不到像马可·波罗一样准确而详尽的描述，说明这些独家描述确实来自于他本人的经历。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以及”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同时，在《马可·波罗游记》以前，更准确地说是在13世纪以前，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中亚这座桥梁间接地联系着。在这种中西交往中，中国一直是以积极的态度，努力去了解和认识中国以外的地方，特别是西方文明世界。最早可以追述到周穆王西巡。尽管周穆王西巡的故事充满了荒诞和神话色彩，但至少反映了中国人已开始去了解和认识西方，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之后，一条从中国经中亚抵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出现了，中国对西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一大批西方的商人来到中国，中国对西方世界的认识更深入了。但直到13世纪以前，中西交往只停留在以贸易为主的经济联系上，缺乏直接的接触和了解。而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在13世纪以前，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老家了。马可·波罗东方之旅已经过去700多年了，但他的精神依然震撼着人们心灵，激励着人们不断作出新的探索取得新的进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在由他所开辟的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上，并使之不断延伸拓展，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平坦，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走向一个和谐的世界。马可·波罗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的。至于他是出生在科尔丘拉，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似乎并不太重要。

　　《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元朝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史籍。
　　尽管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存在有一些漏洞和谬误，以至于有些人藉此草率地认为其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为纯粹的杜撰，照《马可·波罗游记》根本到不了中国，但是不能否认这个传奇人物及其作品在史学界、文学界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16世纪，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说，《游记》在1299年写完，“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注：Lach,p.35.）。在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119种各种文字的版本。在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
　　元朝时，中外交往很频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来华，居住了十几年。《马可·波罗行纪》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游纪实，兼及途径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马可·波罗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1249年的北京），并朝见过元朝的忽必烈皇帝，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他们回国后，小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引起了小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
　　1271年，即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当他们在一个镇上掏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乘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来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
　　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来到霍尔木兹，一直等了两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一到这里，马可·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美丽繁华的喀什、盛产美玉的和田，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
　　马可·波罗他们继续向东，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古城敦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接着，他们经玉门关见到了万里长城。最后穿过河西走廊，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四个寒暑了！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波罗。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波罗，特意请他们进宫讲述沿途的见闻，并携他们同返大都，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
　　聪明的马可·波罗很快就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他借奉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他先后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以及北京等地，还出使过越南、缅甸、苏门答腊。他每到一处，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地理、人情。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神往。
　　17年很快就过去了，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1292年春天，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护送一位名叫阔阔真的蒙古公主从泉州出海到波斯成婚。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元史专家、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王大方则认为，在元朝供职的17年间，马可·波罗常被忽必烈派到帝国各地执行机密任务。
　　1295年末，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四载的亲人身边。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东方带回的无数奇珍异宝，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同年9月7日不幸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世界著名旅行家和商人。1254年生于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科洛和叔叔马泰奥都是威尼斯商人。据称17岁时，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历时约四年，于1275年到达元朝的首都，与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出《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但其到底有没有来过中国却引发了争议。
　　《马可·波罗游记》（又名《马可·波罗行纪》、《东方见闻录》）记述了马可·波罗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所见所闻，后来在欧洲广为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
　　马可·波罗小时候，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来到元大都（1275年的北京）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皇的信。他们回家后，小马可·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这些故事引起了小马可·波罗的浓厚兴趣，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到中国去。1271年，马可·波罗17岁时，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带领马可·波罗与十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事件。当他们在一个镇上掏钱买东西时，被强盗盯上了，这伙强盗乘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半夜里，马可·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当他们找来救兵时，强盗早已离开，除了叔叔之外，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他的经历激发了哥伦布和其他不少旅行家。有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是基于他的游记。马可·波罗还影响了欧洲的地图制作，导致了弗拉·毛罗地图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