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悲欣交集，极致庄严

天文星 · 发表于: 2017-12-16 10:31:01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第534期
原标题《李叔同悲欣交集，极致庄严》

⊙作者：记者韩墨林

　　今年是弘一法师李叔同辞世75周年。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筚路蓝缕，有开拓之功，在书画、音乐、艺术、金石等领域皆有高深造诣；中年出家，成为第十一代南山律宗之祖；国难之际，宣讲“念佛不忘爱国”，身体力行支持抗战。传奇身世与璀璨成就背后，站着一个追求极致、绝对庄严的生命
　　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大慈寺皈依三宝。禅房上贴着四个字：“虽存若殁”。“出家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儿亦均抛弃，何况朋友。”
　　有学生询问法师：“老师出家何为？”李叔同淡淡地说：“无所为。”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他说：“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在教育家黄炎培的回忆文章中，记述了李叔同与日本妻子诀别的一幕：“弘一出家后，夫人追来杭州，终席不发一言，饭罢雇了小船，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从不回头，一桨一桨荡向湖心，连人带船一起埋没湖云深处……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这是关于弘一法师的最后一抹绮艳景象，相较于其高不可窥的佛学造诣，这是凡俗中人能够理解的感情。后来，这一幕在影视和文学中被无数次唯美演绎，连同一阙《送别》，成为历史上的绝唱。
　　叶圣陶说，弘一法师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头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应该是怎样，他的言论应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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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自画像
　　对他的怀旧情愫，在他离世多年之后，仍年复一年地延续着。人们试图从他存世不多的黑白相片──那张历历斑痕、清癯而温默的脸孔中，极力解读出某种大慈大悲。半世风流遁入空门，盛极而归于平淡，在李叔同的一生中，他的悲悯与决绝，同样迥异于人，像一个耀眼的谜。
　　在老友夏丏尊和学生丰子恺的回忆中，李叔同并非那样不近世情，而是情感激越之人，凡事追求极致。他人生中经历的几番断裂，不外乎这种极致人格的外化：20世纪初弃儒学而入西学，始信文章救国，不若经世。而后归宗于佛学，出家前外赠或销毁视如瑰宝的书籍、字画、折扇等，并于剃度后发誓：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
　　经历历史的风云动荡，晚年，他将报国热血化作佛学的持戒自尊，将爱国与修佛融合为一。如丰子恺所说，法师决绝、明彻，穷理至臻，“做什么像什么”，才能于情于事，一体贯通。

羁绊
　　1924年，李叔同云游经过上海，来到学生丰子恺家中小住一月，丰子恺请李叔同为自己寓所命名。李叔同叫他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自己喜欢又能相互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拿两次阄，都拈到“缘”字。于是将寓所命名为“缘缘堂”。
　　在缘缘堂，丰子恺住楼下，李叔同住楼上，是平生仅有的朝夕相处时光。李叔同不惯点灯，日落而息，他们的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丰子恺记得李叔同经常陷入思考，面容沉静，像一只清癯的仙鹤，让他感到一种超于物外的神圣。
　　出家早年，李叔同持戒苦修，几乎不见客，除了讲经，不多发一言。访者殷勤求告，他以一句“老实念佛”默退。故人来信，他告知邮差“此人他往，原址退回”。
　　在缘缘堂，丰子恺提议，由他作画，李叔同配诗，合作出版一本《护生画集》，以弘扬佛学和人世间的大仁大爱。李叔同竟慨然允诺，是欲“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丰子恺喜悦莫名。
　　斯时，作家柔石、曹聚仁等撰文批评“护生”及“慈悲”等概念，在抗战时期“对敌人是不该保留着了”。
　　李叔同主张，“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抗日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10年后，李叔同看到《护生画集》续集后，欣慰地给丰子恺写信：“朽人70岁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以此类推，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
　　在晚年回忆中，丰子恺把这段际会称为“大因缘”。因李叔同出家时，六艺俱废，这承诺对他是一种破例。
　　一个月后，师徒分别江海。国家已烽火连绵，李叔同四方宣讲“念佛不忘爱国”。丰子恺亦时时听闻李叔同的讯息，包括更多令他感慨的“破例”。
　　抗战全面爆发初年，李叔同正闭关，不与外界接触。彼时厦门第一届运动大会邀请他写一首会歌，李叔同认为国难面前，应鼓励国民强健体魄，故欣然应允。时人喜悦，认为此举“非同寻常”。
　　丰子恺在“文革”中经历屈辱岁月时，唯一的牵念是日日早起，撰《护生画集》，并从中获得心灵的宁静。那时丰子恺是“上海市级十大批斗对象”，这份因缘和托付，给予他“晚年的福气”。
　　生命的火光渐弱之际，丰子恺意识到，在恶劣的环境下遁入空门的李叔同冷寂的心底，爱国热忱的星火始终没有熄灭。
　　上世纪初“劝用国货运动”启端，李叔同从此布袍马褂。丰子恺见老师穿的褂子松垮，就送他一条宽紧带。李叔同坚辞，说不用外国货。出家之后，丰子恺去看老师，见他用麻绳束袜，又买了些宽紧带送他。李叔同又拒绝，丰子恺说：“这是国货，我们自己能够造了。”他方才收下。
　　李叔同曾凭吊韩偓墓庐，嘱高文显作传，他钦佩韩偓遭国破家亡之惨痛却不肯附逆。耿耿孤忠，其志独坚。
　　他也经常吟诵宋代忠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
　　1937年8月，李叔同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剃度前夕，李叔同与丰子恺夜谈，赠予他一幅自撰的诗词手卷，特别指着这一阕词，微笑着说：“我作这阕词的时候，正是你的年纪。”
　　那时，青年李叔同激愤于八国联军的铁蹄与漫布中原沃土的鲜血与饿殍，再兼母丧，心灰意冷，毅然出走日本。辞行的时刻，挥笔写下这首《将之日本，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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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本的李叔同组织话剧团体“春柳社”，并男扮女装主演《茶花女》
　　辞别红尘这年，欧洲新启战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粤桂战争、湘鄂战争、奉直战争暗潮涌动，国内火星欲迸，人心惊惶。李叔同斯时对学生说起这首词，心境可追。
　　丰子恺在回忆录中叹息，当时年幼无知，竟漠然无动于衷。

奔波
　　1942年，62岁的李叔同圆寂之前与一位赵姓好友见面。站在雁荡山的山崖边，山峰浩荡，朋友突然感觉到李叔同眼里有一丝异样的情绪。
　　赵问：“似有所思？”
　　答：“有思。”
　　问：“何所思？”
　　答：“人间事，家中事。”
　　抗战犹在尾声，人间依旧烽火不息，晚年李叔同希望回天津与年迈的兄长、族亲一叙的愿望亦落空。
　　“有所思”者为何，已无人知。但早期专攻科举，以学致世，后来钟情艺术，“以美淑世”，再到归为佛子，说出那句著名的“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爱国、救国的抱负，贯穿了李叔同一生。这种理想近似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以佛济儒”，但在私我情感的领域内，他确是完全割断尘缘，以全新之我皈依佛门如朱光潜所言，李叔同是“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这是他的遗世独立，是他的复杂、他的纯真，也是他的佛性。
　　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李叔同把出家的原因仅归结于幼年家庭崇佛气氛的影响，对西湖佛教文化的羡慕，以及在同事那里听说了断食的好处，便在假期尝试断食，期间接触了很多佛经，方知名利虚妄，遂抛妻弃子，决然出尘。
　　梁启超曾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儒学在西学冲击之下风雨飘摇，社会组织功能近乎坍塌，无论救国救民，还是安身立命，一些当世知识精英需要寻找一个“栖息的空间”，遂将精神寄托于佛门。
　　彼时，康有为学佛，曾试图以佛法解释变法；梁启超读佛经，写出著名的《论佛教与政群》：以佛教的智信、兼善、平等、普度众生可救国救民；鲁迅也读佛经，在彷徨中寻找权宜的栖息之处；儒学大师马一浮读佛经，并且弘扬佛法，给李叔同启迪颇深，但他只是在家的居士。
　　李叔同走了最远的路。
　　目送李叔同出家的背影，一个学生说：“他放弃了安适的生活，抛妻别子，穿破衲，咬菜根，吃苦行头陀的生活，完全是想用律宗的佛教信仰，去唤醒那沉沦于悲惨恶浊的醉梦中的人群──尽管这注定要失败，但我们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离开先生的经历，苛求于他。”
　　李叔同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天津。家族凭借经营盐庄与钱庄生意富甲一方，并与当朝仕宦多有往来。父亲李筱楼1865年中头名进士，精研佛学、理学，曾为清末重臣李鸿藻部下。因文名卓著，李筱楼同李鸿章、吴汝伦并称清朝三大才子，与李鸿章交情密切，去世时李鸿章亲临主丧。
　　兼具商业与政治背景的李家财势显赫。李叔同早年交游者多为显贵，如李鸿章、王文昭、荣禄等风云人物。
　　名门望族规矩森严。李叔同是家中最受宠爱的幼子，度过优渥而无忧无虑的童年。但随着父亲去世，6岁的李叔同便跌落到一个旧式家族庶子的地位，母亲是使女出身，在冷眼和呼喝中煎熬时日。李叔同心中愤懑却无计可施，虽衣食无忧，终感“低人一等”，15岁便发出感怀：“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
　　李叔同的次子李端记得，在母亲房中，一直放有“先父从上海带回来的四个大皮箱”，在白色的箱皮上，除印有“上洋制皮箱”的厂名图记外，还都有“李庶同制”的字样。“庶”、“叔”同音并用，可见他常以自己是庶出为苦。
　　大家族的严格庭训，为李叔同打下坚实的学术根底。父亲去世后，李叔同正是开蒙的年龄，每日被兄长拘在书房里，7岁读《千字文》、《朱子家训》；10岁读《古文观止》、《四书》、《说文解字》。他过目成诵的天赋让家族刮目相看，这并没有改变多少母亲的境遇，但在那样的家族环境下，已是母亲唯一的希望所系。当发现李叔同迷上看戏不惜逃学，母亲直接吞下了一包老鼠药，从此他再不敢踏入戏院。
　　但他狂热地迷恋着戏曲，在诗酒缱绻中获得了一种久违的安宁感，并爱上了天津名伶杨翠喜，为她写下深情文字：“痴魂消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洁。”然而杨翠喜被袁世凯当作礼物赠予宗室载振，李叔同伤心欲绝之时，却承接了一份毫无感情可言的包办婚姻，这是他的另一重枷锁。
　　官宦家族的政治敏感与生俱来。他曾致力于科举，两度参加县学考试，指望文章立命。在策论“论废八股文兴学论”中，他慷慨陈言：“窃思我中国以仁厚之朝，何竟独无一人能体君心而善达君意者乎……”
　　答卷针砭时弊，却“胆大妄为”，注定名落孙山。
　　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冲决了最初的政治理想，李叔同一直关注维新变法，每天读报，但年轻的书生终于体会到大时代的翻云覆雨。那一天，李叔同将报纸撕碎，仰天长啸，转身回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后来，因为这枚印章，他受到不可测的政治牵连，母子二人避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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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西洋绘画《裸女》
　　在上海滩，李叔同加入城南文社，与才子名流交游，短短几年便蜚声书画诗文界。这似乎是意气风发的一段日子，他依旧纵情声色，结交名妓。但烽火硝烟，生灵涂炭的警醒，使李叔同终究难安于城南文社的一隅桃源。与友人的通信中，李叔同陷入矛盾，流露反思和忏悔之意，想挣脱“花丛争逐”的世界。这一时期，母亲的去世，在带给他巨大的痛苦之余，也扯断了最后一丝留恋和犹疑。送母亲灵柩回天津之后，李叔同远渡日本，学习艺术。留日期间，李叔同诗、画、戏、乐的水准几近精绝，被誉为天才，其后回国任教。几经辗转，最终在点缀着古寺佛钟的杭州西湖畔安顿下来，这仿佛是一种默契和缘分。
　　很多人认为，母丧是李叔同“看破一层世相”的开端，那年他26岁。李叔同与母亲曾在大家族的屈辱与冷漠中相依为命，母亲死后，他数次在与友人的谈话中断言“幸福时期已经没有了。”此外，佛家有例，父母不允，不可出家，但对妻儿并无此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的离世，是把李叔同推离红尘的一种力。
　　冷暖交迭的少年际遇，把李叔同的性格打磨得孤独而敏感。他喜欢独处，相知者寥寥。他的诗作情感浓烈，遁入空门后仍然如此；看戏会沉浸至流泪；偏爱悲剧角色，演戏时“神在骨子里”；他仿佛一生都在摇曳，上海滩，东洋，杭州……在春柳社演话剧时，听到争议便觉灰心，不愿登台；回国后任职《太平洋报》，不多时报馆就关门；之后辗转各地教书……李叔同被各种力量推来撞去，仿佛随遇而安。
　　直到他断然选择出家。

异于人者
　　学生丰子恺从照片上见识过老师上海时期的形貌：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美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许多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一等一的翩翩公子。”
　　一脉情根，甚至近于孤僻。譬如李叔同自小爱猫如痴，敬猫如同敬人。去日本留学时还不忘给家里发急电，问自己养的猫是否平安。
　　在致学生刘质平的信中，李叔同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世味日淡，职务多荒，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似说灵魂苦闷，别无出路。
　　出家之前，李叔同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流露出缘起之念：

　　一花一叶，孤芳致洁。

　　昏波不染，成就慧业。
　　然而，李叔同性格的底色中，始终有一种超绝凡人、不入尘网的特质。
　　夏丏尊与李叔同是挚友，两人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为同事，夏丏尊担任舍监。一次，学生宿舍失窃，夏丏尊疑是某人所为，苦于没有证据，自觉管理不力，日夜焦灼，求教于李叔同。
　　李叔同给出的解决方式是：
　　“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打着哈哈走了，他无论如何做不到，但事后思忖，如果换作李叔同，一定会这么做。而且，微妙的是，如果别人提出这个建议，那么是一种冒犯，但李叔同这么说，就和他这个人浑然一体，全出于诚敬，仿佛信手拈来的寻常之事。
　　李叔同做事极致认真，一言一行仪式感分明，长期力行，夏丏尊认为，这使他拥有一种绝对的“对人的感化力”。
　　在朋友欧阳予倩的笔下，李叔同做人没有一丝圆融：
　　“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功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
　　但在许多朋友的回忆里，李叔同的孤介性格并未造成人际障碍，按照丰子恺的说法，这是一种迥异常人的能量，大致来源于待人待己一体规范，毫厘不差。同卓异的才华一道，这使他成为当届教员中“最权威者”：
　　“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
　　有个日籍教师本田利实，性子孤傲，只“畏惧”李叔同。有次因他人索字，去李叔同办公室取笔墨，动笔之前，特别安排人望风，说一旦李叔同回来就得马上通知他，因为“李先生德艺双馨，无人能及，连日语也说得那么漂亮，真是了不起，他的办公室我不敢擅入，笔墨也不敢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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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李叔同首用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
　　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教师时，卧室外面有个信插，他不在的时候，信件放在信插里。一天晚上，他已经睡了，收发员来敲门，说有电报，李叔同在里面回说：“把它搁在信插里。”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开房门取阅。有人问他：“打电报来总有紧急事情，为什么不当晚就拆看呢？”李叔同说：“已经睡了，无论怎么紧急的事情，总归要明天才能办了，何必急呢！”
　　刘质平在跟随李叔同学习音乐后，创作了第一首曲子，找李叔同指点。李叔同沉默不语，惘然神思。忽然开口说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冬寒凛冽，刘质平来到教室外时，室门紧闭，里面无声无息，走廊上却已有了脚印。刘质平随即站在廊前，在风雪中垂手等候。
　　十分钟后，教室里忽然灯火通明，门声一响，李叔同踱步而出，轻声说道：“你已经赴约，且又尝到风雪的滋味，可以回去了。”
　　担任教员的时候，学生们在学校里很少见到李叔同的面。到上课时，他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可以说，李叔同彼时的生活状况，已经和“苦行僧”相距不远了。
　　李叔同的学生吴梦非说：“弘一师的诲人，少说话，主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然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或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恭敬起来。”
　　极致认真的性情，在李叔同的人际交往中，形化为对原则的极度苛求，近乎“不近人情”，后来也被许多人解读为“佛性”。
　　李叔同出家时曾向寂山法师坦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曾用意于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

入世与出世
　　“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这是丰子恺对李叔同生平的勾勒。
　　“做就要做到极致”贯穿了李叔同一生中许多个“第一”：主编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编著《西方美术史》；最早创作和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艺术；最早介绍西洋乐器……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现专事弘一法师作品研究，她认为，正是这种对极致的追求，促成了祖父的出家。
　　入空门后，李叔同每日早睡，黎明即起，冷水擦身，但凡染病，从不经意。他患病在床，有人前往问候，他说：“你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你要问我佛念了没有。”
　　他常言：“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僧人必须比俗中人守持更高的道德标准，方能度人。”
　　在佛教八万四千法门里，李叔同选择了最苦的律宗。他自认为罪孽深重，非酷戒不足以灭障；持律严格，一动一念皆谨慎。一次，丰子恺给他寄一卷宣纸，请书佛号。宣纸有余，法师便去信问多余宣纸如何处置？因宣纸既非自己所有，如何处理需过问物主，李叔同视为当然。另有一次，丰子恺寄邮票给李叔同，因多了几分，李叔同便寄还丰子恺。
　　南山律宗自南宋之后就失去了真传。弘一法师以半生之力，对律藏进行整理、编修，并携带南山律学三大部的内容云游讲道，使失传几百年的律宗得以再度发扬，是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每到一处，李叔同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
　　一次，在西湖边的素菜馆里，杭州一名士邀请李叔同赴宴，陪客到齐已一点钟。众人饥肠辘辘，相继开吃，忽见李叔同在碗筷前端坐，庄严不动。问之即曰：“我是奉律宗的，过午不食，各位居士自便。”
　　郁达夫说，“现在中国的法师，严守戒律，注意于‘行’，就是注意于‘律’的和尚，从我所认识的许多出家人中间算起来，总要推弘一大师为第一。”
　　如此精修，以风流才子“无端出世”，故友柳亚子亦从未表示过理解，甚至认为“不可理喻”，使中国文艺蒙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在浙江第一师范，李叔同出家引起的争议极大，校长经亨颐担心干扰学生情绪，在浙一师新生大会上训话，以“李先生‘事诚可敬，行不可法’”为辞告诫学生。
　　在纷扰的猜测中，丰子恺的“物质—精神—灵魂”的“三层楼”说，被公认为最接近李叔同出家的原因：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李叔同曾在弥留之际对妙莲法师说：“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恋人间，或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并留下“悲欣交集”四字临终绝笔。
　　何为悲欣，解读纷纭。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仁康认为，“悲”即悲悯众生的苦恼，“欣”则是欣幸自身得到解脱；大空法师则认为，“悲”为悲众生之沉溺生死，悲娑婆之八苦交煎，悲世界之大劫未已，悲法门之戒乘俱衰，悲有情之愚慢而难化，悲佛恩之深重而广大；“欣”则欲求极乐，欣得往生，欣见弥陀而圆成佛道，欣生净土而化度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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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李叔同落发为僧时的虎跑寺旧照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圆寂前再三叮嘱弟子他的遗体装龛时，在龛的四只脚下各垫上一个碗，碗中装水，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灵骸封藏后，遵照法师遗嘱，送开元、承天两寺供养，后由妙莲法师奉归开元寺的禅房内。遗骸之中有舍利子一千八百余颗。
　　（主要参考文献：《李叔同全集》，《弘一法师说佛》，丰子恺《怀李叔同先生》，田涛《休管人生幻与真：李叔同家族》，陈慧剑《弘一大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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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新闻] 李叔同 悲欣交集，极致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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