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当场站起来反驳佩洛西 现场响起掌声

　　傅莹，女，1953年1月生，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英国肯特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曾任中国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大使，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女大使、驻大国女大使，以善于沟通着称。曾任外交部副部长。
　　现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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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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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莹当场站起来反驳佩洛西，现场响起掌声

　　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当场反驳。
　　当地时间2月14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首日活动中讲话称，各国在建设5G网络时应远离中国科技公司华为。佩洛西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其电信巨头──华为，来输出其“数字专制”，威胁那些还没有采用他们技术的国家实行经济报复。”
　　对此，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当场反驳，“你真的认为民主制度是如此的脆弱吗？能被华为这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轻易威胁到？”佩洛西则回答，“我们不想效仿中国的体制……”
　　据美媒报道，傅莹当场向佩洛西发问，她首先提到佩洛西曾经对中国的“成功”访问以及双方“建设性的对话”。紧接着，曾任傅莹话锋一转：“就我所知，世界运作的方式是，技术是一种工具，自从中国40年前开始改革后，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微软、IBM、亚马逊，他们在中国都很活跃。自从我们开始1G、2G、3G和4G以后，所有的技术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中国保持了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取得了成功，没有受到技术的威胁。”
　　“可为什么如果把华为技术引入西方国家的5G，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您真的认为民主制度这么脆弱，华为区区一家高科技公司就能威胁到它？”
　　美媒称，傅莹的挑战式提问引来了观众席中的掌声。
　　在此次慕尼黑安全会议前夕，德国《世界报》12日曾报道，德国执政党基民盟与其姐妹党基社盟通过文件，不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加德国5G网络建设。“继英国后，德国也决定不禁用华为”一度引起西方媒体关注。
　　彭博社14日报道称，佩洛西当天支持特朗普有关使用华为技术设备建设5G网络对国家所构成威胁的评估，是两党在围绕总统弹劾展开激烈斗争后罕见达成一致的时刻。
　　美国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

源自：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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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莹：中国始终抱有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愿望，从未提出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摘要：傅莹表示，未来中美两国能否在维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础上解决彼此矛盾和分歧，将是决定21世纪人类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选择。

　　今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论坛中，傅莹在“中美关系再定义”环节发言中表示，未来中美两国能否在维护现行国际体系的基础上解决彼此矛盾和分歧，这将是决定21世纪人类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选择，这也是非常艰难的选择，共赢就意味著有所得、有所不得。
　　傅莹表示，特朗普上台伊始，美国新政府即启动对华判断和政策的调整，宣布美国进入“大国竞争新时代”，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两年来相继挑起贸易战、科技战，在军事上深化针对中国的部署，政治上公开质疑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一系列挑衅迫使中方做出反应和反制，中美关系出现快速下滑。
　　傅莹认为，中国在重塑中美关系方面，始终抱有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的愿望。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两国领导人在大阪达成的共建“稳定、协调、合作”的关系目标。如果中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找到新的交往路径，应能实现某种“竞合”态势，即保持必要的互利合作，管控好不可避免的良性竞争。
　　但傅莹表示，当前美国决策思维，确实有股力量在推动对华政策走向全面对抗，其动员力和影响力都在扩大。
　　傅莹认为，两国未来的方向，既取决于双方在具体矛盾和分歧上的判断和处置，也取决于两国对世界大势和彼此关系的定性，更取决于对各自国家根本方向的选择。
　　傅莹说，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趋于严峻，认定中国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世界的权力，因此把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一场输不起的国家根本利益保卫战。这是在对中国意图曲解基础上的一种严重误判。我们对任何危害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风险和挑战，都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绝对不能接受美国控制中国的发展空间，不能允许任何人阻挡我们追求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的努力。但是，中国从未提出要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我们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争的是自己合理和平等的发展权利。
　　傅莹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挑战在于能否让彼此信服，继续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构建合作共赢、良性竞争的新型关系。中国在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上提倡平等合作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是植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大智慧，也符合世界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也应该是中美关系理性的发展方向。
　　栏目主编：樊江洪
　　文字编辑：樊江洪
　　题图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供图。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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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莹：中国在创新制度和手段、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加快部署

　　为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现有治理体系新挑战，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健康高质量发展，8月29日下午，以“合作治理 共创未来”为主题的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治理主题论坛在世博中心举办，探讨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外交部原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在论坛上发表了“人工智能的治理与国际合作”为题的讲话。
　　傅莹在表示，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未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发生更大的变化，生活将变得更加舒适和便利。但人工智能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在治理上人类将面临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难题。
　　傅莹表示，这就要求在立法上需要有新的思维。传统的法律是要以社会基本共识为基础的，因此往往要滞后于社会实践。但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上，我们恐怕没有这样奢侈的时间条件，因为这项技术的应用影响之快、之大，远不同于传统技术，治理的需求与技术的应用几乎同步出现。
　　傅莹表示，中国在创新制度和手段、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加快部署。傅莹表示，考虑到这个新兴领域自身独特的性质，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对立规和立法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依靠科学界和企业界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

以下为傅莹演讲全文
人工智能的治理与国际合作
一：关于人工智能治理面临的挑战。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随着AlphaGo为代表的深度学习算法的成熟，人工智能技术出现大面积应用的趋势。我最近访问了一些企业，昨天在上海还看了三家企业，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所呈现出来的蓬勃发展态势。可以期待，未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发生更大的变化，生活将变得更加舒适和便利。
　　今年7月，我们在清华大学的世界和平论坛期间举办了三场论坛，邀请70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围绕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治理进行研讨。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人工智能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带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机会，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的安全风险，在治理上人类将面临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难题。
　　例如，在立法上需要有新的思维。传统的法律是要以社会基本共识为基础的，因此往往要滞后于社会实践。但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上，我们恐怕没有这样奢侈的时间条件，因为这项技术的应用影响之快、之大，远不同于传统技术，治理的需求与技术的应用几乎同步出现。
　　再比如，传统立法者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工智能作为“非人行为体”，未来会越来越广泛地参与人类活动，那么，在人机共存，甚至人机冲突的情况下，如何面对和处置人类与机器的矛盾呢？“机器代替人”做决策的情况已经不是想象中的事，波音737-MAX的空难就是一个重要的警示。
　　人工智能的到来对就业模式的快速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人工智能项目组的于洋老师牵头做的《中国青年视角下的人工智能技术（AI）风险和治理》调查项目中，超过50%青年人表达的头等关切是失业风险。如同以往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将取代大量程式化的工作岗位，同时也会创造出新型岗位和就业机会。挑战在于，如何才能让人才结构的调整跑赢技术的更新迭代和产业结构的跃升？
　　不能忽视的还有在伦理规范方面的新问题。例如国际上讨论比较多的人群歧视和对个人隐私的尊重和保护等问题。有外国人对我说，中国人不需要隐私保护，我认为这是偏见。我国立法高度重视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在本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稿中，针对收集、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有明确规定，要求必须“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等，而且把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也纳入保护的范围。

二：我国在创新制度和手段、推进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加快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要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要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
　　总书记的要求是我们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指导方针。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人工智能的部署采取的是发展和治理同步推进的方针。今年2月科技部牵头组建了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6月该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8条原则，强调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工信部在2017年就颁布了《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其中也对治理提出要求。现在的重要任务是如何让这些规则和要求落地，形成有利于我国人工智能健康成长的良性环境。上海在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积极探索治理路径，重视推进国际合作。在科技部和工信部的支持下，上海推动建立了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可以期待，上海在人工智能治理的规则与制度的创新、开展国际合作方面也将走在全国的前列。
　　考虑到这个新兴领域自身独特的性质，我们一方面要加快对立规和立法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要依靠科学界和企业界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如果科学家在每一项新技术的研发中都能思考其负面风险，如果制造商在每一个新技术的应用中同步构建风险管理的解决办法，那么，对这方面的挑战就不难找到应对办法，其立法和规范也就不难走出新的路径。
　　目前很多人工智能企业希望有法律责任和范围的清晰界定，认为这样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他们在采取一些自律措施的同时，也期待国内整体规则环境和基础条件更快得到完善。

三：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视野和国际合作。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是在全球平台上实现的，因此，其治理也不是某个国家或区域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全人类的福祉。因此，我们需要有全球视野，拓展全球合作。在这方面，国际社会有过一些经验。例如核军控和气候变化等难题，都是先在学界、企业界和社会组织中被广泛讨论和推动，最终达成国际共识，形成有效的治理原则和制度。
　　目前，国际上围绕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正在进行广泛和热烈的讨论，不少国家和机构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原则主张。但各国间仍缺乏大家共同接受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和在价值观和理念上的共识。
　　中国对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和治理采取的是积极参与的开放态度，也主动搭建了不少平台，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吸引了国际和国内的不少关注。天津的世界智能大会、重庆的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等，也都是向世界开放的交流平台。
　　中美关系的前景也关系到人工智能治理的国际合作。有人会说，美国挑起贸易战，破坏全球贸易体系，是对国际秩序更大的挑战。我觉得确实如此，这是一个主观的破坏性行为，中美关系的动荡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探索也带来一定阻碍。
　　而现实中，中美学者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根据科睿唯安提供的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文献数据，从2013年到2017年，全球参与评估的167个国家/地区在“计算机、人工智能”发文排名中，中国大陆位居第一，发文量达到59573 篇，占25.02%；其次是美国，发文量是32527篇，占13.66%。中美两国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增长最快，过去五年中国大陆开展国际合作最多的对象是美国，美方开展国际合作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大陆，双方合作论文有四千多篇。
　　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中，中美各有优势。数据显示，在涉及人工智能基础层的算力、数据和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中，美国在算力和算法上有优势，巨头公司基本掌握着开元算法平台和场景丰富的算法能力，而中国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应用和数据资源。从两国的实践看，如果中美无法有效合作形成共同标准的数据和算法，双方的产业和未来发展都将受到很大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致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贺信中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要把握好这一发展机遇，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各国深化合作、共同探讨。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
　　因此，我们需要从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出发，主动参与和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同时也要认真履行自己的责任。历史上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推动了新的国际议程的设置，相信人工智能技术也能成为各国合作的新平台，为全球化增添新的动力。中国人应该也能够为此做出贡献。

四：对人工智能的国际治理的三点建议。
　　一是保持开放性。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与产业应用是全球高度协作的成果，其未来的发展也依赖世界各国优势互补，合作共享。因此，在人工智能的治理上也需要保持开放性，集合各国智慧与经验，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
　　二是合作性。人工智能被认为是一项综合性的“原力技术”，其治理也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和多部门乃至多国的共同参与。各国在探讨和构建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取长补短，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的治理。
　　三是客观性。人工智能作为革命性的新技术，难免引发很多误解和怀疑，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技术的未来结果。国际治理应该秉承中立客观的立场，保护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
　　最后，我祝愿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能在推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包容制度创新方面取得好的成果。也祝愿与会代表们，能够利用上海市搭建的这一平台，深入沟通、凝聚共识，为未来描绘美好的蓝图，为我们的后代留下更多的可能性。
　　政要·新浪新闻|聚焦政要 关注人事 汇聚新政

源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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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很多人不停地问我：中国到底想要什么？

　　[文/傅莹]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构建新时代对外传播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
　　这几年，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正在取得长足进展，搞得有声有势。比如，在国际舆论场上，中国记者越来越活跃，中国人的声音、中国人写的文章和书籍，越来越多地见诸于国际媒体。尤其在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过程中，不仅官方表态鲜明，学界和企业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用舆论斗争支持和助力外交斗争，既有力地批驳了许多不实之辞，也澄清了不少长期以来的模糊认识。再比如说，在华为事件中，任正非总裁广泛接触媒体，以坦诚开放的态度，讲述华为的创业心路和奉献世界的胸怀，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好的案例。在当前国际舆论的最前线，我们不少大使出现在国际媒体上，主动回应外界对中国的关注，为国际传播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在综合能力的建设上，尤其在对外传播的完善上，路还长。一段时间以来取得的经验和成效，使我们有信心做得更多更好，努力实现中国的国际形象由我们自己来塑造。就像总书记讲的，“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提升国际传播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党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既包括硬实力的提升，也包括软实力的完善。目前，我们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复杂和多元的，而且变幻无穷，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在实践和学习中，提升能力。

前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第六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上讲话
　　抽象地讲，传播主要是解决形象问题。国家的形象与个人或者企业的形象有相似的地方，通常要包括三个维度：一是，你是什么、是怎样的；二是，你说你是什么、是怎样的；三是，别人认为你是什么、是怎样的。这三个维度的图像重合，大致就能构成一个完整和客观的形象。如果这三个维度的图像有缺失或者差距太大，形象就容易被扭曲，或者缺乏说服力。
　　现在，外界把中国看作对国际形势和世界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非常希望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决策者的想法和中国发展的方向。同时也想知道，中国强起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十年前，我在英国当大使，在大学和各种论坛讲话时，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中国想向世界要什么？能够给予世界什么？上个月我在北京接待一位来访的英国议员，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由此可见，这可能是过去十年乃至未来十年，我们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需要不断向国际社会解答和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去回应的问题。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经过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成长为在世界位居第二的大型经济体。中国的世界影响力也相应地增强，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的成就世界上有目共睹，无论是赞成我们的人，还是不赞同我们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制度和治理是成功的。中国的成功，足以修改西方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教科书，为人类追求文明和进步提供参考和借鉴。
　　现在外界关注中国，不仅是关心我们自身取得了怎样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一个不断取得成功的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因为，这真正攸关各方切身利益和未来的战略选择。这些年来，国际媒体对关于中国的信息需求不断上升，甚至可以说是存在一定的信息饥渴，外界对中国正面的评价很多，而且呈上升趋势，同时，负面意见也不少。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一些军政部门把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者”，美方从经贸、科技到军事、安全，摆出全方位应对中国挑战的姿态，甚至不惜破坏两国正常的经贸、科技和人文往来。据美国学者反映，美国内正在出现以强硬和有效方式应对中国崛起的“政治正确”，对华战略调整的动向比较明显。然而，面对变化，中美学界的接触和交流没有停顿，一些对未来忧心忡忡的美国学者一再探寻，中国到底想要什么？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是什么？
　　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美国霸权的式微，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双方需要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如果说，在美国领导层和战略圈子里，有人试图将两国关系往大国权力之争的老路上引，那么在普罗大众层面，如何对冲这样的错误逻辑，如何消除广泛的误解和偏见？如何让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公众更多听到和读到中国人介绍自己的想法和理念？我在对外交流中，常感到一些人对中国的印象是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对中国的了解基本源自媒体和政客的二手说法。但是很多人也并非完全不想了解真实的中国。
　　最近与来访的美国议员、智库学者和媒体记者座谈，他们带来了各种疑问，但在听取了中方观点后，虽说不完全认同，但表现出浓厚兴趣。比如，当我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过程，包括从听取人大代表和社会的建议选择立法议题，到开展专业和社会咨询、协商，再到形成草案后征求社会意见，最终草案在人大常委会进行两次到三次的审议和修改，之后进行表决通过等等。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对他们却很陌生，一些美国访客当场表示，希望能邀请我们去美国巡讲。他们认识到，中国既然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制度、政治和治理方式必然有成功的道理。他们希望中国人能更加主动和广泛地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情况。一位美国前政要对我说，中国现在是大国，如果自己不讲，就会有人代替你们讲。
　　中美关系处在转折的关头，是迈向冷战，相互为敌？还是通过有效沟通、建立新型关系？两国领导人商定的目标是，构建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但如何才能成功地将两国关系引入这样的轨道？这取决于两国在每一个重要的利益和分歧问题上的选择，也取决于两国和两国人民能否准确和客观地彼此了解和判断。而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也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舆论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基辛格以他丰富的经验总结到，“很多国际事件都是由对彼此的误解造成的。”今天，当中国已处于国际博弈的前沿之际，我们不能忽视国际关系变动中的舆论因素，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舆论既可以朝积极的方向影响政策的选择，也可以朝消极的方向裹挟判断。越是在国际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沟通，越不能轻视舆论和传播工作。
　　有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在当今世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够大。我的体会是，话语权不是被赋予的，而是需要去赢取，如果我们能对已经拥有的话语权用好、用充分，就能不断赢得更多的话语权。所以，我们首先需要提升传播的意识和能力，需要有更多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声音出现在国际媒体和国际论坛上。
　　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立体和多维度的，是由各行各业和各种社会群体共同去塑造的。因此，国际传播也需要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对自身意图和行为进行全方位的阐释，既要有专业和战略层面的传播，也需要有人文和公众层面的传播。大家共同努力，点点滴滴，聚沙成塔，形成全社会、宽领域、多角度的国家叙事。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有清晰的政治引导，传播者应该认真学习和领会国家意志、中央精神，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倾听世界，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的思维框架下，发挥自身专业特色。
　　说到传播，其实就是做人的工作，是人与人的对话和交流。中文讲究结构和内容的完整性，我们写文章喜欢叠层架屋。有一次我在英国皇家艺术协会做演讲，稿子里面一二三套一二三，数据和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之后许多人到台子上来祝贺，好像效果还不错。但我私下问一位在场的华人，到底怎么样，他说，讲的内容太多了，记不住。我体会到，面对公众讲话，重点在于沟通，在于思想和信息的交流。一次哪怕只讲一个问题，讲明白了，能说服人，就实现了传播。
　　讲好中国故事，首先是讲好中国人的故事，真实的故事最有说服力。有时一个小故事就能说明大道理，不是每个传播都需要宏大叙事。我们的故事是讲给人听的，内容中要有人，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驻阿富汗大使刘劲松最近卸任回国，离开喀布尔的那天，他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篇“临别感言”，文章如涓涓流水，记述了在任期间最让他感怀的人和事，讲到他对战乱中的孩子们的牵挂。这篇感言很打动人，不仅在阿富汗效果好，许多中国人看了也受到触动。我们的传播就需要这样方式，通过突出人，通过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传递我们的思考和理念。这次大会准备介绍的《善良的天使》也是这样一个成功的传播样板。

展现中美关系的记录片《善良的天使》
　　国际传播并不等同于自我表扬，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推进得这么快，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制度优势恰恰在于，党和政府不仅有面对问题的勇气，而且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国际传播中不需要回避问题，也不怕别人批评，重要的是能够说明我们的政策意图和目标是什么，面对的挑战是什么，解决问题的努力有哪些。当有人提出疑问的时候，恰好是传播的好时机。
　　这次第六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选择在银川召开。虽然宁夏身处西部，依然有责任也有条件参与国家在新时期的国际传播。这次会议有很多年轻人参加，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更早地构建起国际意识。正所谓大国政治无边界，大国国内的发展和变化必然会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中央对当今世界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论断，而中国处在变化的中心，既是变化的牵动因素之一和关键力量，同时也受到各种新变化的影响。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需要把握好自身，做好内功，认真学习和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关于对外传播的理论，更好地完善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体系，为实现习总书记提出的提高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源自：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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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莹反驳美前财长：中国国际角色无须看美国脸色

　　[文/观察者网 奕含]
　　“中国扮演什么角色，不应该由华盛顿来决定。北京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华盛顿应该接受。事实上，中国无意在世界舞台上取代美国。”
　　为期3天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昨天（3月24日）在北京上演了一场不伤和气的“交锋”。
　　在当天的午餐会上，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和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就“全球经济新格局下的中美关系”话题各自阐述观点，并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进行分析。
　　《联合早报》25日指出，萨默斯和傅莹都曾经代表各自政府阐述本国立场。昨天两人在中国官方主办的国家级论坛上对话，反映出中美战略竞争斗而不破的缩影。

媒体报道截图

萨默斯：没有特朗普，美国也会对中国强硬
　　据《联合早报》25日报道，萨默斯率先发言。他首先称赞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并用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进行对比。
　　他指出，19世纪的英国经历工业革命后，生活水平涨至1.5倍，而中国经历了四、五十年时间，占世界20%的人口生活水平翻了15倍。“我相信，当人们在公元2500年写历史时，中国发展的意义将比工业革命更大。”
　　然后，萨默斯话锋一转，呼吁中国保证不会试图取代美国的地位。
　　“美国需要向中国发出信号，表明已经认识到中国将塑造自己的经济命运……（美国）不需要压制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要重申自己的立场──中国正在蓬勃发展，但无意取代世界舞台上的其他角色。”他说。
　　不过，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日益增大，萨默斯对中国能否承担更多责任保持疑虑。

萨默斯发言，图片来源：微信公号“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傅莹：中国的角色取决于自己
　　对于上述发言，傅莹以独具个人特色的方式予以回应。
　　“拉里（劳伦斯的昵称），我要回应你刚才说的话，不能这么放过你”，在萨默斯发言后，傅莹开始演讲。《联合早报》在报道中形容“傅莹用她招牌的柔中带刚口吻”引发全场大笑。
　　傅莹反驳说，中国在国际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取决于美国希望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关键是怎样做对中国才是正确的。
　　另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傅莹指出，中国仍在适应其不断变化的世界角色，但华盛顿方面不应试图决定中国的道路。
　　傅莹表示，北京方面的用意被华盛顿方面误解了。“当中国希望通过提供‘一带一路’倡议来为世界增长做出贡献时，美国却不喜欢它，并视之为地缘政治扩张……当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中国坚持推行时，我们被批评为充满野心。”
　　傅莹说，中国的崛起是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的，并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实现。中国无意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中国无意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一个美国式的超级大国，所以不会取代美国。”
　　“因此，我认为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尽可能快速地学习、尝试轻松扮演（ease itself into）新角色。美国也应学着适应中国或其他国家扮演领导的角色，因为除了中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发生变化。”
　　关于未来展望的问题，傅莹说，“10年后，也许100年后，世界将变得更加多极化。”

傅莹发言，图片来源：微信公号“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源自：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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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莹：迈入2019，世界处于选择关口

　　参考消息网12月28日报道（文/傅莹）历史即将翻过2018年这一页。这一年见证了世界的很多变化，各种矛盾集中暴露。12月我在欧洲访问，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有点儿“乱”。德国进入政治转换的阶段、法国的改革举措与公众情绪的碰撞导致社会动荡、英国深陷脱欧困境，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一位英国学者说，西方的制度失去效能，将有一段较长的调整期。
　　欧洲的现象正是2018年全球激荡与分化的一个表现。一方面，冷战后高歌猛进的全球化进程似乎开始动摇，令人担心是否会由此而退潮，甚至逆转。另一方面，大国竞争尤其是中美矛盾再度成为世界主要议题，各主要力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分歧变得尖锐，国际合作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下降。全球化和大国关系何去何从，牵动世界的视线。
　　这不禁令人想起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尼克拉斯·鲍伊从欧洲的角度总结出的一个规律性历史现象，在过去的500年每个世纪的独特风格都是由第二个10年发生的事件决定的，例如欧洲的30年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鲍伊在2011年就提到全球化的不平衡性以及世界权力格局变动所带来的冲击，认为可能会构成21世纪的主要风险。现在时间来到2018年末，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鲍伊近乎宿命的预言是否将再次应验？
　　如果用一个词描绘即将到来的2019年，“选择”可能比较合适。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在经历了充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美乃至世界各国的选择无疑会影响未来的历史轨迹，也会对21世纪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

全球化该走向何方
　　全球化面临重要选择：是坚持大方向和改善全球治理？还是抛弃全球化，退回各自为政的隔绝状态？
　　不可否认，全球化成绩斐然，但并不完美。例如，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层面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带来生产规模和能力大幅度提升，和更加广泛的财富增长。另一方面，其负面效应也日益显现──从贫富差距拉大，到金融监管缺失、治理改革滞后。一些不发达国家仍处于国际分工低端，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一些发达国家内部也严重分配不均，中产和中产以下阶层的人抱怨没能从财富的增长中获益。对全球化的质疑既来自精英阶层，也来自普通民众。
　　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全球化设计是一种综合性进程，还包括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内容。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用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一统世界，不惜动用政治、军事手段强行介入、改造他国制度，这样的做法不仅效果不彰，还带来大量后遗症。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其新著《论大战略》中谈到，战略应是目标与能力的协调，不能固执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标。美国以推广政治民主制度为目标的对外扩张甚至战争，持续消耗其财富，透支了国家的能力和声望。
　　安全挑战也出现全球化的趋势，由于世界缺乏维护共同安全的共识和手段，无论是对传统安全风险的防范，还是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都显得捉襟见肘。
　　人们开始反思全球化，甚至有人认为可以抛弃全球化，但有什么替代方案吗？全球化的对面是什么？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碎片化，是更多的无序和混乱。

中美关系面临重构
　　中美关系同样面临困难的选择：是紧张轮番升级，相互“脱钩”，走向全面对抗，进而导致世界再度割裂？还是继续在同一经济体系内谋求共存共赢，相互调整，重归合作轨道？
　　中美关系将是影响全球化进退的关键之一。2018年，中美关系下滑的速度超出人们想象，紧张气氛正从贸易外溢到其他领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使然，与美国对外关系中利益失衡不无关系；同时，中美力量对比发生结构性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如果用360度的圆环来描绘整个周期，从美方的观点看，前半个180度的调整已经完成。也即经过数年争论，美国对华看法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学界和朝野一致认为，过去40年对华接触和两面下注的政策难以为继，必须改变。然而，后半个180度，也即向什么方向调整，却还看不清楚。如果现在问美国人，什么是新的对华政策和战略，可以听到五花八门的说法。预期新政策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可能要在对各种事件和问题的处置、在与中国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
　　当然，这“后180度”并非空白，一些新的主张和政策倾向已露出端倪。梳理一下看，大致有三种趋向：最糟糕和阴暗的意图是将两国关系引向全面对抗，也即人们常议论的“新冷战”。这原本是极少数人的声音，但最近其影响扩展得很快。美国副总统彭斯讲话的调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倾向。第二种是脱钩的企图，也即将中国排斥出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最近美方采取的打压中国高新科技企业和人才以及限制留学生的措施，就反映了这样的意图。第三种，也是摆在台面上的是美方挑起的“贸易战”和相关要求。2018年美方两次对中国高达2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高关税，刺激中方采取相应措施，这种害人不利己的做法已给两国和世界经济秩序乃至信心造成打击。
　　最近基辛格博士访问北京时，我问：“对当前中美关系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中美交往40年关系起起伏伏，折腾之后总能回到正常轨道，如同钟摆效应，现在仍是这样。另一种认为中美关系是范式性的转变。您怎么看？”基辛格话讲得很委婉，但结论清楚：“中美关系回不到从前了。”他讲到40年来中国的发展和两国的交往，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中美可能需要在一个新的层面探索新的交往方式。
　　是新的方式还是范式，它们将是什么样的，又将会如何构建？现在恐怕还没有双方都认可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在各个层面和各种问题上的交锋、博弈，乃至合作、交往，都会作用于这个构建过程。

中美应避免全面对抗
　　中国人不应也不会选择对抗和脱钩，更不赞成世界放弃经济全球化，走向隔绝和分裂。中美应在完善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解决分歧，而不是诉诸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用裂解全球化的方式蛮横处理矛盾和分歧。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美也将迎来建交40周年。两个40年的重叠不是巧合，显示了中美关系的成长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同步的，也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相伴而行。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有中美合作的贡献，而美国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和获益者。
　　争论谁吃亏谁占便宜了，可能是无休止的，关键是以什么态度面对分歧，用什么办法走出困境，最终需要做出理智和符合潮流的方向性选择。习近平主席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晤为此指出了路径。
　　习主席说，合作是中美双方最好的选择。双方要把握好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推动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特朗普总统表示，美方愿同中方通过协商增进两国合作，并就双方存在的问题积极探讨对双方都有利的解决方法。
　　中美关系站在一个关键的当口，两国的选择不仅会展现在国际层面，也必然会体现在国内层面，不仅要对彼此的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也关系到两国和世界的命运。相信其他国家也希望中美两国都能做出负责任的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霸权的式微是一个时代性必然，中国作为正在成长中的大国，体现出定力和智慧，避免被卷入下坠的涡流。面对美方挑起的各种对抗性利益摩擦和冲突，中方采取的是冷静分析和拆解应对的策略。在政治上，中方绝不能接受美方否定和改变中国制度的企图，对关系到国家制度、价值观的差别，双方可以坦诚交流，倾听对方，和而不同。在社会层面，中方努力提升国际传播的意识和能力，更多提供中国信息，让外界更好地了解在中国发生着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挑战，这样才能避免那些对中国的不实指责继续泛滥。而美方提出的一些合理的具体要求和问题恰也是中国下决心通过深化改革开放要解决和完善的，双方正在本着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原则谈判寻求共识。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美竞争或许不可避免，但双方应能避免最坏的全面对抗情况的发生。两国需要重新确立适应彼此实力对比的新基点，用旨在加强战略稳定、战略安全的沟通以及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展现出两国关系的时代作用。中美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仍有很多，比如气候变化、医疗卫生、打击跨国犯罪、防扩散、网络安全、外空利用等。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也可以成为中美乃至世界各国的聚合因素，一个很重要的共同利益是维护新技术开发背后的人类道德本能，不要让新技术成为对抗的工具。
　　人类即将迈入2019年。今天的选择将成为明天的历史，而过去的历史也会影响到今天的选择。20世纪曾是一个充满战争与对抗的世纪，人们不希望这段历史重演，这取决于当下如何选择。今天的中国面对更严峻的考验，须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中国既需要通过对话协调，也需要通过必要的斗争和竞争，努力与美国构建新型的良性互动范式。中国还需要与各国一道努力，改进和完善全球治理，确保经济全球化不偏离合作、包容的轨道，现行国际体系不重返分裂、对立的局面。尽管当下的世界充满忧虑，但中国不会放弃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大势的努力，唯此才能推动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作者为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

源自：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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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福利 | 傅莹：那些国际论坛上的和风与疾雨

编者语：
　　我过去做外交工作时，出席过一些国际论坛。在我进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之后，收到国际性会议的邀请就更多了。每年我都选择几个与中国关联度高的国际论坛出席，发表演讲或者参加辩论。在国际论坛上谈中国是比较富有挑战性的，常会出现新观念和老观念的对撞，历史和现实场景的交集，中国和西方话语的交锋。在这样的场合，我感觉到为自己的国家发声的责任。每每能用自己的努力，维护和阐释国家的政策和立场，说服一些人，哪怕只是减少一点陈旧的偏见，我也会感到欣慰。
　　下面选择了我的新书《我的对面是你：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中，我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一些经历作为案例，与读者交流一下自己的体会。

初识慕尼黑安全会议
　　始于 1962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是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重点议题的世界防务大会，每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
　　第50届慕安会于2014年1月31日至2月2日举行，适逢中国春节，那是我第一次应邀出席慕安会。那一年慕安会关注的重点包括跨大西洋安全格局、新兴国家与全球治理、欧债危机和欧盟的未来、马里和叙利亚局势、伊核等问题，现场聚焦最多的是乌克兰内部的形势。我和几位助手在1月30日除夕那天飞离北京，抵达慕尼黑。

资料图片：2014年，傅莹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与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在会场交谈。
　　我作为嘉宾出席了主题为“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大会论坛，主要讨论的是全球力量与地区稳定的问题。出席论坛的另外三位嘉宾分别是克罗地亚总统伊沃·约西波维奇（Ivo Josipovi）、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林德赛·格雷厄姆（LindseyGraham）、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克里希南·梅农（Shivshankar Menon），主持人是美国联邦参议员、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G.Stavridis）。
　　这几位当中，除了两位美国参议员，其他两人我都认识。我访问克罗地亚时曾拜访过约西波维奇总统，他对中国充满兴趣，当时我们谈得很愉快，印度的梅农则是我多年的朋友。但很明显的是，这几位嘉宾的背景和关注点差异很大，我很好奇这个论坛将如何找到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聚焦点。
　　然而，主持人斯塔夫里迪斯参议员似乎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自己的“聚焦点”。他一开场就说：“今天坐在台上的有五位嘉宾，其中四位来自民主国家。”这样的介绍从一开始就把我划到了对立面，让我成了来自另类国家的代表。而这恐怕也是当时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审视中国的视角，即“中国是非民主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错误的”。西方国家与苏联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自认为最终赢得了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历史已经终结”。未曾想，中国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仅没有垮掉，而且继续生存发展，路越走越好、越走越成功，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这位美国参议员与来自中国的代表坐在一起，显得气儿不打一处来。他的无端挑衅虽然也让我感到有些气恼，但此刻我保持了冷静，脑海里面想的是更重要的问题：如何摆脱他设定的套路。
　　论坛的议题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主持人的话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响应，各位嘉宾在接下去的发言中都没有涉及政治分歧问题。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考虑，一方面必须跟上论坛话题的节奏，向大会传递中国的立场和观点，但同时又不能对美国参议员的挑衅无动于衷。那天亨利·基辛格（HenryAlferdKissinger）博士也坐在台下，他的座位很靠前，我能看到他正在朝我微笑。我与他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围绕涉及政治分歧的话题进行过多次辩论和探讨。但是，今天不是争论具体分歧的场合。如何回应美国参议员貌似无心却又非常刻意的政治挑衅呢？我从基辛格的微笑中看到了期待，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轻松化解的角度。
　　我先笑了笑，说，昨天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这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全国放假7天，人们无论身在天南海北，都要设法在除夕夜之前赶回家，与父母家人团聚，一起吃年夜饭。当中国人都在团圆中或者奔向团圆的路上时，我和几位同事坐了 9个小时的飞机，赶到慕尼黑，错过了与家人的团聚，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与你们增进彼此的了解。

资料图片：2015年，傅莹与基辛格在一场论坛上进行对话。
　　说到这里，我可以听到会场上响起一片轻轻的笑声，也可以看到基辛格在微微点头，显然他认可了我这种迂回的应对。而现场的听众也很有悟性，我对斯塔夫里迪斯刻薄的态度做出这样一个清淡的影射，就足以让他们心领神会。我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场面，就继续往深说下去：“当然，这个了解的前提是彼此尊重，包括对各国基于不同历史而探索和构建的政治制度的尊重。中国改革开放 30多年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成功。”
　　当时，如果我直接与主持人对抗，无异于接受了他的阵营划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不攻而破的最好办法是找到一个恰当的角度，把之前对方所做的价值判断和制造出的氛围都抹去，彻底摆脱原有的限定环境。这样就能把话头引上一个新的台面，在不受制约的环境中陈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之后的讨论就进行得比较顺利和正常了，嘉宾们各自发表观点，并且与台下的听众互动。会场上连续有人向我提问，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们对中国浓厚的兴趣。
　　论坛结束之后，伊辛格走上台来向我祝贺，也表示了歉意，说以后一定要尽力避免慕安会的会期与中国春节冲突。他很感激我的参与，希望今后多来参加慕安会。他认为，中国的形象需要由中国人来表现和树立，慕安会讨论世界性的安全话题不能没有中国人的声音。

谁“控制”朝鲜？
　　2016年2月12日至14日，我再次应邀出席慕安会，作为嘉宾参加了“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大会论坛，并且做了题为《秩序及其再构建》的演讲，围绕对“秩序”的认知差异谈了看法。

资料图片：2016年2月，傅莹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参加“中国与国际秩序”论坛。
　　那次慕安会上参加讨论的嘉宾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Rudd）、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Ng EngHen）和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科克（Robert Corker）。科克之前访问过中国，围绕朝核等问题与我有过长时间的交谈，他很重视我的观点，但是我们往往“道不同”，很难说服彼此。
　　那次我演讲时他坐在台上，可能听不太清楚我的讲话，他索性回到台下的听众席，听完才回到嘉宾的座位上。论坛的主持人是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总裁韩博天（SebastianHeilmann）教授，按照事前的安排，嘉宾们要围绕中国与国际秩序、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回答听众的提问。
　　我每次确定出席某个国际论坛之后，都要认真做些功课，不仅要研究论坛的主题，还要了解主持人和其他嘉宾的背景，从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了解其观点和立场，尤其对主持人要多做一些研究。有时会碰到对中国偏见比较深的主持人，更得事先做好发生对抗性辩论的准备。这次的主持人韩博天是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从他以往的言论看，他对华态度友好，主张在德国与中国之间建立新的连接点。
　　根据这些资料，我判断在这次论坛上面对的将是一个相对平和的主持人。但在现场让我出乎意料的是，韩博天显得咄咄逼人，一再把话头引向朝核问题，并且把矛头对准了我，质疑中国的立场和作为。他似乎想让听众觉得，朝核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都是中国人“不作为”惹的祸。我估计他反映的也确实是欧洲人在媒体影响下普遍持有的看法，因此，他的言论在会场上是有共鸣的。面对他的追问，我没有马上反击，他反复地挑衅，一直把我逼到“墙角”。他此刻似乎觉得自己占了上风，隔着其他几位嘉宾，眼睛盯着我，严肃地问：“中国是不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朝鲜的控制？”我可以感觉到会场上出现的张力，觉得到了该做出回击的时候了，在这样的时刻回击才能实现借力打力的效果。

资料图片：9月18日，在朝鲜顺安国际机场，韩国总统文在寅（左）向热情迎接的朝鲜民众挥手示意。（韩联社）
　　回答他的问题，无论说“是”或者“不是”，都会默认提问者设定的一个大前提，即：中国能控制朝鲜，朝鲜发展核武器是中国的责任。韩博天这样提问，本身就是基于对中朝关系和中国外交政策的错误判定。我不能陷入“是”与“不是”的辩解，必须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质疑提问的合理性。当然，在现场听众一边倒地认可主持人观点的情况之下，如果我回应的态度过于强硬和富有对抗性，不仅难以赢得听众的认同，也会显得不自信。
　　我注意到他在讲话中无意间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国家平等的基本原则，可以成为反驳的切入点。所以，我选择了用笑呵呵的方式回应：“对一个国家失去了‘控制’？这种说法很西方化。”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现场听众就“哄”地笑了。
　　主持人马上意识到了自己提问中的漏洞，表情开始有些不自然了。我可以感觉到听众开始站到我的一边，就趁热打铁，接着说：“中国不是这么想的，我们不控制任何国家，我们从来没有控制过任何国家，我们也不想被控制。”顺着这个势头，我进而阐释了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强调说，“我们坚决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我们了解他们有安全关切，希望美国能与朝鲜一起解决问题，但我们也希望朝鲜停止这种危险行为。王毅外长同克里国务卿在慕尼黑就朝核问题已经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正如王毅外长昨天向媒体讲的，一是不管什么情况下半岛都不能有核，二是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三是不能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我希望中美两国能往同一个方向努力，通过对话和沟通解决所有国家的关切。”
　　我这些年的一个切身感受是，在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信息存在比较大的缺失，偏见和谬误很容易有市场。因此，中国人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论坛上经常会处于不友好的环境之中。如果一遇挑衅就争论起来，不一定能赢得听众的认可，也就难以达到传播的目的。所以，我尽量寻找比较有利的时机和恰当的切入点去反击，争取达到赢取听众的效果。当然，这需要事先做一定的准备，包括对自己的论点和表达方式进行打磨和练习。

辩驳与争论
　　第 53届慕安会于 2017年2月17日至19日举行，王毅外长出席了全体会议并发表题为《坚持合作理念做出正确抉择》的主旨演讲。我再次收到与会的邀请，作为嘉宾参加“东亚安全与朝鲜半岛”的分论坛，其他嘉宾还有韩国外长尹炳世（Yun Byung-Se）、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美国国会参议员丹·沙利文（Dan Sullivan）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CTBTO）执行主席拉希那·泽博（Lassina Zerbo），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担任主持人。程序是先由嘉宾轮流发言并讨论，之后回答听众提问。

资料图片：2017年2月1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德国慕尼黑出席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坚持合作理念，作出正确抉择》的主旨演讲。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到了会场我们才知道，临时增加了一项内容，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John Chipman）介绍刚刚发表的《全球军事能力评估报告》。我在英国当大使时曾多次前往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讲话和参加研讨，并在那里认识了奇普曼。他花了7分钟的时间介绍报告，话里有话地评论亚洲国家的军力发展，尤其谈了对中国军备增长的关注。
　　他的介绍技术性很强，给现场的感觉好像亚洲“山雨欲来风满楼”。主持人陆克文在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后，就让嘉宾们发言。韩国外长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发表了关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讲话。轮到我了，如果我只讲原来准备好的内容，就错过了反驳奇普曼的机会。
　　我没有提前做功课，因此回避了对他的报告做具体评论，而是选择从一个与此次慕安会的整体氛围相关联的角度切入。我说：“欧洲与亚太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欧洲的人来说，看看欧洲如何审视和反省自己也很重要。然而，奇普曼先生的讲话，似乎在观察亚洲时换了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例如，昨天和今天欧洲国家的总理和国防部长们在讨论中关注的是，北约成员国如何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大家对这个问题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在谈到亚洲的时候，奇普曼先生似乎认为，亚洲人做得太多了。”
　　我顺势讲道，中国国防费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 1.5%左右。“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希望大家看问题的标准也能逐渐一致起来，平等地看待对方，我们并非敌人。我赞成应该有好的关于军备发展的分析报告，各国都应该能更好地向对方解释自己的行为，让彼此都感觉舒适。”

资料图片：2017年2月，傅莹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参加“东亚安全与朝鲜半岛”论坛。
　　我接着说：“我与很多中国人一样，为国家终于能够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保卫自己而感到骄傲。中国过去遭受了很多苦难，今天终于能够独立自主，中国的和平与安全也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
　　我回应奇普曼讲话的关键点是，指出他对中国采取了“双重标准”。奇普曼想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军备建设对亚洲构成“威胁”和“挑战”。而就在这次慕安会上，北约成员国面对的要求是，将国防费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以更多地承担欧洲安全经费。这种压力来自北约的实际主导者美国。我的这个回应比较有效地化解了奇普曼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的意图。
　　第一回合之后，论坛的讨论焦点不出意外地转向了朝核问题，显然无论是嘉宾还是听众，都期待听到嘉宾们的观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席拉希那·泽博是位核裁军方面的专业人士，我在会议前一天约他见过面。在参加国际论坛之前，只要条件允许，我会争取与每位嘉宾接触一下，提前沟通彼此观点。否则，如果遇到特别不了解的人，在台上很难预判对方会说什么。
　　我向泽博介绍了中国对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尤其是王毅外长提出的“双暂停”和“双轨并进”的方案。他从专业角度马上意识到中国的主张是当前最现实的起点，并表示赞同和支持。我还把即将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关于朝核谈判历程的长文送给他参阅。第二天泽博再次见到我时已经连夜看完了长文，用他助手的话说：“泽博完全被说服了。”我们商量在论坛上如何相互配合，泽博表示一定要督促美国和韩国的嘉宾对中国的“双暂停”方案做出回应。
　　在论坛上，泽博直接向韩国外长和美国参议员提出了这个问题：“如同傅莹大使说的，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怎么能让朝鲜同意停止核试验，或者停止继续发展自身核能力的计划。中国可以敦促朝鲜参与谈判，但同时建议推迟或者停止军事演习，因为这些对朝鲜来说都构成威胁。傅莹大使的意思是要减轻压力，给予朝鲜更多的安全感。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份计划摆在桌面上，大家该如何反应？”

　　美国参议员沙利文可能没有估计到这个问题，也可能对背景不甚了解。他的回应有些应付：“我的初步反应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美国，也涉及我们的盟友，韩国和日本。我觉得，在这个地区，美国不能单独做出任何难以与我们的两个盟友达成共识的决定。我们的目标是半岛的无核化，但遗憾的是，你提到的建议并没有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贯表现得毫无信誉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军事演习非常重要。而且停止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是单方面的决定，美国需要与盟友协商达成共识。”这个回答有点绕，也回避了美朝如何谈起来而不是打起来这个主要问题。
　　这样的回应刺激了泽博继续追问，在论坛结束前，他再次把话题拉到这个问题上，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这样的辩论虽然难以得出结论，但是中国合情合理的主张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赞许。后来我与泽博保持着联系，也与美国参议员沙利文在华盛顿再次见面和交谈，他很希望多了解中国，愿意为美中加强沟通发挥作用。

源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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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莹：希望更多年轻人面对挑战，成为中国新一代成功的传播者

11月3日上午，傅莹在黄埔论坛上演讲。主办方供图
　　受聘于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四天后，11月3日上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傅莹，在广州黄埔国际财经媒体和智库论坛亮相，并发表演讲。
　　公开信息显示，傅莹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曾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担任过驻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2013年3月起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十三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是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
　　傅莹在演讲中表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成为在世界位居第二的大经济体，世界各国看到了中国的改变，中国学生也更加自信。同时，在世界舆论场上，中国是热门话题，对关于中国的信息需求不断上升，正面评价很多，负面意见也不少。
　　“可以说，外界重视中国，首先是看到了中国人取得的成就，从而承认中国这个国家取得了成功。但是，外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也是相当令人苦恼的。目前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当中，就有相当大的误解和偏见的成分。”傅莹表示，美国人很少能听到和看到中国人系统地讲自己的世界观和国际理念，比较流行的是美国人写的书和文章，描绘中国如何怀揣一套“秘密战略”，注定要与美国争夺天下。
　　在傅莹看来，信息的缺乏往往导致媒体和公众依循旧的逻辑去推断今日中国，政客也容易在不完整的资料基础上构建关于中国的立场。
　　“如果我们对有些问题不能及时解释和说明，如果出现关于中国的重大指控得不到有效信息的对冲，就可能积累成更大的问题。”傅莹认为，近年我国对外叙事的意识和方法都有了很大提升，硬件也不断完善，取得越来越好的效果。同时，中国在不断变化，世界也在不断变化，中国与外界相互观察的视角也在发生变化。中国要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首先需要让外界充分和准确地了解自己，需要让自己的知识、信息和政策能够通达国际社会，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
　　“能不能有更多中国人写的好书、好的视频音频资料被翻译出来，向外部世界传播？能不能在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论坛上有中国人去介绍情况？能不能在所有愿意采访中国人的媒体上有中国人去发表意见？能不能有一天，但凡是涉及到中国的事件和问题，第一个向国际社会提供一手信息的是我们自己？”傅莹表示，我们需要改进自己的国际传播，让中国故事在美国和世界得到更充分的表达和传播，化解外界的误解和偏见，减少阻力和障碍；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知识、信息和政策能够通达国际社会，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勇敢地面对挑战，不断学习和摸索，认真了解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吃透党的方针政策，跟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增强自身能力建设，成为中国新一代成功的传播者。
　　附演讲原文：
　　我最近去索契出席瓦尔代俱乐部的年会，几乎每个议题的讨论中，都会提到中国，遇到什么问题都会有人问到中国的观点或者是作用。其实不仅是在瓦尔代，在国际上的各大论坛、各大媒体上，中国都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世界的舆论场上，对关于中国的信息需求不断上升，正面评价很多，负面意见也不少。
　　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也承认，中国取得了成功。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和有力领导下，在各级政府持之以恒的推动下，在中国人民40年坚韧不拔的努力奋斗中，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成长为在世界位居第二的大经济体。世界各国不仅看到中国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和四通八达的高速铁路和公路，更看到了中国人的改变，看到了他们对更加美好的生活、更多知识技能、更丰富精神世界的追求。
　　我在美国沃顿商学院出席留学生举办的中国论坛时，见到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充满活力、对未来满怀希冀。在国内出席大学活动时，在地方访问期间，我也接触过许多年轻人，他们成长在更高的知识平台上，对外部的世界更为熟悉，有着新一代中国人的自豪感、自信和舒适感。
　　有一次我在华盛顿与几位美国记者辩论，他们对中国有许多批评，我努力解释和说明，但双方都很难说服彼此，有点疲惫。最后，一位美国记者说，中国年轻一代更了解世界，将来或许会改变。随同的有一位留学生临时助手，我说，那你问问下一代？记者转身问他，在美国这么久，相比较之下，你不觉得中国问题很多吗？这位年轻人回答说：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的问题很多，在美国生活，也发现有很多问题。所以，我想的更多的是，将来怎样努力去解决问题，让世界变得更好。
　　这位年轻人的话对我们双方都有启发。而且，这样简单的表达在提升中国形象上的功效胜过连篇陈述。
　　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世界，我们面对的国家都是由一个个家庭和个人组成的，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也是由许多个体来构建和诠释的。中国2017年有1.2亿人次出国旅行，每个人都是中国的一块牌子，都代表了中国的形象。我们有好的方面，也有不那么好的时候，但这都属于我们成长的脚印。一个国家的形象不太可能超越自身的实际情况，我们处于今天这个阶段，人的真实故事是国家形象的基础。最近崔天凯大使在美国为纪录片《善良的天使》观影活动致辞时，讲到了“小人物”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重要桥梁作用。整个中国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
　　可以说，外界重视中国，首先是看到了中国人取得的成就，从而承认中国这个国家取得了成功。
　　但是，外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也是相当令人苦恼的。目前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当中，就有相当大的误解和偏见的成分。美国最大的担忧莫过于，中国发展强大起来后，将在世界上追求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是否要抢夺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椅子，用中国的制度和方式统领世界。美国人很少能听到和看到中国人系统地讲自己的世界观和国际理念，比较流行的是美国人写的书和文章，描绘中国如何怀揣一套“秘密战略”，注定要与美国争夺天下。
　　美国人习惯于霸权思维，对别的国家进行主观臆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麻烦的是，美国许多普通人对中国的认知正越来越被这种虚妄思维所影响，国会和决策层也有人试图据此判断和预设对中国的战略和政策。这样下去，难免给我们的国际合作和复兴大业带来阻碍，给改革开放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我们需要冷静看待和面对挑战，首先是继续坚持走好自己的路。大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终归要看对自身问题解决得如何。美国焦虑的根源也是内部问题，无论是在党派纷争上，还是在财富的分配上，乃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美国都进入困难的调整阶段，这些年战略透支带来的内伤需要时间调养。美国试图向外甩锅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中国也有自己的困难和问题，也需要通过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去克服。
　　同时，正如这个论坛所聚焦的，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化解外界的误解和偏见，减少阻力和障碍。中美政治制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双方的分歧和在大国关系上的结构性矛盾是必然存在的，想躲也躲不开。重要的是，如何使彼此的认识建立在客观和理性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改进自己的国际传播，让中国故事在美国和世界得到更充分的表达和传播。
　　长期以来，在国际知识和信息库里，源自中国大陆的资讯相对匮乏，更谈不上系统性和完整性。例如，在英国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中有不少关于中国的书籍，但多是民国时期和之前的出版物。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书架上摆放的杂志，多来自日本或者中国台湾、香港。美国的媒体几乎天天提到中国，但来自中国的声音并不多。
　　外界关于中国的“资讯赤字”是存在的。而信息的缺乏往往导致媒体和公众依循旧的逻辑去推断今日中国，政客也容易在不完整的资料基础上构建关于中国的立场。如果我们对有些问题不能及时解释和说明，如果出现关于中国的重大的指控得不到有效信息的对冲，就可能积累成更大的问题。
　　“联接中外、沟通世界”，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他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
　　近年我国对外叙事的意识和方法都有了很大提升，硬件也不断完善，取得越来越好的效果。同时，中国在不断变化，世界也在不断变化，中国与外界相互观察的视角也在发生变化。中国要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首先需要让外界充分和准确地了解自己。
　　为此，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知识、信息和政策能够通达国际社会。例如，能不能有更多中国人写的好书、好的视频音频资料被翻译出来，向外部世界传播？能不能在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论坛上有中国人去介绍情况？能不能在所有愿意采访中国人的媒体上有中国人去发表意见？能不能有一天，但凡是涉及到中国的事件和问题，第一个向国际社会提供一手信息的是我们自己？
　　总之，我们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国际传播的方式方法。在座有许多年轻人，你们有更好的知识基础，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同时，你们面对的是更大的国际舞台，世界期待着你们的声音。希望大家勇敢地面对挑战，不断学习和摸索，认真了解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吃透党的方针政策，跟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增强自身能力建设，成为中国新一代成功的传播者。谢谢。

原文标题：[重磅]傅莹：中美关系能否从危险的边缘回归？

　　“彭博新闻网今日刊登傅莹文章，文章强调中国人需要了解中美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虽然新的形势令人担忧，但人们没有放弃重返稳定和发展的希望，并且愿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以下是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 傅莹女士 文章中英文版，中文版经作者授权盘古智库发布。”

中国社科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女士
　　中美关系能否从危险的边缘回归？
　　傅莹
　　中美关系下滑的速度超出人们预料。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两个国家是否会闭着眼睛跳入所谓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不惜发生战争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在推动加快这个下滑进程，但需仔细考量的是：“这是否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如何智慧应对挑战，而且要看这种向错误方向的下滑有没有可能被阻止。
　　贸易摩擦带来的紧张局势开始向其他领域蔓延。美国声称中国已成为其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指责中国“干涉”选举并试图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在国际层面，全球主义和多边主义遭到批判；同时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重登台面，同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杂揉在一起，正在削弱几十年来各国之间建立的纽带。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颇有要将世界拖回到20世纪上半叶那种动荡状态之势。
　　造成这些紧张的原因是多元和多样化的。在工业和技术领域围绕新增长动能的竞争是原因之一；动摇了自由民主国家的重大政治力量的变化也带来不安。此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基于对不同政治制度的怀疑心态，对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成功疑惧日深。
　　美国需要意识到，它的诸多怨诉都建立在不牢固的事实基础之上。例如，美国自认为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即便数据所证明的事实与此恰恰相反。根据世界银行以现价美元估算值所做的统计：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5.98万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9.39万亿美元──人均增加35,577美元；而同期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509美元，不及美国增长额的四分之一。
　　事实上美国是全球化的长期主要受益者，美国跨国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而海外低成本加工制造和低价进口商品以及全球美元环流，则无疑有助于维持美国的经济繁荣和民生的高基准。
　　尽管如此，在美国有一些人似乎想促使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脱钩”，减少相互依存，以期阻碍或至少滞迟中国的进步。他们提出的要求如此极端，以致于似乎这套设计的目的就是，让中国除了对抗并卷入代价高昂的世界权力博弈之外，别无选择。
　　但现实是，中美已在同一全球经济体系内相伴成长了40年，相互在经济结构上深层次的联系和互补性意味着，“脱钩”不可能立竿见影，即便不得已而发生，也要经历长期而痛苦的过程。而这对双方的经济和人民的福祉乃至全球经济可能造成的损害，恐怕是世界难以承受之重。
　　历史进程的方向性变化从来不是在哪个特定时间选定、抑或因某个特别事件发生的，而是在对诸多具体问题的应对和调整中，累积完成。只有在大势形成之后，人们才能观察到变化的全貌。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现在的选择所产生的影响，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波澜不息。
　　如果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就能够取得重大成就。而如果两国对抗，不论对两国自身还是世界来说都有极大的危害。因此双方都需要避免误判彼此战略意图，否则就会陷入无果的恶性循环中。
　　美国对中国提出的许多指控并非基于可靠事实，这表明，在美国关于中国和中国的目标和利益方面的信息是缺失的。有些指控也许是基于个别情况或事件，被故意用来作为抹黑或抨击中国的理由。例如，如果某些中国个人或媒体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对美国政治发表评论，那么由此被指为官方干涉美国内政是很牵强的。中国对外国干涉自己的内政高度敏感，因此不会允许对别国采取这样的做法。在缺乏有效证据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指责，如果不是故意妖魔化中国，那么只能被当作一种天真的笑话来看待。
　　中国人也可以做更多努力来消除这类伤害形象的误解，官员和学者可以更积极地与美国公众和更广泛的国际社会进行沟通。举例来说，2008年发生了三聚氰胺婴儿配方奶粉事件，现任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曾在他的书中将此事渲染和扭曲，根据他的描述，中国人如此不道德，不仅给外国消费者下毒，也给自己下毒。但如果中国人能主动向外界进行全面通报，说明事件如何得到彻查，相关人如何被惩处，法律法规如何得到严格执行以避免再发生，这样的胡扯就不会轻易传播。10年过去了，挑战仍然存在，但食品安全已成为中国政府的头等大事。
　　中国有权在其政治体制受到攻击时捍卫政治主权。同时，对美方提出的具体问题也可以做出说明和给予回应。举例来说，美国人批评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努力不够，而实际上中国为改善环境付出巨大经济代价，一些工厂不得不关闭，下岗工人需要再培训和安置。中国人为维护一个健康的地球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应该让世人所知晓。
　　如果美方提出的诉求有合理的地方，中国人可以坦然接受，并且通过加快改革来解决这类问题。例如，中国已宣布采取措施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全面降低关税等。为了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刚作出决定，涉及知识产权专业技术性较强的二审案件，今后将直接提交最高法院审理，以利于统一专利等知识产权司法裁判标准。
　　自2014年以来，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处理了越来越多的涉及专利、商标和版权等方面的案件。目前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和纠纷仍不少见，须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意识和加强从严执法。如果美国真关心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那就应该成为中国应对挑战的伙伴。
　　此刻，中国人需要了解中美关系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虽然新的形势令人担忧，但人们没有放弃重返稳定和发展的希望，并且愿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即便“修昔底德陷阱”是存在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踏进去。
　　Can China-U.S。Relations Step Back From theEdge？
　　Fu Ying
　　Visiting the U.S。recently，I was told by virtually every American I met that attitudes toward China had shifted。This phenomenon，they claimed，cut across bipartisan lines as well as government，business and academic circles。The U.S。was frustrated at not having shaped China in its own image，despite bringing the cou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helping to enable its economic takeoff。Instead，China had“ripped off”the U.S。by taking advantage of it in trade and business。There was concern at how fast China was climbing up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ladder，and that its military was threatening to“elbow out”the U.S。from Asia。
　　Although attitudes may have changed，I’m not convinced they’ve settled yet。Judging from American history，major strategies are usually shaped through trial and error，in response to specific challenges。Consensus develops along the way。Any adjustment in the U.S。posture toward China will therefore take time。This also means that the final outcome will be affected by how the two countries act and react in the coming months and years。
　　In evaluating next steps，the Chinese people first have to ask whether U.S。criticisms are fair。It’s true that economic growth hasn’t produced in China a political system similar to the U.S。’s。Interestingly，I recall attending an American government program in the mid-1990s designed for diplomats from developing nations。The topic was U.S。security strategy and policy-making。I had one question：What were America’s strategic objectives for the post-Cold War era？ The answer was unambiguous：to promote U.S。-styl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worldwide。And indeed，the U.S。has pursued those goals consistently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at huge cost to itself and others。
　　China isn’t America’s only failure— nor the worst one。In fact，given what’s happened to some countries since the“color revolutions”and the“Arab Spring，”the U.S。should be thankful that its efforts haven’t thrown China into political turmoil and economic chaos。The fact that China has maintained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followed its own economic path has contributed to global economic growth，especially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Rather than draining U.S。finances the way the nation-building efforts in Iraq and Afghanistan have，China has added greatly to American prosperity。
　　True，China’s fortunes have risen as well。Taking advantage of the globalization promoted by the U.S。and Europe，hardworking Chinese gained access to global capital，technologies，expertise and markets，all of which facilitated the growth of industry。Hundreds of millions of Chinese came out of poverty，and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country have risen substantially。
　　But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wo things。First，Chinese workers paid a steep cost for these developments，just as American workers did。After enter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Chinese enterprises were suddenly thrown into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global peers。Many of them didn’t survive，leading to huge layoffs all over the country。At the same time，more than 2,000 laws and regulations had to be revised or abolished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about 190,000 more at the local level，causing widespread dislocation。
　　Second，China’s gains have benefited the U.S。as well。According to Oxford Economics，U.S。-China trade helps each American family save $850 every year。Between 2001 and 2016，U.S。commodities exports to China expanded five times，much higher than the 90 percent average increase。The advent of the“internet of things”and rapid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China’s middle-and upper-class consumers will offer even more opportunities for U.S。companies。China is not only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global economy，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source of growth。Any attempt to“decouple”it from the U.S。or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hurt all countries，including the U.S。
　　So what should China’s response be？ The Chinese have to stay cool-headed in the face of tough but confusing messages from the U.S。We must stay focused on China’s development，and overcome our own difficulties。
　　China is not adopting a more confrontational stance toward the U.S。Its current attitude is part of its overall foreign policy，which is aimed at ensuring a sound environment that facilitates effective cooperation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o serve China’s development goals。For its purposes，there’s every reason for China to maintain an attitude of“constructive cooperation”with the U.S。
　　In fact，changes in U.S。-China relations may help to push China’s own desired reforms。Some requests raised by U.S。companies，such as increased market access，dovetail with recommendations from China’s leaders。The government is，in fact，opening up：Eight out of the 11 market-opening measures announc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April have been put in place，covering banking，securities，insurance，credit rating，credit investigation and payment，and so on。The government is also working harder to improv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trength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s for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enterprises。Chinese reformers can turn outside pressure to their advantage，using it to bust through internal resistance to necessary changes。
　　But make no mistake：The Chinese people will stand firm against U.S。bullying over trade。There is talk about China’s economy“sliding down”as a result of the trade war。Some expect China to succumb soon。I can tell you that this is wishful thinking。
　　Yes，Ch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deleveraging，which is uncomfortable and painful。But it is a price worth paying for sustaining healthy development。It’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China adopted a stimulus program to help overcome the global recession triggered by the 2008 financial tsunami in the U.S。And it’s worth noting that the trade war may slow the necessary process of deleveraging。
　　Finger-pointing and hurting each other won’t solve any problems。They will only make things worse。This is why China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all countries，including the U.S。，in areas of mutual concern— from climate change to transnational crime to epidemics to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his is also why China should continue talking to the U.S。Many in China believe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U.S。troubles lie within— and therefore need to be solved by Americans themselves。We can see that the U.S。system requires a major overhaul to overcome deep sociopolitical divisions and economic disparities。But that doesn’t relieve China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engage in dialogue，to find out where the two sides can and can’t agree，and to seek solutions or at least ways to manage persistent disputes。
　　Such an approach won’t appeal to those who seek confrontation now。But，to borrow a saying，if some folks want to chase butterflies，why should the rest of us go dancing along with them？
　　China-U.S。relations have deteriorated faster than almost anyone could have expected。The question looms：Are the two countries leaping with their eyes closed into a so-called Thucydides Trap，with war possible between the rising and the established power？ The U.S。is driving this process and should reflect carefully whether it’s in Americans’best interests to continue down this path。China also needs to consider how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wisely and whether the slide in the wrong direction can be halted。
　　Tensions caused by trade have started to spread to other areas。The U.S。is now claiming that China has become its main strategic competitor，even accusing it of interfering in elections and seeking to challenge American global hegemony。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glob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are under attack，and the resurgence of geopolitical and power competition，mixed with populism and protectionism，are weakening the bonds built among countries in recent decades。These uncertainties seem poised to drag the world back to the turbulent years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causes for these tensions are many and various。Competition among the new drivers of growth，industry and technology is a source of unease。So，too，are the seismic political realignments in liberal democracies。It also seems that the U.S。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driven by their suspicion of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have become more wary or even fearful of China’s succe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U.S。needs to realize that many of its complaints rest on shaky foundations。For instance，the U.S。seems to believe that it’s a victim of globalization— even though the numbers tell a different story。According to World Bank statistics based on current dollar estimates，U.S。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ew from $5.98 trillion in 1990 to $19.39 trillion in 2017，an increase of $35,577 per capita。China’s GDP per capita over the same period grew $8,509，or less than a quarter of the U.S。total。
　　The reality is that the U.S。has been the main long-term beneficiary of globalization。U.S。multinationals have earned huge profits。And there’s no doubt that Americans‘prosperity and high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helped by low-cost overseas manufacturing，low-priced imports and the global circulation of dollars。
　　Despite this，some in the U.S。seem to be hoping to“decouple”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es，to reduce their interdependence and hamper or at least delay China’s progress。The demands they’ve laid out are so extreme they seem designed to leave China no option but to choose confrontation and enter a high-cost power game。
　　The truth is that China and the U.S。have grown together，in the same global economic system，for 40 years。The deep connections and complementary economic structures mean that decoupling is not immediately possible。If it has to happen，it would probably involve a protracted and painful process，and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to each country and its people’s well-being is hard to predict，as well as the damage to the world economy。
　　Looking back at history，directional change is not made in a particular moment or through a single event but rather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of many small adjustments to specific problems。The big picture only reveals itself later。In this light，the choices China and the U.S。make now will reverberate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If China and the U.S。work together，they can achieve major successes。Confrontation，by contrast，would be enormously harmful for both countries and the wider world。American and Chinese leaders cannot afford to make misjudgments on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each other’s intentions，or we will all lose out in a fruitless downward spiral。
　　That many of the charges the U.S。has leveled against China aren’t based on solid facts indicates there is lack of sufficient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and its aims and interests。Some of the accusations may be based on individual cases or mishaps，which are being deliberately used to give China a bad name。For example，if a Chinese individual or a member of the news media comments on American politics in a transparent and lawful manner，it should not be misportrayed as official interference。China has been highly sensitive about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its domestic affairs and therefore condones no behavior for such purposes。Accusing China of interference without hard evidence，for any Chinese，is no more than a nave joke--if not a deliberate demonization。
　　For its part，the Chinese can do more to dispel such corrosive misconceptions。Chinese officials and scholars can be more active in engaging the American public。Take for example，the 2008 melamine-laced baby formula scandal。Peter Navarro，now a White House trade adviser，twisted the tragic episode in his book，using it to portray the Chinese as so immoral that they would poison foreign customers and themselves。Such distortions wouldn‘t spread if China had proactively given the world a fuller picture of the episode，making clear that the problem was investigated，that the people responsible were punished and that laws and regulations were put in place to prevent future such occurences。Ten years have passed and challenges remain，but food safety is a top prior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though China has a right to defend its sovereignty when its political system is under attack，it can also do a better job of responding to specific U.S。complaints。Take，for instance，the empty American contention that we haven‘t done enough to fight climate change。To safeguard the environment，China is paying a stiff economic cost。We have closed polluting factories，which has led to layoffs and workers in need of retraining。The difficulties China is going through in service to a healthier planet need to be shared with the entire world。
　　Where there are reasonable requests from the U.S。，the Chinese can candidly acknowledge and try to address them through accelerating reforms。For example，China has announced further steps to open up the financial service sector and bring down tariffs across the board。To better protect intellectual property，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s just approved changes that the second-instance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cases with strong technical elements will be submitted directly to our Supreme Court so as to unify the standards of adjudication。
　　Since 2014，specializ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s in Beijing，Shanghai and Guangzhou have handled a growing number of patent，trademark and copyright cases。Violations and disputes are not uncommon，however a strong emphasis is given to broadening people‘s awareness and reinforcing the execution of laws。If the U.S。cares for China’s IP improvement，it should be China‘s partner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At this moment，it is importan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what is confronting u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and why。Although events of late have increased apprehensiveness，we have not given up the hope of returning to a place of progress and stability，and we are willing to work toward this goal。Just because the Thucydides Trap is set，doesn‘t mean we have to walk into it。

源自：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