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蒲江“成都矛”解读中的几个问题

八神 · 发表于: 2018-1-10 10:57:00

源自：《文史杂志》2017年第3期

　　关于“成都”这个名称的来历，笔者已经写过五篇论文，从诸方面论证了“成都”这个名称的内涵。“成都”这一得名是在秦统一古蜀后是由征服者所取，它的意义更主要体现在军事上。[1]最近，成都蒲江战国船棺墓的出土，将大量战国时期巴蜀的生活物品、作战工具带入公众视野，激起了成都民众和学术界对“成都”这个名称的再一次热烈讨论。然而，其中的一些说法却是似是而非的，有必要进行正确的引导。
　　一、“西控成都，沃野千里”不是出自《战国策》
　　蒲江战国船棺墓的发掘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一把青铜矛，上面刻有“成都”二字。一时间，所有的新闻媒体都被这条消息震动了：
　　中新社成都2月17日消息（记者：徐杨祎安源）记者17日从成都市蒲江县文体旅局获悉，该县盐井沟船棺墓群M32号墓近日出土一柄附着淤泥的青铜矛。经过清理，该柄青铜矛上刻有“成都”二字，……西汉时，刘向《战国策·秦策》云：“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是“成都”两字在文献中较早出现。[2]
　　必须指出的是，这条由权威的新闻媒体发布并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新闻所提出的“西汉时，刘向《战国策·秦策》云：‘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是‘成都’两字在文献中较早出现”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战国策》中根本就没有“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样的字词。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于战国初年至秦灭六国约240年之事，主要的内容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该书展示了东周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战国策》中与成都或古蜀有关的，只有《秦策》中的如下两文：
　　《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3]
　　《战国策·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司马错曰：“……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以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4]
　　在这两文中，确实谈到了古蜀之地对欲统一天下的秦国的重要性，并且也出现了“沃野千里”这四个字，但是，其中并没有“西控成都”甚至也没有“成都”这样的字眼。考察古代典籍，说某地“沃野千里”在许多书中都出现过，例如《史记·留侯世家》：“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汉书·张良传》：“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以上两条，包括前引《战国策》第一条，都说的是关中。《三国志·诸葛亮传》：“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这一条才指蜀地。
　　而“西控成都”这几个字，据笔者的孤陋寡闻，是在明代的典籍中才出现的。《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一有：
　　己亥，夏主明昇遣使来聘。上因与语，使者輙自言：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阻，北有剑阁栈道之险，古人谓“一夫守之，百人莫过”，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财利富饶，实天府之国。上笑曰：“蜀人不以脩德保民为本，而恃山川之险，夸其富饶，此岂为国长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来，商贾路绝，民疲财匮，乃独称富饶，岂自天而降耶？”使者退，上因语侍臣曰：“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夸其国险固，失奉使之职矣。吾尝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贻笑于人。盖以诚示人，不事虚诞，如蜀使者之谬妄，当以为戒也。”[5]
　　类似的有“西控成都”这几个字的记载在《明太祖宝训》卷六、《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太祖平夏”中也有。《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太祖平夏”的记载是：
　　九月己亥，夏主明升遣使来聘，使者自言：“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险，北有剑阁栈道之阻，古人谓‘一夫守之，百人莫过’。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财富利饶，实天府之国。”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为本，而恃山川之险，夸其富饶，此岂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太祖因语侍臣曰：“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夸其国险，固失奉使之职矣。吾常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遗笑于人。如蜀使者之谬妄，当以为戒也。”遣参知政事蔡哲往报蜀。哲挟画工同往，图其山川险易以献。太祖览而嘉之，遂为取道伐蜀之张本。[6]《明实录》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约250年的大量资料；《明太祖宝训》记录了朱元璋治国、施政、纳谏、刑法、武备等诸多内容；《明史纪事本末》为清人谷应泰撰，记载从朱元璋起兵，到李自成攻下北京这300年间的重要史事。这三本书都具有重要史学价值，是研究明朝历史的基础史籍。它们记载的“西控成都”之来源，应该是可信的。
　　为什么明明是在明代才出现的“西控成都”之说，会被误认为是战国时期的《战国策》之记载呢？1981年，著名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赞同〈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他写道：“成都这个地名，最先出现在《战国秦策》。原文为‘西控成都，沃野千里’。后世因为蜀国都城就叫成都，便分别把苏秦所说这个‘沃野千里’定为蜀国之地，而把‘成都’二字定死为蜀国都城的专称了。”[7]任乃强先生出生于1894年，他在1981年已经是87岁的老人了。他说“西控成都，沃野千里”“最先出现在《战国秦策》”大致是凭借记忆，而这个记忆是有误的。我们当然不应该苛责老人。遗憾的是，发表该文的编辑没有认真核对，以致后来以讹传讹，造成今天的严重误读。
　　二、蒲江矛将“成都”称谓的历史前推了200年吗？
　　还是这条轰动了中国并被无数新闻媒体转发的消息
　　中新社成都2月17日消息（记者：徐杨祎安源）记者17日从成都市蒲江县文体旅局获悉，该县盐井沟船棺墓群M32号墓近日出土一柄附着淤泥的青铜矛。经过清理，该柄青铜矛上刻有“成都”二字，将成都城市称谓的历史前推了200年。[8]
　　在成都区域，确实是第一次发现战国时期的铜矛上刻有“成都”二字，但是，这一发现能说“将成都城市称谓的历史前推了200年”吗？
　　众所周知，1985年，在雅安市荥经县古城村发现了战国晚期船棺葬，在一号墓内出土有一件铜矛，其蛟部錾刻“成都”二字，因此被称为“成都矛”。1987年，在广元市青川县沙洲云盘乡征集到一件战国铜戈，上有“九年相邦吕不韦造……成都”的铭文，因之称为“吕不韦戟”。这两件文物都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分别珍藏在雅安市博物馆和青川县文物管理所。1985年“成都矛”出土之后，上面“成都”的字样让学术界为之一震。成都文物考古所的黄家祥、雅安市博物馆的李炳中等专家都认为，在这支矛被发现之前，关于“成都”城市称谓的最早文献由来是西汉，但现在却在战国墓里发现了“成都矛”，说明早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有关于“成都”的说法了，这件文物将成都历史的年代上限向前推了200年！[9]
　　其实，早在雅安发现“成都矛”之前的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1100余枚秦代竹简中，有一枚就写有“成都”二字。睡虎地秦墓的墓葬主人叫“喜”，他是一位亲身经历了秦始皇从亲政到统一六国整个历史过程的低级官吏。[10]秦墓出土竹简上的“成都”，虽然早于雅安“成都矛”的发现，但因为当时未能对其深入研究，没有发现其对“成都”称谓研究的划时代意义，所以雅安“成都矛”出土后，才被视为“将成都历史的年代上限向前推了200年”的历史文物。
　　现在的问题是：在1985年因为雅安发现“成都矛”就已经“将成都历史的年代上限向前推了200年”，难道30年后的蒲江发现“成都矛”，还能再说“将成都历史的年代上限向前推了200年”吗？显然不能。后者的发现，只能是对雅安“成都矛”的研究结论进行印证罢了。它可以进一步巩固“早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有关于‘成都’的说法”。
　　三、“成都”最早出现在哪本典籍？
　　之所以说雅安“成都矛”的发现“将成都历史的年代上限向前推了200年”是正确的推论，是因为在此之前，能从文献上查到的专指古蜀区域内的都市“成都”的，只有汉代人所撰写的文献。
　　先秦时期有“成都”二字的的古籍，有《庄子·杂篇·徐无鬼》：“舜有羶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虚而十有万家。”《尸子》卷下和《吕氏春秋·贵因》皆有：“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不过，这些文献中的“成都”，均不是指古蜀区域内的都市“成都”。
　　对于这些“汉代人所撰写的文献”，有人认为就是《战国策》。例如，有人说：“西汉时，刘向《战国策·秦策》云：‘西控成都，沃野千里’，这是‘成都’两字在文献中较早出现。”[11]编撰《战国策》的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当然是西汉人，但是，《战国策》不是他的撰述，他只是整理者、编辑者。《战国策》本是战国末年和秦汉间人在一个长时期内的集体著述。如果《战国策》中真有“西控成都，沃野千里”之语，那也应当是张仪、司马错这些战国时期人物的语言，说明在秦统一古蜀前的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成都”这一称谓，而不是西汉人刘向的创造。
　　还有人认为“成都”最早出现在《蜀王本纪》，因为《蜀王本纪》（旧题汉扬雄撰）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定蜀，因筑成都而县之”等语。《蜀王纪》原书已佚，有辑集本。其中有“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等语。这些文字是我们认识和诠释地下出土的古蜀历史信息的宝贵钥匙。尽管如此，由于它们是据汉代人所记的古蜀人传说而记述的，其间错误的、荒诞的内容也不少，并不能全信。如说“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能相信吗？
　　其实，能查到的专指古蜀区域内的都市“成都”的汉代人所撰写的可靠文献，当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约公元前14年～公元前90年）是比刘向、扬雄更早的西汉人。他在《史记》中多次写到“成都”，[12]例如《史记·河渠书》：
　　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盖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这两段记载中的“成都”，应该就是古代典籍中专指古蜀区域内的都市“成都”的最早文献了。李冰建都江堰，分二江穿过成都，解决了成都“卑湿不宜营邑”[13]的问题。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家，他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也是明确籍贯的首个成都人。
　　此外，在《史记·五帝本纪》还有：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还有：
　　使人报陈王，陈王大怒，欲尽族武臣等家，而发兵击赵。陈王相国房君谏曰：“秦未亡而诛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陈王然之，从其计，徙系武臣等家宫中，封张耳子敖为成都君。
　　这两段记载中的“成都”，就与先秦时期的《庄子·杂篇·徐无鬼》《尸子》卷下《吕氏春秋·贵因》中的“成都”一样，与专指古蜀区域内的都市“成都”是毫不相关的。
　　可是，撰写《太平寰宇记》的宋人乐史，就是依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而成为最早对作为地名的“成都”作出解释的学者。他在《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中说：“《史记》曰：‘成都县，汉旧县也。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名之成都’”。[14]这种说法是古籍中仅有对“成都”二字由来原因的解释，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但是，乐史的这种说法也是误读。因为《史记·周本纪》中说到周太王时，只有“逾梁山，止于岐下”这几个字，并无“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之句；《史记·五帝本纪》虽然有“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但与乐史所言的“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并不相符。
　　四、“成都”之名属秦文化而非巴蜀图语
　　在蒲江的这次对战国时期的文物发掘中，与“成都矛”一起出土的，还有11枚刻有“巴蜀图语”的印章。[15]
　　巴蜀图语，又称巴蜀符号或巴蜀图形文字。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四川地区陆续出土的青铜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图案，这些图案和后来发现的青铜戈上的戈文、印章，被学者推测为古蜀人的文字。有些学者把这些图案、戈文、印章统称为“巴蜀图语”。这些蕴藏着丰富的形制、玄妙的纹饰的图语，成为观看古蜀文明的窗口。
　　巴蜀图语是不是文字，这是一个学术界争论的问题。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重要的是，与这些巴蜀图语同时出土的，还有刻有“成都”两字的战国矛，它同先前已有的两件有“成都”字样的战国文物，其“成都”二字均是很明显的秦文字。它们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写有“成都”的秦代竹简互相印证，说明在秦统一古蜀后的战国晚期，以秦文字命名的“成都”不仅出现了，而且已经得到原古蜀地及秦地居民的认可。
　　已经发现的巴蜀图语据说超过二百多种，冯广宏、钱玉趾等老专家，虽尽力解读，也只能认识其中很小部分，而且也没有找到“成都”这两个字。因此可以说，“成都”这两个字不是巴蜀图语，而属秦文化、秦文字。
　　具有秦文化意义的“成都矛”与带有古蜀文化意义的“巴蜀图语”印章同时出土，时间又是在秦统一古蜀后的战国晚期，这说明在秦统一古蜀之时，蜀地虽然有自己丰厚的古蜀文化，但是面对较之更为先进的秦文化，它的消失是必然的。
　　秦统一古蜀后，虽然秦统治者在蜀地并没有采取如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所采取的文字统一、焚书坑儒这样的文化暴政，但是，秦的崛起，依靠的是法家思想和商鞅变法，而法家思想最强调的就是统一思想。作为蜀地的新统治者和新的居住在中心区域的基本依靠力量，使用的都是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秦文化，而比较“成都矛”上的文字与“巴蜀图语”，也能够得出秦文化更为先进的结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土生土长的蜀文化还能够长期存在吗？
　　秦征服古蜀国，是它统一全国大战略的开始。《华阳国志·蜀志》对此有明确记载：“蜀王别弟……求救于秦。秦惠王方欲谋楚，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司马错、中尉田真黄曰：‘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16]类似的记载在《战国策》和《史记》中也有。即是说，秦攻占巴、蜀，是因为其地一是“富饶”，可解决“军用”；二是可“浮大舶船以东向楚”而“得楚”。这些都是从军事考虑的大战略。
　　既然秦征服古蜀是为了将蜀地作为统一全国的大后方，秦国统治者自然要将新征服的古蜀地加以改造，从各方面真正纳入秦国。他们在蜀地推行郡县制，向蜀地移民，建立统治中心区，这才有了“成都”“郫”“临邛”这三座“城”及三个“县”，从此也就有了“成都”这个名称。
　　从蒲江发掘的“成都矛”上的“成都”两字可以清楚地看到，“成”字是由“丁”和“戈”组成的，表示军事的意思很明显。“成”字作为动词，本就有武力征服、称霸一方的意思。所以，“成都”这个名称的得来就是因为“成”字的军事内涵，它与秦国统一古蜀国的军事战略活动是大有关系的。
　　作者：阿坝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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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论蒲江“成都矛”解读中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