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西汉边疆开拓的杰出战略家与实践者

八神 · 发表于: 2018-1-22 10:57:00

源自：《文史杂志》2017年第6期

⊙作者：李殿元

　　司马相如对历史的突出贡献，并不是其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甚至也不是汉赋，而是他所提出的汉帝国对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谋略。只是，因为文学及爱情故事影响太大，湮没了他在外交上的成绩。

一：历史对司马相如有误解
　　西汉时期的成都人司马相如在历史上名气很大，一是因为文学，一是因为与卓文君的千古风流故事。
　　两汉文学的正宗是汉赋，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的一朵奇葩；而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被誉为“赋圣”“辞宗”。《子虚》《上林》两赋是司马相如大赋的代表作。这两赋以游猎为题材，极其夸张地描写了豪华壮丽的宫苑以及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在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威势、汉天子的尊严的同时，也以委婉的文字劝诫享乐之中的汉天子应该反躬自省，不要太奢侈了！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确立了汉赋的体制、特点、传统：一是铺张扬厉──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二是“劝百讽一”──在大肆铺陈壮丽宫苑、豪华帝王生活的同时，委婉表达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
　　较之文学上的影响，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千古风流故事更可谓家喻户晓。不过，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褒有贬，分歧极大。
　　褒者是主流，但多为民间大众。他们认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之所以千古传诵，是因为他们之间是两情相悦的浪漫爱情，非常美好，表现的是对人性张扬、个性解放的追求，人人都向往和企盼。所以，后世的文学作品诸如《西厢记》《玉簪记》《墙头马上》等，均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为榜样。《西厢记》中的张生在剧中就这样唱：“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
　　贬者多为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例如扬雄、颜之推、司马贞、苏轼等。他们认为司马相如是“窃赀”“窃妻”。北朝颜之推写了20篇“家训”，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礼教思想教育其子孙，要他的女儿、媳妇、孙女不能学卓文君去私奔，要按封建礼教的规矩，找个媒婆，且门当户对。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封建礼教遭到痛批，维护封建传统礼教、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事斥“贬”意者多已偃旗息鼓。
　　说白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事，风流也罢，羡慕也罢，反感也罢，也只是他俩的私事，与他人何干？不过，世上确有好事者，例如王立群先生在前几年就曾抛出“琴挑文君：千年一骗局，劫色劫财”[1]之论，其实并没有新意，也经不起推敲。“劫”是抢劫、强夺。史载的事实是“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文君）驰归成都”，是文君自愿，自己先跑到相如住处，再一起跑到成都的。相如没有“劫色”，更没有“劫财”。他与文君是两情两悦，私奔联姻，而且相爱相守一辈子，也证明不是“劫”。
　　不可否认的是，因为对司马相如持批评者多为有影响的“大人物”，犹如王立群先生，所以他们对司马相如的批评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司马相如的评价，甚至包括对他文学成就的评价，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与误解。四川最近评选“十大历史名人”，居然没有司马相如。这之中王立群等先生对其形成的负向舆论是否起了作用，不得而知。
　　司马相如一生的作为不仅在文学上，亦不是与卓文君的风流故事。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还有更重要的贡献，即是他对汉帝国边疆开拓的设计与实践。被誉为“良史”的司马迁撰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2]，全文11054字，其中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风流故事者仅640余字，写与汉赋有关事5500余字；另有2380字专写司马相如在汉帝国处理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积极贡献。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记载是全方位的、立体的、有血有肉和可信的。

二：少年司马相如的志向是外交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篇即说：“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这段记载清楚地表明：少时的司马相如有两大爱好──读书，击剑。这也就是说：少时的司马相如能文能武。
　　而少时司马相如的志向绝却不仅仅在于文学上的发展，否则他就没有必要去学击剑，没有必要在景帝时去担任武骑常侍之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开篇还说：“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司马相如所羡慕的蔺相如是战国时的赵国上卿，著名的外交家。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刘向《说苑》卷八《尊贤》等古代典籍对他的生平事迹有详细记载。战国时，秦昭王写信给赵惠文王，表示愿以15个城池换取“和氏璧”。赵国不敢得罪强秦，蔺相如带“和氏璧”来到秦国。他识破强秦欲霸占“和氏璧”企图，机智周旋，据理力争，终于完璧归赵。公元前279年，秦赵两国在渑池会盟，蔺相如在宴会上与秦国君臣进行了有理有节、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当面斥责强秦，维护了赵国以及作为赵国国家代表的赵王的尊严。经过艰苦谈判，秦赵两国最终停止了战争。因渑池之功，蔺相如任上卿，官职在赵国老将军廉颇之上。廉颇居功自恃，耻居蔺相如之下，扬言要羞辱他。为保持将相和睦，不使外敌有隙可乘，蔺相如以国家利益为重，始《西汉时西南夷分布图》（选自翦伯赞著《秦汉史》）终回避忍让，感动了廉颇。后者亲自到蔺相如府上负荆请罪，二人成为刎颈之交。
　　由蔺相如主导的“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与“负荆请罪”这三个故事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少年司马相如因为对蔺相如特别仰慕，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相如”。这就表明：少年司马相如是要以蔺相如为榜样，渴望像蔺相如那样，成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毋庸多言，外交家并不同于文学家，除了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的政治立场外，还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素质，例如知识面要广，思维要敏捷，逻辑性要强，表达要清晰准确，善于从多方面思考问题，有一般人所不能及的沉稳，能随时保有迎接失败的心态，等等。在这些方面，司马相如在入仕之前都已准备好了。

三：出使西南夷与提出“羁縻”策略
　　众所周知，没有战争，就不可能产生军事家，“一将功成万骨枯”。同样，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产生的，需要时机。在司马相如前半生所处的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已没有春秋战国时群雄割据（“吴楚七国之乱”不能同日而语）的现象；大一统的国家形态，使蔺相如折冲樽俎的业绩自然难以重演。所以，当时机并不存在的时候，司马相如就只能把他的聪明才智转向文学，去充分显示他的文学之才。
　　文景之后的汉武帝具有雄才大略。他在位半个多世纪，正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大帝国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时代。他依靠文、景两朝积累的财富，派李广、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使北部边郡得以安定；派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西北边疆。卫青、霍去病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军事家，张骞成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外交家。
　　机会稍纵即逝，从来就只给有准备的人。就是在汉武帝时代，从小就有外交家梦想的司马相如获得了他的机会。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五月，太皇太后窦氏去世了，汉武帝正式亲政。这时，南方发生了东越王“郢”攻打南越王赵胡的事，南越向汉朝求救。一心想大展拳脚的汉武帝抓住机会，派大鸿胪王恢和大司农韩安国分兵两路去讨东越。王恢又派唐蒙出使南越要其服从汉朝。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唐蒙在番禺吃到蜀地所产的蒟酱，得知有一条用于“走私”的密道可从西北方向的牂柯江直达番禺城下。唐蒙就上书汉武帝，建议修通夜郎道，并置官吏，作为奇兵在将来攻打南越之用。[3]汉武帝同意了，就以唐蒙为郎中将，带领一千士兵和负粮的一万余人，从巴郡的符关（今泸州市合江县）而入南夷，见到夜郎侯多同，恩威并施，招抚夜郎国成功，建立了开发“西南夷”的第一个郡──犍为郡。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在唐蒙受命开通夜郎及其西面的僰中时，“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汉武帝得知这种情况后，就派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趁机告知巴蜀百姓，唐蒙所为并非皇上本意。其时司马相如在武帝身边做郎官已经好几年了。他踌躇满志地前往成都，一到那里便首先发布了一份被称为《喻巴蜀檄》的公告，其末段云：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所谓“檄”，是用于声讨的一种文体。《喻巴蜀檄》恩威并施，声讨的不仅是唐蒙，也包括巴蜀吏民的“罪过”。
　　《喻巴蜀檄》为稳定人心，先用对外征讨的声威和虽被征招而无隐患的说辞来震动和安抚人心，以“存抚天下，辑安中国”来显示皇帝之“恩”，分析唐蒙和地方官吏的责任；再以当官、享乐、传名来规范和开导百姓，并在对比中寻过批评巴蜀吏民“人怀怒心，如报私雠”；最后要求及时传达“陛下之意”，化解各种矛盾。
　　《喻巴蜀檄》大力表现赫赫煌煌的大汉之“威”，尤其是“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移师东指，闽越相诛；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怠堕，延颈举踵，喁喁然，皆向争归义，欲为臣妾”，有力地说明现在西南“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乃皇帝之“恩”；汉朝疆域在西南是和平大扩展，没有任何血与火的不幸。
　　《喻巴蜀檄》的行文显示出大赋家的手笔，虽然有虚夸的语言，更多的则是大气磅礴的纵横辩说。其思维严密，有利有节，入情入理，故有很强的感染力，说服力。在当时，除了司马相如，没有第二人能写出此文。
　　《喻巴蜀檄》在巴蜀之地迅速传扬。司马相如恩威并施的手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功地说服了巴蜀吏民，使少数民族愿意与汉廷合作，为开发西南边疆作出了贡献。
　　司马相如出使完毕，回京向汉武帝汇报。这时，邛、筰的君长听说南夷已与汉朝交往，得到很多赏赐，因而多半都想做汉朝的臣仆，希望比照南夷的待遇，请求汉朝委任他们以官职。汉武帝向司马相如询问此事，相如说：“邛、筰、冉、駹等都离蜀很近，道路容易开通。秦朝时就已设置郡县，到汉朝建国时才废除。如今真要重新开通，设置为郡县，其意义超过南夷。”皇上以为相如说得对，就任命相如为中郎将，带上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等人，持节出使，奔向西南，凭借巴、蜀的官吏和财物去联络西南夷。司马相如很快就安定了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邛、筰、冉、駹、斯榆的君长成为汉王朝的臣子后，拆除了旧有的关隘，使汉朝边关向西南延伸，西边到达沫水和若水，南边到达牂柯；以此为边界，又开通了灵关道，在孙水上建桥，直通邛、筰。
　　西南夷重归一统。但是，司马相如在出使西南夷时，蜀郡的年高长者多半都说开通西南夷没有用；在朝廷，也有一些大臣这样认为。于是，在朝廷内外都产生了有无必要开通西南夷的争论。尤其是，唐蒙开通夜郎后又趁机要开通西南夷道路，征发巴、蜀、广汉士卒数万人参加筑路，修路二年却没有修成，士卒多死亡，还耗费过亿的钱财──这使得蜀地民众和汉朝当权者大多持反对立场。
　　司马相如想再次向汉武帝上奏，但考虑到开发西南夷的建议本是由自己提出，不好再进谏言；于是以文章形式，假借蜀郡父老的语气，让自己来诘难对方，以此宣传开发西南夷的意义。其既是提醒皇帝要坚持开发西南夷的正确意见，也是让大臣、百姓均能对皇帝开发西南夷的决定有所体悟。这篇被称为《难蜀父老》的文章用诚恳、委婉和令人亲近的语言向广大臣工、百姓阐明汉武帝开发边疆的重大意义：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诮劲越。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沬、若，徼牂柯，镂零山，梁孙原。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方将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鸣和鸾，扬乐颂，上咸五，下登三。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鹪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此文假想性地“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其主题显出锐进创新与因循保守，力求拓边西南与维持西南现状的两大思想、战略之对决。
　　司马相如所主张的创新和开拓的根本理由是：汉帝国负有使“未化蛮夷”文明化的使命。司马相如笔下假想的“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作为反对开发西南夷者，他们认为，“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对四夷的原则仅采取低限度约束就足够了，抱怨在西南已经开始的帝国扩张导致“士卒劳倦，万民不赡”，有弊无利。对这样的议论，司马相如首先以帝国的光荣、创新的必要来驳斥，说当今皇上是“非常之人”，非常之人当行非常之事，非常之事必造非常之功，贤君即位不必“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而应当“创业垂统，为万世规”。
　　司马相如认为，当时边疆少数民族“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以致其民“若枯旱之望雨”，渴望被大汉天子一统。而依据“天下”的信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那么，先进的，已经文明化了的汉帝国以及华夏的思想、文化自当进入边疆“蛮夷”之地，使之也文明化。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先进、文明，岂能只由自家独亨而不布惠四夷？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相如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羁縻”政策：“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这是在中国古代边疆政策中第一次使用“羁縻”这个词。何为“羁縻”？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靷也。”[4]即是说，既要笼络也要控制。按司马相如的认识，汉武帝在西南地区的扩张，是建立在文明化、普遍福祉和经久和平的思想基础上的，是完全正确的。这会令遥远、闭塞和蒙昧的西南夷“得耀乎光明”，且可“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一体，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汉帝国的边疆政策、少数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强大而文明的汉帝国肩负着怀柔四夷，以文明化四夷的历史责任；其带给四夷的是先进与文明（包括物质和精神的）；其方式是既笼络也要控制的“羁縻”。司马相如开通西南夷的战略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四：司马相如“羁縻”策略的历史影响
　　众所周知，汉武帝一生征伐四方，主要采取的是军事手段，尤其是在解决北方匈奴威胁的问题上。他派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封狼居胥，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逼迫匈奴王庭远迁漠北，基本解决了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下基础。
　　在西南，按照司马相如的外交思想，采取了既笼络也须控制的“羁縻”策略，取得一定的成效。不过，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5]汉武帝忧虑此事，遂派公孙弘去观察询问。公孙弘声称“不利”，并屡次陈说开发西南夷的害处。汉武帝为专力在北方对付匈奴，下令放弃耗费巨大的对西南夷的经营。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后，南越相吕嘉政变，杀了南越王及汉朝使者。汉武帝于是采取军事手段，“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冉、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冉、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6]按司马迁的说法：“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7]汉武帝晚年，因为连年征战，造成国库空虚，加上他奢侈迷信，重用酷吏，人民处境越来越差，社会出现动荡，农民不断暴动。面对危机，汉武帝检讨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他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下《轮台罪己诏》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8]汉武帝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改正错误的具体办法是“禁苛暴，止擅赋，力汉武帝（前156～前87，前140～前87年在位。选自明万历刻《三才图会》）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汉武帝在完成了征伐四夷功业之后，便将注意力转向“富实百姓”方面。天下因此又逐渐归于和谐，从而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汉武帝于《轮台罪己诏》中的新国策，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司马相如在处理西南夷的问题上提出的“羁縻”策略。
　　当然，“羁縻”策略的内容，并不开始于司马相如。早在战国时期秦灭巴后，“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巴氏爵比不更”。“秦昭王与巴人盟誓，‘秦犯夷，罚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钟’。”[9]秦统一天下，仍以“巴氏为蛮夷君长”，统领旧地。这可以被认为是“羁縻”策略的起源。
　　尽管如此，最先以“羁縻”来概括中央王朝这种怀柔加控制的边疆（或民族）政策者，则非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莫属。
　　这里“羁縻”的“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或物质利益给以抚慰。按司马相如提议，自汉武帝以降的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大都采用“羁縻”政策，并逐渐形成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酋长联合统治的政治制度，即在边疆或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
　　方国瑜先生说：“羁縻政权的建立，并不因民族的特征，而是因社会基础的特征；由于社会基础不能适应郡县统治而产生的。”[10]将羁縻政策运用得最好的朝代，当是开明与开放的李唐。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唐高祖专此下诏：“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宇，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朕祇应宝图，抚临四极，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蕃服，宜与和亲。”[11]唐王朝自此确立了“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民族政策，使在“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的“羁縻府州制度”在唐宋时期得以推行，并延及到明代的“羁縻卫所制”、清代的“土司制”“盟旗制”“伯克制”。
　　传统的羁縻政策就是在不改变周边少数民族政治实体内部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联系的办法，施加中心地区（即相对先进的汉族地区）对边区（多为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一种较为稳定的政治关系格局，进而逐步扩大和加强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政权，最终完成中央王朝对全国疆域的有效统治。其政策核心是“因俗而治”，其内容包括和亲、通使、互市、贡赐、盟誓等手段。
　　“羁縻”策略作为古代国家整个治国安邦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和平而非军事的手段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完整，加强了中央与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沟通与交流，有力地推动、促进了边疆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当予以肯定。与此相应，“羁縻”策略对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最终形成，也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借鉴。

※　注释
　　[1]王立群：《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真相：劫色劫财千年骗局》，载《科技信息：山东》2011年第9期。
　　[2]（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3][5][6]（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4]《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之“索隐”，中华书局1999年版。
　　[7]《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之“太史公曰”，中华书局1999年版。
　　[8]（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
　　[9]（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夷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10]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宋）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卷一百七十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　作者简介
　　阿坝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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