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与沟通：底层的自我救助和自上而下的政治传递

一：利比亚战争是阿拉伯国内政治的继续
　　10月20日、21日，两个人──69岁的卡扎菲和2岁的小悦悦的死亡，最终成为网络时代的传播事件。
　　死于乱枪的卡扎菲，在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成为一个符号，尽管他的对立面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但是，卡扎菲死于乱枪表明，在利比亚执政42年之久的卡扎菲被彻底清除掉不是用的合法手段。
　　不管利比亚宪法中的游行示威权利是如何规定的，但是，利比亚民众的要求变革运动从游行示威的合法形式开始到以血腥的战争形式结束，都是超过了一般政治的轨道。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衔接东西方文化的民族，在阿拉伯民族的现代化中，政治上的联邦和独裁可以并存。利比亚内部有很多的部族，可以在政治上形成缺乏西方契约形式的联邦，但也可以服从于卡扎菲的长期东方式独裁统治。
　　相信利比亚的重新建政过程中，伊斯兰的宗教势力一定会发挥历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在世俗政权与社会底层的宗教性方面寻找一定的平衡。
　　因此，阿拉伯社会底层民众的游行示威，与其说是宪法契约意识，不如说是松散的宗教情感因素与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手段的结合的结果。当年卡扎菲就是靠着军事政变上台并且靠着松散的宗教底层意识获得民心的。
　　卡扎菲上台后，利用民心的情感因素和石油经济上的福利政策获得了并不牢靠的执政基础。
　　在利比亚长期没有政治建设，一个所谓现代国家，却没有选举制度，而是通过人民委员会掌握实权，设了各个部却不是对内部经济社会所设，部长们只是为应对国际交往而设置，而大部分部长职位在2000年也被废除了。
　　在政体之外，卡扎菲还致力于思想体系的打造，其成果就是著名的三本《绿皮书》。在这三本利比亚人人必备的书中，卡扎菲提出了“建立一个共和制的世界”的远景中是没有政府，没有党派，没有议会代表，没有正规军队，没有阶层的社会。而为实现这样的远景的现实路径就是在“利比亚这样的小国中”实施中央集权。
　　可以说，卡扎菲上台的42年，在思想上是推行大阿拉伯运动的，在经济上是实行福利主义的社会政策，在政治上是以阿拉伯的非国家标准来对抗西方的全球化对于传统国家的西方文化整合。
　　最终，当初选择了卡扎菲的底层民众又抛弃了这个只迷信从上而下传递政治能量的强力人物。
　　卡扎菲也就此成为了一个传播符号和历史符号。

二：中国佛山市小悦悦事件传递了底层广泛焦虑
　　在网络时代，中国佛山市的小悦悦事件也同样迅速成为一个传播载体。在长达近七分钟的电视视频中，在广佛五金城道路上，一家商户的刚刚两岁的小女孩王悦被两辆汽车碾过，被18位路人从身边经过，却无助地躺在血泊中，一直等到一位拾荒的老妇将她救起。
　　这一视频极大地震撼了全中国人民的心。特别是在10月13日事发之后，小悦悦在病房挣扎了八天以后终于不治，就使得这一事件更加发酵。
　　在小悦悦事件中，看到的信息和人们想到的信息不成比例地扩大，成为涟漪变巨浪般的扩展性事件。从那十八个路人的底层上至广东省委书记的高层，都被承担了道德责任和治理责任。
　　广东是外来人口治理时间最长治理经验最多的省份，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佛山、东莞等城市带吸收了全国各地的经商打工人员是最多最久的。
　　广佛五金城的商户来自“五湖四海”，比例靠前的省份是山东、湖南、江浙、广东与河北。
　　“这2000家商户虽然都在这个五金城内，但平时基本都是与老乡们联系，不是老乡的，即使相邻也很少联系的。”一位商户说，这就是广佛五金城的群体生态。不过即使是老乡，但不做同一类产品的商户，也多是陌生人。
　　北京大学社会学夏学銮教授指出，在社会学上有“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两个概念，而广佛五金城属于“陌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很陌生，感情上较为疏离，他们之间彼此独立，不相互依赖，没有认同感，处于一种“连接但不黏着”的状态，而这种连接往往是十分脆弱的，稍有震动就会断掉。
　　而在没有街道办、没有居委会、没有管委会的广佛五金城，物业管理部门是唯一与所有商户直接打交道的“婆婆”。不过，广佛五金城的一些管理人员称，虽然商城每年的租金与管理费近2亿元，但商城至今没有组织过社交娱乐等团体活动，日常也没有这个平台，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商户的经营提供服务。
　　一年收费2亿，与这些商户给广东的地方经济带来的稳定增长相比，相应的社会管理是否存在缺位呢？
　　前一段时间，深圳富士康员工频频发生跳楼事件，富士康老板就产生了把职工宿舍交给地方管理的想法，而佛山大大小小的商城住家与门店在一起的混乱局面，也是产生交通人身事故的背景原因。
　　但是，要让广东省委书记事无巨细地管到如此具体，就需要费时费力的从上至下的政治传递过程。
　　如果把社会治理的责任都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政治传递，这不仅不及时，而且不现实。现实的出路在于政治上放权，让现在的任何事情都要从上而下的传递来解决，变成尽快建立底层群体的自我管理，以及发生灾难时的自我救助能力，转到这方面的机制建立上来。

三：卡扎菲之死对阿拉伯世界的意义
　　卡扎菲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泛阿拉伯运动的产物。泛阿拉伯运动的特点就是，用一个底层松散的民族国家运动，来对抗冷战时期的两大国家集团。
　　泛阿拉伯运动中，卡扎菲是充分贯彻了大阿拉伯主义思想的领导人，他之所以在利比亚要建立没有政府，没有党派，没有议会代表，没有正规军队，没有阶层的社会，就是用没有国家特征的阿拉伯运动来保持阿拉伯地区和民族的特性。
　　在民族国家这一点上，东西方民族的现代化都走的是建立现代国家的道路，也就是先有国家治理才有民族形式。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精神存在必须找到现代国家形势来保存，然后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变为现代民族，并且在此基础上与世界的脚步接轨。
　　但是，泛阿拉伯运动主张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民族最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成为一个没有基本国家形式的国家联盟。因此与世界政治通行的先有民族国家后由国家结成联盟的道路背道而驰。
　　卡扎菲无论是在坚持大阿拉伯主义的理想方面，还是在与西方的现代政治治理理念的保持独立性方面，都是最后的一个标杆，因此他的死亡也是代表了一个历史的最后回响。
　　现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都面临着从底层开始在世俗与松散的宗教情绪中建立治理的问题。
　　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过去几十年与西方的全球化文化信息的交往，培养了一批了解西方国家治理的知识分子，主导了这场运动的他们如何在底层阿拉伯民众建立不同于泛阿拉伯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是能否在阿拉伯民众中重建底层治理的关键所在。
　　美军入侵以后建立所谓民主社会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验教训表明，单纯靠西方扶持建立一个所谓民主样板的外来治理模式的想法是失败的，最终就会成为一个长期动乱的社会。
　　阿拉伯民族国家或者伊斯兰国家的底层治理基础上的国家形式，将会长期处于摸索之中。

四：底层的自我救助和自上而下的政治传递
　　前面说过，广东作为管理外来人口时间最久范围最大的省份，已经提出了很多的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归结到一起，就是在一个全国的人口已经处于高度迁徙的情况下新的底层治理的问题。
　　无论是深圳市富士康几十万青年工人的生活和情感寄托问题，还是佛山市众多商城的商户居住与门店混合管理不便问题，都需要广东做出管理方面的政治传递，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能否在重建底层的政治方面做出探索，就需要做出釜底抽薪的重大决策。之所以要进行底层政治重建，就是基于底层在对于管制方面出现问题时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救助方面，是最及时最有效的。关键是要给他们相应的宪政渠道和管道。
　　党的十七大关于加快社会建设方面的要求，很大一部分是由底层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利来作为保障的。
　　深圳市新一届的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将于今年12月中旬前完成。总体来说，将较往届大幅度提高非深户籍人大代表的比例。
　　深圳地方媒体在报道中说，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变化。畅通外来人口表达渠道，从制度上打通外来人口融入深圳的举措，进一步拓宽与深化了社会建设的内涵。
　　深圳地方媒体自省到，今天，深圳依然是一个非户籍人口远远超过户籍人口的城市，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外来人口已不再满足于接受捐资送物、嘘寒问暖等各类“扶贫式”的帮助，他们有思想、有个性，勇于挑战现状和命运，权利意识高涨，梦想着通过个人奋斗打通社会阶层流动上升的路径。与其说他们是“外来工2.0”，不如说他们是“新市民1.0”。让他们获得更多参政议政机会，是权利的一种回归。
　　广东省的人大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面的，广东人大工作覆盖迁徙人口，是宪法实践的新突破。
　　现在，在人口高度迁徙的基础上，能否在外来人口从底层治理上的中国传统的地区割据、官本位治理方面实现突破，用底层救助的权利获得来与传统的自上而下政治传递实现互动，将会是富士康员工跳楼和佛山小悦悦事件以后典型的底层政治重建之路。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民主建设就应当允许不同条件下的底层的建设来逐步实现积累。
　　亨廷顿在1968年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自己对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引进民主问题的看法。该书的一个中心观点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合用来理解目前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化过程中遇到的挑战。美国的经验在于如何限制政府权威，而亚非拉新独立国家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起政府权威。“问题不在于举行选举，而在于建立组织。”他说。因此，亨廷顿反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改革。
　　中国的民主建设是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由中国社会治理的需要和民众的参与决定的。小悦悦事件以后，在进行传统道德的讨论之外，如果人们在底层出现问题时的自我救助机制建立方面多多着力，就会产生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