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8-2-20 19:44:00

　　任何宗教要成功融入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就必须经历本土化的过程，这是宗教发展的基本规律。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地方化和民族化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任何外来文化要想扎根、发展，就必须适应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需要，否则就难以生存。世界三大宗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就是它们经历中国化的适应过程。伊斯兰教主张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信仰的人类群体之间，只有通过相互沟通与交流，才能不断趋于一致，获得共识，和谐相融。伊斯兰教本身就具有适应和变通的思想主张。回顾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程，它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设立中国本土的宗教管理制度与伊斯兰教管理机构
　　据阿拉伯史学家记载，9世纪70年代，随着来华穆斯林蕃客人数的不断增多及其在广州、泉州等沿海地区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的扩大，为了生活方便，他们自成聚落，居有定处，形成蕃坊。这与当时的政府单独安置外来穆斯林的意愿相适应。政府在蕃坊内设有都蕃长。都蕃长在蕃客中推选出“最有德望者”加以任命。都蕃长由宗教人士担任，所以，蕃坊实际上是一种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即蕃坊不仅是基层政府机构，也是穆斯林社区、宗教组织形式和当地外来穆斯林社会、宗教活动的中心。都蕃长的职责除了“管勾蕃坊公事”，注意“找邀”蕃客向政府纳税外，还按照伊斯兰教的法典和规定兼理他们内部的宗教事务，管理诉讼裁判、解决民事纠纷等。
　　宋代沿袭唐代的做法，划置特定区域作为穆斯林社区，也称其为蕃坊。宋人有时也称蕃坊为“蕃人巷”或“蕃巷”。宋时在蕃坊设蕃长，从蕃人中推选，再由政府加以委任。蕃长巾袍履笏，穿中国官服，办公的处所叫番长司。蕃长的职责是招邀蕃人，主管宗教事务，依伊斯兰教教法裁决穆斯林蕃客之间的纠纷。宋代专门设置学校以便蕃商子弟入学，当时称为“蕃学”。
　　元代，随着穆斯林人数和清真寺数量的不断增加，颇具中国伊斯兰教特色的清真寺职能管理制度──三掌教制形成。三掌教制，是指清真寺内由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等三种教职人员共同掌教的一种制度，亦称为伊玛目掌教制，是唐宋时期蕃坊制后，由穆斯林自行管理清真寺事务的组织。三掌教之间互不隶属，各自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能，实际上是一个保证清真寺教务活动正常进行的协作团队。元代中期以后，三掌教的地位和职能发生变化，伊玛目成为具有宣教和掌教的实际全权负责人，三掌教制度转化为伊玛目负责制。这种伊玛目负责制虽历经数百年，今天仍在我国清真寺内发挥作用。后人评价这种制度“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种创制，在一般伊斯兰国家和地区尚属少见。这也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环境中发展演变的产物。”
　　在宗教和社会事务管理上，元朝政府在中央设置了专门机构“回回哈的司”“回回掌教哈的所”，在地方分别设置了哈的司属管理全国和各地的伊斯兰教和回回人社会事务。这是中国历代第一个管理穆斯林事务的官方机构。
　　“回回掌教哈的所”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宗教社团，即通过政令对“回回大师”、“回回哈的”们的权力做出规定和监督。这里需指出的一点是，元代哈的为非穆斯林的蒙古族帝王祈祷并颂扬其文治武功等政德。这是因为，唐宋时期居于我国东南沿海港埠地区的蕃坊穆斯林，他们多是来华经商贸易的波斯、阿拉伯“住唐”的侨民，他们的祖国仍为波斯、阿拉伯。因此，他们仍要为本国的哈里发和苏丹祈祷祝福。而元代的回回已落居中国，要为中国君主祈祷。其原由是，元代在华回回已被正式编入我国户籍，由“蕃客”变为“回回户”，这是其华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尽管这时在我国境内的回回还没有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但由于他们有共同的伊斯兰信仰，再加上“回回掌教哈的所”和各地哈的司属之间的紧密联系，回回人族群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并朝着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逐渐发展，回回人更深地扎根于中华大地。

培养本土的教职人员，行使宣教、传教职能
　　明朝嘉靖年间，陕西伊斯兰教经学家胡登洲开创中国特色的伊斯兰经堂教育。他当时有感于伊斯兰教内部“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在自己家中招徒授业，讲经论道，开创了经堂教育的先河。胡登洲是一位中阿文化兼通的伊斯兰经师，早年研习儒学，后学习伊斯兰教经典。他曾朝觐麦加，回国后，立志兴学，培养中国本土的伊斯兰教人才。最初他在家招收学员，后在清真寺内办学，声名日隆，负笈求学者接踵而至。受其影响，经堂教育逐步扩展到全国，逐渐形成一种制度。
　　经堂教育一般分为小学部和大学部。小学部，亦称经文小学，一般招收6至7岁儿童入学，主要教习初级阿拉伯语拼读和宗教常识；大学部，亦称经文大学，即进行系统的宗教专业教育和道德陶冶，其所用教材一般被称为“十三本经”（实际数并不完全是13本）。
　　当时绝大多数内地穆斯林已无法读懂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经典，只能通过汉语讲解才能理解经文，经堂教育中创造性地使用“经堂语”，它的语法结构和一般词汇基本上是汉语的，但依据阿拉伯文经典直译，一些宗教术语和生活用语更多是采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音译，同时使用“小经”，它用阿拉伯文字母和语音拼写汉语。为经典的汉译注音，故称之为“小经”。“经堂语”和“小经”的使用，使学生在课堂上听得懂，记得下，课后又能加以复习巩固，具有鲜明的中国本土伊斯兰教育的特点。
　　经堂教育在各地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自的中心和特点，早期有以冯养吾、张少山为代表，以精研细讲凯拉姆学、《古兰经》注为特点的陕西派；以常志美、李延龄、舍起灵等为代表，讲授阿文、波斯文13本经并以苏菲哲学见长的山东派；以马德新、马联元为代表，以改进经堂教育，主张阿、汉经书并授为特点的云南派。清末和民国初期，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以河州(今甘肃临夏)为中心，并以通讲《戛最古兰经注》《米什卡特·麦萨比哈圣训集》《宗教学科的复兴》等大部头经典为特点的河州派。
　　经堂教育在中国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回族等中国内地穆斯林民族的民族教育形式。当代回族穆斯林社会，经堂教育依然是重要的教育形式之一。
　　从明代中叶开始延续至今，“经堂教育”用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育培养出一代代传播并实践伊斯兰经学的专门人才，使伊斯兰教在中国以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培养本土人才的方式传承、扎根，彻底改变了唐宋年间由外来穆斯林在中国传播伊斯兰教的历史。同时，胡登洲开创的经堂教育还伴随着一种教义学理论和宗教礼仪的革新运动。这奠定了汉语的宣教方式，中式的宣教服饰，婚礼、葬礼等中伊结合的礼仪，使穆斯林所受的宗教教育及世俗礼仪突显出鲜明的本土特色。同时把内地伊斯兰教中杂乱的伊斯兰教义学统摄、回归到逊尼派主流的马图里迪教义学、哈乃菲派教法学之中。山东学派的常志美是这一革新运动的主要传承者。这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和传统。
　　内地穆斯林社会通过“经堂教育”的模式和制度，使伊斯兰教在更加广泛深入地走向中国化。

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确立了本土特色的思想文化体系
　　元代的清真寺碑文中开始把伊斯兰教与在中国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相联系。最典型的是河北定州元至正八年(1348年)的“重建礼拜寺记碑文。碑文中说中国伊斯兰教“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抑且五伦全备，与国书、五典、五惇之义又符契而无所殊焉，较之释老不大有间乎？”碑文强调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在人伦，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主张上的一致性，认为伊斯兰教也是讲忠、孝的。
　　同时，从元代开始，伊斯兰教一方面实现了内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互相宽容，消除了教派分歧；另一方面主张外部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对话、融合，消除隔阂。可以说，这是中国伊斯兰教最早的解经工作，即传统上把伊斯兰教教义中分散开讲的和不强调不突出的有关人伦的思想集中起来，作为伊斯兰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宣传，与中国传统的思想理念相融。讲经时强调伊斯兰教是讲人道的宗教，即讲“五伦”，重忠孝。清真寺碑文中出现伊儒一体的词语，说明当时清真寺以儒家学说阐释伊斯兰教，在内地穆斯林社会中已非个别现象。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中，与儒家学说开始靠近，以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并以主流文化的思想宣传伊斯兰教。如清真寺匾额上有“在明明德”，把古尔邦节翻译为“忠孝节”，把古尔邦节来源中的伊布拉欣献祭儿子伊斯玛仪的故事诠释为“忠主孝父”，从而把伊斯兰的节庆文化与中国的传统忠孝之道结合起来。同时，各地清真寺的名称，也日趋中国化，如“回回寺”“礼拜寺”等。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进入成熟期，达到历史顶峰，突出成就以“以儒诠经”为标志。“以儒诠经”就是用儒家文化的语言、思想对伊斯兰教经籍进行意译，阐发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哲理，达到“回儒两教，道本同源”的目的。
　　“以儒诠经”是明末清初以张中、王岱舆、伍遵契、马注和刘智为代表的内地回族穆斯林学者发起的一场宗教学术活动。其把握的要点有二：一是内容上不与执政者和儒家学说相对抗；二是要符合当时内地穆斯林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以儒诠经”运动的兴起有很强的时代背景，是内地穆斯林为得到中国传统文化主导下的社会各阶层对伊斯兰教的了解、理解和认同，并能融入中国社会生活而进行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场“意识形态革命”。这使内地以回族为代表的穆斯林群体，从思想和文化领域完成了从外来穆斯林到本土国民的最终转变，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
　　在中国伊斯兰哲学思想建设中，内地穆斯林学者在翻译论述伊斯兰教本体论、创造论、人性论、认识论等范畴时，借鉴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身心性命、格物致知的学说。在本体论、创造论上，他们一方面承认太极学说中关于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无极的说法；另一方面，又提出在无极和太极之先，还有一个“造化之原主”，这就是“真一”（即真主），认为真主才是造化天、地、人、物的本体和世界万事万物的总根源；在认识论上同样借用了宋明理学中格物致知的观点。
　　“以儒诠经”活动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是一件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不完全是用汉文对伊斯兰教经籍进行翻译和注释，而是翻译者在坚持伊斯兰教正统信仰的前提下，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有益成分后对伊斯兰文化的再创作、再丰富。其成果是完成了伊斯兰教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伊儒合璧，完整地构造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哲学体系。汉文译著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发展也有所贡献：其一，打破了伊斯兰教与儒、佛、道意识形态长期隔阂的局面；其二，将伊斯兰教的性理观点同儒家的性理学说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思想史上关于性学、理学的内容。
　　这场活动掀起了回族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个高潮，为中国穆斯林打开了一条在汉文化背景下修天道、尽人道、追求两世幸福的宗教和生活相融的发展之路，将中国伊斯兰教的思想文化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

确立了适应中国穆斯林社会的马图里迪教义学和哈乃斐教法学派
　　受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和后继者推动的内地伊斯兰教育革新运动的影响，内地伊斯兰教确立了适应中国社会的马图里迪教义学和哈乃斐教法学派，一直延续至今。马图里迪教义学派和哈乃斐教法学派的突出特质是中正、宽容、温和。
　　马图里迪出身于中亚撒马尔罕地区，是中世纪颇有影响的逊尼派代表人物。作为中亚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代表，马图里迪以捍卫逊尼派信仰为己任，一方面教书育人，另一方面著书立说，为维护伊斯兰教正统信仰、捍卫逊尼派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被当时的人们尊称为“教义学家们的领袖”“逊尼派思想的巩固者”等。马图里迪教义学思想具有中正、温和、宽容、和睦、和谐、理性和与时俱进、符合社会实际等特点。他主张用思辨方法来解释、论证伊斯兰教信仰，既反对穆尔太齐赖学派的唯理主义，亦反对伊本·罕百里排斥理性活动的倾向，属于温和的折中派观点。马图里迪教义学主张在信仰上天启与理性并重，倡导宽容、温和与中正，既重视发挥理性的作用，又没有将理智推至高于天启的位置。可以说，马图里迪教义学思想体系开创了以中道思想原则为基础的逊尼派教义传统，成为历代穆斯林中道主义的思想源泉。
　　哈乃斐教法学派是伊斯兰教法学派之一，与马立克、沙斐仪、罕百里学派并称为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哈乃斐教法学派在伊斯兰教法史上占居重要地位，是伊斯兰教法学的重要基石。其教法律例以灵活、宽容、适度著称，迄今，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都奉行该派教法。哈乃斐教法学派主张立法的渊源依次是《古兰经》、圣训、公议、类比、择善和惯例。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中，除了塔吉克族外，都遵奉哈乃斐教法学派。
　　内地伊斯兰教从历史上确立遵奉马图里迪教义学派和哈乃斐教法学派，不仅保证了内地伊斯兰教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为内地穆斯林适应中国社会文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基础，至今仍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再轮回 · 发表于: 2018-2-20 19: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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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中国伊斯兰教界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伊斯兰教中道思想国际研讨会。研讨会汇集了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国家的伊斯兰教界代表人士，深入阐释了伊斯兰教的中道精神，有力批驳了极端主义的错误思想，也反映了我国新时期解经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把伊斯兰教界的中国声音传递给了世界。本报记者蓝希峰摄

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实现对中国的深度认同
　　在政治层面，中国穆斯林学者在明清之际，把对真主的崇拜和对国家的忠诚紧密地联系起来，把国君为国家象征，将忠主和忠君放在一起进行论述，打开了中国穆斯林政治认同的大门。
　　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和皇权主宰一切的政治需要，穆斯林学者在汉文译著活动中提出了“二元忠诚”的社会道德伦理观，即提倡顺从，“忠主忠君”，实现了伊斯兰教在中国从“一元忠诚”到“二元忠诚”的变革，迈出了进一步适应中国社会的关键一步。穆斯林学者根据经、训中穆斯林要热爱自己生长的土地、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的教诲，将“顺从”的含义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王岱舆说：“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不忠、不义、不孝矣。”至于“顺主”和“顺君”的关系，刘智进一步阐述说：“君者，主之影。忠于君即所以忠于主也”，“一时不心于君，即为不贤，一时不合于君，即为不忠。”“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这种“二元忠诚”的政治道德观的提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封建社会，穆斯林对非穆斯林君主应持何态度的问题，对伊斯兰教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忠君”是封建政治道德疆域中的一面旗帜。“忠主忠君”思想的提出，不但适应了中国封建统治的要求，也为伊斯兰教与儒家学说更好地相结合开了方便之门，在教义上加速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进程。
　　在社会层面，唐宋时期，回族先民被称为“蕃客”“蕃人”和“蕃商”，这种称谓表现出在中国人眼中回族先民的客居身份。但随着回族先民与中国人交往的加深和扩大，“蕃客”的称谓逐步成为他们与中国土着居民的区分标准和自我认同的符号。而到了元朝时，中国穆斯林自称为回回人，“回回”的含义和唐宋时期的“蕃客”不同，已经逐步完成了从“侨居”到“土着”的转型。这种转型表明他们身份的本质性转变。他们散居于全国各地，将“报国”看成自己的“份内之事”。元亡时，有许多回回“殉国者”。如回回人达里迷失，曾任漳州达鲁花赤，史载“明兵既取福州，兴化、泉州皆纳款，或以告。迭里迷失仰天叹曰：‘吾不才，位三品，国恩厚矣，其何以报乎？报国恩者，有死而已’，乃拔佩刀刺喉中以死”。又有回回人获独步丁，也在元朝为官，他在明军攻下城池时，“以石自系其腰，投井死”。可见元时的回回人已不再以“外人”自居，对中国的社会认同已深深融入他们的思想感情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后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思想意识形成为爱国主义传统。
　　在文化层面，中国内地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相并存，是中国内地穆斯林在适应中国社会过程中所特有的“二元”文化属性。这种属性在明代以前是通过“华化”的穆斯林以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基本没有外来的干预。但明代以后，在统治者的同化政策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遇到了阻力。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学者根据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们通过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活动，将伊斯兰教由阿拉伯的形式和语言变为中国的形式和语言，并强调伊儒在精神追求上的相通性。刘智说，伊斯兰教“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马注说：“回之与儒，教异而理同也。”“儒者之学犹衣，清真之学犹食。无衣则寒，无食则饥，寒则关于身，饥则切于命。”
　　穆斯林学者“以儒诠经”，并不是简单地袭用，而是以维护伊斯兰教信仰的纯正为基本原则的。中国内地穆斯林在信仰、义务与善行方面坚持伊斯兰教教义信条，在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协调的过程中，以伊斯兰教的基本要素为尺度，决定对中国文化的取舍，对所吸收的中国文化加以改造，以阐发伊斯兰教教理和哲学；同时也用伊斯兰思想发挥儒家学说，创立了既不同于一般的儒家学说，又有异于传统伊斯兰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地伊斯兰文化思想体系。
　　内地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政治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相互促进的结果。中国伊斯兰教思想文化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是从外来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相融开始的，目的是将外来的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打通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长期隔阂的局面，以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伊斯兰文化有更深层次的了解、理解和认同，并能将其融入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道本同源，初无二理”、“和为贵”是伊斯兰文化核心的认知理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结合点。两种文化相融，共同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认同为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而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则为文化认同创造了广阔的空间。这三个层面良性互动，促成了中国穆斯林对国家的深度认同。

伊斯兰教中国化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特质
　　爱国主义作为内地穆斯林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内地穆斯林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它既体现了内地穆斯林民族历史的显着特色，又证明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作用。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唐代以后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回族形成的重要时期。明代“转相化导”的伊斯兰教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更深层次的交流，并促使兼具这两种文化特性的内地穆斯林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明代通过通婚、语言文字、社会交往等一系列方式，加速了内地穆斯林民族文化从外形到内容的中国化进程，汉儒文化正式成为回族等文化中与伊斯兰文化并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地域分布的大体定型、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扩大、相对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等，决定了回族等民族心理与民族情感中对国家的感情更加深厚，天然的亲和力自然增强。
　　由于回族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先天的爱国情感与后天的充实、磨砺，造就了其民族特征中典型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随着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调适，爱国爱教的理念被一代代穆斯林所牢记并凝聚在民族精神的内核中，加以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生在中国的回族先民们养成学习汉文化的风习，并进而加入对中华文明的丰富与创造的行列，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在回族等民族文化形成后，这一传统也得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内容也自然融入回族等穆斯林群体的心理情感深处，使固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加强。其次，在现实生活领域，由于婚姻、语言、姓氏、服饰、居住、社会交往等的广泛影响，以及政治上的参与、经济上的联系，更加固化了文化上的情结，爱国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内地穆斯林民族发展的天然精神动力，也成为民族文化中最为宝贵的财富。因此，伊斯兰教中国化思想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特色。
　　上世纪初，内地穆斯林明确地把民族宗教意识与国家意识联系起来，响亮地提出爱国爱教的口号，认为国家命运要高于民族、宗教命运；必须加强回汉团结，不必争论宗教上之是非……这种共识是内地穆斯林在面对当时社会变革和动荡的时代和文化大环境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将自己的命运放在中国社会和国家的大背景中进行思考，表现出了极强的爱国热情。其间爆发的抗日战争，更使中国穆斯林的爱国和国民意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些空前的变化，是自唐代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所没有的，深刻反映了内地穆斯林对民族与国家关系、国家命运的热切关注和思考，并反映出内地穆斯林国民身份主体意识完全确立的历史性跨越。
　　这一时期，教育的中国化有了新进展。新式回民教育适应内地穆斯林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在各地兴起，开始了广大穆斯林既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又重视学习适应社会进步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新时期，从而培养了新一代穆斯林知识分子（教长、会长、校长）。他们把民族宗教意识与国家意识联系起来，进而促进了广大穆斯林爱国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增强。
　　这一时期，伊斯兰文化领域的中国化出现新变化。各种类型的穆斯林教育团体、学术文化团体、爱国爱教团体和经济公益慈善团体都以探索本土伊斯兰文化为主旨，突出时代特征，开展爱国爱教、救亡图存、教育兴国等各种活动，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涵。与此同时，5种中文《古兰经》通译本的问世，为深层次探讨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提供了权威性的依据。
　　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不仅表现在宗教领域，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内地穆斯林既是伊斯兰教的信奉者，又是爱国的公民，两者是一个和谐的统一，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结出的硕果。

宗教礼仪与宗教场所的中国化
　　汉语宣教。聚礼、会礼上宣讲卧尔兹是伊斯兰教传统的重要宣教方式。卧尔兹的原意为“劝导”“训诫”“教诲”“讲道”“说教”。它以讲授伊斯兰教信仰、五功和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传统的卧尔兹采用阿拉伯语宣讲。作为一项重要的宗教礼仪和宣讲方式，宣讲卧尔兹在中国伊斯兰教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但是，用阿拉伯语宣讲卧尔兹不适合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所以，历史上内地穆斯林很智慧地采用汉语宣讲卧尔兹。引经据典时，宣讲人员会用阿拉伯语诵读一遍经训的原文，然后翻译成汉语，并进行深入浅出地阐释。内地的卧尔兹演讲保持了伊斯兰教传统宣教的内涵和特质，从形式上采用中国的汉语宣讲方式，既发挥了卧尔兹的布道、劝诫功能，又保证了内地汉语穆斯林的顺利接受。可以说，用汉语宣讲卧尔兹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项创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重要宗教礼仪，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化的烙印。
　　中国式的宗教仪式──尔麦里。尔麦里是阿拉伯语译音，意为善行、善事、善举，引申为伊斯兰教功修和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事业和行为。广义上包括一切有利于社会群体的慈善事业和行为。随着苏菲主义的传入，西北地区回族伊斯兰教的门宦形成后，尔麦里引申为一种特殊的功修形式。清真寺、道堂、拱北以及穆斯林家庭都可以成为过尔麦里的场所。在内地穆斯林社会，特别是在西北苏菲宗教团体中，尔麦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和仪式，一般逢宗教节日、穆罕默德的生辰忌日、苏非门宦的历代主事人忌日以及亡故的亲属忌日都要举办规模不等的尔麦里，称为“干尔麦里”或“过尔麦里”。
　　为亡故的亲属举行纪念活动，并非是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传统，而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才逐渐成为穆斯林的一项礼俗。在中国内地穆斯林的尔麦里仪式中，融入了中国主体民族的习俗，如从亡故者去世开始，每逢7日举行一次纪念活动就是内地穆斯林借鉴了中国的传统习俗；门宦中对主事人忌日的隆重纪念，更是融入了对中国传统“孝悌”思想的实践。
　　中国古典式清真寺建筑。中国内地清真寺建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纵览我国清真寺建筑风格的历史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脉络。
　　唐、宋、元等朝代，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受阿拉伯伊斯兰建筑风格影响很深，基本用砖石砌筑，平面布局，外观造型和细部处理多呈阿拉伯伊斯兰风格。如广州怀圣寺、泉州清净寺、杭州凤凰寺、扬州仙鹤寺等修建于唐宋时期的中国古寺。元代清真寺的建筑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唐宋。其建筑风格总体保留阿拉伯建筑形式，但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和砖木结构特点，形成中、阿结合形制。北京牛街礼拜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等都是典型的中、阿合璧式建筑艺术形制。明清时期，内地清真寺受中国古典式建筑影响越来越大，建筑内容随之发生较大变化，除礼拜大殿和宣礼塔外，又增置讲经堂和沐浴室等。整体结构多为传统的殿宇式砖木混合结构，大殿结构复式化，由前卷棚、中大殿、后窑殿3部分组成。大殿形制为起脊式木结构，其主要特点是多采用“勾连搭”式构造方法。礼拜大殿内的窑殿墙，做成拱形卷筒式的“米哈拉布”。宣礼塔大多采用砖木结构的亭台式建筑。西北苏菲门宦的建筑全部表现出很鲜明的中国古典式建筑风格，清真寺、道堂和拱北等建筑形态基本为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风貌。另外，各地清真寺建筑还吸收了当地民族建筑艺术元素，如拉萨市清真大寺，整体建筑结构和细部装饰为彩画，主殿及邦克楼外的石砌和色彩、线条、花式，采用当地藏式建筑艺术手法；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回族清真寺建筑，采用傣族的竹楼形式。清真寺建筑整体上因民族、地域的不同而呈现本地化的特点。
　　另外，内地穆斯林的清真寺，苏菲门宦的道堂、拱北等建筑内门楣上悬挂的匾额、门两边雕刻的楹联以及碑刻等等，基本以汉语的形式呈现，其内容主要是在汉文语境中表述伊斯兰教思想，具有典型的中阿文化融合特点。

解经工作是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举措
　　解经是本世纪初伴随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教务指导委员会的成立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其基本思路是中国伊斯兰教界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对伊斯兰教经典教义进行深入研究和阐释，编写宣讲新的卧尔兹（讲经）范本，并在穆斯林中广泛宣讲和推广。解经的基本目标是以敬主尊圣的信仰化育人，以爱国爱教的思想教导人，以团结和平的意识塑造人，以劝善戒恶的精神培养人。
　　虽然解经是本世纪初才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解经从元代就已经开始了。河北定州元至正八年（1348年）的“重建礼拜寺记”碑文是我国有资料可考的最早的解经范例。碑文重点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伦、道德层面的一致性进行了论述。可以说，这从源头上确立了我国解经工作的中国化方向。明清时期开展的“以儒诠经”运动和民国时期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等等，都可视为我国伊斯兰教界开展的卓有成效的解经工作。这些解经工作成果引导着中国穆斯林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加深了对自己祖国的认同。这种影响在今天仍发挥着积极正面的作用。
　　2001年，中国伊斯兰教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展解经工作，至今已先后出版5辑《新编卧尔兹演讲集》，总计30多万字，用汉、维吾尔两种文字出版，向各地清真寺免费发放100多万册。爱国爱教、团结、中道等是新时期解经工作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些解经成果基本覆盖了全国各地的清真寺。《新编卧尔兹演讲集》作为清真寺伊斯兰教教职人员讲经的范本，引导中国穆斯林坚持走爱国爱教的中国化道路。特别是面对国际国内伊斯兰教领域出现的极端思想和暴恐事件，2014年和2016年，中国伊斯兰教界在新疆先后召开国内的伊斯兰教中道思想研讨会和伊斯兰教中道思想国际研讨会。国内会议集中了全国知名的伊斯兰教界人士，国际研讨会汇集了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国家的伊斯兰教界代表人士。两次会议都深入阐释了伊斯兰教的中道精神，有力批驳了极端主义的错误思想，引导穆斯林坚守中道、反对极端成为重要共识。特别是伊斯兰教中道思想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反映了我国新时期解经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把伊斯兰教界的中国声音传递给了世界。
　　可以说，我国延续数百年的解经工作保证了中国伊斯兰教沿着中国化方向健康发展。解经工作是伊斯兰教工作中抓根本、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是团结引导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法宝，是与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斗争的利器，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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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我国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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