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地区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

导语：
　　人文资源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重要资源。一方面，一带一路具有深厚的人文内涵，需要利用人文资源加强战略共识，促进国际合作。另一方面，通过人文资源开发可以推动民族地区的产业转型，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应树立新的资源观和发展观，培养相关人才，重视人文资源的开发规划，建立国际国内资源开发合作机制；中央政府应加大财政扶持，设置相关机构，引导建立民间文化社团，促进民间文化交流，从国内、国际和民间社会三个层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国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一带一路”战略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一带一路强调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路径，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被认为是中国新时期推进对外开放的大战略。同时，“一带一路”覆盖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成为继西部大开发战略后民族地区面临的又一重要发展契机。如何将国家大战略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不仅关系到“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绩效，也直接影响民族地区未来的发展。
　　目前，国内学者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在如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能源开发合作、金融、货币、贸易政策调整、对话协商机制构建等政治经济手段推动战略。① 国外学者在探讨国际合作问题时注意到人文影响因素。他们将国家间的合作关系放置于具体制度环境背景之中进行分析，认为国家间合作关系的形成逻辑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同抉择的结果，其中非正式制度包括人际关系、文化传统与地理结构等。“对合作的认可和执行完全依赖于社会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一个共同体内共有的基本价值支持着社会的凝聚力并激励人们在制度框架内行动。”[1]37政治学者卡尔·多伊奇强调共同的种族、语言、文化及社会历史对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并认为象征性的文化认同可以改变国家的行为和态度，增强国家的地区认同感。[2]51-93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建构主义学派将文化与国际合作机制联系起来。建构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共享文化与观念，以此确立集体认同和合作伙伴身份，因为文化的共性能够削弱国家的利己身份，帮助他们创建集体身份。民族国家可以借助国际区域层面或共同体层面的文化建构将冲突型关系转变为合作型关系。[3]122-123我们注意到，一带一路战略以具有区域历史文化特色的丝绸之路为载体，特别强调了“民心相通”与“文化包容”。基于此，我们试图超越已有的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和视野，从人文视角探讨一带一路的推进策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文内涵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以中国为起点，贯穿欧、亚、非三大洲，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这一战略可以扩大中国产品出口和资源进口渠道，对解决国内产能过剩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可推动国际产能、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欧亚大陆经济一体化进程。历史上看，丝绸之路不仅是一个贸易交通路线，也是沿线各国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是一个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人文内涵的概念。“今天人们试图勾勒的丝绸之路是将数千年历史置于当前一刻观察而产生的图景，因而从语意上讲丝绸之路不能被理解为具有固定线路的空间现象。丝绸之路对于当今社会而言更多的是一种抽象意义的文化符号，而非一种带有强烈具象的空间现象。”[4]丝绸之路所具有的人文内涵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历史学家让·诺埃尔在追溯恺撒时代的丝绸之路时指出：“把我们的目光局限在经济和日常习俗上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有些影响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它们看似平淡无奇，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直接触及它的实质内容和具体的生活，这就是精神和艺术领域的影响。”[5]5正是由于丝绸之路具有的人文内涵，与中国此前推进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各类国际合作不同，“一带一路”战略并未简单强调其经济职能，而是在战略构建中加入了“民心相通”、“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具有深刻历史人文内涵的表述。从国内情况看，“一带一路”规划的核心区域包括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广西、云南、贵州等多个民族省份，具有鲜明的民族区域特色。因此，仅仅从经济、政治角度理解和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显然不够。
　　在以往的资源观念中，人们更多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关注那些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且易于感知的资源，如矿藏、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劳动力供给）、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燃料）、资本（机器、工厂、道路）、技术（科学、工程、管理）。”[6]419而那些由人类文明所创造出的，与经济社会发展共生、同构、互动的人文资源却经常被忽视。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分标准，人文资源分为物质性资源和非物质性资源。前者主要指具有历史、美学、考古价值的古迹、建筑群和遗址；后者是指各民族世代相传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如口头传说、表演艺术、民俗活动、传统手工艺等。丝绸之路是一个跨国的人文遗产，“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久不断的交流，也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得到体现。”[7]23 由于草原丝绸之路和西北绿洲丝绸之路的开拓，公元前5世纪前后新疆就汇聚了汉文化、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匈奴文化、突厥文化等多种形态的文化。新疆目前有文物点400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8处。融合多元文化特色的维吾尔族“麦西热甫”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表演艺术和杂技、游戏、口头文学、饮食文化等，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云南是东亚文化、印度文化、南亚文化与东南半岛文化的交汇地，云南已收集到民族民歌2万多首，舞蹈6000多套，戏剧2000多个，器乐200多种，叙事长诗50多部；有7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罕见的文化富矿”。目前，热贡艺术、羌年等14项少数民族项目已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515项少数民族项目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在文化部设立的15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中，热贡文化、羌族文化、黔东南民族文化等7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位于一带一路覆盖的民族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截至2010年，全球共有820余处世界遗产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世界遗产总数已达86处之多。2014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文化遗产”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自20世纪90年代新发展观确立以来，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已经得到大家的共识，在区域发展中，非经济因素特指文化、意识形态、民族渊源、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人文因素。如果一国的边疆地区与境外地区之间有许多同质或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将为双边或多边贸易、投资、技术及其他合作提供便利的条件。根据邓宁对欧洲国家的实证研究，外国公司在投资时对区位的选择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即区域经济中心区、邻国边界区和社会文化关系密切区。[8]129～带一路覆盖的省份大多处于边疆地带，居住着多个跨国界民族，如西北的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族；西南的傣族、苗族、景颇族等。跨界民族有着历史渊源关系，彼此具有认同感和亲近感。近年来，哈萨克斯坦在新疆外贸中地位突出，2012年，哈萨克斯坦一国占新疆外贸总额的44%，成为新疆最大的经贸合作伙伴。云南的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与缅甸的掸、克钦、阿萨姆等众多民族同宗同源，这些民族在边境沿线和跨国的文化经济交流中十分活跃。国际合作的建立需要以共享的文化价值观为基础。根据战略设计，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正如习近平在国外发表演讲时指出的，“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关系发展，说到底要靠人民心通意合。”[9]跨界民族文化相通，它不仅是一种民族人口的地域分布状态，还会影响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合作，也是开发人文资源的重要载体。

三：人文资源在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地位和功能
　　首先，在一带一路的实施中，人文资源是一种优势资源。优势资源是在生产、贸易领域内表现出的、具有国际或区际意义的产业资源，主要取决于各区域生产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关联产业在空间经济格局中的区位优势。从资源分布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中亚五国和中国西部地区大都以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为主；从产业结构来看，主要以采矿、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等产业为主；从优势产业的相似性来看，中亚五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西部省区市都主要集中在石油天然气、采矿、资源开发、机械加工制造、有色金属等重化工业，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云南、广西、贵州等西南民族地区与东盟成员国的资源禀赋类似，经济结构雷同，农产品竞争激烈，在工业方面，均以轻工业和电子工业、装配业为主，机器制造业薄弱，彼此可实现对接的工业产品并不多。从国内情况看，丝绸之路沿线及辐射区域大都是自然资源密集型区域，但新疆、青海等省区多位于荒漠高寒区，而云南、贵州等省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多位于喀斯特区，自然资源开发的成本很大，而且这些地区大多属于极强度生态脆弱地区，有些甚至到了无法自我修复的生态临界点。目前，国务院颁布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有20个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在民族地区，对划为禁止开发的区域，国家实行强制性保护。在新的政策框架下，这些地区开发自然资源的‘门槛’进一步提高，亟须寻找新的替代资源。
　　根据经济学原理，选择优势资源和主导产业有两条基准：收入弹性和生产率上升率。收入弹性是从需求角度来说的，如果收入增加，人们用于某一产品的费用迅速增加，说明这种产品的收入弹性高，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生产率上升率是从供给角度而言的，意味着该产业成本不断降低，能满足消费增长的要求。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中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处于高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文化娱乐和旅游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很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民众进行文化消费和旅游的意愿不断增加。据预测，2015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将突破1.5亿人次，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根据国家旅游局所作抽样调查显示，70%的外国游客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情有独衷。[10]而把丝绸之路丰富的人文资源转变为经济发展的资本也是大部分沿线国家的共识。为此，文化部提出以文化先行方式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并和财政部共同研究起草了《丝绸之路文化产业战略规划》，支持少数民族地区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建设，随后出台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支持沿线国家地方、民间挖掘“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联合举办专项投资、贸易、文化交流活动，办好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图书展等。对民族地区而言，这些战略规划可为其充分开发人文资源提供重要的政策支持平台。
　　其次，利用人文资源可以促进民族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历史上看，人类不合理开发使河流萎缩、湖泊干涸，丝绸之路沿线大量城镇消亡。“区域环境与城镇兴衰演变的历史表明，受干旱半干旱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制约，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人类活动容量有限。因此，城镇发展要设置相应的阀值。”[11]297-298目前，民族地区很多资源型城市如新疆的克拉玛依、库尔勒、阿勒泰；内蒙古的包头、鄂尔多斯、霍林郭勒；宁夏石嘴山、贵州六盘水、云南个旧等都面临自然资源枯竭和产业转型问题。在近期召开的全国民委主任工作会议上，国家民委特别强调要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加快民族地区发展转型升级。丝绸之路沿线民族地区保留了大量的历史遗迹与文化遗产，与自然资源相比，这些人文资源的开发具有无污染、环境友好、可持续性等特点，以人文资源为依托的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软化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同时，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还可以不断扩大海外市场，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实现外向型发展。
　　最后，利用人文资源可以扩大一带一路的战略共识与国际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覆盖的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区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被称为“历史的地理枢纽”：“那里从古到今，一直拥有适合一种具有深远影响而又局限性质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的各种条件。”[12]8冷战结束后，由于该区域复杂的宗教民族构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又被战略家们视为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因为它们将控制—个必将实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重要性更加无法估量：本地区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13]101-102受政治因素干扰，一些国家对中国倡议的战略并不认可，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旨在巩固和扩大中国对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并最终达到掌控中亚的目的，因此部分中亚国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法有所顾虑。
　　政治因素之外，共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也是影响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亨廷顿甚至认为，“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14]96因此，国家在推进国际合作时非常重视利用区域性文化公共产品，包括共同制造和享有的地区文化遗产、地区性文化网络等。丝绸之路是沿线国家共有的文化资源和国际文化公共产品。“国际文化公共产品是指收益扩展到多个国家、多个地区人民和跨时代的文化产品。国际文化公共产品也具有公共产品的两个最主要特征：消费和生产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15]120因此，国际公共文化产品可以扩大国家间的“共有利益”。共有利益体现的是一种非“零和”性的共赢或多赢理念，“共有利益”增多，国家间合作的意愿就越强烈。人文资源的开发可以增进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共有利益”，促进合作，同时也符合一带一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
　　一带一路强调通过利益融合、命运相依和文化包容来寻求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是一种国家间的新型合作理念，它不是政治组织，也非经济组织。但从现状看，“一带一路更被人们赋予一个政治性色彩浓重的概念，被解读为中国政府在新时期推行的国家治理新方式，被诠释为中国力图突破国际封锁的外交战略新格局。一带一路所潜在具有的文化功能被人为地割裂与剥夺，沦为一个硬梆梆的带有强烈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阻碍了它在全球的传播认同度。”[16]人文合作通常不带有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色彩，通过人文资源的联合开发，可以唤起沿线各国的丝路情结，淡化战略的政治色彩，为一带一路的实施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四：民族地区开发利用人文资源的策略和途径
　　首先，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树立新的资源发展观。自“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已有20多个省级地方政府将其纳入政府工作计划。从具体规划来看，大多集中在能源开发、贸易、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普遍忽略了人文资源的价值。从现状看，丝绸之路沿线民族省份在全国大多属于旅游欠发达地区。据统计，2007年新疆、青海、宁夏、甘肃、陕西丝绸之路五省区旅游总收入仅相当于当年浙江省旅游总收入的44.7%。[7]58近年来，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大多发展艰难，有些仍处于手工作坊的生产阶段，市场竞争力弱，一些民族的特色文化和传统工艺甚至消逝。目前，一些东部发达省份已经开始大力运作、开发丝绸之路人文资源。据报道，丝路公主文化传媒（上海）公司已经申报立项独家运作，中国首部史诗巨制电影《丝路公主》暨上海自贸区文化产业大集结项目已经落户上海自贸区。江苏则推出了五条“丝绸之路”精品旅游线路，而由福建省政府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已在泉州开幕，据悉，福州市还将投资约30亿元人民币建“海上丝绸之路艺术区”。反观民族地区，由于地方政府大多秉持传统资源观，在“一带一路”规划中文化、旅游产业的战略后置现象突出，多数省份没有出台和实施大型文化、旅游产品项目的具体规划。政府应积极转变资源观和发展观，依托一带一路对人文资源开发进行战略设计，比如设立丝绸之路文化主题公园、丝绸之路民族村、丝绸之路民族博物馆等大型文化旅游产品项目。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规划，在政策、资金方面对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给予扶持。同时加强对民族民间工艺技能的传承教育和培训，培养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人才，促进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其次，依托一带一路推进国际国内人文资源开发合作。近年来，丝绸之路沿线一些民族省区已经达成了加强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和特色文化经济圈的共识。2008年，丝绸之路沿线30余个城市签订了“陇海兰新青藏铁路沿线城市旅游合作协议”。2014年，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文化厅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五省区文化发展战略联盟框架协议》，各方将在文艺创作、精品展演、文化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跨区域交流与合作，形成区域文化共赢发展态势。今后应继续扩大合作的范围，以丝绸之路进行西北与西南民族地区的全面对接，建立区域性的文化产业链，同时制定相关的地方合作政策和法律，为推进人文资源合作开发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从国际经验看，“合作观念只有上升为共有文化合作后，才能推动国家间合作的实现”。[17]150-151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很多官方文化交流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签署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与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多个组织成员国建立的人文合作委员会、文化联委会机制等，都是发展国际人文合作的重要载体，还可借助“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阿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平台扩大少数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利用文化资源推动跨国产业链建设。此外，在边境地区建立文化产业园区，吸引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投资，发展丝绸之路国际文化产业合作圈。同时，注重培养特殊人才，加强国际人文合作的能力建设。一是大力培养民族文化项目管理和开发的专业人才，目前，民族地区的重点高校和国内11所民族类大学均很少设置此类专业；二是充分利用跨界民族的语言优势，大力培养“小语种”人才。语言是推进跨国合作的重要文化资源。西方发达国家均重视小语种的教育和培训。据统计，目前美国大学拥有270种语种的教学能力，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部分高校具有开设上百个语种课程的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而我国仅能开设54种语言课程，其中尚未开设的语种包括土库曼语、塔吉克语、阿塞拜疆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和旁遮普语（印度、斯里兰卡），[18]这些国家都是一带一路覆盖的核心国家。从教育资源的分布上看，国家小语种人才培养基地分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州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全部位于东部地区，民族地区没有一个。“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周边外交已经步入全面发展期，小语种的战略价值不言而喻。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各自跨境民族的语言优势发展相关小语种。地处西南边陲的省份如广西、云南、贵州应加强东盟语种、南亚语种培训的规划建设；西北地区的省份可以重点发展中亚、西亚国家语种。目前，云南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在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新疆大学在俄罗斯语、哈萨克语等人才培养，内蒙古大学在蒙古语人才培养，宁夏、甘肃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在阿拉伯语人才培养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政府应加大对这些学校小语种专业的教育投入，适当扩大招生规模，为人文资源开发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
　　再次，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搭建有利于民族地区开发人文资源的平台。作为成功的国际合作组织，欧盟在提供欧洲共同文化产品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一是出台政策保护和发展欧洲共同历史和文化遗产，增进对欧洲各国人民的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和传播，发展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鼓励艺术与文化创作；二是建立加强文化认同、艺术创造、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基金计划，比如在艺术创造和文化交流方面建立了“万花筒”计划、在书籍出版、翻译和阅读方面建立了阿里安计划、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建立了拉菲尔计划。其目的在于促成一个以文化多样性和共同历史文化遗产为特点的欧洲文化领域。为支持“一带一路”战略，中国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设立了400亿元丝绸之路基金，建议设立专门的文化发展基金，增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丝绸之路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与传播，为民族地区开发人文资源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为了协调、统筹国际国内人文资源的合作开发，还可考虑成立一个人文资源开发指导机构，该机构可以由国家民委、文化部、财政部、外交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有关部门和文化工作者组成，其主要职责是对人文资源开发提出战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意见，组织实施跨国、跨区域重大开发项目、审查和监督合作协议的执行情况等。为促进民族地区开发人文资源的积极性，需要中央政府下放更多的合作权力，提高民族省份在国际合作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在政绩考核上鼓励那些在人文合作上取得成效的政府部门。
　　最后，培育和扶持民间文化社团，促进民间交流。与西方国家借助民间社团来推动与中亚人文合作不同的是，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官方渠道而非民间社会机制来扩大其在中亚的“软实力”，这就使得中国对中亚人文合作带有极强的政府特色。[19]但政府间的合作约束性因素很多，涉及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因素，国内国际政治环境等，与政府相比，民间组织没有政治利益上的诉求，可以绕过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政治性因素的阻碍，在推进国际合作方面干扰因素相对较少。为扩大战略共识，一带一路的推进要尽量避免出现政治化的倾向。民间组织的民间性和独立性等特点决定了其身份较少政治色彩，可以利用民间力量推动人文资源开发合作。日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表示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中将积极发挥桥梁和媒介作用加强与沿路国家的文化交流。民族地区可以利用的社会组织还有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以及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等。此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主要由政府间合作组织推动，比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绸之路基金会等，缺乏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的推动。民族地区可以倡议建立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国际非政府合作组织如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合作协会、丝绸之路人文资源开发协会等，从民间层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五：结论
　　在全球化的日益冲击下，世界文化体系在不断地分解、融合与重组。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跨国性的区域文化特征日益明显，在促进国家合作和区域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功能。因此，文化路径也被视为除政治、经济手段外区域整合的一种新途径。现实中看，由于缺乏共同的文化基础，很多国际合作举步维艰。例如，东盟“成员国总是以怀疑的态度对待增强经济和工业合作的尝试，区域发展往往让位于民族利益，甚至关于工业合作和关税照顾的温和倡议都未能付诸实现。”[20]32为此，很多国家为促进合作和一体化而殚精竭虑地构建共同认可的区域文化。而对历史和文化的共同认知牵涉到集体记忆问题，“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21]59毫无疑问，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有的文化遗产和集体记忆。正如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学者拉西莫夫所言：“伟大的丝绸之路横跨数十个国家，促进了沿途各族人民的文化、语言和民族价值观的沟通，进而参与塑造了将各国人民融为一个人类整体的普世价值观。在21世纪，伟大的丝绸之路互相影响，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高水平阶段。我们共同把丝绸之路建设好，重振丝绸之路，共同造福沿线各国人民，让这条古老而文明的通道更加灿烂。”[22]既然已经拥有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我们就应该从这种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中汲取力量，充分利用它为国家的战略而服务。而且与之前其他的国际合作战略不同，一带一路拥有独一无二的跨国文化认同资源。因此，它的推进策略也应该与其他战略有所区别，不局限于建立政治、经济合作机制。我们认为，通过开发利用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人文资源这一国际文化公共产品，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纵深发展和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间人文合作机制。在此基础上，我们从国际、国内和民间三个层面讨论了民族地区开发利用人文资源的策略和途径，也为今后进一步探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的定位、取向及维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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