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罕见“走后门”：因何事为儿子说情？

　　1978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王光美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已经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黑得像墨玉一样的头发已经失去光泽，几丝白发刺目地显露出来。
　　在和邓小平的一次会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一笑，没有作答。
　　其实，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师院历史系。考试结果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北大当时不敢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刘少奇被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没有选择转校。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

　　母亲力促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左右，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走完了地跌宕起伏、悲喜坎坷的一生。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纪念馆举行的王光美遗体告别仪式，最后几乎成了哭别仪式。当前来送别的人们看到他们爱戴敬仰的王光美老人安详如昔、安卧在鲜花丛中时，都忍不住流下了难过与不舍的泪水，亲朋好友们更是泣不成声。从小就坚强地面对大风大浪的刘源，此时此刻凝视着党旗披身的母亲，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迟迟不愿与母亲做最后诀别。
　　最后，刘源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悲痛，向母亲深深敬了一个军礼后，缓缓捧起母亲遗像，走出告别厅。众儿女含泪目送载着母亲灵柩的灵车缓缓离去，心里默默喊道：“妈妈，您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刘源说，母亲身上几乎具备了东方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不论以什么身份出现，她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为国家元首夫人时，她默默地尽心辅助和照顾父亲；在风暴袭来时，她勇敢地站在父亲前面，承受着狂涛般的侮辱诽谤，无怨无悔；在经历12年单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时，她从不动摇对父亲、对人民的信任；在晚年，在几乎已经不属于她的时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躯为中国贫困母亲们奔走呼吁……“作为母亲，她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的时候，每到假期里，母亲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刘源记得，1982年自己大学毕业临近时，正值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过的他，开始认真地思考毕业后去向，实际也是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是母亲给予自己以极大的理解与支持。
　　学校表示可以照顾他留在北京，教授们也愿意收他为研究生继续深造，出国留学也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刘源却都婉言谢绝了，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他想得更多的，是黄土地上的人们，是仍然贫困的农民。
　　父亲的教导犹在耳畔，白坊村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动人心魄的送别情景历历在目。他下决心兑现诺言，重返农村，到中国的最基层去，向农民还情还愿，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
　　最后，他主动要求到河南农村工作，他要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地方去，在父亲身边工作，他会更有力量。作为儿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刘源在后来给中学老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叙述着他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在大学的4年里，我经历了所谓‘个人命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黑的’变为‘中国头号高干子弟’（都是别人的话），而我的精神上也经历了一段极为剧烈的痛苦时期。我冲出逆境之时，才发现在我和周围人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我曾努力去推倒这墙，可是自己的力量那么微小、单薄，过去许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曾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枉然。……经过近1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
　　主意一定，刘源如释重负，可一看到正沉浸在天伦之乐和平反喜悦之中的母亲，心又猛地痛缩起来。母亲被关押在单人监狱之中苦度12个春秋，现在多么需要亲人的陪伴和安抚，再一次离她而去，未免太残酷了……
　　母亲感到了儿子的不安，在他终于道出全部原委之后，王光美表现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静，极力支持刘源实现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领导，为他能出北京到农村而“说情”。王光美从不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讲什么话，而对走这一次罕见的“后门”是无悔的。
　　1982年，刘源只身一人来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那时，基层刚为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许多同志才复职，刘源在公社党委、管委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当了个“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个大队分管一个区，后又分管社队企业。

　　刘源的从政经验在公社副主任这个位置上积累起来的。早年的插队生活培养了刘源跟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习惯。
　　刚开始，人们不知道这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是什么人，公社领导又多，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个“第17把手”。后来，当人们知道了新来的刘主任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后，眼光和表情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以各种不同的心理打量着他。不过，人们渐渐感觉到他的正直、务实，便一致竖起大拇指来。
　　1983年4月，经新乡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工业。一年以后，正逢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于成绩显著，他又被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
　　1985年初，刘源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计划、工交。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上任伊始，市长就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他。
　　回忆在北京跑项目的那些日子，用刘源自己的话来说，就像个“上访户”。凭着为人民造福的愿望，利用在北京人际关系熟的条件，他在国家计委和石油部之间穿梭似的来回跑。一年后，当地群众翘首以盼的天然气终于引到了郑州，市民结束了用煤火烧饭的年代。当诸事就绪后，刘源本来就十分单薄的身体又瘦了一圈。
　　在郑州，被人们传为美谈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刘源让他们住上了新房。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郑州市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来的3。3平方米提高到6。3平方米！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市区拥有80多万居民的郑州来说，的确不是个小事情。在旧城改造期间拆旧民房时，群众一时不理解，曾纷纷围住刘源评理。一人难辩众口，他开车就跑，大家都在背后取笑他。然而1年后，当这些评理者搬进新居时，便不再笑他，而是炫耀地对别人说：“我还跟刘市长说过话呢！”

　　对于上海人民来说，恐怕许多人都还记得，解放后少奇同志第一次在上海公开场合出现，和上海人民见面的情景。
　　那是1957年4月下旬，一个春雨绵绵的下午。少奇同志穿着一套普通的黑色呢制服，到龙华机场迎接外宾，接着站在敞篷汽车上，迎着春雨和花瓣，同上海100万欢迎群众见面。少奇同志当时虽已59岁了，但看上去是那样健康，那样神采奕奕，像个四十几岁的人。在以后几天的活动里，无论是在宴会上，在2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上，在申新九厂或少年宫里，少奇同志那简短的、富有吸引力和鼓动性的讲话，那谦逊朴素、平易近人的风度，都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最后一天，在飞机场和采访的记者道别时，主动和记者们握手，并说“你们辛苦了”，“再见，再见！”那亲切、安详的眼光，更令人难忘。
　　当记者和王光美同志谈起这些往事时，她深有所感地说，少奇同志对上海是很有感情的，是十分关心的，因为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也是他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地方。
　　1920年，22岁的少奇同志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更好地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这年秋冬之际，他到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总部留苏预备班学习俄文，翌年赴苏留学。1922年他又回到上海参加工人运动，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任职。以后他到江西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工作，后任工会主任，使安源工会成为中国早期职工运动的最坚实和持久的核心之一。以后，他来往于广州、安源间。1925年，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后，到上海和李立三、蔡和森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五卅运动”，并经常来往于广州、上海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又从湖北回到上海搞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6月第二次赴苏，回国后又到上海任党中央职工部长工作。1932年，少奇同志到江西中央苏区，就是从上海出发的。
　　至于解放后，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更是经常到上海。他关心上海的人民，关心上海的建设，为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感到高兴，对上海城市建设的规模、布局、方针、环境保护以及如何建立卫星城镇、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等，都作过具体的指示。他反复告诉上海市委的同志，上海城市建设“要从实际出发”，“要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要为孩子着想，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坑害后代”，“要有长远打算，不要像一些水利工程那样，挖了填，填了挖”。1965年秋天，少奇同志在上海开会、视察，从当时国民经济恢复、繁荣的情况，再一次满怀激情地展望了未来。王光美同志说，她听见少奇同志在火车里就各方面的问题对陈丕显同志谈了许多。1966年1月少奇同志又对家人和工作人员说：“如果马克思再给我10年时间，跟同志们一起干，一定可以把中国搞得更好！”
　　谈到这里，王光美同志沉默了。她悲痛地说：“并不是少奇同志没有10年好活，而是一场浩劫夺去了他的生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陈伯达一伙，动员了40万人，查阅了400万卷敌伪档案，但从未向少奇同志当面核对或查证过一件事。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就采用法西斯手段，制造假证，罗织罪名，对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造成了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最后，王光美同志谈到了少奇同志对家人的严格要求。她说，少奇同志平时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一向严于律己，经常要求家人与人民同甘苦。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少奇同志要孩子们在学校吃饭。当时孩子们要回家来吃，是完全有条件的。但他却说：“人民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等将来他们为人民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了。”他告诫孩子们要在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人民将来会信任他们的。他说：“只有全国人民的孩子幸福了，我的孩子才能有幸福。”
　　1961年，少奇同志到湖南视察，看见老家宁乡给他修整了旧居，供人参观。他说：“群众住房这样困难，应该与人民同甘苦，怎能把自己住过的房子空起来？”他当时就让把旧居分给群众住。王光美同志说，少奇同志恢复名誉后，也希望不要搞什么故居修复，住在里面的居民仍旧应该让他们住下去！
　　访问结束时，我们问王光美同志，她是否打算写本回忆少奇同志的书？她说，过去曾收集过一些材料，现在还没有完全找回来，但目前实在太忙，这要等以后退休了再说。她说，她不断收到许多热情的来信，除了对她表示慰问外，还对少奇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她衷心感谢大家对她的好意，同时这也证明，在人民的心里，早已为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五中全会庄严地宣告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正反映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愿望！
　　198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