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是与非：从韩国女总统朴槿惠正式上任说起

一：朴正熙的女儿经历的政治磨难
　　2月25日，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正式上任。作为韩国最有争议的、被刺杀的前总统──朴正熙的第一个女儿，朴槿惠已年过六十，但是经历坎坷、终身未嫁。她直言自己“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她身上传承的东西，让东亚国家中特有的政治磨难、政治基因、政治沉浮，从历史的深处照进了21世纪的现实当中。
　　东亚国家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主义运动迅速发展。一大批政治英雄或者说政治强人代替了封建皇帝和贵族，成为推动东亚各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行列的政治主角。
　　代替东亚皇帝的东亚政治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把自己比作民族的儿子，这与东亚皇帝称自己为天子形成对照。这里面有着东亚农业传统社会的熟人政治的基因在里面。
　　东亚的现代化中，各国都是从工业化、外贸发展和城市化的经济道路开始，对于政治上的民主转型都有一个滞后。因此，东亚国家政治中，熟人政治、强人政治和政党的集中体制，都表现的十分突出。这种熟人政治、强人政治和政党的集中体制，既对经济资源的调配和规模使用短时间腾飞、取得经济增长有好处，又对东亚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大量腐败和贫富差距形成推动。
　　因此，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家往往在大力发展经济和大力政治腐败中，积累了个人政治魅力和基因，并且形成了家族声望。
　　就拿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为例，朴正熙统治韩国的18年间（1961～1979年），其专制独裁令韩国人耿耿于怀，但也是在他的任期内，韩国缔造了经济发展的“汉江奇迹”，而他留下的显著遗产中还有十几年大刀阔斧进行的反腐运动。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民调一直显示朴正熙是韩国最受欢迎的前总统。
　　1917年冬，朴正熙出生于韩国庆尚北道上毛里村的一间小泥草屋，是这个贫苦家庭的第7个孩子。朴正熙本人从小受苦，营养不良，因为太瘦小，干不了繁重的农活，加上智力不错，父母才把他挑出来去学校读书。美国著名学者斯卡拉皮诺认为，朴正熙集团之所以打击腐败，是因为他们来自农村和具有贫穷的背景，具有厌恶不道德的、腐败的和自私的都市生活的价值取向。
　　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的腐败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地步，治安、司法、银行、税收、海关等各级政府的各个部门之中，腐败现象弥漫。长官勒索下属，官员敲诈百姓，任人唯亲，狼狈为奸，腐败与低效甚至成为李承晚政权的同义词。1961年上台之后，朴正熙宣布了两大誓言，一个是发展经济，另一个是扫除国家的腐败与社会邪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下令逮捕、开除1.7万余名腐化了的公务员、2000余名腐败军官。过多的非常措施在保持了震慑腐败的压力的同时，产生了进一步的政治专制色彩，朴正熙治下的政治结构逐渐失去弹性。结果是惨烈的，并最终导致1979年朴正熙本人被自己的亲信暗杀。
　　这就是朴槿惠她父亲给她留下的政治遗产。1998年4月，朴槿惠首次当选国会议员，2004年3月，朴槿惠所在的政党因收受非法选举资金等问题陷入危机，朴槿惠成为该党的“政治救星”，并在此后的两年中带领该党在所有选举中获胜。2006年地方选举期间，朴槿惠在扫街拉票中遭遇“剃刀袭击”，当时伤势严重，医生曾说：“刀口再深一厘米就会危及生命。”但朴身受重伤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反而为其争取到众多的同情票。
　　2012年12月19日，韩国大选，朴槿惠成为韩国首位女总统，代替父亲返回青瓦台。2013年2月25日，朴槿惠正式宣誓就任第18任韩国总统。她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将顺应民意，实现韩国经济复兴、国民幸福、文化昌盛的伟大梦想，为建设一个国富民安的大韩民国而不懈努力。

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血统论、狗崽子
　　东亚国家的工业化、外贸化和城市化都伴随着政治激变政变和大量群众情绪聚集，少数政治家运用政治手腕或者调动民众情绪，造成了集中运用政治手段进行大规模官员整治或者打倒批判。这一过程，在韩国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韩国依靠朴正熙的铁腕，大规模扫除国家的腐败与社会邪恶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一个依靠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进行一场大规模整治党和政府当权派的运动。
　　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发源地，东亚文化的特征就是儒家的熟人政治理论，那就是把国家政治变成一个个家族礼让尊卑的有序政治圈子。最上面的是天子，下面是臣民。
　　东亚政治的现代化，应当走什么道路？是走西方那样的用法治化的民主选举产生政治结构的办法，还是运用儒家文化中的协商式民主，建立一个熟人圈子、熟人政党为核心的一圈圈扩大的政治集中格局？这是中国进入工业化阶段以后就遇到的明显的问题。
　　1958年，中国进入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总路线的全面工业化阶段。中国的传统的儒家社会变成了由成千上万的党支部和大队公社书记治理的官僚社会。官僚社会的只对上负责和对底层信息文化垄断，造成了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量的违反人的基本权利的事情发生。瞒报粮食产量和饿死人，以及各级干部的争相吹牛陷入空想社会主义家的问题，被刺眼的暴露出来。
　　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干部队伍中的互相不信任，中央向各农业省区征调城市用粮受阻，已经被大量的暴露的干部结构治理问题阻隔，人与人不信任，政治中传递的不信任，已经影响到酿成中共自从延安整风以来的高度内部政治危机。
　　尽管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层包括毛泽东都做了自我批评，号召重新回到民主集中制原则，回到下级可以批评上级等等原则上，从而暂时解决了向城市调取粮食的问题。但是，七千人大会上才获得缓解的人与人的信任危机，发展成为中国实行了公社化和手工业改造以后，这个新生政权没有解决熟人政治如何向现代政治转换的问题。
　　计划经济是一个资源高度集中的工业模式，资源的流动集中，有利于工业的原始积累和利润的循环，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中国的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却是伴随着人员流动的被限制、被固定。伴随着熟人社会结构和政治的顽固延续。
　　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和法治治理结构完全代替乡村治理的的历史进程。按照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的设想，中国建立现代化工业和城市的同时，在人与人的宪政关系上，还是要围绕着熟人社会建立一个以政党和干部群体的威望为核心的一圈圈扩大的协商式民主圈子。
　　但是，熟人治理和协商式民主，就意味着政治圈子里面的派别盛行，就意味着少数人与另外的少数人之间进行争取群众支持的政治斗争。这就落入了延安整风时期的党内斗争的模式。
　　1962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代表的第一线工作的领导，希望采用与文化界、知识界的现代理性和治理结构衔接的现代工业政治文明的方法解决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问题。
　　而毛泽东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对于知识分子群体阶级属性的认识，并且延续了这种认识，即他对于旧中国的知识垄断性和独立性，一直有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于大跃进期间底下干部们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口号式政治，还是执迷不悟。认为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对自己的奇思妙想不唱反调反而大肆吹捧的那些人，是自己的知己。正是依靠了这些人，毛泽东进一步迷恋于搞权力斗争和概念出发式的斗争。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中酝酿和突然爆发的。
　　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政治，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在熟人圈子里面反传统、反潮流。就是不要尊卑贵贱，反对大人物压制小人物。就是要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一说法当然符合年轻人的趣味和价值观。因此，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大中学校中爆发，在文化圈子爆发。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和东亚文化中传统的长幼尊卑被打乱，那结果就是各个造反团体的各成一派、各自为政、无政府主义。年轻人的造反变成了全面内战。
　　毛泽东发动年轻人造反，原来的设想是年轻人最少传统束缚，没有熟人圈子的陈腐观念。
　　但是，当通过内部消息得知毛泽东想法的第一批干部子弟出来造反的时候，喊出的却是充满封建派系意味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的时候，是血统论这种陈腐观念的大爆发。
　　这就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理论从一开始就破产了，也是在中国的熟人政治当中建立现代政治的空想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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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亚政治的变革之难，在于第二代政治家族面临的问题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从日本的安倍家族到朝鲜和韩国的金氏家族和朴氏家族，东亚国家突然发现各国政治的当权者，进入了第二代政治家族传承和面对东亚政治变革的老问题和新问题的情况。
　　所谓老问题，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各国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首先发展经济和大规模调动资源高速发展经济，这当中的官员治理问题和底层腐败问题，一直拖延到现在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尽管东亚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但东亚各国和各个地区，都没有一个在西方的社会自治型民主模式与东亚儒家熟人政治协商民主之间的一个明确选择。
　　所谓新问题，就是东亚国家形态与西方的民族国家毕竟不一样，在领土、核武器、贸易圈子和人员往来方面，东亚一直没有明确的国际法基础。今天在中国的钓鱼岛、韩国的独岛以及朝鲜发展核武器问题上，都爆发了带有东方国际争端历史基因的政治紧张局面，并且被西方国家利用，破坏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刚刚过去的2012年，韩朝关系正经历10余年以来的最低点，东北亚国际政治，也因此火 药味十足。朴槿惠自从宣布参选，她就强调如果当选，将改善朝韩关系，推进朝鲜半岛“信任进程”。2011年，朴槿惠曾发表了题为“面向新的朝鲜半岛”的文章，表明了自己对统一、外交、安保政策构想。文中，朴槿惠表示统一、外交、安保政策的关键是“信赖外交”和“均衡政策”。所谓“均衡政策”是改善那些应该改善的东西，把南北关系引向正常轨道。“信赖外交”是“根据国际规范，履行韩朝互相期待的事情”。
　　今天，新总统终于上任之际，韩国舆论却出现诸多唱衰之声，批评的焦点，指向朴槿惠在当选到就职的两个月期间，展现出的独断行事风格。她提名的18位内阁阁员人选，似乎都是自己决定，事先保密到家，外界根本没有听说过她曾经向谁请益或征询过谁的意见。 朴槿惠原本提名的总理人选金容俊，似乎就是因为没广泛征询意见、了解其背景，以至金容俊一被提名就爆出炒地皮等丑闻，立即宣布放弃，让朴槿惠出师不利。
　　有些城市年轻选民认为，朴槿惠由于出身的原因显得高高在上，与底层民众“交流不够”。但是，据分析，关于朴槿惠竞选的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只要提到父母，朴槿惠的观点从未改变。
　　朴槿惠在不同场合数次对“工业化过程中无意识的牺牲者”道歉，却从未对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的方式攫取国家政权进行非议，甚至在2012年7月16日称当时的军事政变“是不可回避的情况下挽救国家的最好选择”。
　　她声称，朴正熙为韩国摆脱战争创伤、成为亚洲第四大经济体奠定基础；他发动的政变应由民众和历史评判。
　　有媒体称朴槿惠缺乏灵活性和容忍度。朴槿惠在要求一些左翼议员表达“国家的清晰观点”时，表现得与她已故的父亲朴正熙很像，甚至是有些刻意模仿。同时，她看起来不愿意与党内竞争者交流，不允许党内出现不同声音，这都令选民联想到上世纪60、70年代的朴正熙统治。
　　朴槿惠作为第二代政治家族的特征，在面对21世纪的东亚国家间更加融合和对于经济议题、民族议题、国内民主议题的等政治议题更富有挑战性的时候，显露出她的不足。
　　所以，看今天东亚进入各国的第二代政治家族执政后衔接历史与现实的格局，就应当从历史的基因和传承与突变中找寻今天东亚政治的突破口。

四：血统论、熟人政治和民主转型
　　血统论、熟人政治和民主转型，实际上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切都被触及到了。
　　在计划经济时期，资源被高度集中、高度流动，但是人员和城乡结构甚至人的户口，都被高度冻结和固化，毛泽东的理想是在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建立一个心甘情愿随意调动资源的工业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但是，这一切可能吗？是不是空想呢？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空前的治理危机。刘少奇邓小平希望从与文化和知识的理性建设入手建立一个符合信息流动和建立治理信任的宪政基础的想法，遭到了毛泽东想建立空想熟人政治尊卑贵贱都被打破的新熟人政治的政治运动。结果是，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种空前的社会动乱。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前28年计划经济的实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剧烈的社会动荡，使中国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20世纪的世界历史无疑证明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低效率和不可行的。1978年之后，邓小平和执政党引导中国人民走向了市场化改革之路，取得了毛泽东和老一代革命家在建国初所梦想、憧憬却无法达到的伟大经济成就。
　　同时，邓小平一直到生命的末期，一直在反思中国共产党的左的危害，认为左是比右更大的危害。他一直认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和认识，是一个粗线条和没有完全概括历史真实的结论。
　　邓小平到晚年一直坚持这一认识，以至到1992年南方谈话中强调主要是防左。这延续了他一贯的思路。
　　1986年他密集地提出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还曾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关键，邓小平坚持认为：“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改革意见和思路，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纲要之一就是要实现“党政分开”，使“党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但是，到目前为止，“以党治国”、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仍然当今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基本事实与格局。可以认为，自1986年邓小平提出要从“党政分开”破口来启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我认为，邓提倡的党政分开，就是要解决一个党内的熟人政治与国家治理中的法治化关系问题，把有中国特点的协商式民主进一步与符合世界潮流的选举制民主发展相结合。
　　同样，在朴槿惠作为东亚第一位女性总统上任以后，在没有表现出没有西方女性政治家那种宽容上，已经引起了西方评论界的关注，他们认为这与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的政治基因传承有关。
　　英文“韩国时报”在2月24日发表评论说，外国许多女性政治领袖，都以沟通、体谅他人、展现善意等女性特质来为执政加分，然而，这些特质在这位韩国新领袖身上却看不到，朴槿惠当选以来，给人的感觉是疏离、傲慢、独断并自以为是。 韩国“朝鲜日报”也说，朴槿惠“重视保密”，独揽人事大权，身边没有讨论人事问题的核心负责人，而且糟糕的是，当她面临这些批评的时候，执政党新世界党似乎已没有人出面为她辩护。朝鲜日报说，原因很简单，因为朴槿惠“没有伸手求援”。
　　作为第二代政治家族的传人，尽管是女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
　　我们看一看当年朴槿惠的父亲对于东亚政治与民主的认识就清楚了。
　　1962年，朴正熙的御用文人为他拼凑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我们国家的道路──社会复兴的思想》，他在题记中声称把此书“献给那些为捍卫民主而献身的人们”，并在书中哀叹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
　　朴正熙之所以认为韩国的民主被耽误了，是因为民主根本就不符合韩国的国情，依据他的逻辑，韩国人民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
　　首先，韩国的传统观念是儒家学说，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森严而不可逾越的等级观念早已扎根于韩国人的头脑之中，韩国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基于五种垂直分野从上至下地形成：君—臣、长—幼、父—子、夫—妻、朋友—朋友，唯有最后一项才算是平等的人际关系，但实际上朋友之间也是不平等的。韩国许多传统的东西都建立在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基础之上，行为举止和社会习俗中都不容忍平等的观念。
　　韩国社会就是建立在这种等级制度之上的，这种对人的平等的否定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韩国人历来就无法接受美国“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民主意识。对韩国老百姓来说，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自己有权参与政治的念头，相反，他们相信，参与政府活动的高官当然都是那些有学识、有美德的伟大领袖人物。人民对他们寄予了坚不可摧的信赖，领导人让自己做些什么就积极从命，甚至领导人胡作非为也不应该反对，这种固有观念简直就像韩国泡菜一样永远不变。
　　其次，朴正熙认为，韩国文化具有独裁主义的本性，尤为突出地表现在韩国的语言里，因为韩国的语言中使用严格的敬语来表达意思，全部句法都必须与对方的年龄大小、职位高低和社会地位相对称。在交谈和书信中，这种现象仍极为明显地被严格地遵循着，如果人人平等，则韩国的语言存在的主要基础就会被破坏，除非人人不讲礼仪，那样韩国就会从一个礼仪之邦变成一个野蛮之地。
　　朴正熙认为，从韩国的语言就可以发现，韩国人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自由并不是美德的一部分，孔子学说所教诲的“五常”中并不包括自由。这种自由概念在韩国社会中毫无基础，也不被奉为一种政治理想，在韩国社会中，享有自由是异想天开的事。在这里，如果有什么自由的话，那就只有遵从传统的自由，否则，就只有破产的自由、挨饿的自由、被砍头的自由。
　　第三，韩国人的性格使他们根本就不配享受民主，因为他们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就是决不妥协，没有相互让步的气度。然而任何民主制度的合理运行，人们都必须容纳和适应各自的不同点，才能在共同利益上达成协议，否则就变成了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永无休止的撕咬。在过去的政府当中，此种弊病司空见惯：执政党专横武断、缺乏耐心，反对派故意掣肘、中伤诽谤，更严重的情形是，深怀不满的人们只是为了示威而示威，为了游行而游行，根本不是真正地去考虑解决国家亟待解决的难题。
　　韩国的政治灵魂还没有真正改观，政治党派的各持己见、唯我独尊几乎成癖，无论是反对党还是执政党，都是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所以，为了反对缺乏效率、迟缓拖沓、浪费惊人的政治现状，必须用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观念来指导他行动，朴正熙认为他对自己的人民了解得十分深刻，高度专制的政治制度就是按照韩国人的性格来裁剪的合体衣服。
　　第四个原因是，一旦给了韩国人民享受民主的机会，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滥用民主。结果是恰恰与真正的民主格格不入，导致对绝对的自由的追求，然而，绝对的自由并不包括对政府的绝对批评权。韩国人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只懂得一味地抨击政府，示威游行。
　　朴正熙充分意识到，这样全盘吸收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很危险的，至少对他的独裁专制是非常不利的思想，他说必须吸收美国民主制度的精华之处，嫁接成一种具有韩国特色的政治观念。自由发表看法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无限的权利，至于这个范围有多大，则由他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
　　最后，韩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经常处于一种朝忧夕虑的境地，经济发展必须凭借政治稳定得到充分的保障，内乱常常把国家搅得不得安宁，不稳定的政治将给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造成严重的威胁，从而阻碍国家的发展。因此，民主自由的政治体制是危险的，为了避免政治动乱带来的羞辱和困扰，避免灾难性的后果，必须实行高度集权。
　　朴正熙辩解道，韩国的许多现实没有为西方世界的政治家所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之所以未能从理论上说服批评他们国家的西方舆论界，是因为发达的西方国家难以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方面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控制经济是为了避免大起大落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对超级大国来说无所谓。
　　因此，每一个韩国人必须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锻炼一种内在的自制，最好不喜欢自由，至少不向往绝对的自由。因为韩国不能为了装潢宪法的门面，而把自由镌刻在大理石上拼命标榜，人民在晚上睡觉前要吃饱肚子，自由并不能解决饥肠辘辘的问题。
　　以上就是朴正熙当年的观点，可以说这种观点，今天仍然大行其道。
　　韩国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在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因为政治的原因，都没有对东亚文化与政治关系作出明确梳理的时候，朴正熙这篇文章的认识倒是把东亚文化与政治的转型中一切困惑和难题暴露无遗。
　　也许，东亚政治与民主和今天东亚地缘政治中的很多问题，都要从中国这个巨大实体和巨大文化体、政治体本身来解决。
　　中国的东亚文化源头地位和政治转换的中心地位，在东亚和亚洲来说，无论如何也能够与当年法国与德国发起成立欧洲联盟时的中心地位相提并论。
　　中国的新一届的领导人，在发展邓小平的经济雄心同时，必须对东亚和世界的下一步发展，做出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回答。
　　这就是21世纪，中国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带给这个世界和亚洲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