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悼念金吾伦先生

深切悼念金吾伦先生

王德奎

2018年4月5日晚上我看《科学网》，读到田松教授的博文《择师如择父──-怀念金吾伦先生》，才知道金吾伦先生已于2018年1月20日离开人世而去，顿感万分悲痛。我是2002年把四川科技出版社出版我的70万余字的专著《三旋理论初探》一书，寄给金吾伦先生后就再没有与他联系，16年间也没有再收到金吾伦先生的信。这次是偶然读到田松教授的文章，又才知道他的情况的。

田松教授深情缅怀金吾伦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教导的恩情，我也有感同身受，令人不能忘怀。金吾伦先生是第一个支持我写《三旋理论初探》一书、也是第一个为《三旋理论初探》写序的高层专家学者。《三旋理论初探》一书是我用40多年思考研究写成的纯前沿科学探索著作，书中第一次把宇宙与基本粒子用环量子自旋编码统一起来，奥秘就是其中推出的三旋理论。此书正是用此围绕当代科学面临的四大难题（①物理学中相对论的局域性与量子力学的全域性之间的不协调问题；②生物学中遗传与进化的统一问题；③脑与认知科学中脑知结构和本质问题；④自然界中宇宙、物质和生命的三大起源问题，分数学与物理、生物与认知、宇宙与化学等板块作了应用。1996年秋，我跟我们《绵阳日报》社的社长、总编宋肇兴先生，参加新华社在大连市举办的一周时间的全国地市报时事报道编辑培训班，会后宋肇兴先生要到新华社和全国记协联系工作，因此要路过北京。此前，我知道这事，就把我发表过的20多篇有关三旋理论的文章复印件，准备好，带上就想借机在北京停留时，去拜访金吾伦先生。

因为我在报社工作后，搞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与我的本职工作无关，加上在报社当记者、编辑都有硬任务，不能像过去在盐亭县科协工作时，还能参加几次全国的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停留时间很紧，记得是午饭后我跟宋肇兴先生在全国记协办公楼，办好拿到新闻采访车的牌照后，我就向宋社长请假，说要去看望一位老师，晚饭前赶回住地。事前我在公用电话亭给金吾伦先生打过电话，说想见到他。金吾伦先生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就说他下午到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等我。坐车赶到中国社科院大门口，是解放军站岗。我拿出身份证件和说明与金吾伦先生联系过的事后，哨兵仍不让进，问我认识金吾伦先生不？我说不认识。哨兵又才打电话给金吾伦先生，叫他下来接我。由此金吾伦先生到大门口把我接到社科院哲学所，这时我才知道哨兵的作法是正确的。现在我已经不清楚哲学所在社科院大楼的几层？反正坐电梯有七八层以上吧，一进哲学所办公楼我惊呆了──-全是书架，简直像图书馆的藏书室。我跟着金吾伦先生在书架的过道中穿行，在一幅窗户前，有一处四五平方米的空地方没有书架，有两张简易的办公桌，算是办公室了。我们在一张桌子面对面地坐下来，金吾伦先生似乎看出我的心思，他说所里老师一般在家里办公，只星期一所里开会，大家才到这里的办公室来。

我和金吾伦先生是初次见面，我在说明大连的学习情况和绵阳的工作情况时，一位高瘦个子的年青人兴匆匆地走进来，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一边在另一张桌子上放书包，一边就向金吾伦先生报告，说他刚到出版社回来，他又一本书正在印刷，他还看过校样。金吾伦先生也为他高兴，说“好啊”！这时年青人才发现坐有陌生人，又匆匆离开了。金吾伦先生对我说：“他是吴国盛先生，叶秀山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我们继续谈话，我把带来的论文复印件一篇篇交给金吾伦先生，解释它的主要想法。说完后就说想出版一本总结自己研究的书，金吾伦先生也很支持，他笑著说：“你出书，要我写序也行”。

这话我老记住，1998年秋，我跟我们《绵阳日报》新闻部主任邹居光先生，到浙江湖州市参加全国地市报好新闻评选工作会议，在路过杭州市时买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美]加来道雄写的《超越时空》一书，读到书中关于“黎曼切口”的论述，一下打开了我写书的思路。黎曼切口，指轨形拓扑一个很基本的操作：如拿两片纸并且把一片放在另一片的上面，在每一片纸上用剪刀剪一个短的切口，然后用胶水把这两张纸沿这两个切口粘贴起来，这实际是一个颈部的长度为零的蛀洞。即从切口通过，就能从一张纸走到另一张纸。相反颈部长度不为零的蛀洞，可以形象化为两个平行平面，在它们的上面各开一个孔，然后用一根长管连接这两个孔，也可能在它们之间进行通信和旅行。在今天我看到的所有关于黎曼几何的书中，只有加来道雄谈论“黎曼切口”。它的启发性在于，能把弦、膜、环面、球面、空心圆球、欧氏几何、双曲几何和自己几十年来的物质结构研究及“柯召-魏时珍猜想”等整合起来，比“卡-丘空间”模型还基本。所以在开会途中，我就开始抽空写作《三旋理论初探》，到2000年秋就完成了全部初稿。我把这件事连同该书稿的目录，和原先带到北京的复印论文的关联，以及找到四川科技出版社能出版的消息，一并写信告诉了金吾伦先生，请他能为此写序寄给我。不想金吾伦先生还记得此事，很快就把他写好的《序》寄来了。现抄录于下。

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重要（序二）

王德奎（笔名叶眺新）要我为他的《三旋理论初探》作序，我踌躇良久。现在终于决定，要为它说点什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重要。”王德奎就是一位真理的挚着追求者。20世纪50年代末，当他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就醉心于探求物质结构问题，并且已感悟到物质的基本粒子不是“类点”结构而是“类圈”结构，圈比点更为基本。此后他孜孜以求，终于形成了独创的“三旋理论”，并且运用这个理论解释许多现象和机制，写了百余篇论文，分别发表在全国各地科技刊物及报刊上。

他的这些工作都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业余时间完成的。我从他的著作中发现他涉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阅读过许多难读的科学著作。一个日常工作繁忙的人，挤出业余时间这样做，没有坚定的决心、顽强的毅力、科学的精神是决难办得到的。王德奎做了，做得使人钦佩，令人感奋。

王德奎选定的研究课题，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让人难以理解。一个年轻人，没有名师指点，没有优厚条件，要想啃“物质结构”这块硬骨头，容易么？！王德奎啃了，而且啃出了滋味，啃出了名堂，叫做“三旋理论”。虽然这个理论如他自己所说已有三十多年历史了，解释这个理论的文章也发表了不少，但在科学界的反响似乎还不大。我以为这并不奇怪。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出，在科学发展史上，一种新理论的提出，一种新观点的被接受，是要有一个宣传说服过程的。谁若不信，不妨读一读格莱克的《混沌开创新科学》这本书吧！在那里，作者生动地讲述了混沌这门新学科一开始如何不为许多人所理解的情形。就此而论，我非常支持王德奎将自己的观点理论写成文章，汇集成书出版。把东西拿出来，让有识见的专家们来评断。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但愿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更多的朋友们的注意和重视，是为序。

金吾伦

写于北京劲松

（作序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旋理论初探》一书的著述和出版，先后还得到过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士李后强先生，和新疆医科大学教授刘月生先生等无私的大力的帮助、支持和指导，他们也为我写了《序》。但由于《三旋理论初探》一书有近30多万字的高等数学内容，我学习的数学知识大多是文革前的课本，很多数学符号，如张量的写法，20世纪末的教科书中有一些变化。原先的责任编辑梅红老师主要是精于工艺和电子产品一类的编辑；最早联系的陈敦和先生回到四川科技出版社理化编辑部主持工作后，觉得应该把《三旋理论初探》一书中的数学公式符号等，与最新的规范统一起来，进行精编；又还请回出版社退休的一位老编辑逐一作审读，直到2002年5月才从印刷厂把书出版出来。

金吾伦先生对我恩情之大，不同于田松教授，是我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从事与他相关专业的学人。读后田松教授的《择师如择父──-怀念金吾伦先生》一文的追忆，使我一夜难眠。4月6日早上起来，我找到金吾伦先生给我的5封亲笔信──-这只是我能找到的其中一部分。在我能找到的信中，恰好有一封是金吾伦先生第一次给我的来信，时间是1986年6月12日。这之前，我与金吾伦先生素不相识，而且当时我是在四川盐亭县科协工作，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我在一些科技刊物上发表文章时，用的也还是笔名“叶眺新”。金吾伦先生在第一封主动的来信中，留下的地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辨证法室”。当时还没有互联网，不能查到他今天能看到的信息：“金吾伦，,1937年11月生，浙江萧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196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系，同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师从于光远、龚育之。1990 起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9-1990年，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跨学科研究组负责人。先后出版有《生成哲学》、《物质可分性新论》、《科学变革论》、《跨学科研究引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分析与国际比较》、《科学革命的结构》、《知识管理》等18部原著及译作”。但在1986年时，看到他的这个地址，也让我十分兴奋。

读他这封6月12日的来信，我才知他是看到我在《潜科学杂志》等处谈“卡路扎──-克莱因理论”。他想了解当时科学界，对物质连续和分立问题的解决。而更直接的原因，是他在信后的附注中说：“最近我又看到你在天津师大办的《交叉科学》上，发表的《从夸克到生物学》一文，能否详细谈及关于粒子无限可分问题？请回信”。我出生在四川一个偏僻贫穷的山区农村，是个穷孩子。是新中国的解放，让我家翻了身，又是国家把我送上读了大学。而改革开放带来的科学春天，更让我在少年时期就产生的“科学之谜”，在近20年的钻研中，终于能形成论文的方法，1986年同时分作两篇，一是在《华东工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的《前夸克类圈体模型能改变前夸克粒子模型的手征性和对称破缺》；第二篇就是在《交叉科学》创刊号上，发表的《从夸克到生物学》。

金吾伦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无私指教，例如还体现在1993年9月25日给我的一封来信中。他一开头就写道：“感谢你寄赠《嫘祖研究》一书，我虽于此道不懂，但很感兴趣……我建议，你可否将此书送钱学森老一阅（他的通讯地址是：100034，北京后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工委）。另外，你还可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仇士华教授取得联系，他是搞科技考古的专家，他的地址是100005，北京王府井大街（灯市西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如果需要，你在钱老、仇教授的信中可提及是我推荐让你与他们联系的。”信都写完、写好了，金吾伦先生又在他的签名之后，补充了一段话：“我还想给你提建议，如条件许可，请寄一册给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部，向他们征求意见。地址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部（金吾伦先生还写了英文地址，此处不录）。这个图书馆善本部主任，叫戴廉，是你们四川人，老先生，为人很好，他有个姊妹尚在四川”。

金吾伦先生的建议是好的，也是可行的，但我要请金吾伦先生原谅，我没有按照他说的话那样去做。因为我觉得，类似《嫘祖研究》和《三旋理论初探》一类的超前科学研讨，是否有意义？会有很多争论。如果正确，都是祖国和人民给予我的；如果错误，都是我个人的责任。我的愿望是，尽力接近真相，能以文章或出书的形式公开发表，我就心满意足了。能否得到承认，就是同胞的想法了。

金吾伦先生，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