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

八神 · 发表于: 2018-5-3 15:58:00

源自：《四川文物》2018年第2期

　　罗家坝遗址位于四川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地处秦、楚、巴、蜀交界地，距今约 5300年至3000年。是四川省 20 世纪末所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先秦时期巴文化遗址。该遗址是我国研究巴文化的重要基地，被誉为“继三星堆、金沙之后，巴蜀文化的第三颗璀璨明珠”。近年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以罗家坝遗址为核心，相继开展了渠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新成果，为巴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为及时向学术界公布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构建巴文化领域考古学体系，进一步推动四川地区考古研究和区域历史文化研究，扩大巴文化在全国的学术影响力。2017年 11月 25日至 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会议在四川宣汉召开，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湖南大学、四川文理学院、故宫博物院、河南省文物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巴文化研究会、达州市文体广新局、达州市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20多家单位近 7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高大伦主持。达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胥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星灿先后致辞。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文物局副局长王琼，达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邓瑜华，副市长胡杰，市政协副主席郝德恒，宣汉县委书记唐廷教，县委副书记、县长冯永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逢友，县政协主席徐代琼出席开幕式。
　　其后，31 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大会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赵志军、徐良高、施劲松，河南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孙英民，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邹后曦，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科华等主持了分时段的大会学术研讨。按照发言内容大致可分为罗家坝遗址及出土文物、巴蜀文字、周边区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巴的历史与文化研究等 4 个方面，现分类介绍如下。
　　一罗家坝遗址及出土文物研究
　　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罗家坝新石器时代遗存、罗家坝遗址 M33、罗家坝遗址出土文物、罗家坝遗址考古发现的历史回顾、罗家坝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等方面。
　　（一）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
　　201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罗家坝遗址进行了第 4次考古发掘，揭露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万泉馆员以《罗家坝遗址考古新发现》为题介绍了此次考古发掘的新成果，此次发掘共清理东周墓葬 3座、新石器时代灰坑 70 余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石器，尤其是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发现，是目前川东北地区发现的堆积最厚、延续时间最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对于构建川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达州市博物馆袁磊助理馆员在《罗家坝遗址出土陶器的考古学观察》的发言中，就此次考古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陶器从陶质陶色、纹饰、器型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整理，并与周边区域的典型遗址进行了对比研究，初步构筑起了罗家坝遗址距今 5300年至 4500年的陶器演变序列，为进一步探讨嘉陵江流域和渝东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提供了新的资料。罗家坝新石器时代遗存除了大量的陶器外，还包含有大量石器，特别是大量磨石和细石器的出土，对于了解该区域居民的生产生活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喆轩助理馆员《罗家坝遗址出土石制品初步研究》的报告，对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器从分布、原料、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整理，并推断渔猎经济在该遗址中占有重要地位。罗家坝遗址的古地貌和古环境是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居民生存的根本，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张俊娜副教授在《罗家坝遗址古地貌和古环境初探》的发言里，对罗家坝遗址的古环境样品进行了土壤微结构、孢粉、粒度、磁化率、色度、化学元素等沉积物分析，总结出罗家坝人生活的古地貌和古环境特点。
　　（二）罗家坝遗址 M33 的研究
　　罗家坝遗址 M33 是目前发现的巴文化中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墓葬，与会的专家学者就该墓葬进行了充分的研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研究员在其《读〈宣汉罗家坝〉札记》的发言中，对 M33 的形制、铜浴缶和巴蜀分野进行了探讨。他依据 M33 人骨和随葬品的分布状况，并与成都平原、广元等地的船棺葬进行对比研究，推测该墓葬可能为 7 个船棺葬。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系向明文助理教授演讲的题目为《宣汉罗家坝 M33 的年代、地位、学术意义》，对 M33 的年代、地位及其学术意义作了探讨。他认为 M33 的年代为战国中期早段，同时通过与新都马家大墓、成都青羊宫战国墓等墓葬的对比，认为罗家坝 M33 为高级贵族墓。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冉宏林馆员演讲的主题为《试论“巴蜀青铜器”的族属》，他基于蜀墓与巴墓的区别，进而对比了蜀族和巴族出土青铜器，最后认为 M33 可能为蜀王墓。
　　（三）罗家坝出土器物研究
　　罗家坝遗址东周墓地出土青铜器较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出土的图像纹青铜器进行讨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江玉祥教授在《罗家坝遗址出土狩猎纹铜壶和水陆攻战纹铜豆图像考》发言中，对罗家坝遗址出土的狩猎纹铜壶、水陆攻战纹铜豆上的图像进行了深入考证。宣汉县文物管理所钮珊珊助理馆员《罗家坝遗址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豆的初步认识》收集各地出土或征集的水陆攻战纹青铜器，将其与罗家坝遗址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青铜豆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了后者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纹饰制法为嵌错工艺，而通过对纹饰细部的观察，可看出男女服饰、社会分工、作战方式等存在重大差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施劲松研究员《罗家坝与成都平原的青铜文化》的报告，对罗家坝东周墓葬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宏观讨论。罗家坝东周墓葬出土的铜器包含了巴蜀文化、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等三类文化因素，文化因素的不同反映了文化交流与人群的移动，而罗家坝作为连接成都平原和长江中游地区及中原地区的重要节点，突显了罗家坝遗址在中国西南乃至南方地区青铜时代文明图景中的重要地位。
　　（四）罗家坝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
　　罗家坝遗址在 2013年和 2016年分别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国家大遗址。2017年 11月，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罗家坝遗址博物馆建设，表明罗家坝遗址公园建设迈出重要一步，因此罗家坝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也成为本次会议研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姚军研究馆员做了《基于价值评估的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策划──以宣汉罗家坝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为例》的发言，对罗家坝遗址的价值、展示、宣传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其中展示将以罗家坝遗址为主体，并借用水景、园景、街景等烘托遗址主体。将罗家坝遗址建成国家巴文化主体考古遗址公园，建成后的遗址公园将集科研、教育、游憩为一体。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研究院刘长江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巴文化发掘与打造现状及对策研究》，他基于巴文化在达州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分析了达州市巴文化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巴文化发掘和打造的对策建议。
　　（五）罗家坝遗址考古发现的历史回顾
　　罗家坝遗址之所以能够成为巴文化研究的重要遗址之一，离不开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的不断努力。这其中王鲁茂和马幸辛无疑是亲历者和见证者。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王鲁茂研究员在《罗家坝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小记》发言中，详细介绍了 1999年第一次考古发掘的缘起、队伍组成、考古发掘以及申报“国保”的过程。达州市文物管理所原所长、四川省巴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马幸辛研究员，长期从事川东北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对川东北地区的巴文化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以《仰望那片天空──纪念川东北巴文化遗址群调查发现三十周年》为题，详细介绍了近30年来川东北地区以罗家坝遗址、城坝遗址为代表的巴文化遗址调查发现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二巴蜀文字研究
　　巴蜀文字研究历来是巴蜀考古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巴蜀文字的释读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此次会议有 3 位学者就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严志斌研究员在《罗家坝墓地巴蜀符号探索》的发言中，对罗家坝遗址出土青铜器上的巴蜀符号进行了汇总和类型的划分，并与周边区域出土的巴蜀符号进行了对比研究，首次从类型学的角度科学的研究巴蜀符号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巴蜀符号：小栅栏里开出大战船》，他对巴蜀符号中的栅栏纹、鱼纹和战船纹进行了细致的对比研究，从而得出栅栏纹到战船纹演变的结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明副研究馆员则跳出了巴蜀符号含义的研究范畴，主要探讨巴蜀符号出现的宏观背景，在名为《考古学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的发言中，通过对什邡城关墓地、罗家坝墓地及其其他典型巴蜀墓地的分析，对巴蜀印章与墓葬之间的关系、使用者的等级和身份以及巴蜀印章所代表的人群进行了详细分析。
　　三周边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罗家坝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与周边地区的同时期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息息相关，或可以认为，没有周边区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我们就无法正确的认识罗家坝遗址及其文化内涵。此次会议上有 6 位学者报告了这一方面的新成果，按照时间框架可分为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和东周时期。
　　与罗家坝遗址同属于嘉陵江流域的阆中灵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全面构筑嘉陵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提供了新的资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孙智彬研究馆员的《阆中灵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和初步研究》报告，详细介绍了 2016年至2017年阆中灵山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此次发掘共清理新石器时代灰坑 14 个、柱洞 3 个、灶 1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91个、燎祭遗迹 1 个。出土陶器和石器标本 780 余件，他将这批遗存分为三期，年代主要集中在距今5000年至 4500年之间。该遗址的发掘对于了解嘉陵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与岷江上游、嘉陵江流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剑研究员以“史前人祭现象”为切入口，在其报告的《四川地区史前时期人祭现象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一文中，全面搜集了四川地区史前时期考古发现的人祭现象，特别是岷江上游营盘山遗址的人祭现象，并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初步分析。
　　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时期，成都平原以十二桥文化为代表，而峡江地区则以瓦渣地文化为代表，两个共存着大量相似的器物（如尖底器）。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改课副研究员《贵州赤水河流域商周时期遗存的探索》的发言，介绍了赤水河流域商周时期的主要遗址，并对这些遗址进行了分期和对比研究，基于赤水河流域发现的十二桥文化陶器，他推断十二桥文化曾一度深入赤水河流域。
　　东周时期，川东与川西地区的巴与蜀从考古学文化上来看，已很难区分。因此只能按照所处地域进行分析和研究。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方刚研究员做了《涪陵小田溪 M12 的年代及晚期巴文化研究相关问题》的发言，他详细介绍了涪陵小田溪 M12 的发掘情况，并就小田溪墓葬的时代、性质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 M12 的墓主人为秦至西汉时期的巴人首领，而小田溪墓地应是巴人的贵族墓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雷雨副研究馆员以《沱江上游中部晚期巴蜀文化遗存的新发现──以广汉为例》为题，详细介绍了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关山土台上的 6座战国时期的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时代为战国中期，该墓葬的发现对沱江上游晚期巴蜀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禄红馆员在题目为《最后的巴国──城坝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报告中，介绍了城坝遗址历年的考古发掘情况，并弄清了城坝遗址的基本布局（即由城址区、墓葬区、窑址区、水井区等部分构成）。他结合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认为城坝遗址为秦灭巴后设立的“宕渠道”，在西汉初年改“道”为“县”，东汉时期冯绲曾增修该城，故又称车骑城，六朝时期该城废弃。
　　四巴的历史与文化研究
　　对巴的历史文化的梳理和理论研究，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巴文化，在这方面 8 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在巴文化研究过程中因相关概念的不清晰，制约了对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二虎教授以《巴文化研究回顾与再思考》为题，介绍了巴文化研究中的史学贡献和考古学贡献，并指出了目前巴文化研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特别是巴、巴文化、巴人、巴地等相关概念尚需进一步梳理。
　　巴文化的形成与演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周之南土：巴国与巴文化杂谈》，他重新梳理了巴国、巴文化和巴地文化的概念，对巴国的起源及位置进行了推测，并对巴国南迁与战国秦汉巴地复杂社会的形成进行了深入讨论，特别指出在巴国研究中亦应注意庸国的考古学研究，很具有启发意义。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炳清教授在《先秦时期巴文化的形成与演变研究》发言中，详细梳理了夏商至东周时期的巴，并推断商时期的巴方应以陕南地区的宝山遗址为代表。西周时期，巴人流徙于秦巴山地和峡江地区。东周时期，巴文化主要分布在川东地区。
　　巴的国家形态历来说法不一，而近年来的川东北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为解释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卫东副研究馆员演讲的题目为《战与国──川东地区的古代巴国》，他结合历史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巴人主要活动于长江干流、嘉陵江中上游和汉水中上游地区。同时利用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推测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的国家形态为部落联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罗家坝遗址与巴地侯王初探》的报告则以历史文献为主，结合考古发掘材料，探讨了巴地设置侯王的情况。
　　达州本地部分学者则主要关注巴人的精神研究和罗家坝属性研究，四川省文理学院成良臣教授《巴文化的精神内涵、传承价值及当代型转化》一文，概括了巴人的 3 个主要精神内涵，即忠勇爱国、秉持信义；勤劳智慧，自强不息；开放包容，向往统一。同时对巴文化的传承利用价值和巴文化的当代型转化进行了讨论。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廖娟助理馆员在名为《賨人与賨文化》的发言中，梳理了賨人在历史各个时期的名称变化，并总结出賨人和賨文化中的尚武精神、崇奉道教、能歌善舞特征。达州市博物馆馆长王平副研究员以《罗家坝遗存文化内涵及文化属性》为题，分析了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和东周时期的遗存，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川东北地区就有一支土著的文化势力进入达州，东周时期鄂西地区的巴文化深入川东地区，形成了晚期巴文化。
　　五学术座谈会
　　除了上述大会发言的学术报告外，会议还举行了一场学术座谈会，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主持。宣汉县县委书记唐廷教首先介绍了宣汉县传承和弘扬巴文化的相关情况。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做《巴賨民族文化格局的交通史考察──以秦汉賨史为标本》的主题演讲。他重新梳理了巴人、賨人和南蛮的空间关系，并分析了廪君故事、盐神崇拜、山虎传说和古代交通史的关系，着重介绍了米仓道的复杂情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水城教授《罗家坝史前遗存发现的意义及引出的问题》则结合 2016年度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新发现，指出在距今4500年以罗家坝遗址出土的折沿深腹罐为代表的遗存，广泛流行于整个嘉陵江流域，并在陕南、三峡、鄂西地区均有发现，这支文化的来源可能与陕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的考古学文化有关。
　　随后，与会学者就罗家坝遗址现场考察和听取的会议报告进行了广泛研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赵丛苍教授认为罗家坝遗址价值重大，罗家坝遗址公园的建设将对罗家坝遗址和巴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江玉祥教授建议应依托罗家坝遗址，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建议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应加大科技考古的投入，并将科技考古的成果积极有效的利用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研究员认为罗家坝遗址不仅为巴文化的研究打开了契机，而且对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河南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孙英民认为研究巴文化的关键在于寻找核心遗址，唯有对核心遗址进行科学的发掘和深入的研究，才能正确的认识巴文化，今后应加强罗家坝遗址周边区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魏坚教授认为罗家坝遗址是战国早期该区域的一处核心遗址，同时罗家坝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正处于距今 4000年至 5000年我国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因此应做好罗家坝乃至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遗存。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田旭东教授关注到罗家坝遗址出土的铜钺、铜剑和铜矛，其是否有实战意义值得进一步思考。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杨明教授提出了梳理历史文献，看賨人是否与道教有关，并建议将巴渝舞进行重点研究并宣传推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建议，从建设巴文化高地的角度看，本次会议应该定期举办下去，并作为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应注重巴文化融入华夏文化的研究，不仅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层面，更应该关注制度与文化层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茂林研究员建议罗家坝遗址应尽快立法，并提议东巴西蜀的文化格局可能要在早期文化中寻找。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辉研究员认为巴文化的来源具有多样性，这也是其自身的特点，罗家坝遗址一些器物上的纹饰可能与西亚两河流域有关。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邹后曦研究员指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年来围绕嘉陵江流域做了很多工作，建议以后两家单位密切合作，资源共享，共同解决巴文化研究中的诸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进一步强调了罗家坝遗址M33的重要性，并认为其应该是贵族或高等级墓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建议建立一个巴文化研究平台，并聘请巴文化研究专家，形成巴文化研究的持续机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认为巴文化研究中应关注巴人的饮食文化，考古遗址公园也可以开发巴文化特色的饮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田静研究员从遗址博物馆的展陈设计和遗址公园的建设方面提出了建议。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孔令远教授建议将遗址博物馆与互联网技术联系起来，建设数字博物馆，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巴文化的研究之中。基于上述的研讨会和学术座谈会的成果，专家学者们一致形成了《宣汉共识》（附录）。最后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的主持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研究员从参会论文、参会人员、会议目的三方面对会议做了简要总结，并对未来的巴文化研究提出了巴蜀并重、川渝携手、邻里互动、全国与、跨界攻关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六小结
　　会议期间，还举办了罗家坝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建设启动大会，与会专家学者参观了罗家坝遗址和罗家坝遗址出土文物。此次会议体现了三个新的特点“新材料、新视野、新方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罗家坝遗址 2016年度考古新发现，大大扩充了罗家坝遗址的文化内涵。罗家坝遗址周区域考古新材料，为全面解读巴蜀文化提供了新的线索。而与会专家不仅从罗家坝遗址及其出土文物进行研究，而且从巴的历史与文化、罗家坝遗址的展示利用、巴蜀文字等角度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与此同时多学科的参与，为全面解读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此次研讨会虽然成果丰硕，但是巴文化的研究依旧困难重重。主要体现在：首先相关概念尚需进一步理顺，特别是巴人、巴族、巴地、巴文化、巴国以及不同时期的巴，在这种动态的时间框架内如何研究，尚需进一步明确。其次族群或族属的判断尚需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我们一般按照地域进行划分，但这种划分明显存在较大的风险，而人类学或社会学在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应积极予以借鉴。再次，国家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尚未深入，而且往往将这两个概念相互混淆，只有深入的理清这两个形态，才能有助于巴国的深入研究。最后，理论研究上的缺乏，使得我们很难将历史文献材料、出土文献、考古材料等统一在一个大体系或框架内。当然，上述问题的研究并非一朝一夕可得，尚需大量的考古材料，因此应加大对巴所在地域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打破固有的地域藩篱，加强沟通，共享成果，一起推动巴文化的深入研究。
　　附：
　　宣汉共识
　　2017年 11月 25日至 26日，来自北京、重庆、湖北、贵州、湖南、陕西、甘肃和四川的专家相聚于历史悠久、风光秀美的宣汉，共同研讨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巴文化由古代巴地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巴文化源远流长，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巴人及其文化，文献虽有记载，但对巴人的起源与族群、文化面貌、社会形态等，需由考古学并联合其他学科来共同探索。
　　宣汉罗家坝遗址是我国目前所知面积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巴文化遗址之一。1999年以来的考古工作，发掘出巴文化的大型墓地与高规格墓葬，表明罗家坝是巴文化的中心遗址之一，也是探索巴文化起源的重要地点。这一考古发现有助于揭示巴的文化与社会，反映长江中上游各区域及其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族群迁移，由此突显了罗家坝遗址在中国西南乃至南方地区青铜时代文明图景中的重要地位。
　　与会专家高度评价宣汉县委、县人民政府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在推进考古遗址公园与遗址博物馆建设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宣汉地处巴文化的中心区域，今后应依托罗家坝遗址的考古发掘，深化巴文化的综合研究，加强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应努力建设成为研究、展示和传承巴文化的高地，以推动宣汉地区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会专家愿为此给予学术支持，献计献策，共同努力！
　　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宣汉）全体专家学者
　　2017年 1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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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