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女儿：得知我考导演系 父亲一星期没理我

周海滨：“红色公主”叶向真

1949年叶剑英和女儿叶向真在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旁留影

　　导语：凌子原名叶向真，叶剑英的二女儿。1941年生于延安。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转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66年毕业。曾导演电影《原野》等4部故事片。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

⊙　作者简介
　　周海滨，口述史专栏作家，著有《家国光影──12位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等。

家里的叶帅
　　在叶剑英的几个孩子中，只有1941年出生的二女儿凌子自小跟随在父亲身边。
　　笔者第一次见到凌子是2009年12月4日，在当年的叶帅府，一扇紧闭的高大铁门后面的一栋两层小楼。小楼位于北京西山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宅院里。甫时，叶剑英的夫人吴博和二女儿凌子平静地生活着，远离喧嚣都市，宁静而幽雅。
　　冬日朦胧，在挂满叶帅照片的客厅里，凌子迎面走来，高挑、干练，高雅、清新，完全不似一个年届七旬的老人。凌子为我们每人准备了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她说是叶帅住时种的，以前这里有很多的果树，我们的谈话也就从军事科学院的果树开始。
　　凌子出生在延安“婴儿潮”时期。父亲给她起名叶向真，意为面向和向往真理。然而，怀揣“向真”梦想的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她策划组织了1966年12月“绑架”彭真事件，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但在随后，她也经历了身世浮沉：“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江青、谢富治等送进监狱，关押近4年；“文化大革命”后，她因执导《原野》和《风吹唢呐声》而闻名影坛；如今的她致力于儒学的普及教育，成了一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布道者。
　　凌子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子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子，凌子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父亲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叶剑英在生活中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我记得妹妹小时候，总是吃了东西不知道饱，每次都把胃胀得特别难受，然后就吐，吐完后她还接着吃，‘馋狗’的外号就是父亲给妹妹起的”。叶剑英生前的不少工作人员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但是“大家见面，仍然叫着老首长当年送的绰号”。叶剑英在家里常爱逗孙子和年轻的工作人员玩，还给他们起了不少绰号：什么“old王”、“马头”、“老和尚”“teacher蛐蛐”。
　　“父亲十分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和学习，他常说，在这里工作的年轻人，为了党和人民把人生最好的时光贡献出来了，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只要愿意都要想办法送他们到学校去学习”。几十年里，叶剑英送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护校、军医大、国防大学等学习的有20多人。“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告状说叶帅喜欢走后门，送人从后门上学，一时传得沸沸扬扬。为此，叶剑英向毛主席写了“检讨”说明情况。没想到，此事却引出毛主席一个批示：“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
　　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叶剑英都叫得出名字，他散步时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一次，一名警卫战士告假回家探亲，叶剑英知道他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让秘书拿100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0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400元钱啊”。
　　凌子经常会想起童年和父亲在一起的岁月。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国民党军队投入的兵力达25万人，而陕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敌军的十分之一。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由于担心白天飞机空袭，都是集中时间晚上行军，5岁的小向真也跟着部队撤退。一天，大卡车坏了，叶剑英背着女儿徒步行军，在漆黑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爬着坡，“我紧紧地搂着爸爸的脖子。不料爸爸一下滑倒在泥坑中，我没有摔下来，还伏在爸爸的背上，但两只手却伸到了水坑里，碰巧捡回了爸爸掉落的眼镜……”

“文化大革命”中“绑架”彭真，与周总理“谈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25岁的叶向真这时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还担任了中戏的学生会主席。“文化大革命”大潮中，叶向真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也是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此时的叶剑英主要负责北京的治安，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十分谨慎，目睹“造反派”种种破坏活动，无力制止，只能大力稳住军队，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
　　叶向真回忆：“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都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966年，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管，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糟了’。红卫兵走了以后，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一高兴，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不知道会学成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一定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就到各个学校讲话，讲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些人都是反党的，不应该让他们养尊处优，应该让他们到群众面前，接受批判，并下了指令“。
　　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停在位于台基厂7号的彭真住地，他们把一封信交给了门卫。趁门卫进屋看信之机，红卫兵强行冲进了大门，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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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策划“绑架”彭真的为什么是叶向真等人？
　　43年后，向真说：“学生都这样，指哪打哪，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把红卫兵召去开会，说应该做这件事。在这种号召之下，我们就做了。”“江青很会利用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时有一种单纯的革命热情，或者说是一种信念，带有一种色彩。我们一看毛主席定了性了，一定就是这样了。”江青为此还把叶向真请到钓鱼台一起吃饭，说：怎么能让这些反革命在家养尊处优，要让他们见群众嘛！“
　　在叶向真的组织下抓了彭、罗、陆3个人，”杨没抓到，找不到他住的地儿“。
　　此事马上惊动了周恩来总理。他打电话问戚本禹是谁抢的人。戚本禹说，”可能是叶向真，我们打听打听“。不到5分钟，他确认是叶向真。
　　向真回忆：“周总理千方百计找到我，跟我要人。我们就和总理谈判……周总理看着我笑，他看着我长大的。他问‘你们怎么回事啊，把他们藏在哪里了？’我们不说，只说把他们藏在安全的地方了。总理就笑，说我们保证，帮你们开群众大会。”
　　周总理一生经历大小谈判无数，他说：“你们看不住，他们的安全谁负责，如果有坏人捣乱，你们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你们不是还少一个杨尚昆么，开会的时候我保证把四个人都送过来。”叶向真说到这，哈哈大笑：“周总理何等人，对付我们这些小毛孩子太简单了，他还觉得我们挺可笑的，也挺幼稚的。周总理什么场合没经历过，跟我们谈判和小孩玩似的，他还笑嘻嘻的。”“我们当然听总理的话，他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们就老实交代，藏在中央乐团的音乐大厅。”言语之中，叶向真非常佩服周总理，“就藏了一个晚上就带走了。后来真的开会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到了”。然后，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举行，这是全国首次公开揪斗中央一级的“黑帮”，轰动一时。
　　1966年底，包括叶剑英在内的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开始遭到“造反派”的围攻，性格直爽的陈毅首当其冲，叶剑英也被迫在军校师生大会上作检讨。其后，“造反派”数次酝酿揪斗陈、叶，被周恩来出面制止。只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为挽救大量遭到迫害的军事将领，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成了老干部们的庇护所。
　　1967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全部瘫痪了。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总理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叶剑英责问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在京西宾馆一次军事会议上，一向温和儒雅的叶剑英突然发火，猛击桌子，小拇指被拍断了，后来这被称为“二月逆流”。此后，叶剑英因“二月逆流”问题，不再担任军队重要工作。

四年监狱，叶帅担心女儿“会傻掉”
　　“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江青批示，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执行，突然把我们家6个子女和保姆都抓起来关进了监狱，为的是从子女口中弄出整父亲的材料”。1967年，叶向真和丈夫刘诗昆被逮捕。叶剑英的长子叶选平、次子叶选宁、长女叶楚梅、长婿邹家华连同一个带毛毛（叶向真和刘诗昆的儿子）的保姆都被投入功德林监狱分别关押。“说起抓我哥哥姐姐的事，到现在我都觉得内疚，要不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太过折腾，江青也不会那么盯着我。四人帮要想把父亲这块石头搬掉，要把叶剑英弄下去，但是找不到有问题的证据，就从亲属身上做文章”。
　　叶向真被关押在9平米的单人牢房里，与外界隔绝。她不知道其他亲人已经被抓了起来。“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想着不管怎么着，过几天还不得把我放了啊。结果越关越不对劲儿。两三个月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后来，我想干脆死了算了，都关了快两年了，看样子也出不去了，活着没意思。当时还琢磨怎么死痛苦少一点”。
　　在牢里，叶向真钻研起了中医，试验针灸。她趁提审时，在桌子上捡了根大头针，又从扫帚上截下一小段铁丝，在水泥地上磨成针，往自己大腿的穴位里扎。后来，狱医给犯人看病，无意间遗落下两支针。她从此用这两支正牌武器练习针灸，为出狱后当医生埋下了伏笔。
　　叶帅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没倒？凌子说：“我们家6个人都关起来了还要怎样？叶帅没倒是因为主席要用他，很多事情，没有他的时候，主席都觉得不安全，别人信不过。”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在大节上显出做人的宗旨，“绝对没有野心，不谋自己的利益，对自己的职务升降都没有意见，能官能民”。
　　“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工作。周恩来向毛泽东说：“叶帅的一个女儿还在监狱里关着，就是延安出生的那个……”毛泽东说：“一个孩子关她做什么！”由于这个提醒，1970年叶向真终于重获自由。然而，出狱后的叶向真让父亲震惊了，女儿几乎连话都不会讲了，人也变得十分迟钝。“父亲看见我时非常激动”。
　　“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放出来了。所以后来江青来看我时，弄得我们上下特别紧张。她实际上是来跟我爸爸解释，突然打电话来，说要来看我们，我们全家就跟要逃难一样，把我儿子都关在楼上禁闭起来，所有闲杂人等不得露面。来了以后，一见我爸爸，‘哎呀，老帅呀，这个女儿受苦了，林彪他们这些人真坏呀，他不仅整你的黑材料，也成立我的专案组，也在整我的材料啊。’当时我们听听眨眨眼，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她就问，你在监狱里没怎么样吧……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我们赶快把孩子从楼上给他弄下来，那时才七岁多，让他赶快叫奶奶，江奶奶。‘叫奶奶干什么呀，不要搞这些，叫我江青同志就行了。’当时我们很尴尬，怎么敢让孩子叫江青同志呀……结果后来，从一些批示材料里头才知道，抓我，抓我们，都是江青亲自批的”。
　　叶向真被关了近4年的单人牢房，“出来后我怕听到声音，每天都只是傻呆呆地坐着”。每当这种时候，父亲就想和叶向真说说话，比如“身体状况如何”，而叶向真却愣愣地回答不清楚，后来说了一句憋了很久的心里话：“爸，是我不好，我害了您和全家。”听了女儿的话，叶剑英眼圈发红，说：“不是！是爸爸连累了你们。”
　　叶帅担心自己这个女儿会傻掉。“父亲对此一直心存歉疚，他知道，我们几个做儿女的遭遇种种磨难，完全是因为江青要整他。他真担心我的身体恢复不了”。幸运的是，一年以后，叶向真的身体基本恢复正常。
　　1972年，叶向真改名江峰进入北京医学院改行学医，两年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实习。实习结束后，她留在了这家医院，开始了7年的外科医生生涯。
　　1976年初，79岁高龄的叶剑英主管着军队的主要工作。9月，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最高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要全国各地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指挥全国。“江青等跃跃欲试，准备‘登基’，‘四人帮’要先动手了，上海民兵发了武器……”。叶向真回忆说，叶剑英分头与华国锋、汪东兴谈话，3个人经过多次精心缜密的策划安排，商定了如何实施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具体计划。“抓四人帮，他们三人每个人心里都有想法，在毛主席去世守灵的时候，互相试探、交谈，看对方的反应。最后明白了彼此的想法”。
　　叶帅身经百战，对秘密工作有丰富经验，因此，他处理应急性事件绝对谨慎小心。“主席去世，很多人给江青写效忠信。说不定身边很信任的人已经投靠‘四人帮’了。他们三个人没有在一起待过，更不会大张旗鼓开会，父亲都是晚上开车到中南海，到汪东兴家里谈部署和安排”。“汪东兴不能出来，他是管8341部队的，所有警卫都归他管，他站在哪边，哪边就会90%的赢，他的行动是‘四人帮’严密盯死的。所以要一动不动，得让江青等人摸不着汪的动向，这就是叶帅的布署”。

　　“华国锋当时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也不能走来走去。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你父亲要我和华国锋同志不要动，他在我两人中间来穿插……”“老爷子走动，他的车从中南海西门进，在汪家讨论后，出北门又去了华家。抓‘四人帮’前，他们三人根本没一起碰过面。”坐镇全局的叶剑英做得天衣无缝。
　　叶向真说，她后来问汪东兴与华国锋，他们证实了这些细节。“让四人帮来开会，按照之前的计划三个人一组负责抓一人，每组警卫只知道自己的任务，一个一个地抓”。没响一枪，没流一滴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这样被驱逐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此后的一件事，没人会想到与叶向真有关。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叶剑英提出召开，会期36天。会议召开前，胡耀邦安排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起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稿出炉后叶剑英不太满意，就让女儿执笔写作，自己口述，刘诗昆协助。从11月25日到12月12日，叶帅修改定稿的叶剑英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最终完成。
　　叶向真说，在讲话中，叶帅还特别亲笔加上这样的话：“大家敢于说出过去想讲而不敢讲的意见，畅所欲言，充分讨论，解决了不少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了正确认真的批评”，“这是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过的好事情，是我们事业大有希望的标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一定要坚持、发扬，推广到全党、全国。”

《原野》的禁演与曹禺的夸奖、廖承志的指示
　　也是在1978年，叶向真改笔名为凌子，回到了文艺界，当了电影导演，在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拍摄纪录片。“我这个名字已经够响亮的了，在抓我之前，全国很多大字报上都有我的名字，我本能地不愿意让我这名字到处出现”。凌子说。
　　而在父亲对凌子的期许中，希望女儿做个中国的“米丘林”。米丘林是苏联著名的植物育种家。凌子小时候对植物的栽培有天赋，父亲认为女儿学习植物学会很有前途。但是，凌子没和父亲商量就报考了艺术学院。1960年，叶剑英得知女儿考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就不高兴了。凌子说，“父亲一个星期没跟我说一句话”。
　　在叶剑英看来，“你要选择的职业，应该很直接的对国家有用，学电影导演不能很直接的对国家作贡献”。同时代的开国元勋的孩子们，要么是去哈尔滨军事学院，要么是去苏联留学，都是学习通讯、导 弹、潜艇之类的国家急需专业。20年后，凌子拍完电影《原野》，请父亲看这部片子。父亲看完才说了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你在干什么。”
　　《原野》是凌子改编自曹禺1937年创作的同名话剧。曹禺曾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凌子在中戏读书时担任学生会主席，与曹禺有过接触。剧本改编完成后，凌子将剧本交予曹禺指点。“可是人家不回话，根本不理我们。这个话剧好多年没有地方敢演，只有中戏拍小品的时候才拿出来演。”凌子说。
　　于是凌子找到自己单位中国新闻社电影部的上级领导，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兼南海影业公司董事长吴江。当时，中国新闻社只拍纪录片，不拍故事片，“我提出拍摄故事片《原野》，吴江将我军，说给你20万够不够”。而当时，拍摄一部故事片至少需要80万元。
　　凌子没有马上答应，而是回去和著名摄影师、钱壮飞的外孙罗丹商量，罗丹说，“答应”。罗丹就给凌子出个主意：去采景拍一组漂亮的镜头，让他们眼前一亮，就会给我们追加资金。“我们第一批就去东北大森林里拍，罗丹那时排出一组漂亮的镜头，拍白桦树等秋景，也就是《原野》开头的那个场景，拍好了之后经审查吴江满意了，就说，行！你接着拍吧”。
　　这是凌子第一次拍电影，请了著名演员刘晓庆和杨在葆，中新社主创人员只有凌子等几个人，其他有北影、上影、长影的人，“各单位凑出一部《原野》”。
　　影片拍摄完成后，凌子再去找曹禺看片。盛情难却，曹禺到北影厂观看了尚未音画合成的样片。“看完之后曹禺非常高兴。他把能请的朋友都请去看，在北影厂连续看了7遍”。后来，曹禺还在家中宴请《原野》剧组，解释不对剧本回话：“当时我不知道你这个叶大小姐要干什么。我这个《原野》已经给批了一遍了，已经压箱底不敢吭气了。你又要拿出来演一演，回头给我抖落出来又要批判一遍。所以我不敢问这个事情，也没法阻止你们。”
　　凌子问曹禺：“那您看了之后，觉得有没有失掉原意？”曹禺夸奖说：“更凝练了，比原作好。”
　　在《原野》的拍摄过程中，凌子还收获了爱情，与罗丹完婚。时至今日，凌子还对丈夫赞不绝口。同时，凌子与刘诗昆保持着一份真挚的友谊。（1967年，刘诗昆被江青定为“反革命”，为了保住向真和叶帅，刘诗昆与向真离了婚。）
　　令吴江没想到的是，《原野》前期拍摄真的23万就下来了。正片完成之后，吴江请中新社主管领导、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前来看片。廖承志当场指示，这个片子要拿到国外去参加电影节。“当时廖公说，香港人对洋人的评价特别在乎，如果在外头任何一个电影节有一点响动，再回到香港就大不一样了”。
　　1980年，香港电影界人士荣念增看到这部影片的拷贝，并向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做了推荐。马克·穆勒是现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1981年，40岁的凌子一人前往威尼斯参加电影节，因为这部片子在某个领导看来是“男盗女娼”，电影局禁止演职人员前往参赛。（因为凌子的工作单位是中新社，电影局无权干涉，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电影节上，我一进餐厅，演奏人员就弹起日本歌曲。他们都以为我是日本人”。马克·穆勒将《原野》选入参赛片，最终获得那一届威尼斯电影节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这是我们国家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电影。当时入围的都是黑泽明的，华人这是第一部”。
　　获奖的《原野》并没有就此进入公众视线，虽然香港票房大获好评，把当时台湾电影金马奖压的没了版面，没了声音，但是被审查定性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当时有关部门请工会、共青团、妇联开了个座谈会，结论是男女主人公乱搞男女关系，教唆犯罪，宣扬有妇之夫通奸和暴力复仇。为了争取能在国内上映，廖承志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两人在电话里都吵起来了，但结果仍是只能外销，不能内销。”凌子说，此后《原野》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
　　1982年，凌子根据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入选夏威夷电影节、意大利电影节、法国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夏威夷电影节发函电影局请求寄发拷贝，但电影局未予回应。与《原野》完全相反，凌子第二部作品得到的待遇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这个电影的本子，电影局审了8遍。”凌子说，最后在金鸡奖和百花奖开奖前一周允许上映，“时间这么短，显然不能参加评奖了”。
　　时隔7年后，《原野》解禁，大量的公众才一睹禁片真面目。其实，从1981年开始，《原野》已经在内部渠道播放，作为国产内参片在休会期间播放录像带。1987年12月15日，中新社提交了《原野》的送审报告单，再次要求在国内公映这部影片。而导演署名不是凌子，而是江峰──从医时的曾用名。
　　1988年，《原野》荣获第十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影片女主角刘晓庆在颁奖会上感慨：抗战8年，《原野》是7年后才允许上映啊！此时，在电影事业中几度受挫的凌子在北影退休，从此挥别影坛，隐居香港。

劝父亲：“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啊！”
　　1986年深秋，叶帅因病逝世。让凌子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看到自己事业上的这次“平反”。
　　凌子谈起父亲时说，他严厉起来，很有震慑力。“我小时候还不懂这是为什么，长大后才明白，这是一种‘训导’，为的是让我们永远记住做人的标准、要求和准则。例如对来客一定要有礼貌，要尊重所有人。每次家里来人，不管是司令政委还是一般客人，告别时，叶剑英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拐棍送客，而且他要求我们也要这样做。”
　　上世纪60年代凌子结婚时，来了很多客人。这一天非常热闹，待到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已是晚上过9时了。“我筋疲力尽地走回屋，还没坐下，父亲突然问我，给没给工作人员送糖果？我说，还没有，已经很晚了，怕大家都睡下了。父亲的脸立刻沉下来了，‘大家都凑了钱给你买了礼物，镜子、暖壶……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于是，我立刻拿了托盘，装了糖果挨家挨户去送”。
　　古语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叶剑英就是这样，要叶家的人懂得一个“礼”，要尊重别人。这也让凌子想起父亲经常讲的一句话：“挺着腰杆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上世纪80年代，80多岁的叶剑英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的帕金森氏症明显加重，行动不便。看着老人家这样子，凌子十分心疼。一天清晨，看着父亲刷牙蹒跚的样子，凌子在旁边小声地说：“爸，全国人民永远会记得你们这一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但是谁也违背不了自然规律，任何伟人也不可能把儿孙的事做完啊，走完了辉煌的高潮，总是要落幕啊！爸您是不是也考虑一下呢……”父亲认真听凌子说完后没有回话，又继续刷他的牙。可是没多久叶剑英就向中央写了请辞报告，“而且不止一次，最终如愿了”。
　　跟着先生在香港默默生活了多年，近几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宣传和普及的凌子认为：“儒家的传统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记得有一份法国的报纸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大概说：‘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所能够传承下来的只有他们国家的文化，其他的都是一种辅助手段……所以一个国家能留给后人和世界的唯有这个国家的文化，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说得这样坚决。中国人很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对自己本国的文化，反到不放在重要位置。法国人觉得很不理解。经济的发展，物质的满足，这是生活指数好坏的问题，但是文化的缺失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大事，所以我就转向文化研究了。”
　　相比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艺战线红卫兵领袖，凌子已从一名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成长为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者，其中变迁，令人感慨。谈起自己的“文化大革命”经历，她说：“我不后悔，我也是受害者。现在回想当年当然不对，真幼稚。但历史就是这样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
　　“文化大革命”和电影已是过眼云烟，如今的凌子在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中非常平静。

源自：共识网

源自：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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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向真 资料图
　　记者万蜜 近日，广东叶剑英研究会召开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叶剑英女儿叶向真在会上表示，叶帅曾经在蒋介石队伍待遇很好，但还是毅然反蒋，加入中共，她勉励现在年轻人在选择人生道路时，不要最后成为现在的贪官这样。
　　叶向真回忆，叶帅曾说，在蒋介石队伍中，他的待遇很好，行军时警卫员担的都是进口的奶粉、苏打饼和酒等东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还是毅然反蒋。“年轻人在选择人生道路时，不要最后成为现在的贪官这样。”叶向真说，应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会长陈弘君介绍，研究会在一无财政供给的人员编制、二无固定经费来源、三无固定办公场所的条件下，成立二十多年来，开展了很多叶剑英史料征集和研究工作。他强调，研究会筹集的经费均是为了研究，不允许打着研究会旗号，捞取个人私利。

源自：华商网-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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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二女儿阔别69年首回延安 探访叶帅故居
　　（记者：贺秋平）7月18日上午，叶剑英元帅74岁的女儿叶向真，来到位于延安城区的王家坪旧址参观。1941年，叶向真在延安出生后，多数时间里都住在王家坪，1946年，随家人一起撤离延安后就再未回来过。这是阔别69年后，已经满头银丝的叶向真第一次回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探叶帅故居 她回忆起了小时很多趣事
　　位于王家坪后山腰的叶剑英元帅故居，要走一段石头水泥铺就的弯弯曲曲的上山小路，才能到达。18日上午9时许，已经74岁的叶向真老人精神矍铄，和随行人员一起走山路，还常常走在最前头。据旧址的讲解员介绍，叶帅故居院内之前一直有居民居住，并负责照看院落。2013年延安暴雨过后，因无法居住才搬走。
　　这座位于后山的三间飞檐式平房，是当时专门为叶剑英一家修建的。“当时，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就在后山上修建了房子。山上比较清静、空气也好，很适合养病。”叶向真告诉大家，当时延安大部分人都住在窑洞里，自己家住的房子在当时算最高级别的“洋房”了。
　　来到旧居，看到自己小时候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叶向真十分感慨。“我记得小时候，这里还没有院墙。因为当时狼比较多，家长怕危险，小孩常常被锁在房子里。”她回忆到，有一年冬天，家里已经开始生起了火炉，当时就她一个人在家，闲来无事就开始学大人，把鸡蛋打碎放在洋瓷水缸里，并在火炉上烤，再放些牙粉在一起搅拌，正打算吃的时候被回家的人及时制止了。
　　“当时院子里种的有西红柿，我那时候中午不睡午觉，偷偷到菜园子，摘个西红柿躲在里面吃，吃的满身都是西红柿汁。那时候个子小，以为躲在里面大人看不见，最后还是被母亲发现了。”叶向真一边参观，一边向随行人员说起自己小时候发生在这里的趣事。

没过延河没看过宝塔山
　　叶向真是叶剑英唯一一个在延安出生的子女，虽然在延安只有短短的5年时间，离开时，也只是一个5岁的小孩，但是童年发生在这里的很多故事，如今已是老人的她仍然记忆犹新。
　　叶向真回忆，自己还曾在山下的参谋部前院窑洞里（后为彭德怀住所）住过。参观了这几个窑洞，叶向真告诉大家，当时贪玩犯了错，就会被关在靠右侧的窑洞里。
　　因为叶剑英当时经常要外出，叶向真曾在李讷家住过，也曾跟随朱德夫妇一起生活。“我们当时小孩都叫他（朱德）爹爹，白天的时候就跟他经常一起去散散步。”叶向真称，当时在他们家屋子前面拉了个帘子，摆个小床住。由于那时候延河上还没有桥，所以从来没有过到延河对面，也没有去看过宝塔山。

“冬天水槽里结下的冰凌，是最好的零食”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开始，为了解决根据地经济困难和生活物资短缺现状，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叶向真的记忆中，那时候延安粮食已经不紧缺了，食堂里还经常有肉吃。叶帅冬天带着战士们打猎，一次回来能拉小半卡车的野鸡，“我们小孩不关心其他的，最喜欢抢野鸡身上的羽毛”。
　　“小孩子嘴都比较馋，那时候又没有什么零食可吃。”叶向真告诉华商报记者，当时王家坪有个水井，把水打上来之后要倒入木质的水槽中，就像现在的水渠一样。木质的水槽，一冷一热很容易有裂缝，“到了冬天，水槽下就会结起冰凌，那是我们当时最好的零食”。
　　1946年离开延安时，叶向真还是个5岁的小女孩。那时候的延安还到处是荒坡荒山，很少能见到树木。如今，阔别69年后，再一次踏上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土地，看到延安的变化后她很是高兴。“这么多年，没有机缘，也没有时间回延安看看。我很少出去旅游，去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因为工作。”她表示，这次就是想回家来看看，“我在这里生活了5年，这里也是我的家。这次回到延安，再看到这些旧址，觉得很亲切。”
　　7月18日，叶向真一行人参观了王家坪旧址后，还来到西北局旧址、西北局纪念馆、宝塔山、梁家河参观。

■　叶向真简介
　　叶剑英元帅的二女儿，笔名凌子，1941年出生在延安，1946年离开延安。据公开资料显示，叶向真是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北京电影制片厂原导演。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供职中国新闻社，其导演的《原野》在1988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并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源自：法制晚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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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晚报记者 杜雯雯 田宝希　编辑：陈品）谈起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人们印象中更多的，是叱咤疆场的军事家叶帅。
　　戎马一生的传奇元帅叶剑英有6位子女。
　　现年76岁的叶向真人生角色丰满多样，经历过许多跌宕起伏：叶帅宠爱的女儿、被江青点名抓捕入狱近四年的囚犯、治病救人的外科手术医生、获得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电影导演……
　　今天（4月28日）正值叶剑英诞辰120周年，《法制晚报》记者专访了叶向真。在她的记忆中，父亲既平易近人爱好文艺，同时也十分严苛，甚至会把犯错的女儿关进小黑屋作为惩罚。他还要求子女不要有特殊化思想，要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青年时期的叶向真与父亲

叶式教育：不动手打 犯错关小黑屋
　　1941年出生在延安的叶向真，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四，她出生时，父亲已经44岁。
　　童年时光，叶向真多跟随着父辈在南征北战的辗转中度过，即使光看历史照片，叶剑英对女儿的宠爱之情也溢于言表。
　　黑白照片中，幼时留着齐耳短发、别着一枚发卡的叶向真被叶剑英高高抱起，两只小手环着父亲的脖子，父女俩头靠着头，叶帅嘴角上翘笑意盈盈；另一张影像中，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叶向真天真微笑着，紧紧倚靠在一身军装的父亲身旁……
　　法晚：现在回想起幼年在延安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叶向真：生活还是比较艰苦，但我那时年纪小，孩子嘛，只关心好玩不好玩。陕北那时候很贫困，吃的大米都是在南泥湾开荒种植的，父辈们去种地的时候也会带上我，在旁边地上铺一张小毯子，把我放上面，反正我也爬不远。
　　我记得，那时候没有什么零食，大人从井里打水，把木头削空做成水槽，水槽用久了会有裂缝，到冬天滴下来的水就会结成冰柱，我们这些小孩就把冰柱掰下来当零食。

幼年时期的叶向真与父亲
　　法晚：在您印象中，父亲是什么性格的人？
　　叶向真：父亲比较开朗，没有那种做官的架子，有些军事干部很严肃，会给周围人不太好接近的感觉，但我父亲比较平易近人，而且他对艺术也比较喜欢，他们还自己搞乐队，有拉二胡的、拉小提琴的，大家空闲的时候会凑在一起娱乐。现在咱们流行广场舞，那时候每到礼拜六，大家都时兴跳交际舞。
　　延安那会儿，领导人们都很亲切。1945年，国共谈判，我父亲去了重庆，母亲正好犯肺结核住院，我没人管，就住到朱老总家，我睡外面的一个行军床上，他和夫人康克清老两口就住里面的床，中间就拉了一个帘子，白天他们到哪儿都带着照顾着我。
　　法晚：父亲对于你们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会立家规么？
　　叶向真：没有特别的家规，都是就事论事的教育，他不动手打人，但会用小惩罚的方式来教育我们。在延安，我四五岁那会儿，吃饭一边吃一边玩，饭粒掉得满地，大人说了几次我也不听，父亲就严厉地惩罚。
　　那时，窑洞旁边会挖一些小洞用来储物，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木门。我犯错了，父亲像拎小鸡儿似的把我拎进去，关在“小黑屋”里反省，这就是他对我最严厉的惩罚，小时候都怕关黑屋，下次就不会再犯。

得知女儿考上导演系 一星期不和她讲话
　　1949年初，叶向真跟随父亲来到北京，平和温馨的少年时光由此开启。
　　小学的时候，老师让大家畅想未来“我的志愿”。彼时，受苏联卓越的园艺学家、植物育种学家米丘林的故事影响，叶向真也希望能成为那样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她的这个想法还得到父亲的赞扬和支持。
　　然而，在叶向真19岁的时候，她却意外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由于跟父亲早期的期许不同，父女俩为此还闹了一阵“不愉快”。

76岁的叶向真接受法晚专访
　　法晚：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考导演系，走文艺路线？
　　叶向真：其实在学业上，父亲不怎么管我们这些孩子。大哥叶选平、大姐叶楚梅都被送到苏联学习，会写信给父亲汇报学习、生活的情况，所以他不太担心。
　　我在中学时很活跃，喜欢参加各种文体活动，没征求父亲的意见自己就考电影学院，并且同批考试的人里面我分数也是最高的，就考上了。
　　法晚：父亲知道你考上导演系，是什么反应？
　　叶向真：他不是太满意我学艺术，对于我没有考农学很介意，知道我考上电影学院后，他虽然不高兴，但也没训我，但知道后的那一个星期都不跟我讲话，哈哈。
　　法晚：您母亲给过意见吗？
　　叶向真：母亲基本上不太管，她一直有结核病，那个年代结核病没有特效药医治，医生害怕传染，也不能和她太近距离接触，那时候的肺结核就被认为像得了癌症那么严重。

“文革”中被江青点名 入狱近四年
　　60年代，“文革”浪潮席卷中国大地。彼时负责主持军队工作的叶剑英还因反对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行径拍案怒斥而至手部骨折。
　　1967年，江青为了整倒叶剑英，找到所谓的“黑材料”，将叶家6人连同保姆一并关进了监狱中，叶向真首先被逮捕。当时，年仅26岁的叶向真与第一任丈夫、钢琴家刘诗昆结婚才五年，他们的儿子毛毛仅三岁，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两人无奈离婚。
　　法晚：当时被关进监狱是什么情况？
　　叶向真：当时江青抓了一批人，我就是江青点名要抓的人。在北京，关在正式的监狱里，我被关在一个单间里，家人不能来探视，也不能跟外面通信，父亲都不知道我在里面是什么情况。

叶剑英与家人合影，二排左二为叶向真
　　法晚：在监狱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叶向真：一个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有个装着栅栏的小窗户，也晒不上什么太阳，一扇木头门外面还有个小帘子，外面可以看到牢房里面，但从里面看不见外面的情况。
　　每个房间里有一个铁桶（马桶），每天早晨和下午，可以让你出来倒两次。到了后期，才开始有放风，因为人长期在小屋里不出去的话，连路都不会走了。有时候没吃完的窝头放在窗台上，躺着睡觉。就会有大老鼠从门缝跑进来，我特别害怕。
　　法晚：那几年的时光感到绝望过吗？是怎么熬过来的？
　　叶向真：刚开始去的时候各方面都不习惯，感觉被圈起来，之后自己要在那样的环境里找到乐趣。那时候吃饭以窝头、菜汤为主，太无聊的时候我把窝头的渣碾碎了放在窗台上，看蚂蚁跑过来搬走吃，就觉得挺好玩。
　　监狱里的墙都是水泥的，我把擦脸油的盖子当做刀一样，割下一缕头发，用衣服上的线头揪下来绑成一把小刷子的样子，拿水蘸着在水泥墙上写字儿。

跨界当外科医生多年后重回电影界
　　在狱中度过难熬的近四年时光后，1970年，幸由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提起叶向真被关在狱中一事，29岁的叶向真重获自由，回到了家人身边。
　　此后，她的人生轨迹又进入下一个阶段，两年后，她改名进入到北京医学院学医，毕业后在解放军301医院做了7年的外科医生。
　　直到“文革”结束后，1979年，叶向真以笔名“凌子”重回文艺界，在中国新闻社拍摄纪录片，并于80年代执导了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电影《原野》，后该片获百花奖。
　　1986年10月，89岁的叶剑英逝世。次年，叶向真离开电影界，与第二任丈夫、摄影师罗丹前往香港，直到2009年，她与丈夫返回内地，全身心致力于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今。

叶向真接受法晚专访
　　法晚：从监狱出来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叶向真：我先被送到儿子和我母亲住的地方，那时候儿子已经六岁了，好几年不见，他不认得我了。我叫他的名字，他看了我掉头就跑，我还奇怪呢。后来他告诉我，他跑回家拉开抽屉去看照片，看是不是妈妈，确认了才又才又跑出来。
　　一两天后，我与父亲见面，他那时候看见我因为长期在监狱里，都不会说话了，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很不好，像傻掉了。再加上在狱中我得了很严重的胃下垂，很多东西吃了不消化，就找了医生，说让我先去医院好好检查身体休养。
　　法晚：后来中间一段时间是去从事医疗工作？不做文艺创作？
　　叶向真：当时江青还在，文艺界的东西都还是她管着，所以不能再做，正好北医当时有机会，就去了。
　　法晚：你的人生中有很多角色，小时候想做农业，中途做了医生，后来又当导演，这些角色中你自己更喜欢哪个？
　　叶向真：我觉得都很好，各有各的好，做医生的话可以治病救人。在301医院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外科值夜班，一晚上来了四个阑尾炎的病人，我连续做了四台阑尾手术。
　　但不管怎么说，我专业就是学导演的，当时也想着以后要是有机会还是会回到老本行，后来有机会到中新社去拍纪录片就回到自己的专业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