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网

 找回密码
 免费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开启左侧
查看: 2048|回复: 1
 1熊猫
 佘言 发表于: 2013-3-28 17:43:54|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官民和谐] 协商民主旧与新:最好纪念是去偶像化──读《邓小平时代》

 [复制链接]
一:对已故领导人的最好纪念是去偶像化
  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的新书《邓小平时代》,在历史进入21世纪和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渠道由经济发展到政治和制度层面的时候,引起了今天对于中国高度关注的人们新的思考。
  对于中国人本身来说,尽管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历史阐述,一直是以大框架和大历史来进行的。但是,听一个来自西方的有着去偶像化历史传统的历史学家对于中国的历史进行评述,还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这里所说的去偶像化,是西方与东方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中国的历史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对于历史的记载是围绕着君王将相的平生事迹来记述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还是惯于把平时的生活与历史名人的联系偶像化。这是因为,中国的儒家主张崇拜祖辈和尽孝造成的文化惯性。因此,尽管司马迁是作为平生事迹记载历史的。但是,中国平民阶层接受历史都是以大历史、大偶像来进行思考的。
  西方的历史记载,有很多都是神话,荷马史诗、酒神、太阳神等等。但是,西方在没有文化的平民当中接受的历史和先人的概念,没有神化和为前者尊的传统。特别是基督教奠定了西方文化基调以后,西方人的历史概念都是去偶像化的,他们认为即使是伟人即使是推动了历史的人,也是在上帝面前平等的普通人,都是可能犯错误的。
  因此,我们看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去偶像化。
  例如,在书中,我们看到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中国人的政治观念──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打倒那个的思想惯性。这个惯性一直延伸到1976年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事件当中。
  傅高义写道:“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这件事上,‘四人帮’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因为这篇试图抹黑周恩来的文章引起了反弹。当年当过红卫兵的人愤怒了,把他们过去在批判江青的对手时学到的本领反过来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围了报社,要求做出解释。 ”
  这里所说的“理解民情的能力极差”,充分表明了中国的当时的政治情境──明明是人们沉痛悼念周恩来,四人帮却在报纸上说“现在人们最关心的是批邓是反击翻案风”。结果就是,在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引起的社会民众的诉说和诉求中,与张春桥、姚文元秉承毛泽东的大历史概念出发的见诸各大报纸的言说系统已经发生极大的偏离。
  文化大革命初,自以为领会毛泽东意图的少数野心家,他们借以抹黑领导层煽动打击一大片的偶像化、抹黑化手段,现在已经反过来烧到自己身上。
  1976年四五事件,充分表明文化大革命那一套靠抹黑他人来达到自己强加于人的理论的那一套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周恩来尽管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当中,在毛泽东身边,也表现出很多作为常人的弱点和政治手腕,但是在民间人们已经把他偶像化了,或者说赋予了很多的平民对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向往美好平静生活的另外一套意义。
  因此1976年四五事件,是同一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事件的预演,是积累起来的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强大民意基础的集中表达,是中国共产党结束大历史大概念讲述历史和引导民众的文化大革命,改用另外一套与民生相关的改革开放时期的语言来讲述历史和引导民众的开始。
  因此傅高义写道:“从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短短一年内,中国有4位高层领导人离开了人世。先是康生,他曾是中共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在他的手中有数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干部遇害,他于1975年12月去世。接着是总理周恩来,他死于1976年1月8日凌晨。红军的缔造者和早期军队领袖朱德死于1976年7月。毛主席在1976年9月撒手人寰。随着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帮’在1976年10月的被捕,一个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只手就能撼动整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每到十一,中国领导人都要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献花。清明节也为老百姓放假,以便人们进行祭奠前人的扫墓活动。
  在2013年中国的清明节之前,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中,通过傅高义的视角,我们又重温那一段历史,充分感到,对于已故领导人的最好纪念是去偶像化。

二:思想观念与偶像化的关系
  现在,我们从哲学和社会学层面探讨一下人类的偶像化问题。
  各个民族没有中断的文化中都有母系社会的遗迹,也就是图腾崇拜,有的民族崇拜蛇,有的民族崇拜狼。到了父系社会,一个重大的标志,就是崇拜偶像──或者是祖先或者是一个人化的对象。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父系社会标志着部落之间由于物质的统一认识,开始实行部落的联合,开始形成最初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序列的有序社会了。
  以前人们划分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的标准,往往是婚姻和血缘。认为母系社会就是只认其母不认其父,而到了父系社会,则是为了财产和血缘的关系,要保证私有制和血缘的延续等等。
  我认为,划分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的标准更多的是思想观念与感情。在母系社会,感情更多的是导致集体性的意识和自然性的意识。在这里面,与个体主体相对的物质类的概念还不发达。因为对于外界物质没有类的概念,所以,人在母系社会中就没有现在我们熟悉的自我感情。
  中国云南有个民族叫做摩梭人,他们实行的是走婚制也就是女权社会。由于没有小家庭的私有观念,因此,在汉族社会中的许多概念指向引起的不必要的情感冲突,在摩梭人中就不存在。比如婚姻法、继承、遗产等等。特别是,他们没有偶像化的感情。因为孩子在成长的时期,就没有父亲的单一性概念,只有一群母亲。因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专属的个体自我概念。
  摩梭儿童的没有父亲这一点,不同于汉族社会的单亲家庭,汉族社会的单亲家庭,没有父亲,但是整个汉字与汉语中的父系社会特征,也就是个体化情感特征把外界的自然特征简化成了大量的具有单向进取分离自然的概念。比如“蓝天白云”这四个汉字,在与天上的景象联系起来的时候,汉族儿童已经把“天”“白”等汉字与骆宾王的咏鹅诗句联系起来,这里面的自然景象,与汉族社会背景中的进取和向上的情感联系,是摩梭儿童在理解这些汉字时所不能产生的。
  这是因为,汉族儿童无论是早年的私塾还是现代的家庭教育,都是个体化的把背诵汉族先人的名诗名句当做情感培养的个体化境遇,与之相反,摩梭儿童一般都是在祖屋和火塘边的集体舞蹈和仪式中培养集体性的情感。他们在接触到汉字“蓝天白云”这四个汉字的时候,是没有情感联想的个体化个性化基础的。
  因此,在摩梭人地区开办的学校,往往在面对摩梭儿童的概念与情感教育上,处于文化隔膜的状态。
  “蓝天白云”这些概念是与个性化情感联系还是与集体性的情感联系,这是有着巨大区别的。个性化情感往往就意味着偶像化,是人类社会进入有序化发展的重要特征。
『 巴蜀网 』提醒,在使用本论坛之前您必须仔细阅读并同意下列条款:
  1. 遵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并遵守您在会员注册时已同意的《『 巴蜀网 』管理办法》;
  2. 严禁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破坏社会稳定、侮辱、诽谤、教唆、淫秽等内容;
  3. 本帖子由 佘言 发表,享有版权和著作权(转帖除外),如需转载或引用本帖子中的图片和文字等内容时,必须事前征得 佘言 的书面同意;
  4. 本帖子由 佘言 发表,仅代表用户本人所为和观点,与『 巴蜀网 』的立场无关,佘言 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5. 本帖子由 佘言 发表,帖子内容(可能)转载自其它媒体,但并不代表『 巴蜀网 』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6. 本帖子由 佘言 发表,如违规、或侵犯到任何版权问题,请立即举报,本论坛将及时删除并致歉。
  7. 『 巴蜀网 』管理员和版主有权不事先通知发帖者而删除其所发的帖子。
 楼主|佘言 发表于: 2013-3-28 17:45:48|显示全部楼层
▲温馨提示:图片的宽度最好1800 像素,目前最佳显示是 900 像素,请勿小于 900 像素▲
三:与世界接轨,中国历史为什么必须去偶像化
  看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我们可以对中国人自认为最了解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新中国几十年中的历史,有了一个全新的与世界接轨的视角,那就是把领导人放到制度和宪法的层面去认识。
  在1975年毛泽东决定批判邓小平的历史记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知道,毛泽东成为老一辈革命家中的核心,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中共在1942年进行的延安整风中。结果就是中共第一代领导群体在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巨大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以后,对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和与领导集体的互动的统一认识,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毛泽东作为核心的心服口服的选择。
  同时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在工业不发达,资本主义制度远没有建成,帝国主义势力薄弱的中国,一批接受了先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家,在自己的小农意识浓厚的背景中,在潜意识中还会有一个偶像化的思想倾向,这是很正常的。
  因此,通过延安整风,中共的第一批领导群体,在偶像化的历史进程有序发展中,是通过延安整风的巨大思想总结和冲击自我批评等等,从一个巨大的偶像中解放出来以后无形中又陷入了另外一个偶像化。大家先是都有一个解放感,以后则是沿着偶像化的思想惯性,大家心服口服地选择了毛泽东。即又选择了一个新的偶像。
  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中共的第一代领导群体要面临在一个农业国基础上建设一个工业国家的历史课题时,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第一代党的领导群体,有着在工业社会中按照工业社会的法治政治理念进行透明化操作的倾向。
  这在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间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薄一波设计新税制以及刘少奇保护民族资本的政治主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第二次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后,七千人大会以后刘少奇、陈云主张在工业发展速度和农民包产问题上提出要留有余地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他们的严厉批评。
  第三次,就是1975年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长时间发配复出以后采取的整顿措施,毛泽东在起初的默许、支持以后,又对邓小平的所谓右倾特别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问题发生了怀疑。
  毛泽东自认为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统一党内认识方面堪称当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以后,在潜意识中还希望中国的工业社会沿用一种偶像化农业社会的思想统一模式,硬性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自己的缩小三大差别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理想中。
  因此,他在启用了邓小平抓几十年建设起来的工业、交通、农业、国防体系等现代工业运转同时,又用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四人帮和一系列所谓新思想新语录表面武装起来的工农兵来平衡和制衡邓小平。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披露。
  傅高义写道:“政治局又在两个月内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是指他允许太多的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毛泽东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以他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会议。邓小平在会上除了宣布‘开会’、‘散会’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凭江青及其激进派大肆攻击他和他的政策。《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等媒体随即也展开了批判。”
  “邓小平在同一天简短地做了一个没有书面记录的‘口头检讨’。他说,他在1975年初恢复工作时,一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停滞不前,派性严重。为了解决派性问题,他首先抓了铁路,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抓了钢铁工业,使生产有了增长。他说,自己的失误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有8年没做工作,而是由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他的检讨,正如他女儿所说,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政策做辩护,他仍然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 ”
  “邓小平希望缓和与毛泽东的关系,在12月21日给他写了一封私信,并且附上自己口头检讨的记录,他说,这只是个初步的检讨,希望能够得到主席的教诲。不出所料,毛泽东认为他的‘检讨’太敷衍。他没有做出答复,而是扩大了批邓运动。1976年元旦一过,汪东兴就让邓小平看由毛泽东批准的元旦社论。这篇社论说,抓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等待什么,他立刻动笔又写下一份书面检讨,于1976年1月3日交了上去。他在书面检讨中重复了12月20日的话,仅仅补充说,自己有时不征得主席的同意就宣布政策。在后来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周恩来在邓小平交出检讨5天后去世,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
  1975年邓小平整顿的时候,中国的几大工业部门已经配套,对外贸易、进出口和教育以及科学都需要按照四个现代化目标进行有效地衔接配套,这方面邓小平的整顿和恢复教育和科技队伍专业水平的措施,深入人心。
  在毛泽东自以为文化大革命理论已经深入人心,没有人翻案的情况下,实际上邓小平通过复出后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就把一个非偶像化、非统一思想的按照宪法政治操作新型工业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这在毛泽东看来是右倾是翻案,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冲突。
  实际上傅高义在书中陈述的这一段历史,是反映了对于历史进程神秘化和偶像化特征加以取消的工业化社会的人们普遍认识和要求。
  这一点,在以后的1976年四五运动中集中爆发出来。

四:对已故领导人的最好纪念是去偶像化
  下面我们将引用恩格斯对马克思、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看其中的偶像化与去偶像化的规律。
  凡属一个思想体系和一个事业的战友间的评价,都套用了父系社会的偶像化的评价,例如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的评价。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第三天发表墓前讲话,指出马克思的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集中在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前者从吃喝住穿开始,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后者从劳动价值开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态的运动规律。恩格斯说:它使先前经济方面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因而令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拨开迷雾,为人类社会指明了理想的前景。正是这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邓小平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对于带领他们革命,最终成功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也有过类似的评价。1980年代,邓小平论在后毛泽东时代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也不止一次地说,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可能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
  凡是在社会领域的思想家、实践家都很在乎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单纯性,马克思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吹捧自己的人产生过很多怀疑。
  这里面就有很深的父系社会价值和担心自己的纯正血缘不能流传下去的价值观判断。
  相反,倒是母系社会的发明家都不在乎自己发明的纯正自我认定。例如,中国的伏羲、黄帝和嫘祖都是女人,她们发明了农耕文明中的许多物种和方法。她们在乎的是自己的发明时时刻刻都围绕在人类大同的身边,而不是一家一姓的单系传递当中。
  而出现了宗教性的儒家政治和基督教思想的创立者都是以父系社会单系传递当中的价值观点来创立学说,所以就有了祖宗崇拜和女人是男人的肋骨之类的只见父亲不见母亲的内容。
  今天在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的大背景下,各种宗教和国家主义主张又有抬头倾向。以父系社会价值观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又有复兴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经济和思想的现代化进程,就显得尤其带有启发性和启示性。
  比如,邓小平在事实上成为中共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后,坚持不提出自己的思想学说,而是强调学习干部和群众的首创经验,而且多次强调自己的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恐怕就是做出榜样──要摆脱在党的领导中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偶像化思想惯性和民族特征。
  邓小平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埋头搞建设搞改革开放,不去争意识形态和强迫自己出头,这个民族就有希望。
  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时候,多次提出不要搞两极分化不要搞成贫富差距,但是这一切都要在党的领导下完成。
  《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中文译者说:有朋友曾对我说,邓小平并不像官方宣传的那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不过是改革的“总批准师”,我觉得这个话是很有道理的。
  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创举,按傅高义先生的分析,也是最先由华国锋和谷牧等人提出,邓小平的功劳只是给它起了一个“特区”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自己领导过晋冀鲁豫就叫“特区”。你们不要以为我这是在贬低邓小平。恰恰相反,我觉得这反映着邓小平最高明的一面。他一方面深知毛泽东利用中共体制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也很清楚,在这种体制中,必须让人们对最高领导人保持一定的敬畏,用傅高义先生的话来说,要让人们“对胆敢蔑视权威可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后果要有所惧怕”。(傅高义语)
  《邓小平时代》一书的中文译者的话,恰恰反映出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偶像化与非偶像化的平衡关系。
  中国的今天还需要偶像化的思想统一作用,但是──
  对于一个已经故去多年但是仍然深深影响我们的老人,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就是──去偶像化。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免费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 2002-2024, 蜀ICP备12031014号, Powered by 5Panda
GMT+8, 2024-3-28 23:16, Processed in 0.249601 second(s), 9 queries, Gzip On, MemCache On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