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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星 发表于: 2013-4-2 23:31:00|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2013年] 第二次中澳论坛开幕 库切莫言谈诺奖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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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开幕式上嘉宾合影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开幕式上嘉宾合影

  今日上午十点,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拉开序幕,本次论坛主题是“文学与包容”。本次论坛将持续两天,在今天的活动中,徐小斌与布莱恩·卡斯特罗、J.M。库切与莫言、李洱与大卫·沃克等中澳作家分别就“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文学的本土化与世界性”三个话题进行了交流。
  本次论坛由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主持开幕式,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澳大利亚大使馆孙芳安简短致辞后,10点45分,由澳大利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M。库切主持、中国作家徐小斌和澳大利亚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围绕“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这一话题先后发表演讲并现场回答媒体提问。
布莱恩·卡斯特罗(左)与徐小斌(右)对谈“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布莱恩·卡斯特罗(左)与徐小斌(右)对谈“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

一: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性

徐小斌:只要好的传统不丢失 不用担心文学的未来

布莱恩·卡斯特罗:文学不会死,只是越来越少的人感受到它的气息

  徐小斌在演讲中说,受众的品味是游移的,作家要做的是引导受众的口味,而文学的现代性决定我们能吸引到什么口味的读者。尽管纯文学创作现在不被看好,但徐小斌说文学梦应该是所有梦中最美好的,“写作是栖身于地狱仰望天空,是在精神的炼狱中创作作品。写作不是市场需要,而是人类精神需要。”卡斯特罗在演讲时则说,传统总归是传统,但文学是活的,与现代性分不开。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文学日益变得浅薄,以前长篇大论的书评现在越来越倾向寥寥数语,现代的人们也不再像古人崇尚神一样崇尚伟大的作家,有思想、高雅的写作正越来越少,导致现代社会出现精神真空。尽管如此,但他相信以“L”开头的文学不会死,只是越来越少的人感受到它的气息。
  在被问到文学如何捍卫精神世界时,卡斯特罗说现代作家的内省性和自我质疑越来越少,文字内部的自我争议不见了,而这些对保持作品的精神性十分重要。徐小斌对此也表示认同,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痛苦和巨大的作家内省正从写作者中消失。而文学持续发展的潜力在哪里?卡斯特罗说,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在于对过去的反思挖掘,由此生发文学潜力。写作由缺失感和哀伤感驱动,且个人潜力对文学潜力也有重要作用。徐小斌也同意人的忧伤感和孤独感是写作动力,但她认为人的潜力无限,“科学实验证明,从生到死,人利用到的脑神经元只占大脑的一小部分,这说明还有很大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她对人的文学潜力抱持乐观态度。在创造未来方面作家起什么作用?卡斯特罗说,文学只是文化的一部分,除了作家,电子化、数字化都会影响到我们,言下之意作家在创造未来只其部分作用。徐小斌则说,不用为文学未来担心,书和数字化各有好处,但都有精美和粗糙之分,只要五四时期提倡的“审美、审丑、审智”传统不丢失,文学的未来一定会因优秀作家的存在更美好。
  在被本对谈主持人库切问到大学怎样保留文学传统以防止文学灭亡、怎样解决大学教纲和经典阅读之间的冲突时,卡斯特罗不无悲观地说,现在大学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提供很多东西,学生没有阅读,只为获取文凭和找工作,经典已被遗忘。而徐小斌对此持不同看法,她说,阅读经典和大学教纲不一定成为悖论,将经典纳入大纲顺理成章。但只有出于对文学的由衷热爱,才能持续阅读和写作。谈及作家的责任心问题时,卡斯特罗说,我对读者没有责任,如考虑读者我就会写一堆意见。作为作家,不应说得太多,教师可以,但作家不行。徐小斌也表示,写作时不会考虑到读者,作家如带着目的创作就矫情、不自然了,作家应该坚持自己的精神品味和追求,在时代中做出选择,并为此承担得与失。
莫言(左)与库切(右)对谈“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莫言(左)与库切(右)对谈“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

二:诺贝尔文学奖及其意义

库切:诺贝尔文学奖并非一定客观公正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有如镜子般照出世态人情

  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J.M。库切与莫言的对谈,成为本次论坛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活动。库切在简短演讲中谈了诺贝尔奖的来由,介绍了该奖项设立者诺贝尔的生平、文学喜好,提到诺贝尔遗嘱中对文学奖的界定,即“奖励给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优秀作品的人”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影响。他从历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举例中论证称,诺贝尔文学奖是人的选择,并不一定客观公正,尤其是早期,评委会选的都是与诺贝尔世界观相同的人,前期受政治影响的成分也不少。且后期,瑞典学院在评选时努力地往诺贝尔遗嘱靠拢的倾向也十分明显。
  莫言则现身说法,从其与诺贝尔文学奖发生联系即1981年夏天,他读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选》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个奖项,到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瑞典学院的演讲当中提到了莫言的名字,从此让莫言卷入诺奖争议的漩涡。面对年复一年的诺奖关注怪圈,莫言不胜其烦:“以至于我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你跟哪个作家有仇,你就造一个谣言说他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在中国,你一旦被封为‘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你的苦日子就来了:如果你想表达对某个问题的看法,你一定要小心,有人会批评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吸引瑞典学院的注意;如果你在小说里面批评了一下体制,你注定逃脱不了向诺贝尔文学奖献媚的大棒。总之,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前也不对后也错误,无论你怎么割舍撇清,因为你是‘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但从多年争议到最终获奖,莫言说他也渐渐就明白了诺贝尔文学奖被曲解的意义:诺贝尔文学奖有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也照出了真正的我和被哈哈镜化的我。
  对于诺奖的积极性方面,库切和莫言都认同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有“重新发现”的作用。谈到诺奖对获奖者本人尤其是创作的影响,库切举了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例子说,该奖对处于创作末期的获奖者影响较小,但对尚处于创作旺盛期的年轻作家而言,确实会受其干扰。对此,深受活动邀请和人情困扰的莫言坦言,自从他得奖后,常有亲戚朋友来托帮孩子找工作或打官司,甚至有陌生人写信或登门借钱让帮他们买房或治病,莫言说“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两难选择”。一贯低调谦虚的莫言说,“我只想安静地写点东西,我也会悄然地做一些有益于社会但与写作无关的事。不管我配不配,我确实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现在最应该做的事就是尽快地回到书桌前,写出好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对社会最好的发言、最好的回报。”
李洱(左)与大卫·沃克(右)对谈“文学的本地化与世界性”李洱(左)与大卫·沃克(右)对谈“文学的本地化与世界性”

三:文学的本地化与世界性

沃克:从本地出发找到通往世界的意义

李洱:本土性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

  是近年失去视力这一事使大卫·沃克转向了家族故事的创作。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当沃克的视线变得一片模糊,他没法继续阅读大量文献和展开研究,于是他借机开始反思家族历史,而在这以前他并不认为家族故事值得重视。现在沃克着手写一些回忆录,进入了一个“其他人认为并非一个教授应进入的领域”。沃克说:“模糊的世界把我送回过去的回忆、声音、档案、反思、故事,并希望从中找到意义。”出生于澳大利亚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沃克,开始反思串起人生的那些日常生活小故事有何意义,而当这些私人故事传播到其他国家时,是否会有桥梁能让它们跨越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性?目前沃克对此类问题着迷不已。
  相较于沃克在“文学本地性”私人化的讲述,李洱则非常学术性地指出,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作家很少意识到本土性问题。中国作家比较早地意识到本土性问题,是受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深刻刺激。而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对本土性的强调,其实包含着文化的自尊和对抗意识。在今天,我们强调带有空间意义的本土性,置身这样的环境,我能感到身边的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深陷于本土性的焦虑当中。其实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逃脱别的作品而存在。我们对自身所处现实的认识,对我们从事的文学实践的认识,都因为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更加深刻。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使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差异性、人性的丰富性,看到了时代性,只有深刻地感知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呈现本土性,使自己的作品更具有本土性。也就是说,本土性不但不意味着保守,反而意味着开放;不但不意味着要将传统和外来文化看成是他者,反而要把它看成是主体性的自过。本土性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共生的关系;不是互相取笑的关系,而是互相发明的关系。我们今天强调文学的本土性的意义所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种文化的趋同性对文化构成了伤害,给人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危机。“我是谁”这个现代性命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但这并不成为我们固步自封的理由。如果说全球化是一种进攻型的帝国主义,那么狭隘的本土性则是一种更加可悲的防御型帝国主义。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警觉。
  沃克说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澳大利亚的传统社区都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自主性,不想被同化,但这又与全球化背景相悖离,所以是十分矛盾的事情。两人还就翻译问题进行了交流,沃克说,不同的文化有不同传统,会有一些价值观是另一种文化可以吸收的,而有一些则不可被其融合。但即便翻译错了,也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对此,李洱引用博尔赫斯的话更乐观地说,“伟大的作品经得起互译”,像《红楼梦》、托尔斯泰的作品翻译得再差,我们也能感觉到它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 人物介绍

徐小斌

  著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1981年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为止(截至2012年)发表作品四百余万字,出书四十余部。主要作品有《羽蛇》《敦煌遗梦》《德龄公主》《炼狱之花》《双鱼星座》等。曾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奖”、第八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等重要奖项。作品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等十余国文字。

布莱恩·卡斯特罗
  1950年出生于香港,具有中、葡、英三国血统。他撰写过九部小说,其中包括获得过多个奖项的《双狼》(Double-Wolf)和《上海舞蹈》(Shanghai Dancing)。
  他的小说已被翻译为法文、德文和中文。他还发表过一部散文集。他最新创作的小说 The Bath Fugues(Giramondo),入围了四个文学奖项,其中包括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布莱恩在阿德雷德大学担任创新写作教授。

J.M。库切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南非白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大学教授。是第一位两度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 - 布克奖的作家。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非洲第五位、南非第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02年移居澳大利亚。

莫言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生死疲劳》和《蛙》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罕见的宗教情怀,使它们超越了中国作家同行,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莫言的业绩,也使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

大卫·沃克
  1972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历史博士学位。他曾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史学院院长、美国乔治敦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教授,现任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大卫·沃克1976年发表了第一部著作《梦幻与觉醒》。作为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澳大利亚文化历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的著述包括几十篇匿名评审的论文,共撰写、编辑出版了八部重要的有关澳大利亚社会、文化、历史以及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的著作。2001年他荣获墨尔本大学厄内斯特?司科特历史奖(该奖项是公认的研究澳大利亚、新西兰历史的最高原创著作奖)。同年,他被选举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随后又当选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

李洱
  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长篇小说《花腔》被认为是2001-2002年度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入围第6届茅盾文学奖。首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李洱以长篇小说《花腔》与莫言(《檀香刑》)分享此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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