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如为巴蜀师论

八神 · 发表于: 2018-5-10 16:58:00

源自：《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汉书·地理志》明确提出“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文翁、相如合力，师教巴蜀，成为巴蜀文化的坚实奠基者。但学界论文翁倡教者多，甚至直接用“文翁化蜀”代之，而将相如为师的功劳忽而不论，甚至视而不见。显然，这既不公平，更不合于历史事实，有必要就此做具体的论述，以还原史实，以正视听。
　　一、《汉书·地理志》辨析
　　《汉书·地理志》云：“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亡类。’”［1］1645这段话，对于治蜀史、论蜀学者言，耳熟能详，然能究竟其意者实鲜。具体而论，所言无非二事：一则文翁倡教，一则相如为师。
　　文翁倡教，学界讨论得比较多，但解析仍可进一步深入。从文翁倡教的内容来看，班固明确为“读书法令”，包含了儒家七经、汉代法令，所谓“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者即是①。当然，在方式上还不仅限于诣京师受业，还包括举官，“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 立郡文学，“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 见习吏治，“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传教令，重示范，“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等［1］3625。综合来看，文翁倡教，以“诱进”的方式进行。其后汉武帝兴儒学，劝以利禄，手段也大体相似。
　　从文翁倡教的结果来看，一则蜀人“未能笃信道德”，即于儒学信任不笃，在思想义理、伦理纲常等方面学习践履不到位; 一则“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好文”即“好文雅”，所谓“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1］3627。“刺讥”即讥讽，讽谏。常璩称蜀“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2］141。所谓“文刻”，指深文周纳、刻薄寡恩，用以描述文翁倡教前的蜀人习俗。文翁倡教后，蜀人“好文刺讥”，则是指好文雅，并以之讽喻劝谏，实际上已与汉代以文讽喻的中原文化结轨［3］。“贵慕权势”，即“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1］3626。这与学法令、举官入仕有关，故有趋附权势之风。总体结果来看，文翁倡教，虽有不利因素，但积极面更多，所谓“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1］3626。
　　相如为师何? 班固没有说得完全明确，但从“乡党慕循其迹”来看，还是能够明其大意。大致而言，一是相如“游宦京师、诸侯”，声名显赫一时，正好迎合经文翁倡教后，蜀人“贵慕权势”的风尚; 一是“以文辞显于世”，“作赋甚弘丽温雅”［1］3515，又迎合了蜀人“好文刺讥”之风，暗指相如之赋不仅“文辞”功夫好，而且讽喻力道大，“刺讥”能力强。至于“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则将“相如为之师”的内涵更偏重于“文辞”上，而弱化了“游宦”，即“贵慕权势”的一面。孔子“有教亡类”之说，意在教化不拘于特定人群。班固引以为论，则指文翁倡教，将“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的蜀人也作为教化对象②，意指蜀人乃是相对于齐鲁中原之士的蛮夷，经过文翁倡教，完成了巴蜀人的汉化、封建化、儒学伦理化。与“有教无类”相应的是“因材施教”，班固隐而不论，实则暗指相如“以文辞显于世”，师范巴蜀，因应顺从了蜀人“好文刺讥，贵慕权势”之“材”。
　　对于班固所表彰的文翁倡教、相如为师，蜀汉秦宓也称赏有加：“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授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达封禅，相如制其礼。夫能制礼造乐，移风易俗，非礼所称有益于世者乎? 虽有王孙之累，犹孔子大齐桓之霸，公羊贤叔术之让。仆亦善长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铭。”［4］973此说大体据依班固《地理志》《文翁传》，而又有所引申阐发。首先，秦宓误解《地理志》所言文翁、相如关系。班固本为并列，他却变成主次，成为文翁遣相如受教，而返乡为师于蜀。其次，秦宓误会《文翁传》“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将其改造成“蜀学比于齐鲁”，意思发生了较大变化。最后，秦宓对班固之说有所补足完善，补充说明了“相如为之师”的内涵，即相如制封禅之礼;“制礼造乐，移风易俗”之说，还似暗示相如参与了“造乐”，效果至于“移风易俗”。对于前两者，学者多能辨之，而对于后者，则罕有论焉。是为对《汉书·地理志》的补充辨析。
　　二、相如为师的内容
　　相如为师，既有身体实践的示范效应，也有撰文著书的传世模范，内容宽广。其大要以儒学为内核，以赋文学为形式，兼杂仙道百家思想。
　　（一）游宦师
　　相如志在入仕，以显名当世。其初入长安，题成都城北十里升仙桥送客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2］152中道游梁归，家贫无以自业，临邛令便有“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之说［5］3000，其不得志，鲜为人知，盖亦可知。相如因蜀人狗监杨得意而为上召问，复因撰《上林赋》而为郎。后数岁，使蜀，作《喻巴蜀檄》，告唐蒙虐民非上意，得蜀人谅解，不辱使命。因得拜中郎将，建节使蜀，得乘驷马之传，“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卓王孙亦悔其初，“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5］3047，相如终得如其初志，给蜀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相如游宦京师、诸侯，显名于世，成为巴蜀人效法的典范，激励蜀人积极入仕，建功立业。自此之后，蜀人出仕、游学，比比皆是。
　　（二）文学师
　　自汉代起，司马相如便以“文章”之才，为世所盛称。扬雄称：“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6］50班固则有“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文章则司马迁、相如”之说［1］2634。
　　从形式而言，相如之赋出入诸子，“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7］89，为而能文，形式完美，为世之楷模。清章学诚以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有“假设问对”“恢廓声势”“排比谐隐”“征材聚事”之能［8］1064。相如赋假托问答，如《子虚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对答; 恢廓声势，如《子虚赋》之描绘云梦，《大人赋》之状言游仙，“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焦明）［鹪鹩］俱获”［9］404; 征材聚事，如《上林赋》“撮引李斯之书”［9］411，分类描绘上林苑中的景物，夸张而富丽，故刘勰以为“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9］81，可谓穷极声貌。从思想而论，相如之赋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成就，在思想上臻于化境。他“含笔而腐毫”［9］296，“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1］2367，但“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其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7］89，较之刘勰“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之论［9］295，更有高致。故扬雄《与桓谭书》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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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是赋，在檄、难、论赞、哀吊、诏策、叙传等文学上，司马相如同样有杰出的成就，而为后世所模仿。“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9］139淮南王刘安“辩博善为文辞”，武帝“方好艺文”，“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1］2145，以修善其辞。故刘勰称：“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视草。”［9］214相如建议通西南夷，但蜀父老筑路三年而功不成，士卒劳倦，百姓力屈，颇为不平，因作《难蜀父老》，以为此乃非常之功，即便大禹治水，亦极其劳苦，“拯民于沈溺”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乌可以已载”。刘勰称：“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9］227
　　相如“致名辞宗”［9］503，后世更称之为“赋圣”，在赋史上地位最高。在巴蜀，相如更是全蜀艺文的开创者，深深地影响了蜀文化，王褒、扬雄之徒继之而起，代有名家。宋苏轼宣称：“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11］352清钱谦益更称：“长卿之于文章，实全蜀开创之祖也。风气既辟，文明茂著，二江双流，三峡一门，粘天浴日，歙吸终古而莫知其纪极。……溯全蜀之艺文，长卿导其源，渊云瀹其脉，而洪流巨浸，至于子瞻而始大畅。举蜀文以蔽天下之文，自滥觞以及大壑，则一而已矣。”［12］400 －401
　　（三）七经儒师
　　七经教育是蜀学的传统与特色，史书一般归之为文翁倡教的结果。蜀汉秦宓以为“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4］973。相如固非文翁所遣，但他以七经为教，则有据可证。晋常璩称：“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2］141又称：“太守文翁遣宽诣博士，东受七经，还以教授，于是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化之。”［2］534似乎相如无与其事，未必可取。三国时谢承著《后汉书》，称后汉蜀郡成都人赵典“学孔子七经”［13］947，乃是巴蜀七经教育在东汉时的延续。2010年，成都东御街出土的《裴君碑》就记载成都太守裴君“孔修畔学，恢兴七艺”，客观印证了秦宓、谢承、常璩之说的可信。七经究竟为何?《裴君碑》碑阴题名只有《诗》《春秋》《月令》;宋洪适《隶释》著录的《学师宋恩等题名》有《易》《尚书》《诗》《春秋》，严耕望补以《礼》，以为是原碑缺字［14］253 －254，但皆不足于七。《后汉书·张纯传》有“七经谶”之说，李贤注以为“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13］1196。《乐》自秦以后不传，汉代有乐谶虽可信，但兴起在哀平之际。故李贤所谓的七经，并非蜀中所传者③。晋傅咸作《七经诗》，《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诗而阙其一④，五经之《尚书》不载。傅咸离汉代尚近，所言七经当属可信。清杭士骏以为“盖斯时孔壁之《论语》《孝经》已出故也”［15］19。以五经合《论语》《孝经》，诚哉是言！与《裴君碑》同出的《李君碑》说：“前有相如、严平、子云，后虽庶几，名灭不传。”⑤是则司马相如、严遵、扬雄在蜀传学，前后相续，功不可泯，七经之教，盖实与焉。
　　相如倡言儒学，在赋作中大量引用诸经，倡导游艺。他认为“贤君”不应“委琐握龊，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只有“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为耻，“创道德之途，垂仁义之统”［5］3051，“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使“四海之内，靡不受获”，做到“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5］3041 －3042。相如主张“骛乎仁义之途”，又游艺于六艺之中，正如“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1］1728，确为大儒。其临没所草《封禅文》，更提出“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5］3068，必成七经，这或许是蜀中七经教育的间接表现。不仅如此，相如还实实在在地参与到汉代制礼作乐的宏业之中。武帝“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李）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1］3725。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1045。毛奇龄所谓“汉代定乐，尽在武帝之世”，“造乐章者，司马相如、公孙弘也”［16］295。相如等所造“十九章之歌”，“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5］1177。于是班固将“郊祀歌十九章”收录保存于《汉书·礼乐志》中。考之相如诸赋、诗之引证六艺，足可知其精通众经。“汉之诸儒，初不言封禅。封禅之端，发于相如。［17］1212相如可谓汉武帝封禅礼的创始人。“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玄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惟新之作也。”［9］235通过相如的努力，真正将儒家制礼作乐的理想推行于汉代政治现实，此又绝非腐儒俗士所能为。故蜀汉秦宓赞誉之，称：“仆亦善长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铭。”［4］973相如继《诗》教以作赋，意在讽谏。班固《两都赋》则称赋“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18］23 －24。司马迁肯定相如赋讽谏之功，以为“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5］3073。至于扬雄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6］49，晚悔而不作赋，乃是有鉴于赋在儒学教化功能方面的弱化，企图开辟新的方式以从事之而已。故班固继司马迁而批评说：“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1］2609明李贽更批评：“扬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知文; 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言; 非但不知言，亦且不知讽矣。”［19］201朱熹素以《春秋》书法评断，仍称：“夫《子虚》《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犹实有所谓讽也。”［21］3373因此，即便是从正统儒家立场来看，相如赋仍富于讽谏功能。唐刘知几以为“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20］114 －115，而清章学诚则认为“相如无《封禅》之书，则《子虚》《上林》，诗人讽谏之旨也”［22］354。是则，站在史家立场上而言，亦未必尽能抹其本旨。
　　（四）小学师
　　相如是巴蜀小学的重要开拓者。武帝时，待诏犍为郭舍人作《尔雅注》3 卷，开释经之先声。“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1］1721，则开汉代“字学”著述之先河［23］213。《隋书·经籍志》著录梁“有司马相如《凡将篇》”，“亡”［24］942。然《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又皆著录［25］56，则其书唐代未亡也。颜师古为《急就篇》作注，以为相如《凡将》“俾效书写，多所载述，务适时要”，故元帝时“史游景慕，拟而广之”［26］1。《凡将篇》以七言成句，有儒家礼乐之美，如“黄润纤美宜禅制”，“淮南宋蔡舞嗙喻”，“钟磬竽笙筑坎侯”等，颇便于童蒙诵习。宋程大昌曰：“汉小学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其后元帝时史游又作《急就篇》。《凡将》今不可见矣。《艺文类聚》载《凡将》一语曰‘钟磬竽笙筑坎篌’，与《急就》记乐之言，所谓‘竽笙箜篌琴筑筝’者，其语度规制全同，率皆立语总事，以便小学。即《急就》也者，正规模《凡将》也。”［27］163 －164清谢启昆据《说文·口部》《文选·蜀都赋注》《艺文类聚·乐部》《茶经》所引《凡将篇》，分析其“皆以六字或七字为句，体同《急就》”，惟《茶经》所云“白敛白芷”，与班《志》云《凡将篇》无复字不合［28］卷9，文字，8。清代张澍则认为“不可以七言读”者，“疑有讹脱字”［29］卷10上，凡将篇佚文，4 －5。马国翰以为“是书本《苍颉》《爰历》《博学》而作。凡将者，取发凡起例之义”，“体例与《急就》同，必首有‘凡将’二字，如《急就》首句云‘急就操觚与众异’，因以名篇也”［30］卷60，凡将篇。今有任大椿《小学钩沉》、顾震福《小学钩沉续编》、黄奭《汉学堂丛书》《黄氏逸书考》、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王绍兰《萧山王氏十万卷楼辑佚七种》、龙璋《小学蒐佚》、张澍《蜀典》等辑本。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引书并不多见，却引用了司马相如的字说达 11 条之多，显得非常特别。宋代徐铉等称：“许慎采史籀、李斯、扬雄之书，博访通人，考之于（贾）逵，作《说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之。”［31］320b未言及许慎采司马相如之书，实为未备。今用通行字辑录其说，省原篆字，并注明出处如下：
　　营：司马相如说，营或从弓。［31］16b1
　　蔆：司马相如说，蔆从遴。［31］19b2
　　茵：司马相如说，茵从革。［31］25a2
　　嗙：司马相如说，淮南宋蔡舞嗙喻也。［31］33b1
　　鹔：司马相如说，从叜声。［31］79b1
　　鶃：司马相如说，鶃从赤。［31］81b1：司马相如曰，一茎六穗。［31］146a1
　　豦：司马相如说，豦，封豕之属。［31］197a2
　　蠁：司马相如，蠁从向。［31］278b2
　　蠵：司马相如说，蠵从夐。［31］282a2
　　軨：軨或从霝，司马相如说。［31］301b2
　　综合来看，相如所说多为异体字，营、蔆、茵、鹔、鶃、蠁、蠵、軨八字均属于此。其中既有形旁之异，如营、蔆、茵、鶃、蠁、蠵、軨字; 也有形声兼异，如鹔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为营、蔆、茵、鹔、鶃、蠵、軨七字说，皆出自《凡将篇》，并明确指“蠵从夐”，“盖《凡将篇》中所载异体”。相如说“蠁从向”，段氏不言所自，但又与其所言出自《凡将篇》异体字者相似，或为段氏所漏记。班固称：“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1］1721可见，“《凡将篇》之字有出于《仓颉》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之外者”［32］卷10经，部十，所记多为异体字，正与《说文解字》所引合。此外，段氏指字说出自《封禅文》，豦字说亦不能指其所自。其实，除“淮南宋蔡舞嗙喻”七字为句，并非《上林赋》“巴渝宋蔡，淮南干遮”，而与刘逵《蜀都赋注》引《凡将》“黄润纤美宜制襌”，欧阳询《艺文类聚》引《凡将》“钟磬竽笙筑坎篌”相似，可以明确肯定出自《凡将篇》，其余皆臆测，没有十足的证据。至于豦字说，相如纯在于解释字义，更不能断知出自相如何书何文。故学者称：“《凡将》既与《急就》同类，则亦编字为句之童蒙识字书，以体例言似不当有《字说》之文杂其中，《说文》所引《字说》未详系《凡将》逸文否。王氏辑本题为《逸字注》，盖谓正文之注也，则以为《字说》为其书之自注欤?”［33］97将司马相如对字的解说称为《字说》，而以书名待之，似为不妥。
　　相如的小学成就绝不限于《凡将篇》。相如别有《草木书》，《汉志》不著录，而《史》《汉》本传皆言之，然不详内容为何。《说文解字》所引营、蔆、茵皆与草木有关，而相如皆用异体，又似与《草木书》无关。相如又有《气候值时书》，可谓有关气候时令的小学书。张澍曰：“王愔《文字志》云：‘司马相如采日虫之禽，屈伸其体，升降其势，以象四时之气，为《气候值时书》。’按《书史》云：‘相如作《凡将篇》，妙辨六律，测寻二气，采日虫之禽，屈伸其体，升伏其势，象四时之气，为之兴降，曰《气候值时书》。’《酉阳杂俎》云：‘南中有虫名避役，一日十二辰，虫状似蛇翳，脚长色青赤肉鬛暑，月常见于篱壁间，俗云见者多称意。其首倏忽更变为十二辰状。’是相如之《气候值时书》，即取十二辰虫之善变也。许慎《说文》于干支诸字，必有曲说阴阳之气，可见当时好立此义久矣。梁庾元威论书云：‘鼠书、牛书、虎书、兔书、龙草书、虵草书、马书、羊书、猴书、鸡书、犬书、豕书。’此十二时书。”［29］卷10上，司马相如气候值时书相如之赋，“繁类以成艳”［9］81，“巧为形似之言”［34］1778，将同一义符的形声字加以类聚，由此形容某一事物的情态，与《凡将篇》以类相从颇为相似。“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9］493 －494，故有“写山曰嶒崚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 蔽芾葱茏，恍逢丰木; 鳟鲂鳗鲤，如见多鱼”之说［35］354，而恰似字书。陈思王曹植称赞道：“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刘勰进而论“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岂直才悬，抑亦字隐”［9］420，实为练字之典范。相如“为文章倡始，言必故训”［36］936，于是不晓古字古音，便很难读通其赋。故宋孙觌称：“余少时读司马相如《上林赋》，间遇古字，读之不通，始得颜师古《（汉书）音义》，从老先生问焉，累数十日而后能一赋。”［37］300刘师培称：“西汉文人，若扬、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选词遣字，亦能古训是式（所用古文奇字甚多，非明六书假借之用者，不能通其词也），非浅学所能窥。”［38］714相如而后，“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 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故《汉志》著录扬雄“《训纂》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1］1720 －1721。此外，扬雄得严遵、林闾之传，并访记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之言，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一书，开方言著录、研究之先河。其《答刘歆书》称：“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遗弃无见之者。独蜀人有严君平、临邛林闾翁孺者，深好训诂，犹见輶轩之使所奏言。翁孺与雄外家牵连之亲，又君平过误有以私遇，少而与雄也。君平财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数岁死，妇蜀郡掌氏，无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39］264严遵、林闾之好训诂，扬雄之纂《训纂》、作《方言》，其继述相如之志，盖可知矣。
　　（五）史学师
　　1.家谱师
　　中国家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种类较多。从商代武丁时契刻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 号甲骨的家系，到《世本》《大戴礼记·帝系篇》，包括太史公所读“谱谍”，构成了上古最早的谱牒世系，并最终在《史记》中表现出来。汉代建立皇帝属籍、诸王世谱与诸侯侯籍的同时或稍后，地方宗族势力逐渐恢复与蔓延，私修家谱开始出现。作者自叙家世缘起于屈原《离骚》，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颇具家谱的规范。“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开后世自传的先河，司马迁采而撰《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迁又“模楷二家”，勒为《太史公自序》;“扬雄遵其旧辙”，自序家世;“班固酌其余波”，作《汉书·叙传》［20］238。此外，在汉代还出现《扬雄家牒》《邓氏官谱》等，显名于后世。隋刘炫自赞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24］1722可以说，司马相如“自叙为传”，扬雄拟之而撰自传，时人又为之撰《家牒》，对于汉代私修家谱而言，起到了传承、弘扬之功。隋唐而后，士族制度衰，谱牒学废。至宋，眉山苏洵精心撰写《谱例》《苏氏族谱》《族谱后录》《大宗谱法》《苏氏族谱亭记》等篇，创五世则迁的小宗谱法，以上下直行的方式，于每图谱列上自高祖、下至玄孙的谱系情况，与欧阳修以横式谱列小宗谱法异曲同工，为后人广泛遵循，形成传世家谱的基本规范。作为四川人的苏洵，其创新家谱，未必没有受到蜀先贤司马相如、扬雄率先垂范的影响。
　　2.叙传师
　　司马相如“自叙为传”，“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20］238。“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因录斯篇，即为列传，班氏仍旧，曾无改夺。”［20］440可见相如《叙传》，为迁、固撰写人物传记提供了范例。相如之传，质实可取，不避美丑，可称实录。刘知几称：“相如自序，乃记其客游临卭，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20］238 －239刘氏以后世儒学观点而论之，以为相如之传有失，实犯以今例古之病，又失史家“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失缺了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精神［1］2738。至于后世王应麟、全祖望疑相如自叙载于其集之末［40］1431，梁玉绳疑相如本无自叙，乃司马迁“取相如作而增改之”［41］1425，斯皆臆测之言，不足为论。
　　3.论赞师
　　汉代流传有《荆轲传》五篇，内容记荆轲刺秦王，不成而死的故事，其末有司马相如等人的论说之语。《汉书·艺文志》杂家《荆轲传》五篇，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由此可见，相如的《荆轲论》，正如“太史公曰”，是史书论赞的先声。故任昉《文章缘起》以“赞”为相如首创。刘勰同样肯定了这一点，并对其影响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加以分析。他说：“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9］96宋王应麟又加补充，以为“班以论为赞，范晔更以韵语”［42］3726
　　。蜀杨戏著《季汉辅臣赞》，可谓对相如《荆轲赞》的直接继承。
　　4.蜀史师
　　司马相如撰《蜀本纪》，师表蜀人尤著。常璩称：“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及周之世，侯伯擅威，虽与牧野之师，希同盟要之会。而秦资其富，用兼天下。汉祖阶之，奄有四海。梁益及晋分益为宁。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⑥可以看出，相如开著《蜀本纪》以记蜀史之先河，而后严遵、扬雄、阳成衡、郑廑、尹贡、谯周、任熙等踵其事而作《蜀本纪》。清姚振宗称：“按《蜀本纪》之书，据常道将言，则司马长卿倡为之，诸家递有增益。郑伯邑名廑，尹彭城名贡，并详见《后汉艺文志》地理类。任给事名熙，入晋不仕，见《后贤志》。自司马氏以迄任氏，为《蜀本纪》者凡八家。”［43］卷2史部又分析道：“按蜀在周时称王称帝，故记其事者称《本纪》。阳成子玄，始末未详。观常氏《序志》次扬子云之后，则与阳成子长同时（子长名衡，见《六艺》乐类）。”［44］卷5，数术略第五司马相如、严遵、扬雄等人著《蜀本纪》，其实与蜀王后裔退入南中，常来朝汉有关。西汉元、成间，褚少孙记载道：“蜀王，黄帝后世也，至今在汉西南五千里，常来朝降，输献于汉。”［5］506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谱记普云：“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5］507相如奉使西南，开夷道，对于蜀王后裔之南迁，当有所闻。
　　至于来敏《蜀本论》、谯周《益州记》《三巴记》、陈寿《益部耆旧传》、常璩《华阳国志》等，则衍相如之书而申之矣。此外，蜀人扬雄、阳城衡等还缀集时事，踵继司马迁《史记》，更将相如之记史拓展而光大之。
　　此外，相如《草木书》当记草木，或以蜀为先。三国谯周著《巴蜀异物志》，或继之而作也。
　　（六）百家师
　　除了儒学外，相如好仙道，其赋作有飘飘欲仙之感，向慕蔺相如，走马击剑，有兵家、纵横家色彩，同样给予蜀人巨大影响。
　　1.兵家、纵横家师
　　相如少有兵家思想，“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慕蔺相如之为人”，其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才发现“非其好也”［5］2999。
　　梁孝王入朝，相如见其“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与诸生游士居数岁”［5］2999，习得辞赋、纵横之学。相如缪与临邛令王吉相重，而琴挑文君，与之私奔成都，又尽卖其车骑，酤酒为业，甚至与保庸杂作，涤器市中，皆有纵横计谋之风。至于相如《子虚赋》游说诸侯，《上林赋》《大人赋》游说天子，辞赋寓以讽喻，固然继承了“《诗》教”传统，但更有纵横家色彩。相如《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书》，皆以游说为意，成功劝服了巴蜀父老服从汉武开西南夷的政策，又说服了武帝举行封禅礼。章学诚称：“纵横者，词说之总名也。”“其学具存，则以兵法权谋所参互，而抵掌谈说所取资也。”“邹阳、严（忌）、徐（乐）诸家，又为后世词命之祖也。”［8］1046兵家与纵横家有着天然的联系，纵横家往往借重于兵法权谋，而又以词说胜。章炳麟称：“武帝以后，宗室削弱，藩臣无邦交之礼，纵横既黜，然后退为赋家，时有解散。”［45］91相如之由兵家而入于纵横，习于辞赋，正合章氏之论，并最终由“纵横家退为赋家”，变成“言语侍从之臣”。在当时，相如便以“辩知闳达，溢于文辞”著称［1］2863。自汉而始，喜纵横术成为蜀学传统⑦。刘师培称，司马相如之赋“恢廓声势，开拓寔突，殆纵横之流欤”; 而扬雄继作，“如《羽猎赋》《河东赋》，出于纵横家者也”［46］561。赋家王褒，时称“辩士”［1］3481。至唐，陈子昂少学纵横术而终未得意。赵蕤著《长短经》，而源出于纵横家，李白从学岁余，亦好纵横术。至宋，苏氏父子以纵横称。苏洵自称取苏秦、张仪之术而不取其心。王安石以为苏轼制策与战国文章相类。
　　2.仙道师
　　“相如好书，师范屈宋。”［9］503班固《汉书·艺文志》便著录于“屈原赋之属”。其《大人赋》承袭屈原《远游》而来，章炳麟早有所指。《大人赋》内蕴丰富的道家思想，以至于使“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5］3063。这又与楚地道家文化有很大关系，蒙文通对此多有阐发［47］97。相如《大人赋》本因武帝“好仙道”而作，力图描绘“帝王之仙意”［5］3056。赋中描绘游仙驾云乘龙，遨游仙界的境遇，认为西王母“皬然白首，载胜而穴处”，乃“居山泽间，形容甚臞”的“列仙之传”，“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只有“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遐兮，超无有而独存”［5］3056，才是“帝王之仙意”。此则相如取法道家“无为”思想，故司马迁说：“《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5］3317从行事来看，相如“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5］3053。他虽与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等同为武帝“尤亲幸”，但“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1］2775。表面上看，相如之避事闲退，与其得消渴病有关，实际上是武帝多欲，“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1］2775，已听不得好言讽谏，而相如不愿阿谀奉迎，又不愿持论无根，滑稽处世，最关键的还在于他具有道家情怀，喜于平淡自处。
　　相如的仙道思想既上承先秦蜀地的仙道传统，又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严遵、扬雄继之而起，前者著《老子指归》，常璩称之“为道书之宗”; 后者著《太玄》，以玄为高，位于拟经之首，实开魏晋玄学之先河。唐“海内文宗”陈子昂［48］4078，“平生白云志，早爱赤松游”［49］25。在理想破灭之际，他返乡归隐，“纵横策已弃，寂寞道为家”［49］43，“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49］253，与道家、道教思想结下不解之缘。至于诗仙太白，坡仙苏轼，其有得于仙道，更不必细论。
　　三、相如为师与文翁倡教的关系
　　相如为师，塑造了蜀文化以儒为核心，兼及老庄等百家之学，又特别爱好文辞的特色。文翁倡教开启了蜀学新风，相如为师则补益深化了文翁倡教。文翁倡教后，必有相如为之师者，是因为文翁倡教下，并没有出现合适的人，足以师表巴蜀，仪范世人。文翁选送至京师受学博士者，班固载为“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1］3625，常璩则明确为“隽士张叔等十八人”［2］141。究竟有哪些人入选史缺有间，并不完全明确。据《华阳国志》《太平寰宇记》记载，张叔名宽，字叔文，成都人，汉武帝时征为博士，明天文灾异，长于《春秋》，著有《春秋章句》，属于典型的今文经学; 官至侍中、扬州刺史，颇有善政。张叔的行事，足证文翁教化的成效，也恰好表现在两个方面，但远不足以让蜀人闻之兴起。
　　之所以将相如为师与文翁倡教并言，还在于相如为师与文翁倡教没有直接关系，却又相辅相成，共同造就了汉代蜀文化之盛，塑造了蜀文化的特质。对于此，虽有学者已加论述，但仍有必要一辨⑧：（1）相如并非文翁所遣诣京师受业博士者。三国秦宓以“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实乃误读《汉书·地理志》。至清人齐召南，仍似信而实疑：“按《蜀志》秦宓曰：‘文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然则相如即文翁所拔以为蜀人师者。其语与《地理志》所云‘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者正合。但此传及相如传并无明文。”［50］128班固将文翁、相如功绩并列对举，并无源流关系。相如之入京师，乃“以赀为郎”［5］2999。而文翁之遣，乃“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1］3625，用蜀地特产的刀和布为赀，其出仕乃察举而得，不必“以赀为郎”。相如之所以担任“武骑常侍”，也与其“学击剑”，“慕蔺相如之为人”有关［5］2999，而非源自从博士受业，“读书法令”。（2）相如之好辞赋，更非文翁倡教的结果，而是其游宦所造就。“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严）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说之，因病免，客游梁”，遂“与诸侯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5］2999。邹阳、枚乘、严忌等游说之士皆以辞赋显，又有纵横之术，相如见而悦之，故借病免之机，从游梁，得从事于辞赋之学、纵横之术，成为以辞赋游说诸侯、天子的文士。（3）相如本有临邛胡安为之师，精通六艺。蒙文通称：“司马相如少时，文翁尚未于蜀置学，就相如文章案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是知蜀于文翁置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矣。”［51］27陈寿《益都耆旧传》记载：“胡安，临邛人，聚徒于白鹤山，司马相如从之受经。”［52］175白鹤山位于“州之西直治城十里”，宋魏了翁称其地“远有胡安先生授《易》之洞”［53］卷50，邛州白鹤山营造记，祝穆则记载“白鹤山，在城西八里”，“汉胡安尝于山中乘白鹤仙去，弟子即其处为白鹤台”［54］995,998。鲁讯推断：“盖相如尝从胡安受经，故少以文词游宦，而晚年终奏封禅之礼矣。”［35］433司马相如就胡安于临邛受经，其经学并非传自博士，而是蜀地本有之传。胡安既有经术，又有仙道，与相如在思想上颇有契合之处。（4）相如并非文翁任以为师者，而是因蜀人“慕循其迹”，在客观上担当起了巴蜀师的大任［55］39。刘咸炘便说：“《汉书》云‘相如为之师’者，谓相如以文学宦达，蜀人慕之耳。”［56］208秦宓称相如“还教吏民”并非事实，实际情况是梁孝王死，相如返回成都，“家贫，无以自业”，不得已投靠临邛令，上演琴挑文君、当垆卖酒的爱情剧。相如之为巴蜀师，班固明确为蜀人“慕循其迹”而兴起。即便文翁倡教，“仁爱好教化”，也采用的是“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的“诱进”的方式［1］3623,3625，未必在学校亲任其师⑨。班固称“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既然是“后有”，就与文翁、相如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因其影响所及而兴起者。这一点，从扬雄之效拟相如而辞赋，足以佐证。王褒之好辞赋，自然也深受相如影响。
　　经过文翁倡教，相如为师，蜀地学风日兴，文辞日著。然而世历千载，文翁倡教广为人传，相如为师，却难觅知音。相如是汉代少有的政治家、大儒、文豪，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位特别优秀的教育家，有“明经化俗”之大端［41］1413，但却被大多数人支离破碎地理解一介文人、赋圣。“蜀人诗书而儒自长卿始”［57］952。“长卿不徒以词赋见，后世鲜有知之者……蜀地经师，长卿为鼻祖，而《史》《汉》叙儒林授受，不一及之，以词赋掩其名耳”［58］214。相如的人生是积极进取的人生。他好兵法，喜纵横，习六艺，积极入仕，制礼作乐，开西南夷，作赋讽谏，皆尽力地为国为民。他琴挑文君，对酒当垆，置身于社会，留下的是快意的爱情人生。他淡泊于世，安然自适，虽有仙道思想，却毫无消极无为、隐居遗世之姿。相如之学千古，相如之教万世！
∷　基金项目
　　四川省社科规划基地项目（SC16E076）

⊙　作者简介
　　金生杨，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张丽平，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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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 相如为巴蜀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