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现状、问题与出路

　　导语：
　　三十多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进展：古代服饰文献的整理与阐释；各种民族服饰的审美价值、审美特征以及审美意识的研究：各种理论视角的探索性运用。但是其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研究对象仅限于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的服饰，研究方法缺乏实证精神，研究队伍的水平亟待提升。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出路是：选择研究对象应注重横向拓展，观照每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审美文化；应重视个案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提升实证分析的力度并且运用和构建适用于研究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文化的理论视角；国家社科基金可给予适当的扶持，从而吸引高水平的学者参与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文化的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所创造的丰富而独特的服饰审美文化不仅体现了国内学者索晓霞所提出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文化精神与文化主张”，[1]而且体现了少数民族鲜明的审美意识。因此，在广义上它必然是中国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面对少数民族丰富的审美文化资源，近年来国内的美学研究者已正式提出“中国少数民族美学”这一学科概念，并且明确地将其划入中国美学学科的范畴之内。[2]目前一些学者正在积极地构建相关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在学科的具体归属方面，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属于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分支)。所以。重视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的理论体系。而且从国家话语指引下的文化诉求而言，在当前的“非遗保护”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体现出保护民族审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意义。因此，回顾与反思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是为了回应来自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呼唤。从现有的相关研究文献来看，系统地针对国内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状况而进行的回顾与反思的工作恰巧也是目前学界所忽视的。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将根据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现状，并且在此基础上反思其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指出有效的出路，以期本文有助于推进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实现理论研究的纵向深入以及研究对象的横向拓展，同时为后续的研究中明确地提出“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美学”这一学科分支概念奠定基础。

一：研究的现状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1年出版)中就已间接地论及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饰审美文化。而秦寄岗在1987年发表的《从黎族服饰图案看黎族人民的审美意识》一文虽然缺乏具体的研究方法，[3]但他已经自觉地以美学的视野观照少数民族的服饰文化。然而，前二十年里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进展缓慢，学界没有对其给予足够的关注，发表的相关论著的数量并不多，研究的深度也很有限。这些研究状况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出现明显的改观。发表和出版的论作在数量方面逐年增加，而且研究的深度也有明显的提升。从总体来看，迄今为止30多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回顾：古代服饰资料的整理与阐释；各种民族服饰的审美价值、审美特征、审美意识的研究：各种研究视角的探索性运用。
　　(一)古代服饰史料的整理与阐释
　　在这一方面学者沈从文、陈高华、徐吉军、黄能福、陈娟娟等人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结合相关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社会风俗论述了古代契丹人、女真族、蒙古族的服饰形制及审美特征的基本状况。[4]如果说他的论述较为简练，那么陈高华、徐吉军则是详细地梳理了古代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状况，其中包含丰富的有关服饰审美文化的史料。[5]359-423除此之外，两位作者对近代北方和南方的各种少数民族服饰的审美特征也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概述。[5]583-694而黄能福等人则对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的图像资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主要包括：唐代吐蕃、回鹘、龟兹贵族、辽国契丹人、西夏党项族、金代女真族和元代蒙古族的服饰图像；[6]清代满族(入关前)的传统服饰图像。[7]除此之外，蔡子谔、兰宇等人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贡献。蔡氏在《中国服饰美学史》中阐述了元代蒙古族以及清代的满、回、藏、苗等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文化的特征及其成因，并指出蒙古、满、回、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也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为中华民族服饰审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8]兰宇等人则是对唐、元、明、清四个朝代中有关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文化与中原汉民族服饰审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9]这一学术视野与蔡先生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根据丰富的史料从整体上观照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文化与中原服饰审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揭示了中华服饰审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可以说，以上学者所做的工作为后人研究古代少数民族服饰的审美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以及丰富的文字史料。
　　(二)服饰审美价值的相关研究
　　邓启耀的有关著作较早地论及了少数民族服饰的审美价值。邓氏认为，美化身体、生活的审美功能是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的重要价值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服饰的审美价值对这些族群而言显得更加重要。[10]有的学者深化了这一看法，认为以刺绣品为代表的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于：对生活美的展示、情感的见证以及历史的记录。[11]
　　其他学者则把目光聚焦于苗族、藏族和彝族的服饰文化。索晓霞考察了贵州苗族妇女的服饰文化，指出以智慧为美的价值取向造就了精妙绝伦的苗族服饰；[12]她们之所以能制作出这些服饰既得益于母亲的家庭教育及审美意识的培养，同时也得益于自身的勤奋；服饰的审美价值在婚嫁中体现得更明显，如果做工精细、图案美观，则有助于自己在择偶时得到回报，比如可以获得男方及其父母的好评，服饰的这些审美价值包含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13]除了上述研究之外，彝族和藏族服饰的审美价值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范例认为，彝族服饰图纹记录了蕴含于彝族的历史、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中的哲学思想，它具有超时空的艺术魅力。[14]31-35这与藏族服饰的审美价值有所相似。李玉琴认为藏族服饰中那些华丽的服装和繁多的饰品体现了藏族热爱生活的情感原则，展现了崇尚自然及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内在的民族精神、民族个性，它还体现着藏族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神秘美感。[15]172-176上述论作中，学者们抓住了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价值，值得肯定的是研究的视野摆脱了西方美学中的“审美无功利”论。
　　(三)服饰审美特征的相关研究
　　根据所涉及的民族和区域我们可以将服饰审美特征的研究分为三种类型：以所有少数民族的服饰为对象的研究；以某个区域中多种少数民族的服饰为对象的研究；以具体的某个少数民族的服饰为对象的研究。
　　在第一种类型的研究中，学者王小慧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的首饰文化，并强调它具有四种审美特征：历史积淀美、宗教意蕴美、独特的佩戴美、材质工艺美。[16]在第二种类型的研究中，学者们分别考察了广西、贵州、湘西等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的审美特征。滕书筠将广西少数民族织锦图案的特征概括为：本色之美；自然之美；形式之美；个性之美。[17]除此之外，学者赵晶考察了湘西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几何图案，认为这些自然几何图案体现出从具象事物到抽象图案的意境美、展现民族精神的符号美、包含寓意的内涵美；而动物几何图案体现的是人与动物结合的形式美以及造型特征的多元美。[18]
　　在第三种类型的研究中，学者们分别论述了苗族、藏族、彝族、壮族、侗族、赫哲族、纳西族的服饰审美特征。封孝伦认为不管从艺术性还是从服饰的质地、色彩等方面来看，苗族服饰的美表现为“凝重之美”。[19]但是研究湘西苗族银饰的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苗族银饰的审美特征表现为：质朴之美；稚拙之美；阴柔之美；和谐之美。[20]那么湘西苗族的服饰有何特征？对此，有学者指出：式样无结构的实用美和造型美；色彩丰富夺目的形式美；装饰图案寓意深刻的意境美。[21]研究黔东南苗族服饰的学者则强调，苗族服饰色彩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可以区分出着装者的社会角色；尤其苗族姊妹节服饰不但可以标识身份与年龄，而且鲜红的配色具有张扬生命和乐观向上的精神气质。[22]与上述学者不同的是，周梦表现出比较研究的视野，她对苗族和侗族女性服饰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比较：在造型上前者更为夸张，体积显得更大一些，而后者更为适体；在色彩方面前者更为鲜艳浓丽，而后者更为朴素淡雅；在风格上前者体现为“浓郁”，而后者体现为“秀美”；在意蕴方面前者体现为“自由”，而后者体现为“含蓄”。[23]
　　那么藏族服饰具有哪些审美特征？李玉琴指出，藏族服饰以整体的形象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尤其是藏袍结构简单、线条柔和、轮廓分明，遵循形式美的法则。[15]158-165装饰品的色彩比较一致，以白、红、蓝、黄、绿为主，这些色彩给人以强健、愉快的美感；图纹充满强烈的民族情感及宗教氛围，造型方面具有圆满性、适用性等特征：佩饰种类繁多，同时追求多样中的统一。[15]166-171但其他学者认为，白龙江流域藏族妇女的传统服饰有独特之处，体现出特色美、自然美、和谐美的特征。[24]卫藏地区的藏族服饰也有一些独特的地方：世俗服饰表现为物力效用、和谐统一、崇尚自然、朴实无华；宗教服饰表现为宣扬教义与等级标志；曲艺服饰则兼有世俗艺术与宗教艺术的特征。[25]彝族服饰的审美特征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在刘冬梅看来凉山彝族服饰具有造型美、装饰美、色彩美和材质美等特征。[26]学者范例则专门探讨了彝族服饰图纹，他发现其中的几何型图纹、图腾式图纹、花卉和鱼虫图纹、自然景物图纹体现出多元化的整体美；其它某些图纹则反映了彝族对神灵、动物和植物的崇拜思想；在后来的发展中融入了外族及现代艺术的成分。[14]31-35
　　现在可以将目光转向壮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特征。陈丽琴指出，壮族服饰在造型结构上遵循对称与均衡、对比与协调、节奏与韵律、局部与整体等相统一的形式美的法则。[27]240-241在服饰图纹与色彩方面则体现出：阴柔灵动的美感；崇尚蓝黑的审美情趣；天人合一、亲和自然的思想；追求自由、和谐及达观的生命意识。[27]244-253侗族也拥有宏富多姿的服饰，体现出图案美、色彩美、饰物美和造型美，所遵循的形式美的法则以及包含于其中的内蕴美与壮族服饰相同。[28]赫哲族和纳西族服饰的审美特征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赫哲族的鱼皮服饰的审美特征表现为：匠心独运、天地材工的工艺美；质朴粗犷、拙中藏美的材质美；再现渔猎、神情观照的装饰美。[29]而纳西族服饰由于同本民族的图腾遗迹相关，因此表现出对立统一的色彩美、个体统一于集体的美以及与自身文化精神相一致的美。[30]
　　(四)服饰审美意识的相关研究
　　研究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意识的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民族对自身传统服饰的各个部分以什么为美？他们的服饰审美意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历了哪些变化？以研究对象而言，可以将这一方面的研究分为两种类型：一、以西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意识为对象的研究；二、分别以彝族、壮族和傈僳族的服饰审美意识为对象的研究。在第一种类型的研究中，冯育柱等人探讨了当代西南少数民族所保留着的体饰遗风，认为这些装饰艺术中的审美意识源于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需要，比如佩戴兽牙主要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能力；纹身主要是为了避邪祈福。[31]贵州苗族在银饰和服装方面所表现出的审美意识也得到了服饰研究者的关注，认为他们在银饰方面以“繁、大、多、重”为美，而在服装的造型方面注重整体感，色彩方面喜欢选用浓郁且强烈对比的色彩、崇尚厚重的艳丽感。[32]彭书麟等人则考察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饰审美意识，发现他们的服饰审美意识最初也是源于生活的实际需要，服饰的审美取向与实用目的密切相关；当然，他们的服饰审美意识方面也存一定的差异，比如藏族、回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对服色有不同的审美偏好。[33]
　　在第二种类型的研究中，学者们分别对彝族、壮族和傈僳族的服饰审美意识进行了总体性(不分具体区域)的概括。叶莉认为彝族服饰的审美意识主要有三个特点：以神巫为美；以本族为美；以乐生为美；它们的形成主要受周围的地理环境、民族迁徙的境遇和原始宗教所影响。[34]13-24但是学者周帆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彝族服饰中的审美意识表现为：对绚烂美和神圣美的喜爱与尊崇。[35]壮族服饰的研究者主要关注的是壮族的服饰审美意识在历史中的演变过程，认为壮族先民缝制衣服是迫于生产、生活的需要；秦汉以后他们的服饰审美意识不断发生变化，到了民国初期壮族服饰逐渐被汉化，即服饰审美意识逐渐趋同化；[36]建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壮族服饰文化不但得以继承和光大而且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服饰文化，从而推动了壮族的服饰审美意识的发展。[27]258而傈僳族服饰文化的研究者关注于服色方面的审美意识，认为傈僳中有“黑傈僳”支系和“花傈僳”支系，前者“以黑为美，以黑为贵”，而后者“好五色”。[37]
　　(五)各种研究视角的探索性运用
　　近年来研究者们尝试运用不同的美学视角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服饰。第一种是设计美学的视角。滕书筠采用这一视角分析了广西少数民族的织锦图案，作者发现这些图案能够为现代设计提供价值，比如“化简为繁”、“重视意象表现”等设计方式有助于推动现代设计的发展。[38]王华琳也采用同样的视角从材料、色彩等方面考察了传统壮锦织绣的设计特点，指出壮锦织绣在当代壮族服饰设计中表现出“风格更简约时尚”、“颜色运用更灵活创新”等四种美学趋势。[39]还有学者用这一视角分析了维吾尔族绣花带的设计风格，认为图案寓意吉祥，配色艳而不俗是其设计中程式化语言的主要特点，在未来的创新设计中，对传统绣花带的图纹进行现代转化是需要采取的措施之一。[40]
　　第二种是生态美学的视角。学者何圣伦用这一视角揭示了苗族服饰所包含的生态美的意蕴。苗族服饰体现了苗族与自然的共生共存，服饰中文化符号在他们的生活以及族际关系方面也形成了良好的生态关系，即苗族服饰在自然、文化、社会等方展现出生态美的意味。[41]此外，还有研究者也以生态美学的视角从质料、色彩和纹样三个方面揭示了苗族服饰的生态美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42]
　　第三种是审美人类学的视角。审美人类学注重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在研究某个群体的审美意识时它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并且可以有力地提升解释的有效性和客观性。学者范秀娟采用这一视角探讨了广西黑衣壮的尚黑习俗，指出黑衣壮的尚黑习俗方面的传说遮蔽了黑色对于他们的真实意义；真正的答案只能从他们过去的生活环境和历史境遇中去寻找；黑色对于他们而言意味着吉祥、庄严、故土……是植根于这个族群的文化与历史深处的记忆和梦想，因此黑衣壮崇尚黑色。[43]除此之外，还有学者采用审美人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觉深入考察了白马藏族的服饰，揭示了色彩是人类认识、感知世界与美的重要形式和媒介；每个族群都有各自的社会文化密码，我们可以通过对某个族群的色彩编码的解读来领略该族群独特的审美取向。[44]

二：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研究现状的回顾，可以发现三十多年的历程中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取得的一些进展，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视野局限于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的服饰。在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的“文献”中对少数民族服饰以及其中与服饰的美学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进行搜集、统计和筛选后(把“篇名”作为检索项、分别以“苗族服饰”、“彝族服饰”、“藏族服饰”……作为检索词，检索到关于每个少数民族服饰的总的研究论文数量，并分别筛选出其中的涉及服饰美学的论文)可以发现(见表1)从1980年到2016年之间最引人关注的依次是苗、彝、藏、蒙古、瑶、满、畲、羌、土家、侗、回、黎等少数民族的服饰。服饰美学研究者也对其给予较大的关注。而学界对门巴、俄罗斯、独龙、乌孜别克、柯尔克孜、仫佬等人口很少的少数民族的服饰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第二，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并未充分采用。这里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主要指田野调查法，在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中它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也不应该忽视这种方法，目前这一领域的部分研究者停留于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美学研究模式，使得他们的很多论断难以体现出创新性、有效性和客观性。第三，缺乏以区域为个案的专题性研究。目前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者们在选取研究对象时采用的主要方式有三种：1.选择一个大区域，然后对该区域中的各种少数民族的服饰审美意识及服饰的审美特征、审美价值等进行整体的、粗略的概括；2.选择一个民族，然后不分区域地对这个民族的服饰审美意识和服饰的审美特征等做出笼统的概括；3.选择一个大小适中的区域，然后针对该区域中的某一个民族的服饰审美意识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比较就可以发现，第一、二种方式被多数学者所采用，而对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性地位的第三种方式却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第四，研究队伍的水平亟待提升。目前国内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者中极其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学者，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往往局限于人类学、民族学和服装设计学。如何培养和引入具有引领作用的优秀学者也是目前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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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1980年至2016年关于中国各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论文累积数据统计 (单位篇)

三：有效的出路
　　笔者已经指出目前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显然这些问题的症结来自三个方面：研究对象的选择方式、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队伍的水平。为了找到一条有效的出路，目前需要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
　　首先，选择研究对象应注重横向拓展，观照每个民族的服饰审美文化。当前少数民族服饰美学这一学科概念尚未正式提出，但是我们可以预先构想它的主要研究目标之一是：充分研究每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审美文化，在此基础上概括和提炼出各种民族的服饰审美意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然而，从上文中的表1来看，当前傈僳、达斡尔、基诺、德昂、景颇、毛南、普米、阿昌、高山、京、撒拉、布朗、塔塔尔、珞巴、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独龙、俄罗斯、门巴等少数民族的服饰审美文化并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
　　其次，采用有助于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构建适用于阐释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文化的理论视角。西方的美学理论固然需要吸收和借鉴，但不能盲目照搬这些美学理论以及传统美学的研究模式。传统的美学研究往往远离社会事件，它是一种抽象的思辨，[45]其弱点是缺乏实证基础，并且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和形而上学的倾向，而人类学的实践经验可以弥补这些缺点，因为人类学有一整套田野调查和实证分析的具体研究方法[46]。所以，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应该充分借鉴和采用人类学研究中普遍使用的便于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法。它包括深入实地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实物搜集等具体、有效的手段，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些手段搜集到第一手可靠的经验材料。鉴于荷兰美学家范丹姆的有关审美人类学的研究经验，[47]需要搜集的经验材料主要是少数民族的与自身传统服饰有关的审美标准、审美偏好、审美语汇、服饰实物，同时需要掌握他们的宗教、习俗方面的观念以及经济条件和社会背景，它们是实证分析的前提和基础。这一研究方法不但可以有效地避免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陷入抽象的玄学式的论调，而且有助于提炼出符合于具体的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文化的观点和理论。需要强调的是：田野调查法必须与个案研究相结合。鉴于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文化的客观实际，现阶段的研究应采用“以某一具体区域中的某一具体民族为个案”的研究方式。因为，自然环境和周围民族的影响使少数民族的服饰审美文化会在四种情况下出现差异性：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有差异性；生活在同一个地区的不同民族之间也有差异性；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同一个民族之间也会有差异性；生活在同一个(范围较大的)地区的同一个民族之间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面对这些情况，以具体区域、民族为个案的研究方式可以体现出两种优势：1.有利于避免因无视区域因素带来的差异性而对某个民族的服饰审美特征、审美意识等进行笼统地概括和归纳；2.可以用来验证或批判前人的观点，比如：A族散居于X、Y、Z三不同的区域，某学者通过非个案研究认为A族尚黑，那么我们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只要能够证明X、Y、Z中的任意一个区域中的A族并非尚黑，那么该学者的观点就可以被质疑和证伪。[48]目前有些研究者的论断需要批判性地加以考察，比如上文中已提到，有学者认为傈僳族中的“黑傈僳”在服色方面“以黑为美、以黑为贵”，那么此论断有多大的可信度？要验证或者批判这一论断那么个案研究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总之，需要重视以具体区域、民族为个案的研究方式，切勿一开始就试图从总体上概括出空泛的缺乏普遍有效性的结论。从细处着手，重视个案研究并遵循循序渐进的学术规律将是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除了具体的操作方法之外，可选择的理论视角至少有两种：首先是审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它在经验层面的操作方法与上文所说的田野调查法是一致的，而抽象层面的相关理论也适合于分析和阐释少数民族的服饰审美文化。这一理论所关注的主要对象是不同民族的审美习惯、审美制度(包括审美的表达机制、交流机制等)、地方性审美经验。在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从自身的服饰中获得的审美经验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地方性特征，而这些特征本身就是审美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目前国内的王杰、方李莉、谭德清以及荷兰的范丹姆都对此进行了重要的阐述，我们应当加以借鉴和运用。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视角，这一视角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当代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文化的发展与人身解放、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分不开的，因此要阐释少数民族服饰的审美意识，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其它的理论视角还有待于学者们共同探索。
　　第三，国家社科基金可给予适当的扶持，从而引入高水平的服饰美学研究者。一个学术领域在发展的过程中，相关研究者的学术定力、理论造诣、知识储备等始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在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中也不例外，目前这一领域缺乏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学科带头人)，研究队伍的水平在总体上参差不齐，这直接造成该研究领域发展缓慢，这正是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因此，为了推进该领域的研究进程目前需要引入高水平的服饰美学研究者。国家社科基金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出积极、有效的作用：在不影响课题招标原则的前提之下可以对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给予适当的扶持，具体而言，在未来数年的国家社科基金招标项目中可以适当地列入一些与少数民族服饰审美文化相关的研究课题。这一举措将有助于吸引高水平的美学研究者参与少数民族服饰的美学研究，从而有力地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进程。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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