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为数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

　　编者语：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重要优势，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在我国的文明发展史上，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经过诞育、分化和交融，不仅汉族吸收、容纳了大量其他民族的成分，同时，各少数民族也吸收、容纳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成分。这一历史进程壮大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了我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对于历史上汉族充实了各少数民族这一议题，学界关注较少，但其历史意义和理论意义重大。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谷苞先生（1916年～2012年）长期深入西北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他于1989年发表了《在我国历史上有为数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一文，梳理了西北地区的汉族充实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该文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特在河西走廊专栏重发此文，以期深化学界和读者对这一议题的思考。
　　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而后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民族杂居情况和各种原因造成的多种多样的移民，从而不断出现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大致有三个方面：（1）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掌握了全国政权或部分汉族聚居区政权的时期，其规模尤为巨大。前者如元朝和清朝时期；后者如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辽、金、西夏时期等。（2）有大量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融合于少数民族的汉族主要是由于各种原因移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也有的是在少数民族长时间掌握了部分汉族聚居区的政权后，当地的汉族融合于掌权的少数民族。（3）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主要出现在北方诸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融合与南方诸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融合；也有北方少数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另外，也还有移居中国的外国侨民融合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情况。
　　关于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上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文献记载比较多，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至于第二和第三方面的情况，文献的记载少而零散，还是一个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的领域。这篇文章仅就历史上大量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的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
　　在我国历史上曾有为数众多的汉族，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融合于各个少数民族之中，为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自愿或被迫移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在人数上居于少数。他们为适应当地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相互通婚的需要等，经过一两代、三四代或更长的时间便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了。另一种是少数民族在某些汉族地区建立了长期的政权后，使当地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了。如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河湟地区为吐蕃长期占据，使原来居住在当地的汉族部分融合于吐蕃之中了。上述两种情况中前一种情况是最常见的。

　　自愿移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有多种多样的原因，有的是逃难去的，有的是投降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汉族官兵，有的是因经商而流落下来的，等等。被迫移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被匈奴、突厥、西羌、吐蕃、契丹、女真等族的奴隶主、封建主俘虏的汉族，尤其是汉族的妇女、儿童；另一种则是被中原王朝派往少数民族地区驻防的军队、屯垦的士兵和平民，以及伴随和亲的公主移居少数民族地区的侍女、杂役、工匠等。
　　远在秦汉时代，就有汉族贫民逃亡到匈奴游牧区。据《汉书·匈奴传》载，侯应反对废除长城边塞的十条理由中，就有五条是为了防止汉朝人民和属国人民逃往匈奴辖区的。其中第七条明确指出：“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据《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东汉“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余万户。”西晋亡后，中原地区战乱频仍，汉族人民四处逃亡。《晋书·慕容廆传载》中曾记述了大量汉族逃亡到辽西：“廆刑政修明……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隋朝末年曾有大量汉族逃亡到突厥牧区。据《隋书·突厥传》载：“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在五代时，有大量汉人逃难到契丹地区。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载：“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城以居之……阿保机率汉人耕种……汉人安之，不复思归。”
　　另外，历史上曾有多起汉族官兵投降少数民族政权。如《汉书·匈奴传》载：“后燕王卢绾复反，率其党且万人降匈奴。”陈良、终带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人众别置零吾水上田居。”汉朝的大将李陵、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时，也曾带去了汉族士兵。
　　二十四史的民族传记，如《匈奴传》《西羌传》《突厥传》《吐蕃传》等，都曾记载了少数民族中的奴隶主和封建主频繁地到汉族农业区掳掠人口，特别是妇女儿童。这方面的记载甚多，不胜枚举。据林幹教授在《匈奴史论文集》（1983年）中的研究，匈奴有奴隶约三十万，约占匈奴人口的七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这些奴隶的民族成分主要为汉族。匈奴、西羌、突厥、吐蕃等民族在其强盛时，虽然统治着广大的地区，但其人口远较汉族为少，这也就是史书上常说的“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见《汉书·匈奴传》），“突厥人户寡少，不敌唐家百分之一”（见《旧唐书·突厥传》）。为了补充劳动力，他们常到汉族农业区掳掠人口，这些被掳掠的汉族，除逃回者外，只有少数被退还。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北单于惶恐，颇还所略汉人，以示善意”。永初三年（公元109年），南单于“乃还所钞汉民男女及羌所略转卖入匈奴中者合万余人”。唐太宗时曾从东突厥统治者手中赎回被掠去的汉人八万人（见《旧唐书·太宗纪》）。这些数字看起来很大，却仅相当于一次大规模被掳的人口。
　　历代中原王朝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驻防军队和屯垦的士兵、平民中，也有一部分长期流落在少数民族地区。如在吐鲁番盆地及邻近地区由汉族人建立的麴氏高昌国，存在了141年（公元499年～640年），后为唐朝消灭。高昌国的汉人主要有两个

源自：一是汉魏士兵的后裔，一是晋朝逃难来此地的难民的后裔。这些汉人后来都胡化了，这在《北史》《魏书》等古籍中都有记载。又如北宋曾遣使王延德至高昌回鹘，王延德途经伊州（今哈密）时，见到“州将陈氏，其先自唐开元二年领州，凡数十世，唐时诏敕尚在”(见《宋史·列传》第二百四十九)。算起来，由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到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共经历353年。陈氏任州将，世代相传，陈氏所率士兵的后裔也必然经历了同样长的时间。《宋史》虽未明言这些汉人胡化的情况，但是驻防军队都是男人，他们之所以能够传宗接代，必然是和当地少数民族妇女通婚的结果。

二
　　如上所述，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除一部分后来又迁回内地外，其余部分一直留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后来大多都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了。由于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情况各不相同，其融合的过程也就各不相同。—般说来，单个的或少数的汉族迁居于少数民族地区，他或他们就立刻失去了汉族的社会生活，而处于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汪洋大海之中。客观环境的变化，迫使他们必须迅速改变自己的语言、生活习惯等，因此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了。北齐的王室是鲜卑化了的汉族。北齐神武帝高欢的祖父被贬官至怀朔镇，至高欢时就鲜卑化了。《北齐书·帝纪第一》中是这样说的：高欢的祖父高谧“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怀朔镇。谧生皇考树……”“神武（高欢）既累世居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从高欢的祖父徙居于鲜卑地区，到高欢鲜卑化，仅经历了两代人、几十年的时间。
　　在历史上被掳拐或被贩卖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数虽然很多，但是一经掳掠之后，就分散到各地各家，立即失去了汉族的社会生活，而开始过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了。元朝人张养浩在其所著的《归田类稿》中，有篇《驿卒佟锁柱传》，记述了佟锁柱被辗转赎卖至北方游牧区至逃归的全过程。佟锁柱本为江西人，七岁时“为过骑掠之而北”，被辗转卖于蒙古游牧区，被改名为察罕，为人放牧牲畜，衣着饮食都随当地的习俗。在同牧者中，他看到了十几个“中国良家子，为奸民所贩至此”。在他十六岁时，一日，受惊的牛群踏死了他所放牧的十几只羊，他因害怕受到鞭打，决计逃亡。由于这时他早已学会了“蕃语”，才侥幸逃脱了。这个故事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侥幸逃脱，他就变成当地少数民族了。同时也说明继续留在当地牧区的他的同伴──那十几名被贩卖的汉族，除了能够逃离者外，必然都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了。据《佟锁柱传》载，当年被贩卖至辽海、朔漠的汉族男女为数甚多。
　　至于驻防军队、屯垦的士兵和平民，以及因战祸、灾荒和苛政由中原地区逃亡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汉族难民，他们在少数民族社会的包围中却维持着一个或大或小的汉族社会。这样的汉族社会虽然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必然要受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但是他们融合于当地少数民族的过程却要长得多。对于这样的情况，史书中虽然有一些记载，但是只记述了融合过程中的若干情况，缺乏对融合的全过程的记载。建国于吐鲁番盆地的麴氏高昌国，是一个由当地汉人建立的国家，这些汉人是汉魏以来驻防军队、屯垦士兵和晋朝难民的后裔。可是这些汉人胡化的程度已经很深。据《北史·西域传·高昌传》载：“服饰，丈夫从胡法（“被发左衽”），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这里所说的胡语、胡书，当系指属于印欧语系的焉耆语、焉耆文，亦即所谓的甲种吐火罗语、文。原来居住在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是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当地的汉人连读汉文书都要用胡语，可见其胡化程度之深了。此时民族融合过程还未完成，还处于融而未合的阶段；当地胡化已深的汉人，还自认为是汉人。公元640年，唐朝消灭麴氏高昌国时，该国共有八千户，三万口（见《新唐书·西域传·高昌传》）。由于有这样多的人口，又有独立的政权，所以民族融合的进程是相当缓慢的。直到公元866年回鹘占领吐鲁番盆地以后，当地的汉人在长期与内地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就逐渐融合于回鹘之中了。公元981年，北宋政府派遣王延德访问建国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回鹘，王延德归后曾撰《西州程记》，书中记述当地的风土人情，曾说当地还保存着《唐韵》《玉篇》《经音》等汉文典籍，五十余佛寺中有唐朝所赠的匾额，当地还存有“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但是，书中却没有提到唐朝时生活在该地的大量汉人。之所以没有提到，想必是这些汉人已经融合于回鹘之中了。
　　唐朝僧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写道：“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碎叶城故址附近），三百余户，本中国人（汉人）也。昔为突厥所掠，后遂鸠集同国，共保此城，于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辞仪范，犹存本国。”当年生活在西突厥辖区内的这三百户汉族人家，何时被俘，史无记载。玄奘路过时，这些人家已处在突厥化的过程之中，虽说当时他们能讲汉语，但是他们在与外界的接触中，会讲突厥语显然是更为重要的。孤悬于突厥游牧区的少数人家，要想长久保持汉语显然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根据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常见的通例，他们可能是使用双语的，即对内讲汉语，对外讲突厥语。
　　安史之乱后，原来驻防在河西、陇右、河湟地区的唐朝军队内调，吐蕃趁机占领了河西、陇右、河湟。这个地区的汉族人数多达百万，其中仅河西地区就有34818户、172086口（见《旧唐书·地理志》）。自从吐蕃占领河西地区后，当地的一部分汉族便融合于吐蕃之中了。当地汉人吐蕃化的情况，在唐诗中曾多有反映。如：“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王建，《凉州行》)“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张籍，《陇头行》)“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杜牧，《河湟》)《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第二》和《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中分别载：“……陷吐蕃者子孙，其语言小讹，而衣服未改。”“……陷虏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改。”如此云云，恐不可全信。据《宋史·列传》第二百五十一载：“超及城中汉户百余，皆戍兵之子孙也……衣服言语略如汉人。”“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略如汉人”者，只是大略像汉人罢了。他们虽仍然自认为是汉人，但吐蕃化的程度已经很深了。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3载：“王安石以王韶书进呈，韶言‘已拓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余万口……’王安石白上‘……今三十万众若能渐以文法调驭，非久遂成汉人，缘此本皆汉人故也。’”以上的引文说明唐朝安史之乱后，在吐蕃统治下的河西、陇右、河湟的汉人部分或大部分到北宋时已吐蕃化了。王安石的希望显然是不现实的，这是很难逆转的。说这些已接近吐蕃化的汉人“本皆汉人”，有对的部分，但不全对。吐蕃占领河西后，汉族男子娶吐蕃妇女为妻的事，吐蕃男子娶汉族妇女的事，均不在少数。因此，这时已吐蕃化的汉人中，不仅有汉人的血统和文化，也有吐蕃人的血统和文化，而且是以吐蕃文化占优势的。
　　在两汉、魏、晋、隋、唐时期迁居新疆的汉族，后来都融合于回鹘、突厥之中了。《长春真人西游记》和《湛然居士文集》中所记载的元朝时迁居在今新疆及境外的汉族，后来也都融合于回鹘、突厥之中了。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汉族迁入云南的记载。庄蹻又名庄豪，为战国时的楚将。“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西汉在云南建立了益州郡，元朝设立了云南行省，这期间有许多汉族迁居云南。据《云南各族古代史略》所言：“明代以前，云南境内的汉族大都融合于少数民族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个事实……征服者很快学会了被征服者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在我国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许多次。少数民族在全国或部分汉族地区建立政权后，他们的历史命运大多数都受到这一规律的支配，最后这些久居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大部或部分都融合于汉族。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还存在着上引规律所不能概括的情况，如上述吐蕃占领河西地区后，当地的汉族却吐蕃化了。在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上，吐蕃是较汉族为低的，其人数也较所占领地区的汉族少得多。这个情况的出现，究竟应该如何解释，还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另外，历代汉族人民移民少数民族地区，接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社会经济生活，最后融合于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事实，也显然是受着另外的规律支配的。

三
　　在我国历史上，有大量的汉族融合于各少数民族，这不仅有现存的历史文献可以证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和生活现实也在这方面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事业获得较大发展，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
　　1948年，我有半年时间在甘肃西南部的洮河流域和白龙江流域的藏族聚居区进行社会调查，发现有一些到藏族地区谋生的贫穷的汉族青年农民与当地的藏族姑娘结婚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完全与当地的藏族相同，他们所生的子女，从小就只讲藏语不讲汉语，长大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藏族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因为当时有大量的藏族男子进了寺庙，为这种婚姻提供了机会。1987年夏天，我又带三名研究生到洮河流域进行社会调查，发现汉藏通婚的事增多了，不仅有些藏族妇女嫁给了汉族男青年，也有些汉族妇女嫁给了藏族男青年。卓尼县木耳乡的藏族乡长告诉我，凡是嫁到纯藏族村落或以藏族为主的村落的汉族妇女，这些汉族妇女和她们所生的子女都变成了藏族。
　　1950年的秋天，我和一些青年同志到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一天我在疏勒县的一个茶馆里吃茶，碰到了几个维吾尔族青年正在用维吾尔语讲《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好奇心使我同他们攀谈了起来，得知他们祖上的男方都是在疏勒城外八个屯子屯田的汉族士兵，祖上的女方都是当地维吾尔族妇女。他们约我到他们的家里做客，我在他们的家里看到，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南疆的其他维吾尔族农民的家庭生活完全一样。如果还有一点不同的话，就是我在他们的家里看到了用汉文写的神主牌位，这只能算是汉族祖先崇拜的一点遗物。1877年，清军和新疆各族人民赶走阿古柏这帮外国侵略势力后，驻疏勒的清朝军队在城外屯田，距我在疏勒县调查时仅七十来年，可见这些屯田的汉族士兵融合于维吾尔族的速度是很快的。
　　秋浦同志（民族学家）在《世界民族是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域》（1988年）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我在蒙古西部地区接触了一些蒙古化了的汉人，由于他们在当地居于少数，他们在蒙古人的包围中，住的是蒙古包，穿的是蒙古服，吃的是蒙古饭，讲的是蒙古话，和蒙古人完全一样，也自称为蒙古人，可是他们的祖先却是汉人。”
　　向零同志（侗族，民族学家）在为《月亮山民族调查》（1983年）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道：“民族间的相互融合不断发生，有汉变苗，水族变苗的。变化的原因，有因通婚而变，有因避难而变。有个别人变，有整村整寨变。例如计划公社加去寨的韦姓现有153户，据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水族，到此地后才变成苗族的。目前，某些生活习俗中尚留有水族习俗的痕迹。孔明公社汉族占该社的百分之八，现仍正在苗化。他们除在家说汉话及仍在七月十五日祭祖外，所有习俗全部同于当地苗族。”
　　《土族简史》（1982年）一书中这样写道：“土族中也融合有汉族的成份。据土族的民间传说和一些族谱记载。在明洪武年间，曾有一批汉族人从山西等地迁入三川地区，从南京迁到互助地区，与当地土族人民长期相处、互通婚姻，有些就融合到土族中去。民和官厅土族张家、贾家的家谱称其祖先原系山西平阳府人，秦家家谱称其祖先原系山西大柳树庄人。清中叶又有许多汉族人陆续从四川、甘肃等地迁居于今互助境内，与土族杂居，互通婚姻，结为亲戚，逐步融合到土族中。”
　　《黎族简史》（1982年）载：“由于黎族长期以来与汉族人民接触最为繁密，因而有部分汉族成分融合于黎族之中是很自然的事。关于这方面的事实，文献上常有记载……到了明代以后……特别是大批衣食无着不堪压迫而逃进黎族地区的汉族劳动人民，他们的后代有些在当地定居下来，以后渐渐地成为黎族。”

四
　　费孝通教授所写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崭新的观点，回答了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于文章中提纲挈领所阐述的十个方面，我个人认为都还需补充史料并作进一步的论证。我的这篇拙作，只是对费文第八节《汉族同样充实了其他民族》，在史料上作了一些补充。
　　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早在殷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只是由于秦汉以后的史料比较详细，这篇拙作是从秦汉说起的。由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有些是自愿的，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有些则是被迫的，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现的。大致说来，自愿的融合曾给当事人带来安居乐业，而被迫的融合则给当事人带来过痛苦压抑。
　　总的说来，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对于历史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仅就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而言，不仅增加了少数民族的人口，而且这些迁居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农民和手工业者，对于发展当地农业和手工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如：《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载：“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盾，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这方面的事例极多，需要专文论述，在这篇文章里不宜列举很多。
　　【原文发表于《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限于篇幅，本文在编辑过程中略有删节，并有少量文字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