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韬晦与内松弛：三中全会决定展示各集团利益博弈所在

一：三中全会决定的语言分析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三中全会决定）当中的语言，人们可能觉得太概括太书面化。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建国以后很快就实行了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因此使用了这样一套高度概括性语言，来与人们习惯的利益单一与国家对应的体制环境相适应，改革开放前人们已经适应了贴标签式的高度概括性语言。
　　但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突破了这种语言与人们对应的单一性和单向性。
　　比如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其中的语言与当时人们关切的重大问题有一个很好的对应，就是一个很好例子。众所周知，为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民众第一次，在阅读会议文件会议公报之前，就感受到了会议的气氛、会议的焦点、会议的民主过程。所以，人们在阅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对于它的语言，有一种亲切感。
　　因此，人们说，改革开放是从会议的开会方式开始的，是从公报语言的解放感带来的。
　　相比而言，今天的三中全会决定以及之前的三中全会公报，使用的语言，还是太隔膜，太书面化。
　　在距离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体制解体几十年后，一个关于党的面对现实进行实事求是的重大改革的决定中的语言，还是使用计划时期的语言。其中的对应当下现实的意思还是需要翻译，才能明白其中的所指。这是不是有点烦琐哲学了呢？

二：阅读三中全会决定的对应现实
　　那么，我们阅读三中全会决定所对应的现实，究竟是什么呢？
　　应当说，就是利益固化和利益格局需要突破的现实。但是，通观三中全会决定和之前的公报，这种语言一点也没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导致了社会分化，打破了传统社会结构，也带来了社会成员的利益分化，不同阶层的自身利益需求日益显著，按高层的表述是“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因此，各阶层的利益诉求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和冲突。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以城乡矛盾、地区矛盾、劳资矛盾、行业矛盾、干群矛盾等形式体现出来。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中国目前这种普遍状态，“总体都属于阶层分化诱致的深层社会矛盾，核心是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关系”。
　　社会学者强调，利益集团是一个中性概念，“不是简单可以用好和坏进行区分的”，但是因为改革前一直强调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性，并试图以此消融、代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使得与过去单一体制下“人民利益一致论”相悖的利益集团概念成了贬义词，甚至将其与恶意既得利益集团相混淆而一同视为“洪水猛兽”。
　　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的吴南生，最近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说的一番话──
　　“30年过去了，我们改革的形势变化了，对手也不同了。如果说，我们过去办特区，是跟极左的思想斗，跟僵化的意识形态斗；现在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博弈错综复杂，最大阻力就是利益集团。”
　　改革的对手不同，所谓“斗争”的表现形态也就截然不同。当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极左思想、僵化的意识形态时，争论起来主要是互相贴标签，反对者对于改革举措的“经济价值”倒并不太在意。
　　譬如说，当年中央决定在深圳建一个证交所，主要的反对意见就是虚无缥缈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凭什么把这样一个“超级吸金池”放到深圳，却没有放到其他既有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不用30年，3年过去，天津、大连、武汉、西安等地的领导人就算过账来，纷纷向中央申办“第三个证券交易所”，可惜谁都再也别想有这样的好事儿了，利益已经分配完毕。

三：三中全会决定是前两任党中央工作内容的继续
　　其实，在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集团的存在和活动多数是合理的，要求大都是正当的，其中有的还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动力，是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平衡力量。
　　三中全会决定中最引人瞩目的一句话“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就是针对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实，是针对利益集团的博弈来讲的。
　　早在1988年，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工作报告就首次认可了利益集团的存在，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
　　1998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有效化解利益关系当作深化改革的重要前提，“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和结合起来……”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从协调利益矛盾与冲突角度，胡锦涛同志提出用“五个统筹”的思想解决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突出的利益矛盾问题。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近来，中央领导同志将“协调利益关系”列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之一。
　　去年2012年两会期间，有外国记者提问当时还是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您谈改革时提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那么‘利益集团’有哪些？怎样打击？”汪洋的言谈延续了机智幽默的风格，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几句开场白就让全场一片笑声：“我不记得我原话是不是说‘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我记得我说过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影响，这样理解更准确。”“但因为你是老外，你对我的讲话理解得不那么准确我也表示理解。”
　　汪洋说，目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利益格局的影响。“只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有关部门真正是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代表一小部分人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他说，政府内部维护部门的审批权力，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重要表现。
　　读到这样的语言，人们是不是有着当初经历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再看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语言的亲切感呢？

四：三中全会决定展示各集团利益博弈所在
　　现在，中共很多中央和地方领导都明白改革的阻力究竟在哪里。用汪洋当时的话说，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多种所有制实际上就是有不同的利益取向。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这些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机关的影响，这一点确实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审批事项上。”“我们在解决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问题上，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
　　因此，现在的老百姓在读三中全会决定时感到隔膜感到太书面化，就是因为我们与汪洋这样平实讲话的领导接触的太少了。
　　“首先是要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这样的语言，实际上就是对三中全会决定的最好解读。
　　调整利益关系、无关意识形态的改革举措，非待划定特区、赋予“先行先试”的资格而后行。即如深圳，它现在如果想推动降低户籍门槛的改革，还需要上级批准吗？不用，只需要主政者有这样的意愿，并且能说服其早期的移民向新近的移民释放机会，就可以了。类似的改革，如财政预算细化，官员财产公开，医疗体制改革，没有任何政治和法律障碍，不需要什么铁丝网圈起的特殊政策，只要你真想搞，哪个地方都可以干起来。麻烦在于，顽固的、复杂的利益纠缠，使得地方主政官员自己不愿意改，或者因找不到万全之策而难下改革的决心。如吴南生老人家所说，“跟既得利益集团切割，需要很大的勇气。现在不至于‘杀头’，但丢乌纱、生活受厄则都有可能”。
　　与意识形态争论不同，调整利益关系，无法以简单的“对”和“错”来一言以蔽之。前者靠的是坚持，后者靠的更多是妥协。当年攻击特区是“新时代租界”的言论，毫无疑问是错了。但是，利益如何分配，该多向谁倾斜一点，谁先来谁后来，却没有绝对正确、绝对合理的方案。甚至，也不是顺应多数人的利益就天然正确。它需要建立一套民主和法治的规则，让人们充分地表达自己利益的诉求，通过讨价还价，最终确定各方接受的分配方案。所以，今天的改革，更多的是琐碎的庸俗之事，再用贴标签的办法来把它“天使化”或者“妖魔化”，都嫌过于夸张了。
　　当前，很多领导干部都认识到“改革总会有微词，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但不改革是最大的危机。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政府自身。”
　　那么下一步看我们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是口头上说改革还是实际上去促改革，关键就在于三个能不能──
　　在解决既得利益格局方面，能不能贯彻三中全会决定；
　　在解决既得利益格局方面，能不能建立一套民主和法治的规则；
　　在解决既得利益格局方面，能不能真正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对于从执政的党和政府头上开刀的真改革来说，是一次很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