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其翔教授的《物质场理论》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改革都有红利吗？》一书，是[澳]雪琪先生主要以清朝政权历史五个阶段切片改革红利分析兴衰成败，很有创意。但美中不足的是，雪琪先生在前面《自序》中说：1911年“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上下其手，所挑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立”。但这是对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保家卫国、反帝反封建历史意义的歪曲。原因是由于有范仲纯这样一批早期学人对马克思主义自觉的宣传鼓动，四川保路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的马克思主义群众革命运动，它为后来的辛亥革命和“重庆组织”及“上海组织”，都创造了部分条件。例如，在四川保路运动过去100周年，2011年3月12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201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全球难民、灾民、饥民、移民现象的解决；特别是他看到鸦 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等，带来上百万的华工、劳工流入欧美亚洲的强国，苦难比所在国的工人阶级还甚，极大地影响了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和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多篇揭露鸦 片贸易的卑劣,谴责西方殖民者的评论等事实。从“湖广填四川”到保路运动，从远古巴蜀盆塞海洋山寨城邦海洋文明以来，几千年中多次兴衰轮回，难民、灾民、饥民、移民现象深重世界罕见；所以当马克思主义指引的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等政治新闻，传到巴蜀一些城镇，即使住在大山和偏远之处的个别大户人家，也有所耳闻。他们中的一些巴蜀有识之士，对难民、灾民、饥民、移民兴亡轮回重演的敏感和考虑，注意联系四川自身作传播，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并不神秘。

如四川盐亭县北面大山区石牛庙乡，大户人家范炳南就是其中之一。范仲纯受父亲范炳南的影响和指派，1906年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求学，专攻马克思学说，并与1907年先后入该校的李大钊、陈独秀结识；而陈望道也是1915年入该校的同学。范仲纯1910年学成归国后，就开始在成渝和盐亭县内的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宣传马克思解决难民、灾民、饥民、移民现象等，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正在这类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们，支持和鼓舞了张澜、吴玉章、蒲殿俊、罗纶等发动和领导的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

但2010年4月11日上海的《东方早报》，发表陆建德先生写的《烈士之死──关于四川保路运动的札记》或《保路运动中的“烈士”之死》的文章，该文被“武威”等人改标题为《保路运动：被建构的“烈士之死”》、《四川保路运动真相：贪污犯闹革命》，内容大致不变，在新浪、搜狐等知名网站大肆刊发。这类文章对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歪曲，比雪琪先生更甚；文中还不忘记丑化郭沫若先生。

例如，这类文章说：（1）在保路运动无数哭声震天的闹剧里，“烈士之死”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现实生活中的郭树清和那个被保路话语建构、包装出来的烈士，毕竟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急就章里描画出来的傀儡，挑动民众向当局施压的工具。群众性示威运动的主使者，为了激化矛盾，抢占道德制高点，经常乐见手下的人伤亡。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郭树清烈士之死就是一个例子。那年5月9日，鉴于各省商办铁路财务混乱，弊端百出，清廷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不久批准主政邮传部的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约，借款修路，继而又谕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义收取“租股”。这项理应受到川民欢迎的利民政策，最终导致政府下台。

（2）其原因就是它触犯了蒲殿俊、罗纶等极少数把持四川咨议局与铁路公司地方绅商的利益。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明白，川路公司造路无望，但是停收“租股”意味着财源断绝。他们不想放弃特权，更不允许中央政府，查账并接管七百多万两银子的未用路款，于是就用“卖路卖国”等极端情绪化的语言，淆惑人心发起保路运动。

（3）《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刊出了死者同乡陈鸿钧撰写的《郭烈士传》，四百多字，起首和收尾两段，都是谀墓套路。作者特意安排烈士，亲自参加21日的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而郭沫若在《反正前后》里，形象地描写过大会上，集体歇斯底里大发作。郭君想必在现场受到感染或刺激，似有所失，渐至精神分裂。

（4）清廷早就识破保路领导人的所虑所求，甚至在谕旨上挑明了问题的实质。但是随着运动的蔓延、深化，中央的声音，已被有效阻隔，无法抵达民间。民国后，铁路国有政策不变。袁世凯政府是典型的弱政府，为了讨好地方，交通部于1912年11月与蒲殿俊、邓孝可等四川代表签约，像战败国一样答应承担公司以往的一切费用，分期支付，本息总额高达两千九百余万元。后来内乱不已，这笔巨款中的绝大部分不了了之。至于那笔余下来的“浮财”，有的虚耗于争权夺利的内战，有的被偷、被抢，下落不明。有的被用来开办铁路银行和轮船公司，供经营者坐享红利。分赃不均，内讧又起。

看来2010年以来，从国内的陆建德先生到澳大利亚的雪琪先生等人，是要想把已经蒸发的清廷政体“黑洞”请回来。说张澜、吴玉章、蒲殿俊、罗纶、郭沫若、邓孝可等人，是清廷改革红利的新既得利益者也行。但张澜、吴玉章、蒲殿俊、郭沫若、邓孝可等在日本留学，归国时间不长，他们有的当了省议员，也只是用钱买的一个虚位；如王右木就不愿哥哥为他买省议员当。张澜、吴玉章、蒲殿俊、罗纶、郭沫若、邓孝可，贪污了清廷中央政府大员实际掌管的铁路公司的钱了吗？说民国后1912年蒲殿俊、邓孝可作为签约四川代表，贪污了袁世凯政府承担铁路公司的“浮财”。这与有文章说：“1912年张澜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和1917年11月张澜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时等的关系、名望、人脉，和掌握的省政府余下的一些资金，一是组织青年留法、留俄、勤工俭学的储备人才的运动；二是支助北京李大钊、陈独秀，和湖南毛泽东等的革命活动”有关吗？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张澜开始研究共产主义，听好友吴玉章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两人交流，也心都向往创建一个中国共产党，而有两手准备：邓绍昌参加过保路运动，同乡蒲殿俊，与邓家是世交。蒲殿俊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之首，1916年袁世凯下台议会重组，蒲殿俊当选众议院议员。1917年7月段祺瑞二次组阁，蒲殿俊又任内务部次长。但因受排挤，12月被迫辞职，逐渐脱离政治。1919年他谢绝北洋政府委任他教育部长之职时，他的四川老乡、保路运动的老战友张澜，和他商量：要以他们的资金和广泛的名望、人脉，去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学者，宣传新文化，推荐蒲殿俊先出头，到北京《晨报》作总编辑。正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学者协助，在《晨报》副刊增设了《译丛》和充满民主气息的《自由论坛》。

蒲殿俊还约请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闻一多、冰心等一大批文化界名人写稿，大力从事新文化、新思想与新知识的倡导与宣传。当时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连载的。这是一手实际是为后来“上海组织”作准备。另一手是，张澜、吴玉章、王佑木、杨闇公等四位直接负责，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共产党，也相约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张圣奘、张太雷等京津马克思研究会、毛泽东的湖南马克思研究会等川外成员、组织的支持和参与。1920年3月重庆成立的共产党，有一个目标是先建立一个“川陕革命根据地”，再迎接全国的解放。

旷继勋在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中营救张澜等领导人，就认识张澜。在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军内后，也成了旷继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熏陶的重要时期。1919年旷继勋返川继续当兵，到1920年已升任连长。此时经吴玉章、王右木介绍，旷继勋参加“重庆组织”。吴玉章和旷继勋是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吴玉章领导荣县起义，旷继勋曾参加，两人都有武装斗争经历。所以在“重庆报告”中提到的革命武装，就与他们有关。也与后来1932年旷继勋等，主张和成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有关。“重庆组织”解散后，旷继勋1926年初在郫县时，经吴玉章又加入“上海组织”。

1930年旷继勋受党中央派遣，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红4军军长。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红一军在商城南长竹园会师，按中央指示将两军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1931年4月旷继勋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调任红13师师长。5月旷继勋指挥二十四师、七十五师一举解放霍邱县城。1931年10月旷继勋又在徐向前部任红25军军长兼独立师师长。这一时期是旷继勋同志军事生涯的辉煌时期，他先后直接参与和领导了第一、二反围剿战斗，创造了很多战例。11月10日旷继勋奉命与红四军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旷仍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旷继勋曾因与王右木有在川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1932年当知道红四方面军主力有离开鄂豫皖向川北转移的打算时，旷继勋主张川陕根据地应成为今后井冈山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铺路石和先遣队，张国焘却主张根据地要独立自主。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到陕南城固县小河口，在12月10日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旷继勋、曾中生对张国焘的军阀作风进行过斗争。张国焘却伺机想报复。1932年12月24日邝继勋率部队进攻通江县城，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县，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被选为主席。

1933年5月17日红四方面军为战略考虑，把红军主力撤到川陕边界三坝西南地区，从而爆发了“空山坝战役”。这一战红军大获全胜，旷继勋功不可没。大战之后旷继勋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建立统战关系，写了一封信给原在军阀部队里身为旅长的朋友谢德堪，想开导他们拥护红军，争取起义。但令人最痛心的是，这一封信因被张国焘查获，张便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等罪名，逮捕了旷继勋。时隔不到两个月的1933年6月，旷继勋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惨遭杀害于王右木家乡临近的通江洪口场，年仅36岁。1935年8月张国焘又派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川西北的卓克基。1945年党中央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但当时没有一齐给旷继勋平反昭雪。中央追认旷继勋为烈士，是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之一，才终于得以正名。

2017年11月12日由中共绵阳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史研究室、中共江油市委共同主办的纪念王右木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油举行。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原副主任、研究员李蓉同志出席，并在绵阳日报发表《不忘初心高举旗帜不懈奋斗》的发言摘要文章中说：“《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显示，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于1920年3月12日在重庆成立，这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提供了新的证据，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1921年6月“上海组织”还没有正式成立，《开端──中国共产党成立述实》一书提到张太雷在共产国际“三大”报告说，1921年3月又已召开过“各级组织的代表会议”。这里解答张太雷的“三月会议”等谜，只能是1920年3月12日成立的“重庆组织”。

1921年6月列宁派的马林来中国正式建党作调解，张澜从李大钊那里知道后，再次与吴玉章、杨闇公、王佑木等研究，由王佑木在1920年3月31日给共产国际报告原稿上修订。定稿由张澜1921年8月10日带到北京后，找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张圣奘完成俄文翻译稿后，8月14日就带张澜一起面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马林同意将《重庆报告》和上海“一大”材料一起转交带回莫斯科。但马林认为要想革命早日成功，避免无谓牺牲，只有接受苏俄指导解散重庆组织，以个人名义愿意的再加入上海组织。1921年8月15日张澜离京，后马林的意见得到王佑木、杨闇公、吴玉章等大多数人同意，愿意加入上海组织的以个人名义申请；1921年8月30日的解散会议，决议不允许任何人以重庆组织名义活动，由此重庆组织不再存在。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现的“改革开放”曙光，今天再次打响反击美国特朗普政府贸易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贸易恐怖主义的“第一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路线确定后，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是正确的，搞无谓争论，无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别是国家级实验室正在创造未来的基因工程、寻找暗物质、量子计算和通信、人工智能、脑科学等潜在的颠覆性研究，其中的每一项都对未来的产业、国防技术以及理解人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反贸易战”类似十月革命，也将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2018年3月14日霍金逝世，霍金对黑洞辐射原理的贡献意义深远，谨以此文一并纪念霍金辐射时代的到来。

五、结束语

2018年8月2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丹·布朗走在反科学主义的道路上吗？》，是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和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刘兵教授，为《中华读书报》策划的“南腔北调”对谈系列第168期的文章。

其中江晓原教授说：美国作家丹·布朗的畅销书作家地位，是靠《达·芬奇密码》奠定的。《达·芬奇密码》中译本售出了百万册以上，堪称奇迹。丹·布朗的小说除了《达·芬奇密码》，每部都是很优秀的科幻小说。 他的第一部小说《数字城堡》中所虚构的可以窥看全世界一切电子邮件的“万能解密机”，13年后确实在美国本土建设起来了。据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一书中披露，美国人建立了一个“世界上迄今所知最具侵入性和最强大的数据收集系统”，这个系统于2011年1月在犹他州奠基，它有能力“监控所有美国居民发出或收到的电话、电子邮件、短信、谷歌搜索或其他电子通讯，所有这些通讯将会被永久储存用于数据挖掘”。

刘兵教授回应说：《达·芬奇密码》这本书，带动了他其他书的畅销。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背景是，他的《数字城堡》、《天使与魔鬼》、《骗局》等小说，居然都是与科学技术的主题密切相关，而且还与我们所关心的像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伦理、科学与宗教等主题密切相关，再加上他的作品的可读性，所以我们会关注他和他的作品。丹·布朗也不是专门以撰写反科学主义小说的作家，他以往的作品在这方面能够有那样好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2002年笔者积40多年业余探索的成果，出版了《三旋理论初探》一书。一位笔名“pengxh”的先生在西方《新语丝》网站论坛发表一篇“深刻”解剖的文章说：他因学习需要查资料，在网站搜索到笔者的工作环境和经历介绍，感到现在是个“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求贤若渴”的时代，“以如此的研究条件做出这样的成就令人生疑”。他说该书作序的李后强、金吾伦、刘粤生三位老师中，可恶的是刘粤生说了“这是一部旷世奇书”。pengxh入木三分地总结时代的部分特征是“死要面子的中国人”，没有人能“经住高薪和良好科研环境和条件的诱惑”。笔者和pengxh先生的人生道路不同，是不反对pengxh等先生死要面子、名利。但笔者的动力来源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生育养育的那片贫瘠乡土的眷恋。笔者追求科学理论的创新和发现，但更追求变成石破天惊的技术。科学原理当然重要，但各人站的角度不同，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很难统一。所以最后以“盼石破天惊的技术”共勉。
§　参考文献       

[1]陈其翔，物质场理论──狭义相对论中的引力场和电磁场，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1月；

[2][日]大栗博司，超弦理论：探究时间、空间及宇宙的本质，人民邮电出版社，逸宁译，2017年2月；

[3][日]福田伊佐央，物质中蕴藏的巨大能量，科学世界，2018年第7期，魏俊霞等译；

[4]王德奎，三旋理论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5月；

[5]孔少峰、王德奎，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用，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9月；

[6]王德奎，解读《时间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

[7] [巴西]昂格尔、[美]斯莫林，奇异宇宙与时间现实，重庆出版社，谢琳琳等译，2017年1月；

[8]陈超，量子引力研究简史，环球科学，2012年第7期。       

旷继勋（1895-1933）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营救张澜等领导人，认识张澜。在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军内后，也成了旷继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熏陶的重要时期。1919年旷继勋返川继续当兵，到1920年已升任连长。此时经吴玉章、王右木介绍，旷继勋参加“重庆组织”。吴玉章和旷继勋是在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中，吴玉章领导荣县起义，旷继勋曾参加，两人都有武装斗争经历。所以在“重庆报告”中提到的革命武装，就与他们有关。也与后来1932年旷继勋等，主张和成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有关。“重庆组织”解散后，旷继勋1926年初在郫县时经吴玉章又加入“上海组织”。

1930年旷继勋受党中央派遣，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担任红4军军长。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红一军在商城南长竹园会师，按中央指示将两军合编为红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1931年4月旷继勋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调任红13师师长。5月旷继勋指挥二十四师、七十五师一举解放霍邱县城。1931年10月旷继勋又在徐向前部任红25军军长兼独立师师长。这一时期是旷继勋同志军事生涯的辉煌时期，他先后直接参与和领导了第一、二反围剿战斗，创造了很多战例。11月10日旷继勋奉命与红四军合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旷仍任红二十五军军长。

旷继勋曾因与王右木有在川陕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1932年当知道红四方面军主力有离开鄂豫皖向川北转移的打算时，旷继勋主张川陕根据地应成为今后井冈山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铺路石和先遣队，张国焘却主张根据地要独立自主。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到陕南城固县小河口，在12月10日召开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旷继勋、曾中生对张国焘的军阀作风进行过斗争。张国焘却伺机想报复。1932年12月24日邝继勋率部队进攻通江县城，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解放通江县，成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邝继勋被选为主席。

1933年5月17日红四方面军为战略考虑，把红军主力撤到川陕边界三坝西南地区，从而爆发了“空山坝战役”。这一战红军大获全胜，旷继勋功不可没。大战之后旷继勋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建立统战关系，写了一封信给原在军阀部队里身为旅长的朋友谢德堪，想开导他们拥护红军，争取起义。但令人最痛心的是，这一封信因被张国焘查获，张便以“国民党改组派”、“右派”等罪名，逮捕了旷继勋。时隔不到两个月的1933年6月，旷继勋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惨遭杀害于王右木家乡临近的通江洪口场，年仅38岁。1935年8月张国焘又派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川西北的卓克基。1945年党中央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但当时没有一齐给旷继勋平反昭雪。中央追认旷继勋为烈士，是2009年9月10日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之一，才终于得以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