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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先生 发表于: 2004-8-16 13:57:00|显示全部楼层|阅读模式

[外交官] 五四100年 | 顾维钧:舌战巴黎的青年外交家

 [复制链接]
  顾维钧(1888.1.29~1985.11.14),字少川,汉族,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近现代史外交家。
  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967年,定居纽约开始退休生活。
  1985年逝世,享年9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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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风 发表于: 2019-4-26 12:08:00|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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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100年 | 顾维钧:舌战巴黎的青年外交家

源自:新京报
原文标题:五四100年 | 顾维钧:舌战巴黎的青年外交家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著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顾维钧──舌战巴黎的青年外交家。
  撰文 |唐启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中国学生各组织、华侨代表等,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1888-1985)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但是与五四运动密切相关。当时他是驻美公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第三号全权,在巴黎为“山东问题”与日本代表团激烈交锋。就因为1919年4月下旬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外交失败,消息传回国内,引爆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为主要要求,结果让经手山东问题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下台,更直接促成中国在巴黎和会拒绝签署对德凡尔赛和约。可以说,五四运动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密切相关,顾维钧在和会参与了山东问题辩论,也对拒签和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堪称五四运动期间内政与外交互动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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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顾维钧
  时年:31岁
  身份:驻美大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第三号全权
  地点:巴黎
  山东问题之起源
  1914年夏欧战爆发,中国即宣布中立。不久日本对德国宣战,并借道山东进攻青岛,要求中国划出广大战区。北洋政府努力缩小战区范围,日本不愿遵守,越区占领胶济铁路沿线车站,严重破坏中国之中立地位。
  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其中第一号即欲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与各项利权,袁世凯政府努力周旋交涉,最后在5月25日签署两个条约并作13件换文。其中《关于山东之条约》第一款规定:“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政府协议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于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此即所谓“山东问题”法理争议之起源。
  袁世凯过世后,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实权。段祺瑞于1917年7月平定张勋复辟,8月,一方面对德宣战,以争取和会入场券。一方面与日本交好,于1917年秋冬起大举对日借款(即所谓“西原借款”),订立一连串协定与合同,取得借款编练参战军,准备对西南遂行武力统一。由于未经国会批准也未公布,一般称之为“中日密约”。
  五四时期喧腾一时之所谓“中日密约”,主要指1918年9月24日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相后藤新平关于济顺高徐二铁路、满蒙四路、解决山东悬案等三事的换文,以及28日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英二郎签署之有关济顺高徐铁路及满蒙四铁路两个预备合同。尤其山东问题换文中章宗祥复函:“欣然同意日本政府之提议”几个字,广为国人所知,恶名昭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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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
  一般认为,1915年之中日新约可以说是在日本武力胁迫之下签署的,国际法上的效力有争议,加以后来中国对德宣战,可以引用情势变迁原则主张该约无效。但是1918年的中日换文及合同,是在中国参战以后签订,内容与山东铁路权益相关,可以解释为中国政府参战后仍然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原来在山东的权益,此与后来巴黎和会中国在山东问题上外交失败密切相关。然而,此“中日密约”签署及换文时,北洋政府与日本关系良好,相信依赖日本政府将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之承诺,并未准备在战后和会中提出山东问题。
  顾维钧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政治博士,精通国际法,对山东问题有深入的研究。他于1915年秋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以28岁之英年,向威尔逊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成为华盛顿外交团中最年轻的一员。顾氏不断建议北洋政府拉拢美国抵制日本之在华扩张,迨1917年美国对德宣战,北洋政府不久也对德奥宣战。1918年底欧战停火,协约列强准备召开巴黎和会,顾氏建议北洋政府采“联美制日”外交方针,并受命与美国政府联系,对具体促成中美在巴黎和会联手对抗日本,居功厥伟。
  顾氏于1918年底,与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共同被外交总长兼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派遣为和会中国代表团先遣部队,顾氏遂先行与美国代表团同船抵达巴黎。陆徵祥到达巴黎之后,确定“联美制日”外交方针,决定在和会提出山东问题及废除“二十一条”,顾氏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及国务卿兰辛等保持畅通联系。
  激辩山东问题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开幕,28日上午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中日激烈竞争,顾氏代表中国与日本全权牧野伸显正面交锋。顾氏首先发言,陈述山东因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国防等关系,应令德国将所租青岛及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完全直接归还中国。日本牧野全权谓:日本占领胶州湾,迄今事实领有,中日间已订有交还之成约,关于铁路亦订有成约,应先得德国同意让日本取得自由处分权,中日间即依成议办理。
  主席威尔逊询问日本全权,所有中日从前接洽各条件,可否提交大会。日本全权牧野答复支吾,以此种条件宣布须请示政府。威总统即询中国愿否交出,顾使答以我国并无反对交出之意。牧野再次强调中日间对胶州湾已有成议。顾回复:中国对于归还胶州一事,与日方代表意见不同,并分七个层次驳斥日本:
  1.中国很高兴听到牧野全权在会中确认:日本对胶州湾租借地不欲据为己有。
  2.但在归还手续直接或间接中,中国宁愿直接,此事一步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直捷。
  3.至于中日成约,日方应指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后签署之条约与换文,当时中国政府是因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同意签署的。
  4.即使舍弃当时被迫签署之情形,中国政府充其量认为这些条约与换文只是战事引起之临时问题。
  5.即使这些条约及换文有效,中国对德宣战之事实已使情况改变,根据“情势变迁原则”今日已不能执行。中国当时被迫同意德国在山东之租借地与权利之处置,但这些条款不能阻止中国加入战局,也不能阻止中国以交战国身份参与和会,因此也不能排除中国要求德国直接归还其权利。
  6.且中国对德宣战时业已明确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皆因开战而失效。因此中德租借章程中止,胶州湾租借地与其他德国在山东享有之权利与特权,于法律上都早已归还中国。
  7.纵使租借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中止,也不能转移给中国之外的第三国,因为1898年租借章程规定:租借权利不能转移给他国。
  顾维钧在最高会议的陈述,可谓中国外交史上最富传奇性的演说。百年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这个有力的精彩发言不断被传颂复制,近年更被当成爱国主义教育典范拍成电影一再播放,给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个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与档案史料所见差距颇大;当天顾维钧之发言内容,依据《中国代表团会议录》《秘籍录存》《外交档案》及王芸生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各个版本都很相近,记载颇翔实可靠;近年出版之《顾维钧外交演讲集》,收录顾氏在巴黎和会之英文发言记录,辅以中文翻译,更是最接近发言状况的一手记载。所有文本中,顾氏虽提及山东是孔孟诞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但未提及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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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右)与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及王宠惠合影
  事实上,顾维钧当天发言确实精彩,他在后半段的辩论中,以流利英文,娴熟充分的国际法理论点,层层申述中国要求直接收回山东德国权益的理由,驳斥日本的法理依据,一鸣惊人,获得各国外交代表的激赏与喝彩。消息传回国内,顾维钧立即成为家喻户晓的爱国抗日英雄。
  顾氏在和会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联盟委员会”,积极参与《国联盟约》起草工作,顾氏虽支持威尔逊,但为维护中国国权,反对将门罗主义列入盟约。又为公理正义,支持日本代表将“人种平等”列入盟约。顾氏在委员会中的优异表现,对日后中国在国际联盟的地位有很大的帮助。
  外交失败与五四运动
  巴黎和会因各国利益冲突,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之公开外交、公理正义、民族自决等崇高理想,不断遭英、法、意、日各国抵制,又因《国联盟约》草案受到美国国会质疑牵制,日益孤立处境维艰,支持中国的力道不断减弱。
  山东问题于4月下旬进入关键的定案阶段,日本全力抵制,在国联盟约中坚持“人种平等”,让美国立场为难。日本又不断提出有利法理依据,尤其是战时协约列强都与日本订定密约,承诺支持日本战后取得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让英、法各国必须支持日本立场。而意大利则为了阜姆
  (Fiume)
问题不遂己愿,断然退出和会,并扬言不加入国联。威尔逊为了保全国际联盟,让和会不致破裂,对日本态度逐步软化。乃借口中国在山东问题换文中“欣然同意”日本取得山东铁路权益,让美国无法支持中国。  22日上午和会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坚持胶州必须由日本继承,强调中日1915年与1918年成约之有效性,中国宣称因对德宣战而废除胶澳租借条约,在国际法上不能成立。又以与英、法、意之间战时密约,迫使英、法领袖公开支持日本在山东问题之主张。而当天意大利宣布退出和会,让日本拒签和约不加入国际联盟的威胁更加有力。威尔逊孤掌难鸣,只能与日本代表讨论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之条件。
  22日下午,最高会议听取中国的意见,陆徵祥与顾维钧出席,日本代表不愿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没有出席。威尔逊先表示受限于战时密约,英、法、意支持日本意见,认定中日间成约,尤其是1918年之换文为有效。顾维钧努力解释1918年换文“欣然同意”之义,一切有待和会作出最后决定,但是已无法扭转局势。
  最后,最高会议确认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利,威尔逊要求日本作出最终归还胶州湾租借地之保证,好对美国国内有所交代。日本于30日对美、英、法作出口头保证,然而因事属机密,中国代表团要一个多月后才看到会议记录,还被要求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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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中国全权代表,左至右:驻英公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大理院长王宠惠。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最高会议的决定使整个中国代表团和北洋政府深感失望,我们当时曾立即通过外交部将情况呈报总统和总理;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会不太好,但却不曾料想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至于日本,则是如愿以偿,它可以先将德国在山东的领土和经济权利直接攫取到手,然后再就归还租借地一事与中国谈判。换言之,1918年9月的《山东问题换文》及1915年《民四条约》受到了尊重,或者说,至少其中有关山东的条款得到了承认。”
  当时国人知道巴黎和会形势对中国十分不利,由于电报不畅,当时巴黎代表团发到北京外交部的电报,1月至4月中旬平均3天可到,4月下旬平均5天。5月上旬,因京沪水陆电线有阻,电报传递特别慢,平均需要9天,而消息见报的时间还会更晚一两天。有的报纸依据外电或西文报纸之报道,消息较快。但至5月3日止,各报最多报道到4月29日和会之传闻,尚不知30日四人会之决议。
  在国内报纸报道及社论的鼓动之下,当时国人咸认为日本在和约中将完全继承德国山东权益,并归咎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经手之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及山东问题换文,是中国在和会外交失败的主因,遂引发“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之五四学生爱国动。
  拒签和约
  五四之后,曹、章、陆辞职下台,国人关心焦点集中于拒签对德和约。北洋政府权衡利弊得失,认为签字比较有利,但因许多外交机密不能公布,而国人拗于成见,一致要求拒签,北洋政府及巴黎代表团陷于两难。
  由于和会外交失败,中国代表团离心离德,北洋政府对签约与否不能作出明确指示,旅欧侨民华工及学生持续对代表团施压,国内各人民团体也不断去电要求拒签,代表团无人愿意承担签字责任,陆徵祥又生病住院。此时顾维钧发挥专业国际法知识及坚毅耐烦的交涉能力,协助陆徵祥,只手承担了中国代表团与和会当局交涉的重责大任。
  顾氏首先要求和会提供山东问题会议记录,协助陆徵祥向和会提出抗议,然后尝试各种保留山东条款而后签署对德和约的可能。“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争取保留的过程,几乎就是顾维钧一个人与列强代表交涉,其坚毅不屈任劳任怨的表现,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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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通告。
  直到对德和约签署前,顾维钧与美国代表团深入研究后,发现虽不签德约,只要签署对奥和约一样可以加入国际联盟,于是必须签署德约的最大理由消失,加以争取种种保留都遭拒绝,最后中国代表团决定拒签对德和约。
  此外,五四运动对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顾维钧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五四运动爆发,在巴黎的中国政治领袖、中国学生各组织、华侨代表等,每日必往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允保留即予拒签。他们还威胁道,如果代表团签字,他们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一直到签约日前夕,数百名学生华侨到陆徵祥居住的休养院力阻签约,顾维钧对他们保证,不允保留中国当然不会签字,群众才散去。
  6月28日下午三点对德和约签约典礼,中国代表缺席,发表宣言表明中国不能接受和约中之山东条款,称:“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之义务,不能签字,中国全权愿竭诚布陈,静待世界公论之裁判。”
  不料拒签之后两小时,代表团收到北洋政府27日发出的电令:“万急,总长亲译,国民对于山东问题异常愤激,政府仍决定保留,俟与日商定办法再行取销,望即照办,速复。”今日观之,中国在和会拒签和约实可谓千钧一发,若代表团最后决定签字,待收到拒签电令,真不知要如何自处。
  和会善后事宜
  9月10日陆徵祥、王正廷代表中国签署对奥和约后,中国代表团即行归国,和会善后事宜交由顾维钧处理。到1920年6月为止,顾氏在巴黎处理山东问题后续交涉,不断要求美国调停中日争端,也请英法协助。同时代表中国于10月13日签署《国际航空专约》,11月27日签署对保加利亚和约,12月8日签署对奥和约中有关赔偿损失之两附件。1920年1月10日对德《凡尔赛和约》换约生效,国际联盟正式成立,顾维钧积极处理加入国际联盟诸问题。5月31日签署《国际航空专约》附件。6月4日签署对匈牙利和约。
  最后对土耳其和约,顾维钧详细研究约本后,认为:“约内重要精神不外割裂领土,监督军政、财政,执行核定税则,扩张治外法权,凡此数端,为我国所欲设法解除而未能者,如竟行签字,仿佛赞成此项原则,似与我国外交政策不合,且增日后要求解除辩护之困难”,建议政府不要签字,北京同意后,中国遂未签土约。
  1920年6月中旬顾维钧返美,和会事务由魏宸组接手。7月16日,对奥和约换约生效,魏宸组电告外交部:结束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之工作。
  顾维钧虽然没有亲身参与五四运动,但他在当时外交战场与日本激烈交锋,在在牵动国人的心弦,成为国人景仰的抗日英雄。他学养深厚、口才便给,英语流畅优雅,多次在辩论时压倒日本外交官,暴露日本对华之威逼胁迫,为中国争取到国际同情,赢得个人之国际及国内声誉,也激发了国人的自信心。他在巴黎和会的奋战,是引发五四运动十分重要的外交背景,五四运动也对巴黎和会中国拒签和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五四运动前后的国人而言,优秀外交官的表现及年轻学生的爱国情操,都是振奋人心的未来之新希望。
  作者
  唐启华;
  编辑
  徐学勤、走走、覃旦思;校对:翟永军
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见页底)删除
 风来来过 发表于: 2013-8-22 10:36:00|显示全部楼层

600万字《顾维钧回忆录》首次集中再版

  记录20世纪中国历史和国际国内若干重大政治外交事件的《顾维钧回忆录》近日由中华书局首次集中再版。8月20日,《顾维钧回忆录》出版座谈会上,章百家、吴景平等众多近代史研究学者认为,该书记录了20世纪国内外的历史、人物、事件,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背景和内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尤其是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顾维钧回忆录》起始用英文写成,是历时17年整理形成的1.1万多页文字整理稿。其中包括1959年~1976年间5位学者对顾维钧500个小时的访谈,还有顾维钧保存多年的日记、会谈记录、信函文件、电报档案等,1976年由顾维钧赠送给哥伦比亚大学保存。此后经其本人同意,在邓颖超和廖承志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委托天津编译中心翻译,中华书局出版。
  据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介绍,中文版《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出版于1983年,当时因条件所限未能一次性译出,直到1994年第13册出版才全部出齐。此次再版是应读者和研究者要求,中华书局将13册内容全部重新排版并订正了原书的错讹。重新校订的《顾维钧回忆录》沿袭保留了索引,涵盖人名索引、外国人姓名英汉对照表、部分中国人的英文姓名和史事索引。
  会上,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代表中华书局向国家图书馆、外交部、天津编译中心、顾维钧家属赠送了《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1888年生于上海。1912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外交界历任要职,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亲历者。他的外交经历和远见卓识,在一些关键时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书局联合举办,来自外交部、中国侨联、国家图书馆的有关人士,顾维钧家属及金光耀、徐秀丽、王建朗、汪朝光、金以林等近代史研究学者参加会议。(记者:章红雨)
 心想事成 发表于: 2013-3-23 12:58:33|显示全部楼层

顾维钧:光芒四射的民国第一外交家

本文摘自:《文人风骨:民国那些人》
⊙ 作者:徐百柯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导语:他们是学富五车的知识精英,但为人处世却有时候像天真无邪的孩童,他们对待学术拥有无可遏制的热忱,对于世事,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对待强权暴力,却是傲骨铮铮,强项不屈,这样的人,可爱可敬可叹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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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维钧与梅兰芳、汪精卫并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上海人。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对一个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34岁出任外交部长的人来说,除了用“光芒四射”形容,你还能说什么?
  《联合国宪章》上签署的第一个名字,是三个汉字:“顾维钧”。
  1945年6月26日,在宪章签字仪式上,中国代表团因在发起国中按字母顺序列于首位,故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的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上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名学者温源宁写过一篇印象记,起首便是:“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
  那是1934年,温源宁写道:“作为一名外交官,他的成就称得上辉煌,要加以逐一列举,人们将不得不从惊讶开始而以赞美告终……他以1912年5月出任内阁秘书开始其政治生涯直到如今,凡是外交官员梦寐以求的最高职位他都已经得到了:驻美国公使(1915~1920)、巴黎和会代表(1918~1919)、国联理事会中国代表、驻英国公使(1920),并自1922年以后多次出任外交总长,而现在是驻法国公使。有一次,顾博士还做过几个月代理国务总理。”
  50年后,温源宁在台湾去世之前,如果他还记得自己当年这篇充满“溢美之辞”的小文的话,他也许会微笑。因为顾维钧比温源宁文中所写的更加“光芒四射”,他经历了更多的大事件,也得到过更多的高职位。
  再后一年,顾维钧在纽约逝世。《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载文表示哀悼,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纽约总领事前往吊唁。
  温源宁笔下让人“从惊讶开始以赞美告终”的顾氏履历还需要加上:中国驻外使节升格后,担任驻法、英、美等国大使;1945年出席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宪章;1957年后担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副庭长,直至1967年退休;晚年完成13大卷、5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
  温源宁说:“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出席巴黎和会时,顾博士已经由于是中国权益既有尊严又有才干的捍卫者而闻名于世。”
  年方而立的顾维钧在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位居后进。但当需要向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报告山东问题时,他的前辈们由于种种原因,或者拒绝出席、或者拒绝发言,是顾维钧勇于任事,出面侃侃而谈,痛陈山东问题的由来以及中国的态度,并从国际法的角度雄辩论证了山东当归还作为战胜国的中国。
  这场精彩发言成为和会当天的头条新闻。发言刚一结束,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务大臣贝尔福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随后,顾维钧在和会上展开穿梭外交,希望能争取到对于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最终,在无望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而根据外交史学者的研究,“此时独力支撑代表团的顾维钧对拒签和约的最终实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踏入外交界那天起,顾维钧的杰出表现一直证明着他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对他的评价──“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
  写过《顾维钧传》的肖岗回忆:“知道他的名字,始于将他与梅兰芳、汪精卫并称为中国‘三大美男子’的一幅年画。我的学生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度过的,那时顾维钧的外交活动踪迹,常常是学校师生乃至全国民众关注的焦点:‘顾维钧在国联控诉日本的侵略了’、‘顾维钧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
  今天,图书馆里,灰蓝色封皮的《顾维钧回忆录》摆放得整整齐齐,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显然少有人问津。这个人,已经成为一段传奇,不知能否成为一笔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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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郑先生 发表于: 2004-8-18 06:37:32|显示全部楼层

人物评价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从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着《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半个。
 曹斌 发表于: 2004-8-18 01:27:43|显示全部楼层

人物故居

上海
  “厚德堂”坐落嘉定西门,位于上海市嘉定镇西大街94~96号,由清末民初交通银行总裁顾晴川所建。现今“厚德堂”已被上海市于2003年11月17日命为──嘉定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厚德堂”内有房30余间,砖木结构,平房与楼房相间,街南一开间,二进深,街北五开间,三进深。此处现为一家百货店堆杂物的地方,虽然破败,但屋檐下的雕花板、地面所铺的青砖连环金钱花饰都依稀可见。“厚德堂”内有水桥一座,水井一口,除临街平房被改造为楼房外,其余基本保持原状。门前地上是用砖铺出的清钱币形状,既象征了主人的身份,又似乎寓有“外圆内方”的意思。
  顾维钧纪念馆南大街394号法华塔院内,可说是一个真正的博物馆,这里不仅藏有关于顾维钧的各种中外书籍,还有大量顾维钧使用过的实物,譬如他的制服、礼帽、佩刀、文具,他获得过的各种荣誉证书和批注的文件,他收藏的纪念品。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顾维钧的大量照片,从他叱咤风云的年轻时代,一直到晚年的生活,在照片中都得到了展现。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顾维钧的自信和儒雅,他的目光神态中,没有一点自卑和怯懦。作为一个外交使者,他代表着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一个尚未苏醒的巨人,我相信,在内心深处,他是为此自豪的,否则,他不可能有如此作为。顾维钧纪念馆的讲解员说,这里陈列的展品,都是顾维钧在美国的家人提供的。

天津
  顾氏在津寓所坐落英租界威灵顿道(今和平区河北路267号),系1921年以顾少川名义购于英租界工部局土地2.058市亩,建造成一所三层带地下室西洋古典式楼房。建筑面积1547平方米,占地面积1320平方米混合结构。木屋架起脊,建筑立面为红砖墙。窗子与拱券门相结合,门前一对巴洛克式麻花形柱,端庄典雅。主楼三层,砖木结构。底层六间两厅,从门厅进入大厅,内有大壁炉,靠窗有固定坐椅,旁有书房、餐厅、花厅等,厅外有大平台。二、三层为卧室、卫生间。整所建筑设备考究,共有楼房45间,平房2间,现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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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园秋色 发表于: 2004-8-17 17:35:57|显示全部楼层

家族成员

  顾维钧有过四段婚姻:
  张润娥,张衡山之女,1908年结婚后共同返美,后离婚;
  唐宝玥,唐绍仪之女,1914年结婚,生子顾德昌、女顾菊珍,1918年病逝;
  黄蕙兰,“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之女,1920年结婚,生子顾裕昌、顾福昌,1956年离婚;
  严幼韵,1959年结婚。
 故园秋色 发表于: 2004-8-17 17:31:52|显示全部楼层

主要成就

著作
  《顾维钧回忆录》(十三卷)、《外国人在中国之地位》、《致国联李顿调查委员会备忘录》、《门户开放政策》等。

中华书局 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 顾维钧回忆录

学历
  上海英华书院
  圣约翰书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学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及外交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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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斌 发表于: 2004-8-16 15:35:15|显示全部楼层

大事年表

  1888年 1月29日,生于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
  1892年 进私塾读书。
  1899年 进基督教会所办中西书院读书。
  1901年 考入基督教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
  1904年 自费随施肇基率领的湖北官费生赴美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读英语。
  1905年 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1909年 同时获学士、硕士学位。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孙中山相见。
  1912年 3月,以《外人在华地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4月,回国抵北京,任总统袁世凯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8月,兼任外交部秘书。
  1913年 6月,与唐绍仪之女唐宝玥在上海结婚。参与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
  1914年 升任外交部参事。
  1915年 春,参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7月,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10月,调任驻美国公使。
  1916年 4月,签署中美《六厘金币库券合同》。11月,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
  1917年 4月,建议北京政府追随美国参战。11月,就《蓝辛石井协定》向美国递交照会。
  1918年 10月,夫人唐宝玥病故,遗一子德昌,一女菊珍。12月,奉派参加巴黎和会抵达巴黎。
  1919年 1月28日,代表中国就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发言,驳斥日本要求。6月28日,拒签对德和约。
  1920年 10月,调任驻英国公使。11月,与华侨富商之女黄蕙兰结婚。12月,兼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
  1921年 11月,任中国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12月,会外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
  1922年 2月,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九国公约》。8月,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11月辞职。
  1923年 7月,任高凌蔚内阁外交总长。
  1924年 1月,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5月,签订《中苏协定》。9月任颜惠庆内阁外交总长。10月,“北京政变”后弃职离京。
  1925年 寓居上海。
  1926年 5月,任颜惠庆内阁财政总长。7月,杜锡组阁,留任财政总长。10月,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11月,发表终止中国与比利时条约宣言。
  1927年 1月,署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6月,张作霖组织军政府,顾内阁总辞职。
  1928年 7月,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离国赴欧洲旅居。
  1929年 应张学良之邀,返国抵沈阳。
  1930年 往来于沈阳、北京之间,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11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2月,辞外交部长职。
  1932年 3月,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4月,陪调查团赴东北调查。8月,被委任为驻法国公使。10月,任国联中国代表。
  1933年 5月,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9月,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
  1934年 6月,请假返国。
  1935年 暂居国内。
  1936年 2月,中法外交关系升格,任驻法大使。
  1937年 9月,在国联呼吁制裁日本侵略。10月,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
  1938年 年初,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7月,与美国财长摩根索接洽援华事宜。
  1939年 3月,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11月,召集中国驻欧使节商讨外交方针,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对美外交。
  1940年 6月,巴黎被德国占领,随法国政府迁至维希。
  1941年 5月,调任驻英大使。7月,抵达伦敦。
  1942年 春,交涉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贷款。12月,参与中英新约谈判,对条约签订起了重要作用。次年,加入国民党。
  1943年 3月,返英途中抵美,力促宋美龄访英,未果。7月,宋子文访英,安排并参加与英国政府会谈等事宜。
  1944年 8月,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和筹建联合国。
  1945年 4~6月,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
  1946年 6月,调任驻美大使。7月,抵达华盛顿就任。
  1947年 5月,向美国政府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
  1948年 11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援华要求。12月被中国共产党宣布为战犯。
  1949年 5月,与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建议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随后,劝说胡适出山组织由留美学生组成的新内阁。
  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就杜鲁门声明向台湾提出应对建议。
  1951年 6月,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台湾有关对日和约的立场。
  1952年 10月,向叶公超提出辞职要求,被劝阻。
  1953年 3月,向美国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
  1954年 11月,和叶公超一起与美国谈判“共同防御条约”。12月2日,条约签字。
  1955年 1~2月,与美国政府交涉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和美国协防金门、马祖事宜。
  1956年 2月,递交辞呈。4月,被免“大使”职务,同时被聘为“总政府”资政。
  1957年 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投票,当选国际法院法官。
  1959年 与黄蕙兰离婚。与严幼韵结婚。
  1960年 开始口述回忆录的工作。
  1964年 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
  1966年 10月,退出国际法院法官竞选。
  1967年 定居纽约,开始退休生活。
  1972年 9月,章含之受毛泽东委托前来拜访。
  1976年 口述回忆录完成,捐赠母校哥伦比亚大学。
  1985年 11月14日,于纽约寓所无疾而终。享年98岁。
 故园秋色 发表于: 2004-8-16 14:19:03|显示全部楼层

人物生平

  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嘉定区)。初入旧式私塾,后于1899年考入上海英华书院,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
  1912年回国后,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内阁秘书、外务部顾问和宪法起草委员等职。后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1915年起历任北洋政府驻墨西哥、美国、古巴、英国公使。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阵营,策动中国亦加入协约国一方。顾维钧认为这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便在华盛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京中央政府敦促参战。
  1919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
  1922~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其间,于1924年5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
  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
  1936年3月,与厉麟似、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举为国际联盟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
  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1956~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等职。
  退休后定居美国,1972年,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曾拜见顾维钧并邀请其访问中国大陆。
  1985年11月1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顾维钧的遗体葬于纽约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
  顾维钧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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