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武侯祠的古柏，唐代已远近闻名。一千多年来，诗人咏赞，史籍记事，流传广远。而今提到武侯祠，便令人想起那高枝千岁、老态生辉的森森古柏，广大中外旅游者不远千万里，慕名而来，寻踪访迹，摄影留念，以此为一大中。丞相祠堂的古柏因何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据说，相传武侯祠有两棵古柏是诸葛亮当时亲手所植，这也许是游人如织的一个原因吧。那末，这种传说是否当真呢？除此之外，是否还真有其他原因呢？要弄清这两个问题，最好是从古代诗歌谈起。
　　武侯祠古柏在古诗中出现，始见于大诗人杜甫的“蜀相”诗。其时诗人寓居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草堂，曾多次拜谒贤相祠堂，诗人用“锦官城外柏森森”，“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来形容丞相祠堂，并非艺术夸张，而是在写实。这可以从著名诗人·李商隐的“武侯祠古柏”诗得到印证。杜甫死后约80余年，李商隐到武侯祠游览，对苍劲挺拔、千姿百态的古柏也赞叹不已，因而唱出了“蜀相阶前柏，龙蛇捧门宫，荫成外江畔，老向惠陵东”的千古绝句。与李商隐同时代的成都诗人·雍陶，也专就武侯祠古柏作诗咏赞：“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此中疑有精灵在，为见盘根似卧龙。”自杜甫、李商隐、雍陶之后，咏古柏的诗虽然越来越多，但大都没有超出杜、李、雍诗中的意境。近见柯如青铜，盘根如石，似龙腾索绕；远眺古柏森森，黛色参天，疑为精灵所在。真是好一派引人入胜的古柏景色！难怪唐穆宗的宰相段文昌，出任行剑南西川节度使，游览武侯祠时，激动得不能自己，叹为观止，趁兴撰写“古柏铭”一篇，刻石立碑，以示纪念。古柏铭文辞华丽，感情真挚，既富于气魄而又写实入微，是继杜甫之后咏赞古柏的又一佳作。今碑虽不存，文字尚在，铭曰：

　　三百多年后，[南宋]大诗人·陆游家中，还珍藏着一幅唐代的古柏图，陆游爱之如宝，在画上欣然题有如下跋语：“北图吾家旧藏。予居成都七年，屡至汉昭烈惠陵，此柏在陵旁庙中，忠武侯室南。所谓先主武侯同门宫者，与此略无小异，则画工亦当时名手也。”落款是“淳熙六年，龙集已亥，六月一日，陆某识”。根据陆游的鉴定和推测，跋语认为有两点可以基本肯定：一、古柏图系出自当时有名的画工之手，而且画中古柏确有所本，也就是说，在忠武侯室之南，确有一至二棵根深叶茂，长得特别出奇的古柏；二、古柏图中祠堂，庙宇的而局与杜甫“古柏行”诗中“先主武侯同门宫”的描述吻合，也基本上是准确的。
　　在诗人的作品里，找到了传说中的古柏，是不是诸葛亮手植的呢？再来翻阅史籍，看能否得到证实。据《本草》载：“益州诸葛亮庙中大柏，相传是蜀相所植，故人多采其叶以作药，味甚甘香，异常柏也。”《成都古今记》载：“先主庙西院即武侯祠，前有双文柏，古蟠可爱。”前者肯定诸葛庙中有大柏，只是对蜀南所植表示怀疑，加上“相传”二字，是客观的。后者肯定地说武侯祠在先主庙西侧，与其他史籍记载相同，是可信的。至于古蟠可爱的双文柏，是否武侯所植，如果根据《三国志》记载，作一番考查，将会看到诸葛亮戎马一生，志在统一。刘备病死后，他于建兴元年（223年）开府治事，时年刘禅十七岁，不胜国事，国家大小事务均取决于诸葛亮。随后，他亲自率兵南征北伐，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中，六次同魏作战，最后积劳成疾，病死在前线五丈原。临终遗命葬在定军山下，直到29年后（景耀六年），刘禅才准于在其墓旁为他立庙。生前他并未在成都选下墓地，也不可能生前就在成都为他立庙。生前他并未在成都先下墓地，也不可能生前就在成都为自己立庙，他毕生公忠体国，死而后已，也无有为自己新手植柏的闲情逸致。成都为他立庙，是在[西晋]时期，李雄在成都称王，“始为庙于少城”（见《方舆胜览》），那是诸葛亮死后70年的事情了。位于南郊的武侯祠，兴建则更晚，那庙旁的柏树，当在建庙后栽种，较为可信。如果说诸葛亮果真栽植了两棵柏树，但不是在武侯祠，而是在昭烈庙；不是为自己，而只是纪念刘备，我们姑且不考考证古人是否有为死者植树纪念的习俗，就情理上讲，倒也还通得过的，也就是说，还有一定的可能性。
　　至唐代，古柏已森然成林，颇为壮观，出现在诗人笔下，记载于史籍之中，都是极其自然的事。当然，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夸张，史籍记载中虚实并存，都是难免的。从《儒林公议》的一段记载可见这种情况：“成都先主庙侧有武侯祠，前有柏树，乔柯巨围，蟠固陵拔，杜甫有歌，段文昌有铭、勒石。唐末渐枯瘁，历王（建）：孟（知祥）二伪国，不复生，然亦不丛伐之。宋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时人异之。至皇祜初，千二百余年也，新枝耸云枯干并存，夭矫若蚪龙之形。”这段记载，虽然真真假假，真假却不难辨别。前边关于武侯祠所在方位，以及对祠前古柏的描述，和杜甫有诗歌咏，段文昌立石刻铭均属实。唐末战乱不息，古柏因天灾人祸而渐至干枯或者被盗伐而毁也有可能，引咎于王建、陵园知祥伪国所致，是把植物人格化了，实质上代表着一种政治见解。到宋乾德五年（967年），如果从天复7年（907年）王建称帝算起，历时60年，居然枯柯再生，茁壮成长，真可谓天下奇观了。如果枯瘁后的古柏果能复生，三百多年后，也就是到皇祜初年，它已枝繁叶茂，高耸入云，仰望莫及，这自然是毫不夸张的。至于枯干并存，屈曲而富于气势，犹如传说中的蚪龙之形，很明显，这是在替宋仁宗赵祯歌功颂德了。
　　但是，这类历史记载，于褒贬之中，隐喻着民心民意，象征着一种精神，寓意极其深刻，读了发人深思，不能视作一般的神话故事。
　　再试举一例，《游梁杂钞》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嘉靖中，建乾清宫，遣少司马冯清求大材于蜀地，至孔明庙，见柏，谓无出其右，定为首选，用斧削去其皮，朱书第一号字。俄聚千百人确伐，忽群鸦无数，飞绕鸣噪，啄人面目，藩臬诸君皆力谏，遂止。命削去朱书，深入肤理，字画灿然。”这段故事，看起来也十分离奇，细一品读，字里行间，即使人看到了民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不满和反抗。明代封建统治者，为自己修宫殿，造陵园，劳役繁重，政苛民怨，尤其是骄奢淫欲的世宗朱厚口，为兴建豪华的乾清宫，竟然派官员到成都选伐大树，而且不惜毁掉闻名遐迩的武候祠古柏，难怪天怒人怨，群鸦不容，用尖利的嘴巴惩罚盗伐者了。蜀中地方官员为怕激起民变，不得不尽力劝阻，冯清也慑于民心不可违，一场浩动方才罢止。然而，朱书第一号字样却深入肤理，字画灿然，成为邪恶必败，民不可侮的历史标志。这种惊人的想象力，绝不是要神化诸葛亮。古柏，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杷杰出的政治爱国爱民的形象熔为一体，正是民族之魂的升华。千百年来，历代爱国诗人咏柏抒怀，唱赞不绝，中外游人为赏柏而来，络绎不绝，不是情在必然，理在其中吗！
　　明末，武侯祠毁于兵火，古柏大都枯死。清康熙十一年重建武侯祠，主持人四川臬使宋可发，在诸葛亮殿前补植了一批柏树。之后，主持道人徐本衷、张清夜、张合桂等又先后多次补植柏树，补植地点、棵数均作了详细的记载，由于管理精细，大多数先后成材，蔚然成林，丞相祠堂又绿荫如盖，令人神往。近年来，武侯祠地下水位下降，空气污染较重，古柏的生长受到影响。为保持古柏的正常生态，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统一规划。现在，唐、宋诗人笔下的古柏已荡然无存，明、清时期的古柏也只有可数的几棵了。
　　诸葛亮的手植柏自然是没有的，但那美好的传说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广大游人趁兴而来，尚可见到“古柏森森，遗庙沉沉……”《唐碑》，“昭烈庙西偏稍南，又有别庙，忠武侯在焉，老柏参天，气象甚古，诗人常赋之……”《阴碑》等有关古柏的记载，以及清代周厚辕、龙岩所书的“蜀相”、“古柏行”等咏柏的碑碣，逐一吟读，也能尽兴而归，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