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凫文化在温江的折射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12-21 00:57:34

一、温江是鱼凫文化的立足点
　　从《蜀王本纪》留下的历史线索得知，古蜀国的创建距今6000多年，近年考古发现已充分证实其可靠性。6700年前的广元中子铺、张家坡遗址，5500年前的茂县营盘山遗址，都凸现出蜀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在古蜀国开头1500年内，曾经有三大王朝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依次为蚕丛、柏灌、鱼凫，各自历时数百年。根据社会发展的迹象，那时分散的氏族部落，已经联合组织成酋邦，制定代表邦国的族徽(可能引用酋长族的图腾)，比如蚕丛是吐丝的蚕，柏灌是柏木制造的船，如此等等。邦国首领在酋长族中推选，实施军事民主制度。从那时的蜀人墓葬来看，里面并没有什么陪葬品，说明当时社会财富基本公有；而且只重视现世生活，死后的事不太考虑。由于遗址规模一般不大，说明古蜀国人口不多，但已从单纯狩猎采集生产，过渡到农牧渔经济时代；因而蜀人大多定居，并从山区向平原转移。据任乃强教授氐羌族母系氏族制时代较长的论证[1]，推测三大王朝仍以母系族制为主，蜀王多为女王，但军事领袖则推举男性，也就是郭沫若、吕振羽诸先生推测的“双头制”，政治和军事首领各有一人，分工合作。笔者早年有《古蜀王多为女性考》一文，根据蚕丛祠庙早期塑为女像，并称之为马头娘；古人描述的蚕多称女子，养蚕自古就是妇女的专业；而鱼凫在《山海经》里称为鱼妇；并且鱼一直是阴性的象征等[2]；故而得此结论。
　　古蜀最早的三大王朝中，鱼凫是最后一个。这时黄河流域部落联盟双头制的尧舜禹时代，已逐渐过渡到夏后氏家天下，政治形势产生剧烈动荡，使古蜀鱼凫王朝面临考验。《华阳国志》所述后继的杜宇王朝，起始于3000多年前的西周，与鱼凫王朝前后并不连续，因此鱼凫王朝实际上处在一个历史上　空前大变革的关键时期。鱼凫时期是古蜀史中最值得研究的阶段，但遗憾的是文字资料相当缺乏，只能依靠考古发现和地名线索加以补充。
　　温江是研究鱼凫文化的一处重要基地。宋代地志就有“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古鱼凫城”之说；清嘉庆《四川通志》温江县“鱼凫城在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氏所都。”又云：“大墓山在县北二十五里。土人云：是鱼凫王墓。”“古鱼凫王墓，在县北二十五里。”这表明温江是鱼凫王朝的核心都城。宋《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时蜀民稀少。”宋王十朋《东坡诗集注》卷31引唐卢求《成都记》：“鱼凫治，在今导江县。尝猎湔山，得道；乘虎而行。”湔山即今九顶山，为岷山东南支，地近今都江堰市；导江县故地在今都江堰市聚源镇，是从岷江上游山区下到平原的必经之地；鱼凫族转移到成都平原定居，留下“湔山—导江—温江”的轨迹。温江位于岷江东岸，地势平衍，水草丰茂，适合捕鱼和放牧，这两项生产方式，不像山区打猎那样要冒很大危险，既安全，又稳定；加之发展农业和蚕桑，还可保蜀民衣食无忧。因此，在温江形成核心都邑，有着经济合理的客观条件。由此可见，温江应当是鱼凫文化的重要立足点。
　　世代相传，温江城北5.5公里万春镇清平乡直属村与故县村之间，有个“古城埂”，即鱼凫古国都城。《成都文类》载南宋孙松寿诗“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之句，注明鱼凫城“在县北十里，有小院存；”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7温江县“鱼凫城：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所都；”所载与之吻合。1995年冬季起，考古人士便对传说遗迹逐一考查发掘。结果在岷江两岸清理出史前古城址不下6处，岷江东岸的鱼凫城便是其中之一。根据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年度发掘报告[3]，鱼凫城原先建在台地上，城内地面明显高于城外，城墙主要修筑在台地边缘，因此属于平原台城型。目前断续分布在地表的城垣，一般高约2米，宽15~20米，仅南垣较为完整，长约600米；北垣与之基本平行；西垣约370米；东北垣约280米；东南垣与西北垣基本平行；以前没有发现东垣，1999年在与西垣平行的方向，找到残存长50米的东垣，其走向为正北。因此整个城区的平面形状是个规则的六边形，在众多长方形古城中十分独特。
　　鱼凫城内北部有条大致东西向的低洼地带，长700米，宽15～30米，最深处达到2米，应该是古代的河道。另一条旧有河道自北向南流经城区东缘，长400米，宽70～190米，深约1.5米。推测古城被毁，主要是洪水成灾。因城址位于平原区腹心地带，在众多古城址中保存得最差；但仍能发现南垣东段城墙底部垫有卵石层，城墙外侧还斜筑一层卵石；墙体内也掺有细小卵石，这些都与其他城址不同；但土墙仍以斜坡夯筑方式，断面略呈梯形，很像防洪堤。考古人士发现，在城区中心有一些房屋遗迹，还有许多倾倒垃圾的灰坑、灰沟，可见是当年蜀民活动频繁的地方；房屋有基槽式和干栏式两种建筑形式，而基槽又有泥土墙基和卵石墙基两类。东南部不仅有灰坑、灰沟，还发现了窑址和祭祀坑，表明那是重要的生活区；南部则是墓葬区。从这些迹象判断，鱼凫城内人口较为集中，城市使用的时间较长，古城大约始建于公元前26世纪，废弃于公元前18世纪，历时3期。前两期结束于公元前23世纪，恰为笔者推测的鱼凫王朝末世[4]。因此证明温江确实是鱼凫王朝的都邑。古城址出土器物，主要是石器、陶器和一些竹片。石器以小型为主，通体磨光，多为斧、锛、凿；还有精致的石矛，应属礼器。陶器特征多平底器、圈足器，而无三足器；圈足上都有镂孔，而且陶罐口沿有花边装饰；呈现距今4000年以上的蜀器特色。
　　与鱼凫城同在岷江东岸的郫县三道堰镇古城，时代较鱼凫城晚得多，约起始于公元前21世纪前后，大概是鱼凫王朝结束后所筑。隔江相望的崇州宝墩古城，时代与鱼凫城相当，规模较鱼凫城为大，是否为鱼凫族渡江所建?尚待研究。温江鱼凫城面积约40公顷，在众多古城址中仅次于宝墩，折射出较为先进的文明：(1)城市内存在功能分区；(2)古城构形奇特，并发现祭祀坑和礼器，标志精神文明的进步；(3)建筑物采用不同形式，具备多样化特征；(4)重视就地取材，利用卵石构筑；(5)具有防洪意识，利用城墙抗洪。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12-21 00:58:14

二、鱼凫史实的修复
　　鱼凫王朝历时500年以上，最后被迫举族迁移，有一系列地名线索为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74彭山县：“鱼凫津，在县东北二里。一名彭女津。在彭亡山南，导江、皂江等水会之处。”宋罗泌《路史·国名纪》：“今眉之彭山县北，东二里有鱼凫津。”《读史方舆纪要》卷71彭山县写作鱼凫山：“县东北二里，或曰：即鱼涪津也。”这里是岷江重要渡口，是鱼凫族离开温江后的第一站。宋王存《元丰九域志》眉州眉山县，记有“鱼蛇”镇名。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仁寿县：“鱼蛇水在其北。”青神县：“鱼蛇水在县东南二十里，源出仁寿县界之木梓山，流经县境，入大江。以水中有鱼似蛇，因名。”实际得名或因鱼凫族曾在此居留。《汉书·吴汉传》李贤注引《续汉书》：“犍为郡南安县有渔涪津，在县北，临大江。《南中志》曰：渔涪津广数百步。”南安即今乐山。《路史·国名纪》导江注引《南北八郡志》：“犍为有鱼凫津，广数百步。”明正德《四川志》记叙州府(治所在今宜宾)：“鱼符津，在治北三十里。”《蜀中名胜记》南溪县：“鱼凫津。按《郡国志》云：南溪县西三十里有津；津南有鸳鸯圻是也。”清嘉庆《四川通志》永宁县又记有鱼凫关，在叙永厅东三里，又作鱼浮关。这些地方都在川南，可证鱼凫族沿长江东下。今奉节县在汉代称为鱼复。《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周成王大会诸侯，靠近长沙的鱼复古国进贡“鼓钟钟牛”，可见西周初年，那里有鱼凫国存在。湖北沔阳县东十五里有鱼复古城，载于《太平寰宇记》卷144。表明当年鱼凫族从温江中心都邑转移，是沿岷江南下，到达川南；再顺长江东去，直至鄂西。
　　鱼凫之名，古文献中只有一处存在异写。《太平御览》卷166引《蜀王本纪》，把“鱼凫”写作“鱼易”；而下文又写成“鱼尾”；北方语音“尾”与“易”同音，疑当写为“鱼鷖”，《诗经·大雅》有“凫鷖”诗篇，凫和鷖连在一起，代表羽毛不美和很美的两种鸟。标准的写法，应该还是“鱼凫”；现代学者对“鱼凫”一词曾有一些不同解释。邓少琴教授说“鱼凫”就是鱼和凫：鱼凫部族“盖喜水居而渔，若凫之成群捕鱼水中以为生活之计，故以鱼凫名之，犹之‘鸟鼠之山’之得名也[5]。”如果此说正确，笔者可猜想当时双头制领袖中，政治首领以鱼为徽记，军事首领以凫(野鸭)为徽记。但任乃强教授却说“或曰：鱼凫，鸟名也。色黑，善捕鱼，渔家养之，今俗呼鱼老鸹。”[6]这里的“或曰”，不知出自哪位专家？虽然得到任教授的引述，但认真考究起来却是一种误解。由于现在这种释义几乎成为主流，所以笔者不能不详加辩白。
　　古代动物名称冠以“鱼”字并能捕鱼的鸟，有鱼虎、鱼师、鱼狗，李时珍《本草纲目·禽》释为“翠碧鸟”；徐珂《清稗类钞·动物》说：“《尔雅》谓之鴗，又曰鱼狗，大如燕，喙尖长，足短，红色，能在水面捕食小鱼。”这种鸟还有“鱼虎”之名，与“鱼凫”音近，但却决不是鸬鹚。与鸬鹚形态相近的，有一种鱼鵁，《本草纲目·禽》称“似鸬鹚而蛇头，长项，冬月羽毛落尽，栖息溪岸，见人不能行，即没入水中。”但这种鸟的名字，与“鱼凫”读音相差很大。鸬鹚的别名还有鱼鹰、鱼鹞等，也与“鱼凫”读音有所区别。遍查古代文献，从未有过“鱼凫”是鸬鹚一说，因此将“鱼凫”释为鸬鹚，是不能成立的。
　　清张澍《蜀典·堪舆》引古书张勃《吴录》，提出另一解释：“南有鱼凫之国，古蜀帝所都。娄县石首鱼秋化为凫。鱼凫之名义，溯此可求诸？”这里说南方有鱼能变化成凫，则鱼和凫竟然一而二、二而一了。书中又引《吴地记》：“石首鱼至秋化为冠凫，头中犹有石也。”张澍推想：“蜀之先名鱼凫，亦或以此耶？”按这一新说，鱼凫的形象并不是鸬鹚，而是野鸭。因为《说文》凫：“舒凫，鹜也。”《广韵》则明确指出：“凫，野鸭。”野鸭虽能飞，却飞不很高，所以成为古人弋射的对象。《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载翱载翔，弋凫与雁”就描写了这一情况。
　　1983年成都三洞桥考古遗址发现一件战国时期的铜勺，勺面刻有5个图象文字：中间是一鳖，右边是鱼和蝌蚪形文，左边是张翅的飞鸟和云雷文。这段文字，应当是开明时期精简而又标准的史记。铜勺上居中的鳖，明指开明王朝开国之君鳖灵；出自对国君的尊敬，所以放在中心位置。铜勺左边的飞鸟，明显就指杜宇。《禽经》说望帝禅位给鳖灵之后，便到西山隐居，化为杜鹃鸟，此鸟即称“杜宇”。铜勺右边的鱼，应该就指鱼凫了。蝌蚪形文下文另释。左边飞鸟下面的云雷文，是巴蜀文中常见的字，相当于今人所喊的“万岁”；这是全文的总结，表达器物主人对鱼凫、杜宇、鳖灵三代蜀王的崇敬。1998年蒲江飞龙村战国船棺墓中，出土一件形状奇特的鱼形铜印，印文以十字格划分成4个部分。右上方刻有一鱼和一条吐丝的蚕，无疑就指鱼凫和蚕丛了；左上方刻有一条竖立的船和三瓣花，船应是指柏灌，而三瓣花则指三大王朝名号皆已罗列。由此可证鱼凫族徽主要是鱼，不含有鸟(凫、鸭)。
　　《蜀王本纪》上历史信息过少，应当扩大视野。蒙文通教授发现《山海经》的《海》《荒》等经，可能是蜀人或近蜀者的作品①，其中存有更多的古蜀信息。果然，在《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记“鱼妇”神话中，发现了“鱼凫”族一段佚史，而且与黄帝族的颛顼挂上了钩：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两段文字，是西汉刘向父子校正不同来源经文时，并存下来的两个版本记载。核心内容是有条半枯的鱼，或者说半截是蛇、半截是鱼，名叫“鱼妇”。众多学者皆以为，此名应等同于“鱼凫”。有风从北边刮来，带来了暴雨洪水，直到颛顼死后，她才恢复原状。那么，史实背景竟然意味着鱼凫族受到颛顼族的迫害，同时表明洪水毁掉温江鱼凫城；这可是《蜀王本纪》漏记的历史，足以补充鱼凫族大迁移的原由。
　　西汉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地形训》，对《山海经》作了不少摘录，其中有《海》《荒》二经的材料。《大荒西经》那段话的前后文，书中摘录成这样：
　　后稷垅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鱼。在其间。
　　所谓“其人”，指的不是颛顼，而是“半鱼”的鱼妇。“在其间”，是讲鱼妇居地在“后稷垅”和“建木”之间。这两处标志性地点，十分重要。古书里的“垅”，皆指坟墓。《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那墓地所在的“都广之野”，是个出产“膏菽膏稻”的坝子，还是“百谷自生”“百兽相群”的乐土。蒙文通教授以为，那便是今天的成都平原②。《地形训》上文说过，“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若木在建木西。”而若木，与若水不无关系，其地在蜀。《海内西经》又指出：“后稷之葬，山水环之。在氐国西。”这话的上文，写在它前面的《海内南经》：“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原来氐人的徽记也是一种“半鱼”。由此可见，鱼凫族应该属于上古的氐族。而鱼凫蜀国的地理位置，从上面一系列记述中可以定位：
　　后稷垅(成都平原)·鱼妇·氐人国·建木《汉书·地理志》记录的西汉“氐道”属于陇西郡，在今甘肃天水与宕昌之间；“甸氐道”和“刚氐道”属于广汉郡，在今甘肃文县西南和四川平武一带；“湔氐道”属于蜀郡，即今四川松潘；都在岷山山系之中。上古的氐人国，应该就在这一范围之内。这块地方与成都平原之间，应该就是“鱼妇”的领地，恰恰就在今岷江上游茂县叠溪、汶川一带，古代有蚕崖、蚕陵等地名遗存，近年发现的营盘山新石器时期遗址，也在那里，相传为蚕丛建国之地。现在得出了鱼凫领地与蚕丛居处重合的结论，再次表明《蜀王本纪》记载的可靠性。
　　上述各条线索，都归结到同一点上：鱼妇应该就是蜀王鱼凫，译音用这个“妇”字，意在表示那是一位女王。她的徽象是半鱼半蛇。近年出土的开明王朝青铜兵器和印章上，有个常见的组合字称为“心手文”──左边是曲尺状的手，意义很明白，不外乎是保卫和致敬之意；而右边的科斗形字，学术界众说纷纭：心脏？花蒂？巴蛇？白海螺？直到现在，弄清了鱼妇的原形，这才知道，原来那就是蛇和鱼的综合体，亦即晚期鱼凫族的徽记，或称“鱼妇”。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正妃西陵氏女嫘祖，生下两个儿子：老大玄嚣，降居江水，亦即岷江流域；老二昌意，降居若水，应即雅砻江支流安宁河流域。《山海经·海内经》记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大戴礼记·五帝德》说：“颛顼母，浊山氏之子。”蜀、淖、浊这三个汉字，古音完全相似。可见颛顼先辈皆与蜀山氏联姻，而蜀山氏居地无疑是在蜀境西部。《汉书·律历志》所抄《帝系》称：“颛顼五世而生鲧。鲧生禹。”夏王朝始于公元前21世纪，开国之君夏启，是禹的儿子，上溯到颛顼有七辈人。若按每辈平均28年计算，其间历时就有200年之久，那么上推到颛顼，就该是公元前23世纪左右的人了。前面我们推测末代鱼凫王约在公元前23世纪，与此恰相重合。因此鱼凫族受到放逐，肯定与颛顼子孙夏启有关。“鱼妇”的称号，应该表现一位忍辱负重的女王。
　　《山海经》多处提到颛顼的陵墓所在，《海外北经》说在务隅之山，《大荒北经》说在附禺之山，《海内东经》所附古《水经》说在汉水发源地鲋鱼之山。务隅、附禺、鲋鱼字虽不同，音却一样，显然是一个地方。奇怪的是这个山名竟是“鱼凫”的倒读。蜀语里常常有正倒一致的现象，如热闹可以说成闹热，公鸡可以说成鸡公，所以凫鱼之山，也可以视为鱼凫之山。既然那里是汉水发源，就该在今秦岭一带了。难道那里原是鱼凫部族的老根据地？难道这一部族后来向西迁往岷山？

花芬雪地 · 发表于: 2009-12-21 00:58:44

三、鱼凫文化延伸出仙道和治水文化
　　《蜀王本纪》透露蜀人立祠的原因，是由于首代鱼凫王从湔山“仙去”，跟随蜀王的蜀人也都成为“化民”，直到杜宇复国，化民才逐渐复出。仙道传说是古蜀文化中一大特色，从《山海经》里也不难看出。《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郭璞注：其国在山南边也。《大荒经》曰：岷山之南)。其不寿者八百岁。”《大荒西经》也说“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从“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来看，那里应在成都平原北部一带。这些长寿不死之乡，组成仙道流行的基础。书中将都广之野(成都平原)描述成一年四季都出产粮食，野生稻随处皆有，天然物产十分丰富，在其中居住的蜀人，当然都想多活几年，享受美好的生活。鱼凫文化中的仙道思想，在政治中心的温江肯定也有不少遗存，后来东汉张陵在鹤鸣山创立初期道教，以治病、长生为号召，并不是偶然的。
　　宋代《古今集记》记有“温江治西三十五步有女郎祠”，纪念张天师后代中的女仙。《四川通志》又说温江城北有“女仙观”。按《太平广记》录自《集仙录》的说法，女仙便是张陵的曾孙女张玉兰，生活在三国时代。她从小就不吃荤腥，爱好洁素。十七岁时忽然肚子大了起来，她妈妈以为她是未婚怀孕，狠狠训斥了一顿。晚上她告诉侍婢说，不能无端受辱，希望剖腹明志，于是便无疾而终。家人按她遗嘱剖开腹部，发现有一朵莲花，里面竟然有道教《本际经》10卷，接着将她安葬。一百多天之后，到了农历三月九日，忽然天昏地暗，雷电大作，坟墓突然裂开，棺盖飞到一棵大树顶上挂着，玉兰也随之飞升上天，成为仙女，是为“尸解”。从此以后，每年三月九日，温江人都要到女郎祠去烧香祭拜。
　　《四川通志》记有唐代始建的文殊寺，在温江县东十里，也是个仙迹所在。相传鲁班仙师曾在这里塑过人像，修庙时砌进墙壁里面，游人走到这堵墙的面前，只要拍拍巴掌，墙壁里头便会发出琴声，与之相应。
　　仙道人物除了鲁班，还有唐朝的袁天纲，此人早有半仙之体。温江县西二十五里的天纲井，就是他的遗迹。袁天纲本是成都人，善于历算，是个数学家；曾经担任过火井县令，此县即今邛崃火井镇，世界上最早开发的天然气井便坐落在那里。《通志·风俗》提到袁氏来历时，谈到温江县西二十里有个淘坝镇，天纲井位于镇上，袁家子孙一直围绕着这口井居住。后代有个叫袁芝的，在那里还修了一座庙，据说有些灵异；宋代许多文士曾为此庙作记。此后袁芝的后代越来越多，镇上实在挤不下去，传了四代人以后便搬到温江城里去住了。
　　温江县西一里，过去还有块“天牙石”。据《通志》所载，此石位于府河西岸，地面以上有六尺多高，接近两米；周长也有五尺多，直径在50厘米以上；地面以下的部分，大家都不知道有多深。有个人很好奇，想了解地下的情况，便挖掘了一下，谁知马上狂风骤起，雷鸣电闪，吓得他连忙罢手。从此以后，没人再敢触动这一怪石。现在这石头已经不知去向，但那是远古大石文化的遗迹则可以肯定，而且与鱼凫文化可能还有某些联系。
　　仙道文化在温江可作为鱼凫文化的延伸。此外就是治水文化。
　　“温江”的得名，有几种说法。唐《元和郡县志》说，由于大江南流，距县城只有一里，江中又出“麸金”，也就是沙金矿，“俗谓之温江”；所以城市名称是治水文明的产物。《新唐书·地理志》记有温江一条漂木河道，称为新源水，隋代蜀王杨秀最早开挖，唐代长史章仇兼琼进行过扩建。当时县名定为温江，是因为“江水温润”之故。宋任慥《渠堰记》说：从岷江开渠引水，直到郫县的栅头；另外分出一支为温江，《通志》认为那就是后来的杨柳河；分水点称为九昇口，是个相当出名的地方。杜甫《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诗，便是在那里参观修竹索桥时所作：“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温江究竟是大江，还是人工渠，最初如何得名，已难考证；但这个名称来自兴利除害，则可以肯定。

※　注释
　　①②　蒙文通：《古学甄微·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53-54页。又《古地甄微·再论昆仑为天下之中》，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71页。

参考文献：
　　[1]　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2]　冯广宏.古蜀王多为女性考[J].成都文物，1992(4)
　　[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温江鱼凫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M]//成都考古发现(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4]　冯广宏.鱼凫时代是古蜀社会转型期[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5]　邓少琴.巴蜀史稿[C]//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1：21
　　[6]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9

⊙　作者简介
　　冯广宏(1931～)，男，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水利科研院教授级高工，主要从事巴蜀古史、巴蜀文字、传统水利科技等方面的研究。
　　源自：《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

一条江 · 发表于: 2010-6-16 15:26:13

史学好文，值得精读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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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鱼凫文化在温江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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