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成都城郭营造与城市布局

元朝的大一统国度，打破了分立政权的此疆彼界，扫除了妨碍互相交往的政治藩篱，为国内城市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明代进一步巩固了元朝以来的大一统局面，再加之封建专制制度日趋成熟，使得城市形制、布局上无不受此影响而被打上深深的烙印。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逐渐恢复发展，与此相适应，城市形态、功能上日渐完善，城市的社会生活不断丰富起来。正是这些因素的互相影响，使得这一时期成都的城市风貌与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一明代成都城郭的营造

元朝灭宋前，由于蜀中承平日久，长期无警，所以成都城池防务根本无人过问。以至当蒙古军即将深入蜀境时，川西平原的防务之松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号称成都“外蔽”的绵州(今绵阳市)，长期城池不修，“颓墉坏堑，若有若无，三尺之童牧可挑达而逾”①。号称“东西之冲”的怀安军(今金堂县怀口)，防御工事也不复修葺，“岁月既久，渐以颓塌”，“人皆可逾”②。号称“西南大都会”、四川制置司驻节的成都城，原本无险可守，城防部署淡薄，在端平三年(1236)蒙古兵临城下之时，城内所管之军，总数不过七百。③其城郭楼堞设置形同虚设，由此可见一斑。

宋元战争中，成都城是蒙古军最先攻取的目标，早就被焚毁一空。虽然南宋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曾经于淳祐元年(1241)春，在成都、汉州(今德阳广汉市)旧城的基础上，“复立其城”④，但很快又遭破陷。鉴于在蒙古铁骑的冲击面前，川西平原无险可守，南宋不得不放弃包括成都在内的平原郡邑，设在成都的军政机构也相继搬迁到金堂云顶山上筑城拒守。在成都城被宋军放弃十余年后，蒙古军于1257年进驻成都平原，重兴修葺宋军废弃的成都城的“楼堞隍堑”⑤，由此奠定了元一代蒙古统治成都的城防基础。其后，驻守嘉定(今乐山市)的宋军溯泯江而上，奔袭成都，曾经抵达东郊沙坎(今沙河堡)，攻入成都外城，元军失备，退保子城。可见当时处在军事拉锯之中的成都，蒙古人也是无暇修筑城隍的。洪武四年(1371)六月，大夏政权覆灭。七月，曹国公李文忠奉明太祖之令入蜀，抚绥军民，修筑成都新城。十月，平定川蜀各地，“筑成都新城”，并派兵驻守“诸郡要害”⑥。由李文忠等新筑的“成都新城”，即明代成都府城，“成都府城，与省会同”⑦，故亦称省会。由于成都府城历经宋、元、明夏战乱，城垣官署早已倒塌焚毁，到了明朝一统天下，已经到了重新修筑的时候了。从明初洪武年间增筑成都大城开始，成都城曾经历过多次浚修：洪武二十二年(1389)蓝玉在成都练兵时，曾“复督修城池”。⑧宣德三年(1428年)都督陈怀“复浚池隍，至今赖焉。”⑨嘉靖二十二年(1541)，“奏准包砌以石，设四门如砖城制”⑩。其中，以都指挥赵清“L以砖石”、都督陈怀复浚城隍这一次最为关键，“至今赖焉”○11。

中国古代城池是封建中央集权政治间架性设计的主要因素之一，它是皇权对地方统治的象征，体现着行政等级设置与礼仪规制。明代城池的规模与等级都有较为严格的制度规定。从一开始成都城就是按照省会城市和四川第一府城来设计营造的。正德《四川志城池》记载了洪武初使赵清等筑城的情况：“因宋元旧城而增修之，包砌砖石，基广二丈五尺，高三丈四尺。复修堤岸以为固。内江之水，环城南而下。外江之水，环城北而东，至濯锦桥南而合。辟五门，各有楼，楼皆五间。门外又筑新月城，月城两旁辟门。复有楼一间，东西相向。城周回建敌楼一百二十五所。其西南角及东北角建二亭于上，俗传象龟之首尾。城东门龙泉路曰迎晖，南门双流路曰中和，西门郫路曰清远，北门新都路曰大安。其小西门曰延秋者，洪武二十九年(1396)塞之。”这段史料证实了以下三点：

第一，赵清所筑明城为砖墙，不是宋以前的土墙。第二，砖城基础宽2. 5丈(约8米)，高3. 4丈(约11米)。第三，内江即今府河，环城南流。○12

我国古代城池的建造方法，均以土为主，采用夯土修筑城墙，也用夯土版筑的方法进行施工。从汉代开始，各地也有用砖砌城墙的做法，砖也是用土做墙心，然后经过焙烧而成。这种砖城墙，实际上是在土墙外包砌一层砖，故称“砖砌包皮”。成都城之有砖砌城墙，始于唐代高骈。不过那个时代，砖城尚不发达，仅仅在个别地方有个别城墙做成砖墙。到了明代，国力强盛，经济及手工业迅速发展，制砖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因而烧砖业得到较大发展，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建砖城墙，即内外用青砖进行包皮，使明代砖城墙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今天，我们在各地所能见到的以及所知道的砖砌城墙基本上都是明代的。○13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都城墙的修筑也采用了“包砌砖石”的技术，在城墙材质上大多为土夯包夹砖石。这是明代成都城墙与此前时代的土城之间的划时代的区别。

明初成都的修筑，一方面是出于军事上防守要害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大明王朝统治四川，显示封建皇朝的威仪。正如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1358)谕蜀景川侯曹震所说：“蜀之为邦，在西南一隅，羌戎所瞻仰，非壮丽无以示威仪”。○14天启《成都府志》载有两幅地图：一幅是“成都府治图”，另一幅是“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它们为今天再现当年成都大城的修建提供了直观形象的依据。图中形象地绘出了用城墙连接起来的城门与城楼。四座高耸的城楼，城楼上插有一面大旗；在月城的空间，各绘有一座小庙：东门是五显庙、南门是关王庙、西门是温帅庙、北门是玄坛庙。这些设置将成都城墙的防守功能和王朝威严的形象展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凸显出皇权高高在上的政治象征意义。

成都由于受自然环境的限制，自唐代高骈改二江、筑罗城以来，城池只能在今府河和锦江之间修筑。明代大城也必须因地制宜，修筑在二江之间，所以这才形成了“内江之水，环城南而下。外江之水，环城北而东，至濯锦桥南而合”的形制和格局。所谓明代成都城池“因宋元旧城而增修之”的说法，反映了历代成都城墙存在着明显的叠压关系。这一城墙的构筑特点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资料所证实。

近年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多处成都古城墙遗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清理，西城墙发掘了通锦桥、上同仁路、中同仁路等地点，南城墙发掘了外南人民路、羊皮坝街、新南门王家坝街等地点，北城墙发掘了北校场一处，东城墙发掘了北青安街、天仙桥街、东安南街等地点。通过对这些路段发掘的成都城墙遗址观察，进一步证实，宋明城墙的位置就是介于唐代城墙和清代城墙之间，元明代成都城的城垣就是在宋代城墙的基础上重筑而成。○15

2009年3月至6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清安街中段西侧城墙墙体遗址进行解剖发掘表明，在宋代墙体之上，是此段城墙遗址的主体──元代墙体部分，土层内大多为黄褐色、青褐色或黑褐色泥土，夹杂着大量的陶瓷片和破碎砖瓦块，堆积较疏松，墙体下部土层夯筑相对紧密坚质，河道淤土含量较多，且夹杂有相当数量的螺、蚌等水生生物的外壳残片。此外，最下层还发现有铺垫的一层木板、荆条和竹条编织物遗迹，以及一段用十余块红砂石铺筑的墙体。在城墙夯土内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残片，以川西诸窑场烧造为多，如邛窑、磁峰窑等，外来产品则包括景德镇青白瓷、枢府瓷，龙泉窑青瓷，钧窑天青釉瓷器等，其窑口组合与全国其他元代遗址的陶瓷器出土情况大体吻合。○16

另从成都城东城墙一部分的迎曦下街古城墙的考古发掘也证实，成都宋代、明代、清代城墙都是在原唐代城墙的旧址上增加夯筑而成的，它们有非常清楚的叠压关系，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城墙越筑越宽，规模越来越大，唐代城墙宽约74米，宋代城墙宽约127米，明代城墙宽约245米，清代城墙宽约28米。○17从实物材料上也证实，与文献记载的“包砌砖石”相符合。无论从结构、砌法还是用料来看，明代城墙都稍显粗糙。至于有论者依据清人陈祥裔《蜀都碎事》记载：“成都东门外有红布街，旧青楼业也。”以红布街至东门内推断，明初增筑之新城，因当时人口较少，故其城址“或较南宋罗城略斜○18。这种说法，还有待地下发掘来加以支持和说明。

二成都府属郡邑筑城

在明初成都、重庆修建城池之后，除个别要害地方屯兵之外，各地郡邑城池并没有立刻模仿增筑。但到了明代中期，各郡邑的守臣无不把修筑城池作为该县的头等大事来抓。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鉴于明代中期四川境内频繁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统治阶级意识到非军事要害的一般郡邑也必须加强筑城。尤其是正德年间持续六年之久的鄢本刷廖惠农民大起义爆发之后，各郡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有城不备的危害性，以及筑城设防的重要性。正如明人张讳鹏《修城记》中所说：“国朝著令：郡县有卫有所始有城，盖要害必屯兵，屯兵必设备，备无逾城也。故有城以为之备，虽大郡弗城焉。”正德戊辰(三年，1508)，“蜀民起为盗，弄兵潢池，窃发萑符，劳重臣而后定。然当时有城皆不备，重臣议曰：备无逾城也，已因便宜，下令所司，虽无屯兵皆城焉。邑有城自此始。”○19二是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到了明代中期，各地的经济实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这就为修筑城池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是在主客观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从明代中期开始，包括成都府在内的全川各州县都掀起了一场修建城池的活动高潮。详见下表：

明代中期四川掀起的筑城高潮，既是一种政治行为，同时也是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的反映。近有学者从城池规模与人口数量、土地使用情况入手作综合研究，制作了较为直观的府州统计表，由此可见城池与行政等级、地方人口数量、土地使用情况之间的关系之一斑。

(3)本表转引自杨宇振：《明代四川的城池与人口表1》，标题有改动。

上表透露出，从平均每县人口“里”数看，最高的是泸州、重庆府与叙州府；最低的是雅州、夔州和保宁府。成都府、眉州、嘉定州比值较为接近，皆在7～9之间，体现了明代川西地区的均衡性；相对应的是长江流域叙州府、泸州和重庆府的发展。里数较低的雅州、夔州和保宁府分别坐落于四川盆地的西、东、北部边缘。府州城池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口布局，正好与元末明夏时期四川战乱局势所带来的破坏后果相吻合。另外，城池规模的大小，从总量看与人口成一定的正比关系，这种关系在明代川西地区体现最为明显；而另一方面，川南、川东沿江流域地区的大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的空间格局。○22

三明代成都城市空间布局

(一)政治空间──官署林立。官署是历代统治者发号施令之所，对于控制城市关系极大。透过对历史时期衙署建筑格局与布局的分析，也可以折射出当时州县政治体制的演变和城市发展的趋势。

经过宋元战争的烽火硝烟之后，元代成都官署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以致今天我们连元代四川行省设在成都的治所都未知其详。然而幸运的是，1941年成都在拆除西门城墙时，发现了一方《成都万户府记》残碑。碑文记载，万户府衙设有“正堂”，“正堂之西”建有“义勇武安王祠”，由三间房子组成。按“义勇武安王”是元朝皇帝对三国名将关羽的封号。宋代以前，默默无闻了八百多年的关羽被宋徽宗追封为“宗惠公”、“义勇武安王”，元文宗又将其追封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碑文中还提到“治不忘乱，安不王危”；“又能崇墉峻宇……□(望)之而知畏”○23。由此推知，作为元代成都驻军司令部的成都万户府的官衙，可能设在成都城市的西门附近，其建筑规制应该是由包括正堂在内的三座建筑所组成。在大堂西侧，还设有关公祠。整个建筑宏敞，“崇墉峻宇”，体现了“治不忘乱，安不王危”的营造意图，其根本目的在于镇抚威慑，让人望而生畏。

明代是封建社会的晚期，君主专制高度发达，公署营造有一套严格的定制。明代的南京和北京都城及皇宫的修建规制，大体上影响到州县城及州县衙署的修建格局。明初太祖虽然颁行了地方衙署建设应遵循的“范式”，但各地方因地理和地形上的差异，其建筑规制也必然有所差别。加之不同阶段有些地方限于经济条件或历史格局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新的规制。明代成都的公署营造，应该说正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对此，天启《成都府志公署》有明白的阐述：“公署之设非徒壮观，于以出号颁令、发政施仁，至宏巨也。”但是当时代鼎革之初，经营建设有困难；当虫蚀严重之际，修缮维有困难。因此，公署的营造贵在坚持“因时制宜，不劳不伤，则善矣”○24。显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成都公署官衙的营造，不是一味强调统一制式，奉行的原则必然是：实用而不铺张、威严而不虚华。

在明代成都林立的官署衙门中，最显赫的是居于城中心位置的蜀王府。这是蜀藩王居住的地方，是一座城中之城。在它的四周，分布若干座郡王府第，其中被标志出来的有：南川王府、庆符王府、德阳王府、太平王府、富顺王府等。其后依次是四川布政使司、都司、按察司、长使司、提学道台、察院、茶局司、税课司等衙门。再下来是象征国家专政机器的军队──都指挥使司及其所属的前卫、左护卫、右护卫、中卫、宁川卫等卫所。最后是成都府、华阳县、成都县的府衙等等。其布局情况大略是：城中蜀王府居于成都城市的中心，其东为历代宫殿故址；城北府县治所，多因袭宋代故基，变迁不大；布政司亦设在城北府署之后，原为汉昭烈称帝故址。唯巡抚、都司以及按察使司为新设立的官署，故摆布在城东，此为当时高级官署移设东城之始。○25历代成都城市布局，军政官署多集中在城北，从明代开始，高级官署逐渐向东扩展，受其影响，至清代遂集中于城东，围绕督院街向四周展布，这是从明代开始的政治生态布局的一大新变化。由于上述省级行政、监察、军事机构的主要官署，大多建于明军平定四川之初，当时无论经济还是社会人心都尚待安定，这些情况决定了这些公署主要讲求实用，还无暇追求宏丽。

现依据天顺《大明一统志》、嘉靖《四川总志监守》、天启《成都府志成都府图》等地方文献，将设在成都的可考的明代官署介绍如下○26：

(1)承宣布政使布政司，即四川藩署。在城西北隅五担山南麓。天启《成都府志山川》云：“五担山在布政司内。”明人何宇度城：“武担山在藩司右”○27。万历年间，张瀚曾经游历过成都，他证实：“藩司在城西北，即昭烈建都旧址。所谓武丹(担)山，今在司中”○28。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到成都游历时，曾经从藩司衙署门前路过，在大门右侧，“见高阜为五担山，昔五丁为蜀王担土成冢，旧有石担，今不存”○29。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更明确记载：“四川布政使司公署，故汉先主遗宫，柏二百本。堂前古桂一，围四人，花时日扫数斛。”○30按：五担山遗址在今成都军区内。

(2)提刑按察使司。在“东门内正街”，即今春熙南路。

(3)都指挥使司。在“东门内正街”，即今城守东大街。

(4)清军察院，即清军御史署。在大城东门正街，即今上中东大街。

(5)巡抚督察院。在按察使前街，即今督院街。

(6)总兵府。在都指挥司后面，约今总府街或提督街。

(7)四川巡抚。是兼兵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副都御史的虚衔，故又称部院、都督，其办公地点称“将军衙门”，今仍有街道名“将军衙门”，即今人民公园西侧。○31

(8)四川盐课提举司。在府城迎晖(东门)门外。

(9)税课司。在城东，今大慈寺西。

(10)茶局。在城东，税课司西。

(11)成都右卫。在府西三里，靠近清远门(西门)。

(12)成都中卫。在府西南七里，靠近丰陵仓。

(13)成都前卫。在府治南六里，即今前卫街。

(14)成都后卫。在府治东三里。

(15)宁川卫。在城北，重阳观与白云庵之间。

(16)成都左护卫。洪武中为蜀府建，在府治南七里，在前卫东。

(17)卫指挥使司署。洪武四年(1371)置，在东门内正街，即今指挥街。

(18)提学署。又叫提学道、学院、学台，即清提督学院地址，即今学道街(衙门在今省教育厅)。

(19)成都府治。仍宋代之旧，在治东正府街，即今四川省检察院驻地。

(20)成都县署。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称：“扬雄旧宅，在府治西，成都县治，其旧址也。今藩司前有墨池、草玄亭在焉。”○32正府街西侧的署前街，相传为扬雄故居，即今青羊区教育局教研室所在地。

(21)华阳县署。在治东正府街，即今成都市公安局办证中心所在地。

(22)成都府学。在省治南，即文翁石室及周公礼殿遗址，今为石室中学。

据学者的新近研究揭示○33，中国古代地方官衙的建筑格局到明代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这就是明初太祖颁行了地方衙署建设应遵循的“范式”。这一规制与前朝的主要不同在于“府官居地及各吏舍皆置其中”。按照规定，有司官吏必须居于官府公廨，不许杂处民间。从文献记载来看，许多在明初新修或重修的衙署的格局的确遵循了新的规制，但有些地方限于经济条件或历史格局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新的规制，比如在一些地方吏舍并未被纳入到县衙之中。明代成都府、县衙门大多建于明初洪武时期，应该说都是基本遵从这一营造规制的。嘉庆《华阳县志图考》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图考》却难能可贵地绘制了华阳、成都二县官署的平面结构图，图中显示二县官署按中轴线布局，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头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等主要建筑，左右两边是东、西花厅等建筑。这两幅图虽然绘的是清代县署的结构，但它正好与明初大多数县衙的规制和特点相符合，可见它们正是在明代县衙府址的基础上，并承袭明代的规制营造出来的。

(二)宗教空间──寺庙遍布。

成都城市的宗教和教化性公共建筑十分显眼，占据了官署以外的其余空间。本来，明代成都就是一座宫观寺庙规模不减两都(南京、北京)的城市。据何宇度《益部谈资》载，“仙宫佛院，成都颇盛。半创自蜀藩献王时。既累代藩封，又中贵从而增益之。殿宇廊庑，华丽高敞。观如玄天、云台；寺如昭觉、金像、净居、净因(俗名万福)、金沙；庙如昭烈；宫如青羊。俱不减两都规模，足供游眺。”○34在天启《成都府志》的舆图内，反映宗教性质的建筑，有祭祀正统宗教佛、道二教的，如昭觉寺、大慈寺、金像寺、金沙寺、金绳寺、西莲寺、白马寺、梵安寺、正法寺、万寿寺、青羊宫、真武宫、重阳观、宝光寺、白云庵等；有供奉俗神的，如城隍庙、南渎庙、五显庙、火神庙、关王庙、温帅庙、玄坛庙、老鬼庙、八蜡庙等；有祭祀圣贤的，如禹王庙、诸葛祠、武侯祠、射洪祠、乡贤名宦祠、六贤祠、赵公祠、乔公祠、大儒祠、潜溪祠、文昌祠等。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并不包括未经批准的“淫祠淫祀”在内，供奉的都是官方批准的神明圣贤。这些祭祀供奉神灵的场所，在当时的官员、士绅，以及绘制舆图人士的眼中，和公廨衙署一样，也算是城市的公共空间。由此可见，舆图在把官署作为统治机构予以强化的同时，不忘把一座座供奉神灵的祭祀场所标志得如此显眼。这种做法，当然与发挥宗教和教化的功能有关，其目的不外乎是想通过阳间与阴间配合，将政治权力与思想教化结合起来，双管齐下，以实现对这座城市的统治和驾驭。

(三)公共空间──粮仓学校。

在天启《成都府志》的舆图内，还特意标出了两类特殊的公共建筑，即为备荒而建的仓库、兴办学校的学府。在城的西南，图中标有“丰宁仓”一处。按丰宁仓，系指置于成都府的两座储备仓库──广丰仓与广宁仓的合称。明代供应地方藩王宗室的禄米，按例一般在各地的储备粮仓中拨给。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川抚按官在一份报告中称：“四川王府禄粮于丰、宁二仓折米，内江、新都二县存留米内拨给。自(万历)十四年为始，另立王粮名色，照数征解听支，其折钞分数要将郡王以下旧封者仍折六分，以后新封者遵例止折二分，永为定规。”○35表明这座地方性的官仓，存米粮甚丰。除了抓“物质食粮”的储备外，另一方面，政府还注重“精神食粮”的积蓄。这主要反映在地图上有关文教等公共建筑的标注，共绘有“贡院”、“府学”、“成都学”、“华阳学”、“文昌宫”、“大儒祠”、“六贤祠”等建筑。有意思的是，与一般地图以图标符号的表示方法不同，在“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中，还特别以立面正视图的方法加以表示。如在学宫中，绘有“行敲拧卑大成殿”，在“府学”内，绘有“明伦堂”等建筑格局。

(四)市民空间──多所缺佚。

在一座城市之中，生活着众多的居民，他们理当是城区的主体。然而，在我国古代官修地方志中，其所反映的内容和对城内建筑物的标注，却是把资政摆在首要的位置，即以满足管理者的需求为主要目的。在这些官修地方志书和舆图中，政治属性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林立的官衙和遍布的教化建筑，看不到任何集市、街坊、民居和其他私人生活空间。真正鲜活的民间社会生活，则在这些地图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表现。以致今天我们要复原明代成都城市民众的生活空间时，只能依靠推测。

由于明代设在成都的官署区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北部，特别是西北部，因此，与市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商业区则主要分布在城市偏东和偏南的区域。由于这些区域在明、清、民国时期主要属华阳县管辖，故民国《华阳县志》对此多有考证，指出唐宋时代的市集，如蚕市、花市、麻市、锦市、扇市、药市、夜市、大东市、东市、南市、新南市等，“大抵皆四至周流，逐时迁徙，市无定处，处无定期，即今日乡里庙会之所权舆也”，然而大多集中在该县辖区之内。“其在县治者，比而次之，亦民俗风谣好恶之一端也。”○36正是这种历史传承和风俗习惯的关系，明代的商业区也应该在唐宋时代的市集范围之内，殆无疑义。明代城区的建置，是里下有街，街下有坊。经民国《华阳县志》考证出来，属于华阳县的明代街、坊有以下几处：

(1)锦江街，在大慈寺西里许。明杨名有《诸葛井祠记》称：“成都锦江街旧有井”，则“锦江街盖明时旧名”○37。

(2)红照壁街。在治城南。“明初于成都成立蜀藩，此为藩府影壁。建筑坚朴，泥之以赭，故街因是为名。”

(3)红布街。清人陈祥裔《蜀都碎事》记载：“成都东门外有红布街，旧青楼业也。”按：“街今在治东门内。旧志云：‘明时城址较狭。’故尚在城外也。”

(4)际会坊。明人王士性《入蜀记》云：“坊名际会，殿称明良”。“旧志以为近武侯祠，盖取君臣已与时际会意也。当为南城旧坊也。”

(5)度人坊。在县南五里，题曰度人，即今之红牌楼也。此坊盖明蜀藩建。

(6)状元坊。在治城南状元街，杨升庵先生故宅前，旧名状元街。“坊为邑里名。”○38

作者简介：
　　陈世松(1940 -)，男，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