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视野中的“巴味”与“蜀味”

长期以来，巴蜀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巴蜀地域特色，得到了举世公认。巴蜀文化作为巴文化与蜀文化的有机统一体，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独具巴蜀地域特色的文化传承，至今仍体现在巴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巴蜀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蜀地由于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使蜀文化一直很繁盛，长期占据了巴蜀文化的主流地位;而巴文化就相应地处在巴蜀文化的边缘地位，形成了长期以来的“巴不如蜀”的局面。历史的事实究竟如何呢?据现在的考古发掘表明，巴文化与蜀文化各自具有不同的文化起源，它们的人种来源、生产方式、祭祀礼仪、建筑风格、文学艺术等很多方面都呈现明显的差异，具有各自地域特色的“巴味”与“蜀味”。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巴文化与蜀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也各自保留了地域文化的特性，形成了“巴味”与“蜀味”的交融互补。

巴地作为巴蜀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自身文化的边缘地位，对其自身文化特性的挖掘与重视不够，长期依附在蜀文化之中。这种状况随着1997年重庆直辖市的成立，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对巴文化的历史进行重新梳理与定位，努力确立巴文化的独立地位与地域特性，挖掘出巴地的“巴味”，显示了重庆人地域文化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发展巴文化的信心。巴文化与蜀文化的特质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巴味”与“蜀味”，这种差别体现在许多方面，由于川渝两地交流的频繁，巴文化与蜀文化共同属于巴蜀文化圈，有些差别己经融合或者消失了，对这两种文化特质之间的辨别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本文将结合巴、蜀两地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创作对“巴味”与“蜀味”，进行一番探讨，希望能找出巴文化与蜀文化各自的特质，更好地促进两种文化的发展与交流。

蜀文化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蜀地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耕作环境，《华阳国志·蜀志》云：“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早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早从人，不知饥懂，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蜀地自然条件优越，再加上蜀王杜宇教导人民耕作，兴修水利工程，使蜀地的农业生产远远早于巴地，为蜀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形成一种历史传承性很强的农耕文化。而巴地一带四周被大山环抱，境内河流纵横，农业耕作极为不便，《华阳国志·。巴志》这样记载巴地的疆域：“其地东至鱼复，西至英道，北接汉中，南接黔涪”。巴地的自然环境限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过，巴地境内河流众多，码头港口相对发达，为巴地与外界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提供便利，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形成了具有巴地特色的码头文化。这种文化由于自身的流动性，不太注重历史的传承与积淀，传统文化基础较为薄弱，正如二位评论家所说：“文化是重庆的客”，就一语道破了巴地文化的一种特性。与蜀文化的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和发达的经济条件相比，巴文化则显示自己码头文化的历史局限性，造成了巴地在文学艺术方面长期不如蜀地的历史事实。

巴蜀文人的叛逆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让巴蜀文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从汉大赋的开创者司马相如和扬雄，到开一代诗风的陈子昂和诗仙李白，以及宋代豪放词派的苏氏三父子，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开创了那个时代文学的先河，引领了一个时代文学的发展，留下了不朽的文学篇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大家。巴蜀地域文学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吸引了众多学者关注的目光，著名学者袁行霈就曾指出：“这些文学家都是生长于蜀中，而驰骋其才能于蜀地之外。他们不出夔门则已，一出夔门则雄踞文坛霸主的地位。”细看他们的籍贯，无一例外都是蜀人，形成了“巴不如蜀”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并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据《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记载，收录的巴蜀作家一共51人，其中蜀地作家39人，巴地一带的作家12人，蜀地作家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另外，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流行的作家排行榜～鲁郭茅巴老曹，郭沫若和巴金都是蜀地人，这样大师级的作家重庆一个也没有。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庆在全国具有知名度的作家仍寥寥无几。当代文学评论界通常以茅盾文学奖作为衡量一个省的文学地位和文学实绩的重要指标，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四川作家先后有周克芹、王火、阿来和麦加荣获茅盾文学奖，而重庆作家至今没有一人获奖，这就说明了巴地与蜀地在文学创作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是由历史和现实造成的，也是对巴蜀两地文学水平和地位的简要而基本正确的判断。

不过，巴地的文学在抗日战争时期迎来了自己的繁荣期，这是由于当时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迁移到重庆而带来的一种暂时性的文化中心，是多种外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是巴地文学自身发展的成果。抗战时期大批作家聚集重庆，众多高校的迁入，众多的文化出版机构和期刊杂志的创办，造成重庆抗战文艺的繁荣，这一方面是外部各种因素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巴文化的接纳与突围意识，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精华，融汇创新巴地文学，使巴文学与蜀文学之间的态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重庆在全国文艺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许多作家在创作中对重庆地域文化的描写越来越多，尤其是重庆的雾更成为许多外省作家和本地作家倾心描写的对象，对重庆地域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还培养了众多的文学青年，营造了良好的文学艺术氛围，这都是重庆抗战文学带来的成果。随着抗战胜利结束，作家们纷纷离开重庆，使得重庆文学在经历过高度的繁荣之后又回归到沉寂状态，说明一地文学的兴旺发达必须具有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学氛围，而重庆作为一座码头城市，缺乏历史的沉淀和悠久的文学传统，往往注重追求新兴时髦的东西，易造成历史传统的断裂，成为一座无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

通过对巴、蜀两地文学创作的梳理，从一个侧面论证了巴、蜀不同的地域文化类型所形成的各自文化特性，即“巴味”与“蜀味”的明显差异。蜀地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所形成的农耕文化，为蜀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和教育基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前后相承的文化传统，带来了蜀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繁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蜀味”;而巴地由于农耕条件的恶劣，凭借江河的优势，最早开始了渔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对以后的巴地码头文化特色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造成了巴地历史传统的割裂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相对落后，出现了“巴不如蜀”的历史现象，这是两种地域文化的历史传统与地域环境等多种因素的结果，也是“巴味”与“蜀味”的文化差异与较量，对巴蜀两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巴、蜀两地不同的自然地域环境和生产方式对巴、蜀居民气质个性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巴人的生存环境要比蜀人恶劣，农耕不发达，只好利用依山傍水的地形，渔猎成为他们早期生活的主要形式，在向大自然获取生产资料的过程中，他们养成了艰苦顽强、不畏险阻、崇力尚武的天性，形成了“聚之则生，散之则亡，合之则强，分之则弱”的观念，形成了一种强悍的文化传统。而蜀地沃野千里，水利灌溉设施完备，农业生产先进，物产丰富，经济文化的发达，为蜀地人民的生活提供了相对便利和适宜的生存条件。因此，蜀人的性情多性慢、睿智善辩、浪漫好仙。《华阳国志》曾对巴蜀两地的居民性格气质做了一个简要的概括，《华阳国志·。巴志》上说巴族“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而其失在于重迟鲁钝，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而《华阳国志·。蜀志》则云蜀人“君子精敏，小人鬼黯”。另外，蓝勇先生根据《华阳国志》、《蜀都赋》、《水经注》等史籍对巴、蜀两地居民的个性特征进行过描述，认为巴渝地区居民的个性特征为“尚武类’，而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居民的个性特征为“尚文类”，这只能是一个大致对两地居民性格类型的划分，也具有一定的道理。同时，巴蜀文化中有这样一句俗语：“巴有将，蜀有相”，纵观历史，这种人才分布格局早在汉晋时代己经形成，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大师级的作家四川占据两席，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有三大元帅是出生在重庆的，这一人才分布的格局就更加印证了巴、蜀两地居民气质个性的明显差异，是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综合影响的结果。

巴、蜀两地居民性格气质的不同在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具有明显的表现，即“巴味”与“蜀味”的差异。蜀地优越休闲的物质文化环境使本地作家想象丰富，极富浪漫情怀，使蜀地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光彩。汉代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风求凰”和“当沪卖酒”的爱情佳话，一直被后人称道，显示了蜀地人民追求爱情的坚贞和浪漫;此外，司马相如还开创了汉大助这种文体，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气势恢宏，铺张华丽，极富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色彩，彰显了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唐代的诗仙李白，更是继承了这种浪漫主义精神，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等等。宋代的苏氏兰父子是宋代文学史上最灿烂的篇章，苏轼更是一位集大成者，他的一生颇为坎坷，被多次贬滴流放，在流放黄州、杭州等期间，纵情山水之间，写下了《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思念亡妻的感人之句，还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抒发个人感慨之作，随着这些作品流传后世的还有他的风流故事和逸闻趣事，显示了他豪放不羁的个性和多姿多彩的人生。这种极富想象力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到了现代文学史上被郭沫若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在《天狗》诗篇中“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其想象极为大胆和丰富，彰显了郭沫若的个性精神和自我意识，极富浪漫主义色彩;此外，郭沫若在历史剧的创作过程中，按照“失事求似”的创作原则，大胆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进行虚构与假设，使其符合情节发展与人物性格自身逻辑的发展过程，如《屈原》中虚构的掸娟这一人物形象，对塑造屈原的性格和推动情节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该剧充满了浪慢主义的色彩。这种极富想象力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是蜀文学的重要特征，对今天四川文学的发展仍起着重要作用。

而巴地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和巴人性格的勇敢坚韧、质朴豪爽、强悍劲勇，造就了巴地特殊的文学艺术传统，不善于使用细腻抒情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借助歌、舞等原始粗放、具有观感和动感的形式来表达，有一种慷慨悲壮的情怀。桦阳国志巴志》记载的巴蔓子的英雄壮举，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不丢失于楚而情愿割掉自己的头颅，足见其忠于巴国热爱巴国之心。到了近代的辛亥革命，重庆人民的优秀儿子～邹容，以革命军马前卒的精神创作了惮命军》一书，“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里是在独立！”吹响了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号角;后来，年仅20岁的邹容惨死在狱中。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发布命令，追授其为大将军，其精神和事迹传遍中华大地。《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都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蹲过国民党的大牢，经历过狱中的种种酷刑，使得他们后来的创作更加真实动人，回荡着一种慷慨悲壮的英雄主义精神。《红岩》的创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而两位作家凭着一定要写出重庆儿女英雄事迹的蛮劲，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创作出这部享誉全国的红色经典，让亿万青少年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认识了重庆这座英雄的城市，至今仍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影响力。

巴、蜀两地作家个性气质的差异只是相对而言的，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地域文化是一个作家创作的潜在文化背景，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会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郭沫若身上的浪漫因子和地域文化因素比较明显，而巴金在其创作中就几乎看不到蜀地文化的影响，同一地域作家的创作差异就很明显，所以说，对巴、蜀两地作家的气质性格的分析与归类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上面对巴、蜀两地作家的个性气质的归纳只是大致而言的，并不一定适合于每一位作家，如重庆作家何其芳就具有很强烈的“西蜀情结”。

三

蜀地自古以来便形成了柔弱而喜文的风俗，以往的历代典籍中多次记载了成都地区居民“喜文而畏武”的事例，充分说明了该地区居民的个性特征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再加上蜀地较少受传统文化的束缚，文学创作敢于大胆推陈出新，在文学艺术方面形成了以文人创作见长的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上彪炳史册的五大辞赋家中，除贾谊、枚乘外，其余三大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都是蜀人，所以历史上即有汉代“蜀中文章冠天下”之说。五代时期的“花间词派”，在中国文学史也享有盛誉，《花问集》共收录了18位作家的作品，而其中15位作家都与前后蜀有关。宋代的成都平原文学创作更加发达，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古文运动中的唐宋八大家，蜀地的三苏父子就占有三席，蜀地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实力可见一斑。明代的杨慎，在诗、词、曲等方面成绩卓越，天启《成都府志》卷五十六称其“著述之富，古今罕铸”。到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蜀地作家更是大放光彩，作家的数量和作品的质量都饮誉文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巴地的险恶地势、山高水深、交通不便，既培育出其地居民强悍尚武的性格，又滋养了其民善歌善舞的民风。另外，其地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故开发较晚，除间中一带外，其他地方仍被称为“峡中天下最穷气这些地方如渝州、巴州、开州等地一直到唐代仍是贬滴流放之地，因而巴地在文学艺术上最明显的特点不是以文人创作擅长，而是以民间文艺为特色。巴地诞生了中华文化中最早的音乐，据战国时期的《世木作篇》记载：“夔作乐。”另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夔地古蜀巴地，而作乐之夔也就是巴地人。相传夔为帝舜乐官，据《尚书·。尧典》记载，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胃子，直而温，克而栗，刚而舞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赞！予击石扮石，百兽率舞。”后来，帝舜又命令夔修《九招》、《六列》、《六英》等乐曲。由此可见，生活在三峡一带的巴人不仅热爱音乐，而且其音乐辞赋对后来楚辞的形成还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巴人很早就开始演习一套独具巴地文化特色的战歌战舞，用以培养士气和尚武精神，一旦交战，就用它来鼓舞士气，威慑敌人。《晋书·。乐志》载：“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后使乐人习之。阆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巴渝舞》。”《巴渝舞》一直保留到隋唐时期，后来隋文帝弃《巴渝舞》。从此之后，巴渝地区的民间舞蹈遂通称为“巴渝舞”。在日常生活中，巴人有自己的演唱民歌的大合唱形式：一人领唱众人合唱。这种独特的歌唱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川江号子、川戏帮腔皆是。同时，巴地还以盛产民歌而闻名于世，《华阳国志》收录的巴人古民歌以及横牛歌》、《巴东三峡歌》、《浇濒歌》等三首古歌谣，可以看作是早期巴渝民歌的代表之作。而巴渝地区最富巴地特色的民歌是竹枝词，竹枝词是一种集辞、声、乐、舞于一体的综合艺术，词为七言二句或四句，配以固定的简单曲调的通俗演唱形式，内容多慷慨悲凉，适于男女老幼演唱，抒发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巴地的民间文学形式，深受文人的喜爱和重视，尤其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经过他的倡导与创作，逐步使竹枝词登上文坛，成为诗坛里面的一朵奇葩。现代重庆诗人吴芳吉深受竹枝词传统的影响，提出诗歌创作主要采用“新歌行体”，如《巴人歌》所称：“巴人自古搜歌词，我亦巴人爱《竹枝》。巴俞虽但有深意，巴水东流无尽时。”他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在当时受到新旧两派的攻击，新派人物说他“不伦不类”、“不新不旧”、“非驴非马”，旧派人士则说他“夹杂理语，毫无格律”。他的代表作毓容词》就是采用“新歌行体”的形式而写成的，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非驴非马”的诗歌创作在中国古典诗歌与现代诗歌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具有长久的艺术魅力，也经受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可以说，白屋诗人吴芳吉是中国现代新诗初创期的一个独特存在，但以后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对吴芳吉的诗歌主张和创作都避而不谈，这是对吴芳吉的大不公，也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大缺憾。蜀地的这种以文人创作见长的风俗，促进了蜀地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传统的前后相继;而巴地以民间文艺作为自己文学的主流和特色。这是由于巴、蜀两地不同的地域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任何地域的文学创作，不仅包括文人创作，还包括民间创作，只有使两者相互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巴、蜀同处一个盆地之内，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彼此都吸收了对方文学创作的长处，带动了两地文学创作的发展，使其创作更具有巴蜀地域特色。

总之，巴文化与蜀文化都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各自在古居民人种、生产方式、神话传说、气质性格等方面具有各自地域的独立特征，它们之间的“巴味”与“蜀味”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文学艺术传统和作家的创作个性，造成了总体文学成就的“巴不如蜀”的历史局面。不过，巴、蜀同处四川盆地，彼此之间有着几千年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一个亲缘相近、紧密联系的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会因为历史和现实行政区划的变更而所能割断。巴与蜀的相互认同是今日巴、蜀文化合作的天然的历史联系和文化基础，巴文化与蜀文化的互补结构与差异性，是巴蜀文化共同发展的动力，而不是一味追求“巴味”或“蜀味”，就会陷入狭隘的地域文化圈子中，而不能真正走出盆地，与其他优秀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巴文化与蜀文化的特性整合，是巴、蜀两地未来发展的方向与努力之所在，也是一条互惠互利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