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巴蜀文学研究的拓荒之作

近年来，从地域文化角度切入进行文学研究，日益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而巴蜀文学研究，可谓是这一热点中的焦点。谭兴国主编的《蜀中文章冠天下巴蜀文学史稿》和杨世明的《巴蜀文学史》均是对古代巴蜀文学所做的通代性研究，但作为古代巴蜀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宋代巴蜀文学，虽才人辈出，成就卓然，对其所做的研究却十分薄弱。祝尚书先生撰写的《宋代巴蜀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系统地梳理了宋代巴蜀文学发生、发展、衰微的历史进程，为宋代巴蜀文学研究填补了空白，可称为巴蜀文学断代研究的拓荒之作。其拓荒之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首次明晰了宋代巴蜀文学的概念和范围

关于“巴蜀”这个地域文化概念，祝尚书先生认为宋代的四川包括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夔州路、利州路(南宋又分为利州东、西两路)，其行政区划除了今天的四川省以外，还包括重庆、甘南、陕南以及贵州、云南的北部。由此可见，现今的四川省与宋代的“四川”已不是同一个地域概念。因此，祝先生以“巴蜀”代替宋代的“四川”，将今四川、重庆地区的宋代作家尽皆纳入其研究范围。而关于“巴蜀文学”这个概念，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巴蜀地区的文学创作，包括巴蜀作家的创作和外地作家在巴蜀的创作;一种是指籍贯是巴蜀的作家的创作。但是，这两种说法都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第一种说法过于宽泛，难以见出巴蜀文学的特色，第二种界定又稍嫌狭窄，难以将一些本该属于巴蜀文学的创作纳入其中。祝先生采取了“中庸”的态度，他认为巴蜀文学应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巴蜀本土作家的创作，一是客居或宦游巴蜀的作家在巴蜀大地上取得的创作成就。可见，祝先生作这样的划分是相当审慎的，他使用了一把相对客观的“尺子”。他认为，那些“虽祖籍在蜀，而已离蜀三代以上，就不能再被视为巴蜀作家了。”这样，祝先生就避免了一些地域文学研究“惟籍贯论”的偏颇，也更符合当时的文学状况。“自古诗人例到蜀”，对于那些入蜀定居或做官的外地文人，祝尚书先生则给予“区别对待”，他说：“外地作家入蜀定居，固可径视之为蜀人;至于入蜀做官，本书则只论述其中对巴蜀文学有特别重要影响的极少数作家(如北宋只述张言永、赵扌卞、宋祁;南宋仅举陆游、范成大)，而且只限于他们在蜀中的创作。”这样就避免了将此问题“扩大化”的危险。

二：首次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宋代巴蜀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观照

祝先生以作家为纬，以时间为经，交错编织出一部立体的两宋巴蜀文学史。他将两宋三百余年的漫长岁月分为北宋前期巴蜀文学、北宋中期巴蜀文学、北宋后期巴蜀文学、南宋前期巴蜀文学、南宋中期巴蜀文学、南宋后期巴蜀文学等几个时间段。为了打破线性论述的呆板，他又在中间穿插了一些专门章节进行论述，例如第三章“元佑文章盟主：苏轼”和第五章“新天下耳目：北宋巴蜀词”等，这样就使得文章整体建构科学合理、活泼生动。另外，作为一位资深的宋代文学研究者，祝先生在《通论》中将两宋巴蜀文学放在当时的文化坐标下进行观照，使其获得了与主流文化对话的机会，即所谓“力图将地域性与整体性相结合，同时又把它视作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体系。”由此，既让读者了解了其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又让读者知晓了两宋巴蜀文学自身的特殊性。例如，在论述宋初北方由柳开、王禹倡导的文体改革之风对巴蜀作家的影响时，祝先生认为巴蜀作家们感应到明快的时代脉搏，融入到了革新的大潮中;同时，他们又在大变革中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特面目。如宋初蜀人田锡的文论：“一方面，他认为文章应能‘经纬大道’，应当‘雅正’，有助于‘教化’，并自称‘以儒术为己任，以古道为事业’，同时也号召‘文学韩柳’，俨然古文家的腔调;另一方面，他又与‘道统派’古文家不同，只讲‘道’或‘古道’，而不谈所谓‘道统’。他将‘道’与‘文采’比作‘心’与‘貌’，两者并重;而柳开曾将‘道’与‘文’比作女子的‘德’与‘容’，轻‘文’而重‘道’。”又如在论述田锡对“元白体”的继承和发展时，祝先生首先指出“元白体”由于其清新通俗的风格赢得较大的读者群，故而在晚唐、宋初仍然十分流行;接着又指出田锡对“元白体”创造性的改造：“继承了晚唐诗人学‘元白体’清新的优点，但又鉴于往往流于卑俗的弊病，特别拈出‘蒋与‘精’以矫之，是他的独到之处和成就所在。”

三：首次对巴蜀文学中长期被研究者忽略的大量中小作家进行了准确评析和定位

该书首次梳理了巴蜀文学中长期被研究者忽略的大量中小作家，并从巴蜀文学史的角度对这些作家进行了评析和定位，论证了他们在巴蜀文学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正如祝先生所说：“宋代巴蜀文学繁荣，作家众多，但除‘三苏''外，其他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许多方面需做‘拓荒’的工作。”《通论》中论述的大部分宋代巴蜀作家均是第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例如梅挚、范镇、冯山、宇文虚中、员兴宗、吴泳、牟子才等等。这些人在当时都颇有文名，只是随着时间的流转，他们的名字被厚厚的历史灰尘所掩盖。祝先生首先做的工作就是穷本索源，抉隐发微，考证他们的生平和作品流传情况。《通论》在每位诗人的专论前面都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和诗文集，为下一步的论述打好文献基础。由于大多数作家的诗文集散佚严重，很难正面论述作家的创作成就和影响。祝先生便以他深厚的文献修养，或从诗友唱答、或从诗话笔记中钩沉索隐，多角度地为读者展现作家当日的风采。例如，在论述新繁诗人梅挚的时候，虽然梅挚的诗歌现存不多，但通过时人对其诗歌的赞誉，而让读者对他的成就窥见一斑。祝先生引用了欧阳修《忆鹤呈公仪》对梅挚的评价：“一笑相欢乐得朋，诵君双鹤句尤清。高怀自喜凌云格，俗耳谁思警露声。”;韩琦的《次韵答滑州梅龙图以诗酒见寄二首》表达了对梅挚诗才的佩服：“对敌公如论酒兵，病夫虽劣敢先登。如将压境求诗战，即竖降旗示不胜。”;宋庠的《次韵和侍读梅学士秋雪》也给予他高度赞扬：“雅篇工状物，精思入参寥。”欧阳修、韩琦、宋庠都是当时政界、诗坛的一代宗师，他们对梅挚诗歌的交口称赞，说明他的创作实绩确为不凡。又如在论述华阳文人王琪时，祝尚书先生纵横捭阖，列举了《苕溪渔隐丛话》、《石林诗话》、《湘山野录》、《曲洧旧闻》等诗话中的记载，表现出王琪诗名之盛和诗思高妙。在评价这类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时，祝先生既不拔高，也不贬低，意在凸显他们在历史坐标中真实的位置。例如，祝先生对宋初巴蜀作家田锡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他在巴蜀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田锡是有宋第一代作家，其理论与创作得失，必然产生深远影响。总的说来，田锡在理论上对文学自身的特点认识较深刻，诗文创作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一方面也认为他“还有所不足”，“是一位过渡性的作家”。同样，对这类作家实际创作成就的评价，祝先生是秉持公心，独见胜解，他不仅肯定这类作家创作的独创性，也客观批评其不足之处。如对苏轼的表亲文同诗歌所作的评价：“他的诗较淡雅，所以前人以为‘有孟襄阳、韦苏州之致’，而‘平旷中具高古简穆之趣’，也是事实，只是开拓略嫌不够，少精警深刻。文同诗、文，诗的成就较文为高，文章之流畅奔放固不及苏轼，所以黄白山谓其‘奇崛’，然也不算艰涩。”又如在评论释宝昙的诗歌时说：“从总体论，宝昙诗边幅较窄，次韵唱和之作较多，用字造语讲究，颇见推敲之功，但也有不少咏怀之作气格豪迈，写的相当出色，颇具苏诗风度。”

除上述优点外，该书还有不少可赞誉之处，如资料极为丰富，文笔简洁流畅，特别是学术性和普及性结合得很好。《通论》虽然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作者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写出，非常具有可读性，为该书增色不少。具体地说，该书既有精深透辟的学术思考，又有引人入胜的介绍性内容。例如，《通论》的第六章第四节论述南宋时期的悲剧诗人宇文虚中，情节曲折、跌宕起伏，颇有传记文学的韵味。宇文虚中的一生充满悲情的色彩，在展开论述前，祝先生以几句简明扼要的生平介绍便吸引了读者：“南宋初期，蜀中有位特殊的作家，在靖康间兵临城下、社稷危亡的严重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担当大任，后不幸被金人扣留在北方，做了金的‘国师’。他的表现，有人认为是丧失民族气节，一说他是为了隐忍以成大事。不管怎样，最终金人以‘谋反’罪，焚死了他的全家。这个悲剧人物，就是宇文虚中。”

概言之，《通论》高屋建瓴，大笔如椽，它深刻分析了宋代巴蜀文学发展的内部机制，揭示了宋代巴蜀文学的特点和风格，明晰了宋代巴蜀文学家辈出的原因，它对巴蜀文学的研究既有宏观的建构提炼，又有细部的涵泳品味，它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区域文学历史画卷。

骆晓倩，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