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与周恩来:肝胆相照五十年

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于1924年黄埔军校初建时即与周恩来结下深厚友谊，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两人在谈判桌上数次强硬对峙，在桌下把酒言欢。在张治中之子张一纯看来，父亲与“周叔叔”这对亦敌亦友的兄弟，肝胆相照了五十年。

⊙ 作者：《小康》记者 金依莎 苏枫

“我给你讲讲我第一次见毛主席吧。”2011年1月的一个下午，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老先生笑着对《小康》记者说。

或许很多人都知道，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的张治中主动让出重庆中山四路上清寺的家──桂园，让其成为毛泽东、周恩来的办公会客之处。然而，下面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却是张一纯珍视一生的回忆：当年，张治中夫妇搬走，14岁的张一纯从楼里搬到传达室祝一天，毛泽东要理发，警卫从外面请来师傅在一楼的平台上给毛泽东理发，张一纯正巧在一边打弹子玩，他看见理完发毛泽东站起身，礼貌地对理发师傅说：“谢谢！”边说边与师傅握了握手，并从兜中掏出香烟来请师傅抽。“他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对人非常客气，还给理发师傅让烟。”这样“出乎意料”的一幕，让张一纯记到现在。

让老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父亲与共产党人的友情。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周恩来曾评价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张一纯看来，父亲之所以能不与共产党人打仗，在于“他做任何事都是对事不对人，他最乐意见的就是中国人可以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

张一纯觉得，有一件事或许可以体现父亲与共产党的渊源。当年，张一纯在南京金陵大学附中读书时，有一天忽然接到父亲来信，让他到位于河西走廊的山丹中学求学。去了后，他才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学校，校长是国际友人艾黎。“这里条件很艰苦，住的是草屋，土砖搭的床，草垫上放棉被。一天，教电工学的意大利老师因为给共产党送电台被抓，艾黎让我坐车从山丹到兰州，连夜赶500公里的路找人求助。”

张治中与共产党“结缘”，多少得益于周恩来。张治中在1924年于黄埔军校任职时与周恩来结识，从此后，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两人虽在谈判桌上数次强硬对峙，在桌下却把酒言欢。

2011年的一个下午，在北京冬日的暖阳下，张一纯老先生接受《小康》记者专访，回忆父亲的戎马一生，回忆父亲与“周叔叔”50年的兄弟情。

“闹喜酒时，父亲把周叔叔灌醉了”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1890年10月出生在一个贫苦手艺人家庭，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蒋介石也出身于保定军校，张治中与蒋是同学，从此，张治中开始了与蒋介石长达二十几年的合作，并始终是蒋最信任的军政要员之一。

张治中在黄埔军校期间，和中共几位党员的关系非常好。周恩来是黄埔第一期的政治部主任，张到黄埔后，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张治中还曾一度申请加入中共，并密商于周恩来。周表示很高兴，但说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答复。过了一些时候，周回复说：“中共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此时恐有不便，不如稍待适当时机为宜。但中共保证一定暗中支持你，使你的工作好做。”

张一纯说，“对于朋友们来说，我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邓妈妈（邓颖超）请我到她家做客时曾说父亲很爱讲笑话，别人哄堂大笑，而他却绷着脸一点也不笑。还讲起1925年我父亲参加她与周叔叔的婚礼，闹喜酒的时候把周叔叔都灌醉了。”

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甚为激烈，黄埔军校内的国共斗争，实际上是社会上两党斗争的缩影。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张一方面为蒋所重用，另一方面又与中共关系密切，所以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张认为革命事业才开始，国共两党只宜团结，不应分裂，因此对两派斗争并不赞成，但在行动上多左倾，偏向“青年军人联合会”，以致蒋介石起了疑心，蒋曾密询亲信王懋功：“张治中是否共产党？”王力言流言不足信，为张说了很多好话，蒋才释然。

1927年，国共内战爆发。张治中为避免与中共作战，退守二线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从此主持国民党军事教育，长达十年。作为“军事教育家”的十年间，唯有在民族危亡之际，张治中才出马带兵。

虽是兄弟，寸步不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张治中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与作为共产党首席代表的周恩来一起进行过多次和谈。其中，最有名的两次是1945年的重庆谈判和1949年的北平和谈。

张治中多次向蒋介石谏言要“联共”，以致有一次，蒋介石勃然大怒，说：我是在和共产党代表讲话吗？但蒋介石也从中看出了一点门路：一、张治中是可以打通国共对立坚冰的难得之人；二、张治中是可以被中共领袖如周恩来所乐意会见、接谈之人；三、张治中还是能够把中共方面的真实想法转达呈送的合适之人。

1945年，国民党政府主张国共和谈，毛泽东欣然同意。为了安排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相关事宜，周恩来提前来到重庆安排，张治中不仅让出住所，并在安排警卫时也是煞费苦心。张一纯回忆说：“周总理和父亲谈具体事宜，我跟在身边，所以听到他们的谈话。爸爸说：‘为了保护毛先生的安全，我准备派政治部警卫营的一个手枪排来担任警卫工作，他们大部分都是我老家的人，一定靠得住。’周恩来想了想说：‘这样不好，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的话责任都会给你，不如还是找重庆警备司令部。你的人可以换成便衣，做内部保卫。’”

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这次和谈达成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协议签定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返回延安。当晚，周恩来在桂园摆酒席感谢为毛泽东服务的工作人员，张一纯也参加了，周拉着张一纯的手说：“我和你说几句话，你在哪上学？”“德精小学。”“功课怎么样？”“我算术不行，物理也不行，老不及格。”“有什么行的？”“语文好。国民教育行，地理常识也行。”“有一门精通的就行。你找个本子来，我给你题词好不好？”说完，周恩来在张一纯的本子上写下：光明在望，前程万里，新中国是属于你们青年一代的。──一纯世兄。“周叔叔，您怎么写‘一纯世兄’啊？”“这表示我是你父亲的弟弟。”周恩来拉着张一纯的手说。

说是“弟弟”，此言并不是周恩来的客套话。周恩来虽然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在工作时可以与张治中互拍桌子，但到了桂园做客时，周恩来却总会谦虚地坐在张治中沙发旁的脚凳上，有时留在桂园吃饭，周也会高声谈笑，对张一纯打招呼说：“一纯，今天中午我在你家吃饭啊。”说到周恩来时，张一纯充满了欢乐与亲密。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李上台后，即宣布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请张治中负责和谈。临行前，张治中特别赶到浙江溪口，向已下野的蒋介石辞行，蒋只说：“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4月1日，北平和谈开始。经过10多天的会谈，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写出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稿，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于是，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协议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签字，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在会上，张治中表示：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而周恩来则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绝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他还预言：该协定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一定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也料到，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

对于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20日，国民党中常会发表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接受协定！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

和谈破裂，南京代表团的去留问题，无可避免地摆在面前。张治中囿于从一而终的伦理，反复强调：“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来和谈的，和谈既然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同志们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当时的张治中留居北平，心情苦闷，思想斗争很激烈。由于多年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赏识和重用，张总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对此，周恩来坦诚指出：“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24日，在南京派来接代表团的专机上，走下了张治中的夫人及子女。

当时从上海到北平的情景，对于张一纯来说还如在眼前。“当时我们全家都住在上海我大哥家中。4月24日凌晨两点多钟，父亲的老朋友、中央航空公司邓士章先生打来电话说：张先生有电报来，让你们乘飞机去北平。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早晨6点前派车去接你们，请做好准备。6点左右，航空公司的汽车来了。我们迅速装上行李，离开了家。汽车一直把我们送到机场。我看到飞机没有按照惯例停在候机大楼前的停机坪上，而是远远地在起飞跑道上等候。汽车一直开到飞机前，我们刚跨进机舱，飞机就起飞了。当天下午平安到达北平西郊机场，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父亲和周恩来的代表叶剑英同志。”

“晚年时，是总理多次保护了父亲”解放后的中国，改天换地。而对于张治中来说，也掀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张治中协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前往迪化，筹备改组新疆省人民政府工作，商榷拟订新疆省的施政方针。不久，他又前往西安，协助彭德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并开展陕、甘、宁、青、新五省的领导工作。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倒，正在广州休养的张治中得到消息后马上写了一封上万字的信给毛泽东，这封信被周恩来截收，周恩来特派自己的秘书高登榜亲自到广州，转告张治中说：“你给毛主席写的信我收到了，请放心。但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好好休养。”张一纯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表情凝重地说：“现在想想，实际上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啊。”

“文化大革命”狂风刮起后，张治中曾经陪伴毛泽东在天安门审阅红卫兵。张一纯回忆说：“1967或1968年的国庆节，我父亲执意要见毛主席，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就让我推着他到了城楼上，见到毛主席后他说：‘毛主席啊，你老人家走得太快我跟不上了。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他们被打倒，你老人家怎么办呢？’毛主席本来坐着，听到这话他站了起来，说：‘文白兄，我们可以甄别嘛。’”

其实，这时候的张治中也已受到冲击。他的家已经过两次红卫兵的冲击，乃至周恩来特派解放军站岗，以对其家人加以保护，1967年又安排张治中入住北京三零一医院，改名林友文，就连亲人也不能探视与电话联系。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张治中常常沉默不语，每天看着报纸，一言不发。但等到张一纯下班，张治中会问问儿子今天发生的事情。张一纯说，“父亲晚年时我和他住在一起，所以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绪是比较低沉的。其实他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心情不好，有些事情想不通。”

1969年4月6日，79岁的张治中抑郁而终。张治中去世后，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恩来则提出，一定要搞个仪式，周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向这位老朋友深深鞠躬告别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落寞与孤独。少年意气风发时结识于军校的兄弟，中年颠沛流离时的对手和朋友，最终先他而去，静默离场。